作者:陳益南
1945年9月3日,重慶,蔣介石參加勝利日茶話會。
蔣介石從1917年(30歲)即開始記日記,直至1972年(蔣於1975年去世),五十多年間,幾無間斷。現在,蔣的後人已將他的日記,捐贈給美國斯坦佛大學胡佛研究所保存,並供全世界學者研究。
從報上看到蔣介石有關抗日的幾段日記,似看到了蔣當時對日本侵略的思考。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第二天,即9月19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
“昨晚倭寇無故攻擊我瀋陽兵工廠,並佔領我營房。刻接報已佔領我瀋陽與長春,並有佔領牛庄等處。是其欲乘粵逆叛變之時,內部分裂,而侵略東省矣。內亂不止,叛逆毫無悔禍之心,國民亦無愛國之心,社會無組織,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論決無存在於今日世界之道,而況天災匪禍相逼而來之時乎?”
蔣介石在這裡所說的“粵逆叛變”、“內部分裂”,並不是說中共與紅軍,而是指當時主政廣東的國民黨粵系將領陳濟棠。1931年,乘國民黨元老之一胡漢民被蔣介石軟禁一事,陳濟棠即通電反蔣,並驅走廣東省長陳銘樞。同年5月,汪精衛等則於廣州另立國民政府,陳任第一集團軍司令。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之際,蔣介石所處,並非真正一國之元首的地位。
除了中共與紅軍的力量在不斷擴大外,就是在國民黨內部,各自統兵數十萬的西北馮玉祥、山西閻錫山、廣西李宗仁這三大派系,都在積極進行反蔣。1930年四月,蔣馮閻李在中原地區爆發了上百萬兵力廝殺的大戰,雖然最後由於東北張學良的支持,以蔣介石獲勝告終,但馮、閻、李三派並未徹底垮台,只是表面臣服而已。而且,很快又出現了陳濟棠在汪精衛支持下公開反蔣的局面。
可想而知,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面對日本發動九一八侵略事變,還能有多少精力?
過去,蔣的一句口號:“攘外必先安內”,人們都以為他只是針對中共與紅軍。現在看來,這“安內”的含義,比人們對此口號的認識,要廣闊得多。
歷史的真相,往往出乎人們的想當然。
“九一八”事變後第三天,9月20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又寫道:
“日本侵略東省,是已成之事,無法補救。如我國內能從此團結一致,未始非轉禍為福之機。故對內部當謀團結也。”
這應是蔣介石對九一八事變之前景,所抱的最積極態度。
其實,蔣介石自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發生了日本駐濟南軍隊慘殺中國人的“濟南慘案”後,便對日本變為恨之入骨,從此,每每在日記中都會寫上“雪恥”二字。
1931年10月20日,在國民黨政府與日本方面交涉後,他在日記中寫道:
“見日本代表,感想無窮,始見之如和柔,一與之接近,則狡獪之色,輕侮之行,立現無餘。歐美各國代表,皆可親可愛,未有如日本之惡劣也。可知倭奴怕凶而不知禮義,東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殘也。”
1937年7月30日,北平淪陷後,蔣在日記中更是憤書:
“雪恥。試看暴日究能橫行到幾時?!”
對正式開戰抵抗日本的時機,蔣介石認為,他有過誤判。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後,第二天,即7月8日,蔣在日記中寫道:
“倭寇在盧溝橋挑釁,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此時倭寇無與我開戰之利。”
認為日本人雖然野心勃勃,但他們還沒有到敢於全面與中國開戰的力量。因此,蔣介石對“七七盧溝橋事變”採取了強硬態度,欲藉此迫使駐華北的日本軍隊有所約束。但是,到7月底,戰勢並未如蔣所期望,日本軍隊的猖狂不僅未能被扼制住,相反更甚,竟先後佔據北平、天津。
因此,蔣在其“本月反省錄”中寫道:
“倭寇隨手而得平津,殊出意料之外。”“對倭外交,始終強硬,其間不思運用。如當時密允宋哲元(當時負責抵抗日本的國民黨29軍軍長——陳注)准倭築津石路,則至少可有一年時間展緩準備,亦較完整。此則余對外交政策,一惟輿論是從,而疏於遠慮,自謀大亂之過也。”
顯然,蔣介石認為,以“七七盧溝橋事變”為契機,打擊一下日本的囂張氣焰,這個方針,看來有誤。也就是說,正式全面抵抗日本的侵略,仍嫌過早一年。而他檢討這個誤判之責,則是在於他“一惟輿論是從,而疏於遠慮”。
2008-06-22
來源: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