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益南
1945年9月3日，重慶，蔣介石參加勝利日茶話會。
蔣介石從1917年（30歲）即開始記日記，直至1972年（蔣於1975年去世），五十多年間，幾無間斷。現在，蔣的後人已將他的日記，捐贈給美國斯坦佛大學胡佛研究所保存，並供全世界學者研究。
從報上看到蔣介石有關抗日的幾段日記，似看到了蔣當時對日本侵略的思考。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第二天，即9月19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
“昨晚倭寇無故攻擊我瀋陽兵工廠，並佔領我營房。刻接報已佔領我瀋陽與長春，並有佔領牛庄等處。是其欲乘粵逆叛變之時，內部分裂，而侵略東省矣。內亂不止，叛逆毫無悔禍之心，國民亦無愛國之心，社會無組織，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論決無存在於今日世界之道，而況天災匪禍相逼而來之時乎？”
蔣介石在這裡所說的“粵逆叛變”、“內部分裂”，並不是說中共與紅軍，而是指當時主政廣東的國民黨粵系將領陳濟棠。1931年，乘國民黨元老之一胡漢民被蔣介石軟禁一事，陳濟棠即通電反蔣，並驅走廣東省長陳銘樞。同年5月，汪精衛等則於廣州另立國民政府，陳任第一集團軍司令。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之際，蔣介石所處，並非真正一國之元首的地位。
除了中共與紅軍的力量在不斷擴大外，就是在國民黨內部，各自統兵數十萬的西北馮玉祥、山西閻錫山、廣西李宗仁這三大派系，都在積極進行反蔣。1930年四月，蔣馮閻李在中原地區爆發了上百萬兵力廝殺的大戰，雖然最後由於東北張學良的支持，以蔣介石獲勝告終，但馮、閻、李三派並未徹底垮台，只是表面臣服而已。而且，很快又出現了陳濟棠在汪精衛支持下公開反蔣的局面。
可想而知，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面對日本發動九一八侵略事變，還能有多少精力？
過去，蔣的一句口號：“攘外必先安內”，人們都以為他只是針對中共與紅軍。現在看來，這“安內”的含義，比人們對此口號的認識，要廣闊得多。
歷史的真相，往往出乎人們的想當然。
“九一八”事變後第三天，9月20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又寫道：
“日本侵略東省，是已成之事，無法補救。如我國內能從此團結一致，未始非轉禍為福之機。故對內部當謀團結也。”
這應是蔣介石對九一八事變之前景，所抱的最積極態度。
其實，蔣介石自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發生了日本駐濟南軍隊慘殺中國人的“濟南慘案”後，便對日本變為恨之入骨，從此，每每在日記中都會寫上“雪恥”二字。
1931年10月20日，在國民黨政府與日本方面交涉後，他在日記中寫道：
“見日本代表，感想無窮，始見之如和柔，一與之接近，則狡獪之色，輕侮之行，立現無餘。歐美各國代表，皆可親可愛，未有如日本之惡劣也。可知倭奴怕凶而不知禮義，東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殘也。”
1937年7月30日，北平淪陷後，蔣在日記中更是憤書：
“雪恥。試看暴日究能橫行到幾時？！”
對正式開戰抵抗日本的時機，蔣介石認為，他有過誤判。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後，第二天，即7月8日，蔣在日記中寫道：
“倭寇在盧溝橋挑釁，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此時倭寇無與我開戰之利。”
認為日本人雖然野心勃勃，但他們還沒有到敢於全面與中國開戰的力量。因此，蔣介石對“七七盧溝橋事變”採取了強硬態度，欲藉此迫使駐華北的日本軍隊有所約束。但是，到7月底，戰勢並未如蔣所期望，日本軍隊的猖狂不僅未能被扼制住，相反更甚，竟先後佔據北平、天津。
因此，蔣在其“本月反省錄”中寫道：
“倭寇隨手而得平津，殊出意料之外。”“對倭外交，始終強硬，其間不思運用。如當時密允宋哲元（當時負責抵抗日本的國民黨29軍軍長——陳注）准倭築津石路，則至少可有一年時間展緩準備，亦較完整。此則余對外交政策，一惟輿論是從，而疏於遠慮，自謀大亂之過也。”
顯然，蔣介石認為，以“七七盧溝橋事變”為契機，打擊一下日本的囂張氣焰，這個方針，看來有誤。也就是說，正式全面抵抗日本的侵略，仍嫌過早一年。而他檢討這個誤判之責，則是在於他“一惟輿論是從，而疏於遠慮”。
2008-06-22
來源：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