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主持人：香梅
主持人：香梅
嘉賓：李懷恩
時光如流，往事如煙。
人物百家，回首悠悠歲月，講述真實歷史。
百家人物，正如那天上的星星，閃爍在夜空里，常留在記憶中。
呂熒對中共搞的「土改」政治運動沒有好感。
有一回，呂熒向系學生會的一位學生問起參加所謂的 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下鄉進廠等活動的情況。聽完之後他說：「學校組織你們參加一些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要你們向社會學習，這是好的，但是，你們好不容易踏進大學這個門坎，主要任務應該是讀書。要珍惜時間啊！我們是正規大學，不是政治訓練班，學生參加社會活動固然重要，但不要影響更不能代替本科功課的學習。」
他還說，感性知識畢竟有它的個別性，歷史上流傳下來的書本知識才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比起實際來，是一種更全面、更普遍、更深刻的知識……
1949年5月9日，呂熒（左）乘船離開台灣，經香港回北平參加第一屆文代會。右為駱賓基。（圖片來源：炎黃春秋）
那位學生後來說，第一次聽到有人對他說這樣一些話，感到很新鮮，覺得持之有故，言之有理。
這之後，中共發動起針對國內資本家的「五反」運動，呂熒也流露出擔憂和不滿。在學生參加市裡工商界的五反運動一個半月後，他認為這些活動「打亂了學習計劃」。他還對一位學生說：「這幾年，你們哪門功課從頭到尾地學完了？系裡這麼多有名望的先生，卻不能好好向他們學習，多可惜呀！」
有位學生後來回憶說：「先生似乎在為現實社會中存在的某些問題憂慮。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文革』之後，『讀書無用論』已經初露端倪，文化園地已經開始沙化，而呂先生，憑著他超人的敏感與遠見，已經對『讀書無用論』、『知識越多越反動』這些謬論不滿了！」
1951年，中共開始鋪天蓋地地批判電影《武訓傳》。呂熒對去看望他的同學說：「武訓也是你們山東的一個聖人，他辦義學錯在哪裡？沒有錢，到處募捐甚至乞討，正表現了他對辦學的堅韌執著，怎麼成了罪人呢？」
呂熒沒有想到，他這位旁觀者，不久成了這種荒唐攻擊的目標。1951年11月，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刊物《文藝報》（第2卷第2期）上刊登了一篇署名張祺的讀者來信，題目是《離開毛主席的文藝思想是無法進行文藝教學的》，內容直指呂熒。
主要是「揭發和批評」呂熒在文藝學教學中所謂「嚴重脫離實際和教條主義」。說呂熒在文藝學教學中，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內容作為課後講解的內容，不重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指導作用，盲目崇拜西歐和俄羅斯名著，看不起來自所謂「解放區」的新文學作品，等等。
這封「讀者來信」登在中共的權威刊物上，立馬引起軒然大波。
當時，山東大學副教務長責令呂熒寫檢查。系黨支部書記到各班動員，要求學生們寫小字報，開小組討論會，對呂熒進行批判。他甚至對學生說：誰不參加批判呂熒，是對黨的號召的態度問題，黨團員是要受到批評甚至受到嚴厲處分的。不過，系裡很多同學有不同態度，有的同學氣憤地把那期《文藝報》撕得粉碎；有些同學還聯名寫信給《文藝報》，指出張祺的信，純屬道聽途說、斷章取義、片面歪曲，要求澄清事實。那些日子，整個系裡充滿了緊張的空氣。
呂熒拒絕作出任何檢討，他說，他無錯可認，他要對自己負責，也要對學生和讀者負責。
呂熒在《文藝報》上發表文章說：「XX沒有去聽過文藝學的課，可是他引了我在課堂上講的話。這些話經他一寫之後，和原意正好相反。還有一些話我根本就沒有講過」。
事實上，這位寫信的張祺是山東大學中文系辦公室的一名資料員，沒有聽過呂熒的講課。後來有人透露，他給《文藝報》寫信，是因為有人在背後策劃和指使，經過領導研究首肯的。
《文藝報》1952年第2卷第2期上的「編輯部的話」里是這樣寫的：「在該校的行政領導下，該系同學經過了熱烈的學習和討論之後，大都明確地認識了呂熒同志教學中脫離實際、脫離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教條主義的錯誤，並迫切要求改進。」
學校在大禮堂召開了批判呂熒的大會。華崗校長不贊成在會場橫幅上出現「批判」二字，改成「文藝學教學思想討論會」。不過，畢竟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批鬥會，發言人的言辭還是非常尖銳和激烈的。坐在前方的呂熒幾次想登台反駁，都被中文系副主任擋住。
後來，呂熒索性把兩個孩子交給保姆，隻身一人跑上海去了。他在上海的時候華崗校長還寫信希望他回去繼續教學，但呂熒沒答應，他選擇了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做翻譯。
署名趙淮青《鐵骨金聲 巍巍其人——呂熒先生逝世35周年祭》的文章說：「如今，時間過去了50多年，當我們再來回顧山大中文系那場獨有的『左』式運動時，心情依然沉重。呂熒先生講授文藝學，即是文藝理論和文學創作的基本知識，在教學中，他用新的文藝觀點來分析講解他自己對中外文學精品的研究成果，這在當時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然而世事不公，回報他的竟是一場大批判。這真讓人啼笑皆非，不可理喻。而更讓人遺憾可惜的是，山東大學的文藝學課程由此夭折，並永遠失去了一位多才多藝、學識淵博的好老師。」
呂熒是怎麼捲入胡風案的呢？
胡風，文藝理論家、文學評論家、翻譯家、詩人，是中國左翼文化代表人物。1950年代，胡風因為自己的文藝理論多次和中共文藝界頭目（如周揚）的觀點衝突，中共對他的學術觀點的爭論升級為政治批判。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認為胡風反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建立反黨反人民集團，被定為反革命，並在5月18日被逮捕。胡風入獄十年後被正式判刑14年，文革時期被重判為無期徒刑。
當時，「胡風案」有幾千人涉案，近百人被逮捕。很多名人學者被這場來勢洶洶的「胡風案」嚇倒，紛紛出來批判胡風以避嫌，整個文化屆談「胡」色變。
呂熒在1937年初就與胡風有信件來往，還曾在胡風辦的《七月》雜誌上發表過《田間與抒情詩》、《論在藝術方法上的魯迅》等文章。1953年胡風全家由上海搬到北京後，呂熒成了胡風家中的常客。胡風夫人梅志這樣描述呂熒：「他比過去見得更為古板了，學究氣更重了。他在我們家聊天很少有開懷暢笑的時候，只有文文靜靜地說點什麼，他年紀並不大，但看去已沒有了青年人的朝氣，成了一個老成持重的學者。」
胡風被捕入獄後，全國掀起了揭露、批判、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運動，共計2100多人受到牽連，92人被捕、62人被隔離審查、73人被停職反省。
1955年5月25日，中國文聯和作家協會召開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700多人，都是當時的文化名流。
當時的文聯主席郭沫若主持會議。他在宣讀了《請依法處理胡風》的開幕詞後，提議撤銷胡風的一切職務，對胡風等「反革命分子必須加以鎮壓，比解放初期還要嚴厲」。之後，輪到台下全體人表態。大約有二十多人在台上做了「贊同、擁護」之類的發言。
呂熒坐在台下一邊抽煙一邊聽別人的發言，他幾次站起來說話，都被中文系副主任高蘭制止了。他乾脆寫了張要求發言的條子遞上去，後來等不及主持人同意，乾脆直接跨上了主席台。
呂熒大大方方坐在郭沫若和周揚中間，在台下一片驚愕的目光中，對著話筒大聲說：「胡風人很直爽，但性格有些缺點，文章晦澀難懂，讀者感到吃力，我也曾對他提出過批評意見。」
呂熒接著說：「我們批評、幫助胡風是應該的，但他不是政治問題，也不是反革命!他所寫的都不過是文藝問題上的討論，是學術問題。」
（轉載請註明希望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