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初，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一次論壇上，當面向阿里巴巴主席、中國首富馬雲拋出橄欖枝，邀請阿里巴巴回港上市，迅即成為中港財經新聞頭條。
當林鄭說到香港將於年中落實接納“同股不同權”，馬雲立即帶頭鼓掌，並表明會認真考慮香港市場：“對今天的香港，我從未有過如此大的信心。”
2013年，香港交易所曾高調拒絕不符“同股同權”要求的阿里巴巴，阿里轉赴紐約交易所，成為該所史上最大的IPO（首次公開招股），香港被嘲“錯失金蛋”。
港交所去年底提出修改規則，容許同股不同權公司上市。中港媒體表現興奮，熱衷揣測究竟哪家“獨角獸”科創公司會率先來港；但挾着巨額商機的“同股不同權”，仍在香港遭遇反對聲音與質疑。
為什麼香港要拒絕“同股不同權”？
“同股同權”公司每一股的投票權相等，但“同股不同權”的公司則有兩級（或更多）股權，分為“一股一票”及“一股多票”；管理層只須掌控少量股份，就可掌握營運主導權。
不少科技公司、包括互聯網巨頭Google母公司Alphabet及Facebook均屬此制，令公司在大量融資的同時，創辦人的控制權不致旁落。阿里巴巴主席馬雲及其合伙人，合共只持有約一成的股份，仍有權提名大多數董事。
但這個機制被認為對投資者保障不足；為保障投資者權益，港交所自80年代末以來，一直不允許“同股不同權”公司上市。
2014年阿里轉投紐約，香港交易所總裁李小加向港媒表示，為香港堅持法治社會原則而驕傲，指香港不會為了短期利益，犧牲長遠原則，但“今天堅持我們的原則，也不是沒有成本的”：為此，香港要將一些極具市場潛力的“獨角獸”——市值超過10億美元的初創企業——拒諸門外。
三年來，阿里巴巴股價不斷上飆，紐交所其他中國“同股不同權”科技公司亦一路向好。但因為缺乏大型新股，香港的IPO集資額連年下跌，由2015年的全球第一、超過2600億港元，跌至2017年僅1300億港元，落後於紐約、上海及倫敦。
如今，港媒形容港交所接納“同股不同權”是“形勢所逼”。
港交所上月宣布修改規則的計劃，容許同股不同權的“新經濟”公司在主板上市，限制一股最多十票（約持9.1%股份就可掌握逾半投票權），公司市值最少須達100億港元，但“新經濟”公司的定義須再諮詢，預計2018年中推行。
中港媒體已在熱傳不同“獨角獸”計劃來港的消息，坐擁“支付寶”業務的螞蟻金融、滴滴出行、有“中國蘋果”之稱的小米均在其列。香港股市將會迎來新一波熱潮。
為什麼中國公司覺得香港比紐約更吸引？
對中國公司而言，除了市場開放、規則清晰、政策風險較小等一般國際金融中心均具備的特質，香港最大的優勢還是其屬於“中國領土”的位置。
以擁有“支付寶”業務的“螞蟻金服”為例。2011年，因為官方對支付業務的外資限制，阿里旗下的支付業務“支付寶”，於2011年自母公司分離出來，轉到內資公司，以獲得中國央行發牌。
支付寶母公司“螞蟻金服”是純內資結構，與在美國上市的阿里巴巴集團沒有關係。馬雲多次表示，希望螞蟻金服能夠在A股（人民幣普通股）上市。
香港著名股評人大衛·韋伯（David Webb）向BBC中文指出，香港開放“同股不同權”，其中一個效果是讓這些公司可以回到中國領土上市，減低美國監管機構對它們的影響力。
“大企業在美國上市，令中國政府對它們的控制力減少。”韋伯認為：“（同股不同權）也減低了股東權力，確保了中國政府對企業的控制。”
“同股不同權”是不可違逆的大趨勢嗎？
中國媒體輿論認為，香港此前不接納“同股不同權”，是制度僵化、拒絕創新的表現。
但在國際市場，“同股不同權”架構一直頗受爭議。
·屬“同股不同權”架構的“新聞集團”（News Corp），控制權牢牢掌控在傳媒大亨默多克家族手中。集團經歷2011年竊聽醜聞、一系列問題收購、明顯屬意子女繼承等問題，均令股東不滿集團管理不善，但股東無足夠投票權，挑戰默多克家族的地位
·今年中，Snapchat母公司Snap發行完全沒有投票權的股票，引起投資者不滿，上市后遇重挫
·“標準普爾”500指數等一些主要指數公司，宣布拒納此類公司為成分股，指它們對不同類別股東“作不平等對待”
因管理者毋須考慮股東，“同股不同權”被認為對企業管理有壞影響。特許金融分析師協會總裁施博文（Paul Smith）向BBC中文表示，目前國際市場上對“同股不同權”的看法並非一面向好，該協會亦不認同企業採用“同股不同權”架構。
而韋伯則指出，在美國這種股票被稱為“次等股票”（Second class shares）：“因為事實上，（沒投票權的股票）是一種次貨。”
“同股不同權”在香港的批評者普遍指出，美國能夠接納股權不平等的架構，是因其法律制度對投資者保障更多，股東可用“集體訴訟”方式維權；但香港並無類似機制，投資者無從法律途徑，維權自己的權益。
在香港社會，不少意見認為當年不接納“同股不同權”是一個錯誤，令不少科創企業轉投美國，損失慘重。
而韋伯則指出，中國科技公司選擇在美國上市，部份是因為當地對科企的估值較高；估值的考慮，也是中國地產公司傾向棄美國而選香港的理由。“同股不同權”並不是科技公司的必然架構。
“香港市場上最大的公司是騰訊，馬化騰（騰訊主席）就不覺得同股同權是個問題，”韋伯說：“阿里巴巴沒有特別之處，只是一間很大的公司，沒理由特別優待。”
騰訊主席馬化騰與阿里巴巴主席馬雲，在集團的持股比例，同樣不足一成，但因騰訊的大股東、持逾三成的南非MIG集團放棄投票權，將營運交由馬化騰團隊負責，因此即使在“同股同權”之下，馬化騰仍能掌有集團的控制權。但馬雲及其合伙人若放棄“同股不同權”的制度，則會有失去控制權的風險。
接納“同股不同權”對香港是好是壞？
韋伯指出，港交所本身是上市公司，必然以自身利益為先，但它又同時負責監管市場，當中存在利益衝突：“交易所當然想有更多公司來上市，不會管質量；即使香港股市徹底變成一個賭場，它也會很高興。”
施博文同意，短期來說開放“同股不同權”對香港是正確的決定，會令港交所會變得更具吸引力；但他亦指出，這樣吸引過來的公司，質素會較同股同權的公司差。
他認為接納“同股不同權”，是將利益增長置於投資者權益之上。
“香港要建立的地位，應該是要成為亞洲對企業管治要求最高、市場質素最好的城市。”施博文總結：“長遠而言，接納‘同股不同權’對香港損害很大，會減弱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
“對於股市這種重要基建，應該看得長遠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