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消滅私有制文章的微博截圖
中國一位專職研究馬列主義的學者在官媒上大聲疾呼：共產黨人就是要消滅私有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馬列教授周新城在共產黨理論刊物《求是》專欄《旗幟》微博上發表文章宣稱：共產主義就是要消滅私有制。周新城的文章，點名批判了兩位教授張五常和吳敬璉，搬出馬恩列鄧語錄和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理論，猛烈抨擊了當今中國社會中的自由主義私有化思潮，引起了讀者、特別是網上的熱烈討論。
按照人民大學網站介紹，周新城83歲，是人民大學“一級教授”，“著名”經濟學家、理論家、教育家，蘇聯東歐問題研究“泰斗”，博士生導師，曾當過人民大學研究生院長。
他是五十年代人民大學經濟學系學生，獲學士和碩士學位，然後留校工作，文革后成為講師、副教授。教授是1984年國務院特批的。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鄧小平理論、蘇聯東歐經濟。
周新城發表文章的題目是：共產黨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有報道說，其發表文章的《求是》雜誌，是中共中央理論刊物，其前身是紅旗雜誌，是文革中著名的“兩報一刊”的一刊，是中共高層的理論喉舌。據法廣等海外媒體報道，周新城的文章是刊登在求是雜誌網上刊物的“旗幟”欄目，但記者搜尋了求是網和相關欄目，但並沒有發現這篇文章。
在相關的微博微信公眾號中，可以查到這篇文章。在微信相關文章中（察網）后，有3560多個評論，反對和贊成及各種評論，不一而足。一種觀點認為，求是刊登的文章，都有很大來頭。網友張洲說：這個信號簡直厲害了，細咂摸咂摸了不得。旗幟官博相當具有代表性，其隸屬於《求是》雜誌社的，這個雜誌社可不是一般雜誌社，旗幟官博的權威性甚至大於新華社和人民日報。
毛左遭不屑
還有網友洞庭湖老麻雀說：請求“求是”雜誌、旗幟網的編輯、記者先把自己個人的住房、汽車和錢財交給國家，否則，你們在這裡大談的所謂消滅私有制都是講假話。而且我們會認為在你們心中其實只是想分其他人的私產。
由於周新城在文章中點了兩位教授（吳敬璉和張五常）的名，有網友“樂觀的優良傳統”在百度貼吧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質疑周新城是“真左還是‘左’”。
他說，看到周新城批吳敬璉的文章，“十分震驚。
吳敬璉是主張完善市場機制、倡導共同富裕的學者和政府高參，或許有過幾句過度維護私有制的言論，主體言行無疑是左派，怎麼就成了右派呢？”
他說，周教授應該加深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理解，多從行動上、而不是言語上批判他人。走出象牙塔、落實自己的主張的，是你擺脫空想、成為真左的唯一途徑。
“周教授，和多數經濟學者不同的是，你主張公有製為經濟主導。國內這種經濟區域還是存在的，東三省的很多城市都是代表。過往的公有制不完善，儘管“振興東北”實施多年，東三省產業技術逐步跟上主流，但發展依然偏慢。周教授，你可以選擇一個或幾個東三省城市，積極建言落實你的經濟思想，看看是否能加速區域發展啊。”
這位網友說：“如果你的行動能加速區域發展，那你就是真左。如果你罔顧現實、只從言論上討伐他人，我就懷疑你正在墮落成你自己曾經批判的“左”了。”
周新城的文章最先發表在左派網站《察網》上，後來被求是旗幟欄目官方微博轉載。那麼周新城這位中國頂級的馬列主義專家，到底在其文章中說了什麼？
他的標題畫龍點睛，他的小標題也都直奔主題。他的長文第一個小標題就是：共產主義就是要消滅私有制。這聽起來是上世紀20年代共產黨開始煽動國人鬧共產鬧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時代的語言，在中共執政后，也是在土改、社會主義改造、人民公社、大躍進、文革等運動中非常時髦的語言和口號。
人民大學馬列主義學院教授周新城認為，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周新城說：“忘記這一條，就意味着背叛，不能稱之為共產黨員”。
這位人民大學的一級教授、馬列主義專家接下來直接點名香港大學教授張五常，說他是”赤裸裸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分子”。
總體而言，周新城對張五常、吳敬璉等自由主義專家學者的批評包括：他們希望民企化，最好沒有國企。周新城認為，自由派學者忽略了國家有比效率更重要的其他價值，比如政府對社會資源的指揮權，照顧底層人民等非金錢數字能衡量的價值。
在周新城最新發表的文章中，他大段引用了馬恩所謂的歷史唯物主義和剩餘價值學說，以及成為馬克思主義重要組成部分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並得出邏輯結論說：消滅私有制是社會發展的客觀必然趨勢。
而周新城的這些觀點和論述，並沒有絲毫或任何新意。中共主政后的無數政治運動，其重要目標和手段之一，就是消滅私有制。周新城援引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認為：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生產力的社會性質及其發展的客觀要求，是社會發展的規律，是歷史的必然趨勢。
周新城沒有闡述和說明，這些理論和觀點，早在文革前的幾十年就是中共主流觀點甚至是拋頭顱灑熱血不惜大量犧牲生命（殺富濟貧）而追求的目標，它和後來中共改革開放的理論和事件，有什麼樣的邏輯或因果關係。
周新城：共產運動的核心就是所有制問題
這位馬列教授多次提到《共產黨宣言》。他再度說：馬克思恩格斯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說：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問題是所有制問題。他們非常重視這個問題，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消滅私有制。他還引用該宣言的話說：共產主義革命就是要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他還引用列寧的話說，工人階級要獲得真正的解放，必須進行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部發展而必然要產生的社會革命，即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化，把它們變成共有財產。周教授說，這些革命領袖，“總是強調所有制問題，強調要消滅私有制。”“淡化所有制，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
周新城試圖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他談完具體理論，就回到了中國當下的現實當中。
他認為，當前的主要矛盾和問題，就是要不要堅持和發展公有制、消滅私有制和如何對待國有經濟。
他援引習近平的話（2016年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說：國企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善於從政治上看問題，決不能認為這只是一個簡單的所有制問題，或者只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那就太天真了！”
周新城批吳敬璉
人大馬列學院教授周新城在後面緊跟着批判了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經濟學家吳敬璉。他說，吳敬璉“怎麼看國企都不順眼，非要徹底消滅不可。”周新城指控吳敬璉“造謠、撒謊，連眼睛都不眨一下。”
他提到吳敬璉曾在接受香港鳳凰網記者採訪時說，鄧小平沒有說過國有這個詞。他說，吳敬璉在採訪中說，他查過《鄧小平文選》，裡面並沒有提到國有這個詞。而周新城說，吳敬璉是“信口開河”。
周新城說，鄧小平在1985年就說過，“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現在占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周新城說，鄧雖然沒有說國有企業，但“誰都知道全民所有制就是國有經濟”。
也許，鄧小平說這番話時，中國的國有經濟佔到整個經濟的90%以上。但是，到了2018年，不知道周新城教授寫文章時，有沒有查查此時的中國，國有制經濟（全民和集體）占整個經濟的百分比。
在互聯網查詢，有報道說：按照美中經濟和安全審議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中國國有企業產值占經濟總量的45%。還有一個報道援引前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的文章說：到2005年，中國國有企業產值佔中國經濟總量的39%，私營企業產值佔61%。
周新城還不點名地批評了一位“省統計局副局長”和一位“曾經擔任過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的‘經濟學家’。” 他說，這位經濟學家通過歪曲恩格斯的原意，為消滅國有經濟、推行私有化製造輿論。”其用心極其險惡”。
張立建反駁周新城
而這種誅心論，遭到網友的批評。華南師範大學的張立建說：周不了解社會現實，是能力問題。“但一味拿大帽子嚇人，這是文革遺風。”
張立建本周在網上發文反駁周新城的文章說：這種“如此有違常識、如此惡毒攻擊別人的文章竟然能在公開刊物發表，確實佩服某些刊物的高見和無畏。”
華南師範大學的經濟學老師張立建說，周文的核心觀點不外乎私有製為私心服務；公有製為大公無私服務；故要消滅私有制？私有制和公有制又是什麼？只有把握這兩個問題，才能把握周文的偏頗之處。
張立建說，所有的人，包括共產黨人在內的絕大多數，只有先滿足自己的需要。唯如此，才有精力、有能力、有激情滿足他人的需要。周新城會說：公有制能解決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有佔有之間的矛盾，而私有制卻不能解決這個矛盾。
著有《宏觀價值學》一書的張立建說，從現在全國各地的國企（主要是鋼鐵、石化、煤炭產業）去產能的情況來看，足以證明民營經濟比國有經濟更好，更容易解決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個人佔有之間的矛盾。
還有網友提到，周新城在撰寫這篇文章時，不知想到沒有，從江澤民執政期間開始允許資本家入黨后，有多少民營企業家也就是西方意義上的資本家，加入了“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最明顯的代表是三一重工集團的老總梁穩根，他還多次參加黨代會，還差一點成了中央委員。
有網友指出，周新城在那裡抨擊主張擴大私有經濟、縮小國營經濟的共產黨員比如吳敬璉等不配入黨時，有沒有想到批評一下把成千上萬的資本家招入黨內的總書記江澤民以及他領導的兩屆中共政治局？
據不完全統計，中共在其16次全國黨代會開始允許資本家入黨，16、17、18大都有十多位企業家當選全國黨代會代表。基層資本家入黨更多，曾在江蘇發生過企業家入黨潮。
北京人民大學的周新城教授在其文章中說，喧嚷消滅國有經濟的這些人，有的是聲名顯赫、社會影響頗大的“著名經濟學家”，有的是身居高位、掌握實權的領導幹部，他們絕大多數是共產黨員。“真不知道他們讀到《共產黨宣言》里消滅私有制、建立以國有經濟為主要形式的公有制經濟的論斷，是什麼心情？這不是直接打他們的臉嗎？”
不知道周新城的這篇文章，在江澤民主政期間，能否順利發出。
學者：周新城在“末路狂奔”
據一位人大畢業的學者說：周是研究蘇聯經濟的，但卻只講授政治和中國的意識形態。80多歲本來早就該退休了，由於學校和外邊的政治方向變化，轉為終身。
這位知情人士說，周早年不是這樣，也曾對戈爾巴喬夫高度評價，北京新聞工作者戴晴在1989年前對他有兩次專訪，都說戈、蘇聯改革、民主化、公開性的好。“89年後搖身一變，嘗到好處，就徹底撕破臉，末路狂奔了。”這位學者說。
他說，周過去是學校研究所的領導，意識形態挂帥，因此，在職工福利方面，特別是住房和職稱方面，經常給持不同觀點的師生穿小鞋。
這位學者說，因為周走得太過了，文章在官方的刊物也不便發表，只能在一些不入流的毛左和意識形態強的刊物或網上發表。但是在《前線》雜誌（北京市委主辦黨刊）和《求是》雜誌發表的幾篇，都是北京市市委領導和中央領導的首肯。
“再文革開始幾年了”,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