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理該萬象更新，但香港政治陰霾滿布，禮崩樂壞，關切香港核心價值日漸下沉的香港人，眼見政權步步進迫，心急如焚，又苦無妙計扭轉劣勢，難免自怨自艾，不知所措。
但悲觀不等於絕望。前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Philip Dykes）經歴喪女之痛，堅持東山再起，為守護法律專業，聯同香港大學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等共六人，參選大律師公會主席和執委職位，實在是值得敬佩。他們挺身而出，除可推動大律師更積極回應法治和司法獨立的議題，更以身作則以專業知識介入時局。他們清楚示範，當大家飽受歪風吹襲之際，儘管難過，仍可選擇不放棄，在力可能及之內，挽狂瀾於既倒。
近年來，政治權力衝擊法治，浪接一浪。政府對前特首梁振英收受UGL近五千萬港元利益可以不調查，但可以未經法庭審訊便褫奪立法會候選人資格。接着人大釋法取消六名立法會議員當選資格、律政司司長一力主張複核社運人士刑期、上訴庭法官以嚴刑重判社運人士入獄，以至《國歌法》立法傳出有追溯力、“一地兩檢”欠缺法律依據等等，紛紛擾擾，法治底線不斷下移。
社會大眾發覺法治變色，政府走向威權管治，自然心感不妙，卻礙於欠缺專業認識，不知從何說起，總希望業界精英以其專業知識，主持公道，為社會把脈，為公眾發聲，而大律師公會當然責無旁貸。
奈何過去一年，大律師公會看來沒有急市民所急，例如“一地兩檢”法理何在，公會一直溫溫吞吞，一派客觀中立，不置可否。堂堂大律師公會主席會見京官，不但沒有公開痛陳利害，以法論事，更擔當傳聲筒，為京官向港人傳話。直至近日人大常委通過“一地兩檢”的決定，主席和執委席位改選快來，公會才表明反對立場。
較諸九七前後，公會如今已判若兩人。當年直面敏感政治議題、處事敢作敢為，贏盡市民讚譽。例如在2003年反對國家安全立法一役，公會立場堅定、為民請命據理力爭，其後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亦強烈支持，對推動社會進步貢獻良多。有此光榮傳統，現屆領導人面對法治議題而獨善其身，怎可以不汗顏嗎？
再從政治影響力看，大律師公會向來是意見領袖，不可自廢武功。該會雖然是法律專業團體，所代表的大律師人數不外千多人，但由於領導者多是法律界翹楚，學識多，信譽好之外，更獨立於不同政治黨派，建制派不可亂貼政治標籤，因人廢言。因此，過去在法治以至相關政治議題，如何謂普選、言論自由的尺度、人權保障的界線等，經過大律師公會的表態、解說和論辯，大大有助糾正歪論，形成社會共識。當局亦不能等閑視之，不同政治力量亦以公會為拉攏對象。
無疑，今天的執政者恃權傲物，橫衝直撞，但即使強權蓋過真理，也不能任其胡說八道。大律師公會正好可以其專業釐清真相，揭露當權者指鹿為馬，以其權威撥亂反正，制止歪理橫行，也以其社會信譽凝聚共識，表達異議。政權即使繼續照本宣科，推行“一地兩檢”，不過是赤裸裸的權力在說話，而一個只有權力沒有道理的政府，只可憑威迫和利誘爭取認同，其統治的正當性註定沉痾不止。
如此類推，由法治到新聞自由，由教育到城市規劃，以至其他領域，當更多專業人士挺身而出，更多專業團體清心直說，有意識有組織去捍衛核心價值，以至再進一步，把專業見識帶到社會，同時連結其他志同道合的團體，共同譜寫社會藍圖，展示擺脫現狀的可能性，威權管治將灰頭土臉面目無光，只剩殘留的軀殼，等待時日的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