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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光照亮你的心

  •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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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光照亮你的心》書封/ 聯經出版公司提供

無論恩典來自於你的上帝或是我的老天爺,在這世界上,總會有光。
即使在陰暗的角落,也能在隙縫中感受到隨著光線穿透而來的暖意。

抉擇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紐約市充滿節慶的繁忙氣氛。人行道擠滿了人,商店櫥窗妝點得璀璨亮眼,人們攜家帶眷漫無目的地四處亂轉。似乎人人都卯足了勁想讓這段詭異而不幸的日子變得正常。我發現這現象很值得慶幸,但也很讓人不安。

距離天崩地裂的那天已過了三個月,然而生活繼續拖著我們前進,就像拖著綁在車尾的錫罐。這便是這個充滿聖誕過後購物人潮以及到世貿災變現場看熱鬧的人的群魔亂舞區——一臺摔壞了、看不見的噪音製造機,只有我聽得見聲音——給我的感覺。

這不是任何人的錯——不是那對帶著相機的年輕夫妻,不是那個把孩子扛在肩上的父親,不是那個兜售世貿中心照片的男子。問題出在,對我來說,他們身處的世界已經不存在。一切都是虛幻,直到我通過世貿災變現場的安檢站。這時我終於能呼吸,這時我終於感覺自己有了歸屬感。

熟悉的卡車隆隆聲和機具輾軋聲取代了警戒區外的噪音。烤栗子的香氣和溼水泥的味道在我嘴裡混合,很快地將被不容置疑的腐敗臭味所取代。朝著死者——不是你的親人,而是別人的——走過去是相當奇怪的一件事。

更奇怪的是,唯有在這裡我才感覺到自己真正活著。這是在世貿災變現場工作的一個心照不宣的祕密。大家累斃了,但充滿生氣。

工人們很氣憤但沒有怨懟,朋友與同事遭到蹂躪但沒有被擊垮。我在消防員的眼裡、在警員們緊繃的下巴看見這些。不過,話說回來,才經過短短三個月。也許徹骨的疲憊還沒真正到來,也許心還沒全然粉粹——或者也許世貿災變現場已經自成一個小島,裡頭的居民說著一種祕密的語言。

在這裡,大家述說著故事,不必擔心遭到批判,或者得到充滿好意卻討人嫌的意見。不必字斟句酌以避免刺激聽者。沒人會畏縮或轉過頭去,沒人會要求我們融入一個期待我們做回從前的自己的世界。

禁區外面是正常狀態,和照常過生活的人們。而柵門外也有著哀傷和勇敢的人們,存活者和一整個國家的同情憐憫。當輪班結束,我不捨地離開小島時,我會為了那些從沒有機會做抉擇的人、那些我會為他們的破碎遺體祝禱的人,以及那些我鞋上沾著、肺裡吸著他們灰燼的人們,踏步離開。

我在這裡的臨時停屍間——通常被稱作T-Mort——擔任牧師。這是一輛簡陋的長方形活動拖車,一發現遺體和殘肢,就會送到這兒來。這裡是那些失蹤者漫漫回家路的第一站,地磅站。

在這裡,遺骸被逐一登錄、拍照、祝福。祈福是我的工作,當然也是在我之前交班,以及在我之後接班的牧師的工作。我們以八小時輪一次班的方式運作,組成一個持續不斷的祈禱之輪,每天二十四小時不停轉動。我們之間可以互換,也不分宗教。

我們在黑暗中點燃一支閃爍的蠟燭,提醒自己和別人,生命仍然具有意義,上帝並沒有遺忘我們。當燭光被絕望撲滅——照例會有的情形——我們便懷著大無畏的希望,竭盡全力再度把它點燃。

我們全都是自願到這兒來的——牧師、消防員、緊急救護技術員(EMT)、警察、建築工人。光是這點便足以將我們緊緊牽繫在一起。大家的理由各自不同。

有個消防員當天休假,可是他的兄弟還得值勤。當雙塔倒下,他答應母親一定要找到哥哥,否則絕不離開。搜索了兩週,他找到一條帶有他哥哥熟悉刺青的腿。一條腿。這也是他終於能帶回家向母親交代的——還有承諾的達成。

還有一名警員,從事發後就每週六天、持續不斷地在遺址的同一個轉角工作。回家後,他努力擋住的那些意象湧了出來,在他夢裡縈繞不去。只有在世貿災變現場,他的心跳才能恢復正常。在這裡,他沒有空閒多想他看到的東西。等這份工作一完成——如果真有完成的一天——他知道那些陰魂便會找上他。

我到這兒來——不只是世貿災變現場,也包括停屍間——是我從不曾懷疑的一個抉擇。雙塔倒下的那一刻,我的心便已飛來了。兩週後,當一位聖公會主教要求我到這兒來替他輪值夜班,我的其餘部分便跟了來。我和其他神職人員一樣很想幫忙。我想我比其他人感覺更適合這工作的原因在於,安寧病房牧師的工作讓我對死亡有深入了解。能夠參與救援工作——能夠做點什麼——遠遠凌駕了事前的深思熟慮。

感覺就像衝進黝黑的森林裡去尋找一個失蹤的孩子。在熱血奔騰的當下,你不會考慮裡面可能有熊或狼。一旦到了那裡,工作規模的浩大,不知會發現什麼東西的恐懼,還有迷失自己的可能性,以及埋伏在暗處的絕望無助,才終於一股腦兒向你襲來。

主教第一次派我到世貿災變現場,是輪值午夜到早上八點的班。在正常情況下,尤其是這個時段,我從紐約市北郊的住所開車只要三十五分鐘左右就能到達。然而,那天晚上,我知道在我抵達災變現場之前的部分道路會被封鎖。若是搭地鐵,又不確定出站後距離現場會有多遠。跳上車就像閉著眼睛跳下懸崖。我只能朝著大致方向躍下,管不了如何著地或者會在哪裡著地。

我還記得,當我把車子開出車道,街道好安靜。從後照鏡看過去,街坊的房屋有如一整排巨大的嬰兒床,所有居民都正安穩地窩在裡頭。那種牢靠穩固的感覺很讓人安心——等我回來,所有一切和所有人都還會在那兒。我想像我的手指輕拂過每一棟房子,像是親吻道晚安或者祝禱。但是我只輕輕說了聲「明早見」,然後拐彎上了高速公路。

接著我開始想現實的問題。我擔心該如何到達那裡,還有通過警衛關卡時會不會發生問題。我也不確定這工作將會帶來什麼後果,但這時我還無法想像——更別提擔憂——可能的風險或者各種長遠的影響。我只是一頭栽進森林裡去尋找某種失落的東西,儘管我還不清楚那到底是什麼。沿著羅斯福快速道路,我趕在遇上路障之前盡可能往南開。接著我把車停入一座二十四小時停車場,然後找到地鐵站。

當我走下樓梯,通過驗票閘門,站內靜得可怕。我踏在水泥地上的腳步引起巨大的回音,聲音從昏暗的牆面彈回,宣傳著我的到來。我突然驚覺到一個事實:我正在午夜裡孤零零一個人走在曼哈頓下城某處的一個荒涼的地鐵站裡。

光是想到自己在地底下,我已經口乾舌燥、心臟狂跳。雙塔倒塌時數千人被擠壓、埋入地裡的畫面永遠銘刻在我腦海,我們都已經看過不知多少次了,驚駭的感覺依然鮮明。我感覺耳朵裡的血液開始跳動起來。這一刻,我不清楚到底何者比較可怕——遇上搶劫,還是在又一次攻擊中被埋在水泥裡。而無論哪一種,似乎都眼看就要發生了。

所幸,終於有兩道光束出現在隧道深處,後面緊跟著一路頂著兩只大燈前進的列車。儘管我很慶幸我不是列車上的唯一乘客,裡頭的乘客卻稀稀落落的。換作九一一事件之前的任一個夜晚,情況肯定很不一樣。肯定有很多人準備在晚上出門找樂子,在街頭藝人的音樂中快活地聊天。紐約的某些地區總是要到午夜過後才會真正醒來。如果這個時段連紐約人都待在地面上,那麼我跑到地底下做什麼呢?

我一直搭到列車不再前進為止。在距離世貿災變現場幾個街區的地方出站,我不可思議地失去了方向感。原本在這地區有著北極星功能的雙子星大樓消失了。如今在黑漆漆的夜空中只有一個裂開的洞口。當我試著分辨方向,聖保羅教堂出現在我前方,而且四周有不少人走動,讓我鬆了口氣。群體力量和鬥志旺盛的團結氣氛在這時莫名地令人安心。

我順利通過了安全檢查站(多虧主教幫忙)。許多消防車羅列在圍著警戒線的災變現場周邊,大批人員等著把從瓦礫堆送來的一桶桶碎石殘屑傳遞出去。嚴重的挫折感正醞釀中。

位在中心的是一座數量難以估計、悶燒中的殘骸堆棧。找到生還者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可是它薄得就像聖體——你才剛嘗到,它馬上在你嘴裡溶化。唯一留下的是那股充滿期待的記憶,以及再嘗一口的渴望。

接下來八小時,我到處聽聽走走、走走聽聽,盡我所能提供慰藉。這時心靈支援工作還沒有建立完善,我們也不清楚該期盼什麼或祈求什麼。最初,牧師的工作時程安排是由聖公會主導。攻擊事件發生後,聖保羅教堂立刻敞開大門成立休息中心,數百名義工日夜不停地服務,準備食物、分送物資,為那些在世貿災變現場工作的人提供支援。

光是這部分便是一項極為艱苦的任務。不時會有未經許可的人自稱牧師,通過了安全檢查站。其中有些是受到好奇心的驅使,有些則是想趁機勸人入教。我不止一次遇見有人指著悶燒中的大片殘骸,對任何聽得見他聲音的工人說,要是不接受耶穌作為救主,他們將會下地獄。或者更糟,還有人譴責那些在攻擊中沒有被救出、確定已經死亡的人。

這種情況絕不能再發生,而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成立更緊密的組織。

十一月,紅十字會接手了審查和分派牧師到世貿災變現場服務的工作。所有感興趣的各教派神職人員,只要有意願繼續擔任志工的,都受邀聚集在紐約聖公會主教區辦公室。紅十字會規畫了好幾個工作區域,讓牧師們選擇自己感受召喚想前往服務的地點——家屬中心、聖保羅教堂、萬豪飯店、永久或臨時停屍間。

我心中毫不懷疑自己屬於哪裡。我見過的死者遺體比大部分人都來得多,我自忖,舉手表示想到災變現場停屍間服務。我萬萬沒想到,我即將祝福的都是些殘骸,而不是遺體。

從我第一次輪值開始,大型黑色屍袋幾乎都已改成了小型紅色塑膠袋,有時只裝了一顆牙齒或者一片人體組織。燃燒了一百天的瓦礫堆已逐漸變成一個越來越乾淨的坑穴,地獄之火的鼓吹者已被清乾淨,期盼轉換成了決心。

災變現場四周,商店櫥窗閃爍著節慶彩燈,提醒我們生活仍然照舊,即使被死亡浸透。黑暗寒凍的夜晚為那個美得令人心痛的九月天——以及在那之後像把匕首將我穿透的每一個碧藍天空——提供了慰藉。因此我歡迎雪白冬日的到來。感覺就好像天空排空了它的顏色,以便幫助我們重新來過。

我邊走邊縮緊下巴抵抗風寒。

「寒冷可以讓遺體保存得久一點。」我心想。

這陣子我滿腦子就只想著這些。所有一切都和災變現場、遺體、在這裡工作的男男女女脫不了關係。我看了人行道上匆匆來去的一家人不止一眼,心痛地想起我自己的孩子。一小時前我才和他們親吻道晚安,這時卻感覺他們彷彿在另一個世界。

「妳非去不可嗎,媽咪?」

我的八歲女兒在溫暖的被褥中問。我那六歲的兒子已經睡著了。

「每次妳出去我都好擔心,而且聖誕假期還沒過,萬一妳出事怎麼辦?」

她的眼睛打量著我的臉,露出一種認知到生命無常的早熟表情。

「我到底在做什麼?我到底想證明什麼?」

我常這麼問自己——直到我走進災變現場。這時我的矛盾和自責消失了。我無法想像自己是唯一有這感覺的人。

我女兒不可思議地把死亡看得很平常,不單是因為九一一,也因為在我們家這話題常被拿出來討論。從小在一個擔任安寧病房牧師的母親身邊成長,她參加過的守靈、見過的遺體,或許比我認識的任何成人都還要多。

然而她也了解,那些死亡大都是疾病造成的,通常是長期罹病而且以老人居多。她能夠走向陌生人的棺木,將她的小腦袋放在亡者胸前,用小天使般的美好信念說:

「沒事了,你和天使在一起了。」

她說這話時,聽起來莫名地真實。

如今她了解,死亡隨時都會降臨。可能發生在雙親出門上班,或者搭飛機旅行的時候。很可能來得毫無道理。

「答應我一定要回來。」

她雙手摟住我的脖子說。我也很掙扎。身為母親的我為了必須離開而為難、內疚,然而身為牧師的我卻迫切地想要上路。離開家門有時感覺就像撕下一片繃帶——道別拖得越久,心就越痛。

孩子們會沒事的,我告訴自己。他們會沒事的。這是事實,差不多和一首為我抒解離開他們的愧疚感的頌歌一樣真實。我試著不斷複誦它來讓自己相信。我丈夫在家陪他們,萬一他們半夜醒來,他可以安慰他們。我離開時沒有多回想他的模樣。他也一樣,只問我是不是又要到市中心去。我看不出他是否為我擔心、感覺被遺棄,或者和我的世貿災變現場生涯漸行漸遠。

我看到了一些我不知道該如何跟他分享的東西,一些我感覺他並不希望我拿出來分享的東西,漸漸地我也變得越來越退縮。一部分的我迫切想要擁有他的同理心和支持,能有機會述說我的種種經歷,然而另一部分的我也害怕,一旦說出口會被他不情願聆聽的態度所傷。

還有另一部分——或許我們兩個都有——則是,拒絕面對我在世貿災變現場的工作將會留下難以抹滅的痕跡——為自己、為我們的關係,以及為孩子們。

我已經相當熟練,一到達災變現場就把這些念頭打包,裝進一只乾淨漂亮的箱子。我的孩子、我的婚姻、我在停屍間以外的生活,可以等以後再說。

也許我在哄騙自己:驅使我一次次到這兒來輪值的是服事神的心,而不是某種特殊的私心。也許兩者兼有吧!我只知道,接下來八小時我將實實在在活著,我將超越自己作為妻子、母親的角色,更趨近於一種讓人能回想起上帝的憐憫和存在的東西(儘管相當微弱)。

我將寒冷的空氣吸入肺裡,讓安檢站的警官掃描我的識別證然後放我通過。身穿迷彩軍裝的年輕士兵在災變現場邊界內站崗,不時將重心從冰凍的一隻腳轉移到另一腳。

我無法想像在這樣的大冷天裡站得筆直,就算穿著沉重的靴子也一樣。我總不忘向他們致謝,並且鼓勵他們在休息時間多利用聖保羅教堂提供的休憩設施。除了供應食物、熱咖啡和溫暖的休息空間,教堂也有按摩治療師、脊椎指壓師、浴室,還有寧靜。

他們總是微笑、禮貌點頭以對,男人外表下的男孩稚氣有如底層的閃電隱約可見,突然迸現,馬上又消失。

當我繼續往停屍間走,一股新伐木材的香氣讓我放慢腳步、昂起頭來。我深吸著,就像聞到蘋果派時本能地感到幸福。朝香味的來源轉身,我看見為公眾設置的一段通往觀察臺的長長斜坡已經搭建完成,預定三天後開放使用。這也是災變現場籌備中的四座觀察臺的第一座,以便讓一般市民能夠更清楚、沒有阻礙地觀看這場公共悲劇。

除了來看災變現場,他們同時也是見證者,能夠親睹這兒進行中的各種工作,以及整個城市展現尋找遺體、收復這塊土地的剛毅決心。我了解觀察臺的設置引起不少爭議。有些人表示擔心世貿災變現場將會變成觀光景點,但事實上,它已經是了。

這並不表示訪客都是抱著窺探或不敬的意圖而來,他們就只是很想看看。這跟想要參加守靈的衝動不同,不管是出於對遺屬的敬意,或者是為了相信死亡的真實性而必須去看看死者。

如果我沒有在這裡服務,我也會很想來的。我會被這個充滿傷痛的地方吸引,想要來表達敬意並且禱告。

我繼續往前走,離開空蕩的觀察臺——到了週日肯定會擠滿人群——到達充作停屍間的簡樸活動拖車。這裡絕不會開放訪客進入的。這裡是災變現場的聖器室。

在這個長方形房間的盡頭擺著兩張不鏽鋼接收桌。和我們一樣,它們耐心等候著下一批殘骸被送進來。幾名救護技術員坐在折疊椅上輕聲談話,一位看來相當年輕的紐約港務警局的官員倚在牆邊,一個坐在小桌子後方的警探伸展著筋骨。

我走進去時,他們全抬起頭來,揮手招呼或喃喃說聲哈囉。一本巨大的冊子攤在桌上,一頁接一頁登錄著無數生命的遺失部位:一隻腳、一隻手臂、一個乳房、一根骨頭,包括部位名稱、時間日期和地點。輪值的人換了,字跡也跟著改變。

很顯然地,被起出的殘骸越來越少,也越來越小。這讓我想到,這本詳列著尋獲殘骸的冊子已成為記錄九一一災後慘況的斷腸資料庫。

有好一會兒,我站在那裡瀏覽它的內頁。整齊的條目無止無盡地延伸下去。我強烈意識到我無法為這些七零八落的生靈做些什麼,但想到有人來為他們祈福,多少讓我感到寬慰。某個不知名的同事,某個虔誠的人,願意作為天使的化身,為一個生命作證。捧著這本冊子,我知道我同時也捧著我念誦過的禱詞。我正捧著我祝福過的那些遺體——我閉上眼睛片刻,讓呼吸緩和下來。

當我把冊子放回桌上,那名警探打了個哈欠,揉揉疲倦的眼睛。他告訴我這個晚上相當平靜,送來的殘骸非常少,也因此時間過得特別緩慢。起碼我們有個地方可以躲避寒凍。我看了一眼那位港務警局官員,認出他是我曾經在這裡見過的人——魯迪。一個大約二十八歲、長得高大威風的男子。肩膀寬闊,胸膛似乎就要從外套裡迸出來。

除了體格壯碩,魯迪有著親切迎人的臉龐和笑容;不像拖車裡的其他人,他完全沒有疲憊不堪的樣子。那種強烈對比實在驚人。我很好奇會不會是他的年輕或者光滑的橄欖色肌膚遮掩了他的疲態。我有股直覺,他的精力是源自某種更深層的——屬於內在性靈的東西。

第一次在停屍間見到他時,我指著他帽子上的字母,問他是不是賓州來的警官。

「噢,不是。」他大笑著說:「PAPD指的是港口事務警察局。」

我覺得好丟臉。在重建工作的前幾週,我越來越習慣在帽子、夾克上看見各式各樣的字母組合,因為有太多穿制服的人員從全國各地趕來幫忙。最常見的縮寫是FDNY(紐約消防局)和NYPD(紐約市警局),但還有好多其它的單位。

魯迪很有耐心地——而且自豪地——解釋,港務警局的人員是九一一攻擊事件發生後,第一批趕來支援的執法人員。當天他們折損了三十七個人,比任何警局都要來得多。這讓我想到他那厚實的肩上不知扛著多少重擔——哀傷的重擔、存活下去的重擔、追憶的重擔。

「嗨,魯迪。」我朝他走過去,說:「賓州還好吧?」

他暖暖笑著,伸出手來。

「嗨,真高興見到妳,牧師。」

從他的強大手勁,我感覺到他的活力——我不禁又想,我背後那本工作日誌中不知藏有多少正值青春的男女。這念頭沉重得讓人無法承受。我問他最近如何,他在現場投注的大量時間都是怎麼熬過的。我們一起靠在牆邊,不自覺地抵擋著緊壓在牆的另一側的傷痛風暴。

「我忘了上次有沒有告訴妳,」他輕聲說:「有天晚上我在這裡值班,有人說他們認為他們似乎找到了一名劫機者的遺骸。」

這話有如音爆轟一聲襲來。

過去幾個月,我聽過太多故事,恐怖的、悲傷的都有。屍袋拉鍊被拉開時我就站在旁邊,我很清楚事實裡大量摻雜著虛構的想像。可是那些故事、說故事的人,以及我們祝福過的遺骸,全部都出自「我方」的觀點。聽見「另一方」的事從個人嘴裡說出,這還是頭一遭。當然劫機者的遺骸會跟受害者的混雜在一起,只是我沒想到罷了,因為我只顧著撫慰「我方」。

我問魯迪他們怎麼知道那是「他們」當中的一個,他說他也不清楚,不過他猜可能跟那具遺體被發現的位置,還有它和飛機的局部構造非常接近有關。我想像這具遺體,或者殘骸,被一群或許有朋友罹難的紐約消防員和警察、港務警局官員和建築工人團團圍住的畫面。

「你也在場?」我問。

「是啊。」

「發現那是劫機者之一時,大夥兒做了什麼呢?朝遺體吐口水或是用什麼方式侮辱它嗎?」不管傳言是真是假,我想像它應該會引爆不小的激烈情緒。

想也沒想,魯迪搖了搖頭。

「不⋯⋯沒這回事。我們懷著敬意處理這具遺骸,和處理其他遺骸沒兩樣。」

我很吃驚,完全沒料到他會這麼說。他的反應之率真、語氣之誠懇,在在令人驚嘆。我對他說,我非常吃驚,而且真心為當時在場的所有人,包括他在內,感到驕傲。

他用一雙清澈的眼睛看著我,理所當然地回說:「我們只是互相提醒:喂,記住,這是某人的兒子,現在也還是某人的兒子。」

我知道我聽見了神聖的話語。

將近凌晨兩點,我結束和魯迪的對話,走出活動拖車去透透氣。還沒有遺骸送進來,不過我還是把我的手機號碼留在牆上,以備不時之需。這種情況很正常。

如果整晚沒事,停屍間的牧師可以在現場到處走動,為其他人打氣。我決定前往人稱第十消防站(Ten House)——或10─10,也就是第十幫浦車隊、第十雲梯車隊——的消防大隊。

這個消防站就位在災變現場周邊,也是最接近世貿中心的消防站。一聽見飛機撞擊北塔的聲音,幾個值班的人員衝向窗口,發現大樓起火燃燒。幾小時不到,他們當中有五個人喪生。之後這個消防站嚴重受損,如今作為儲存裝備和其它物品之用。

輪班時,我經常到那裡借用浴室,或者站在屋頂眺望整片災變現場。站內氣氛有點陰森。即便只是我胡亂想像那些人的幽魂在其中流連,我仍能對他們的靈魂產生共鳴。

一邊走著,我猛然想到,這晚的災變現場好像不太一樣。什麼東西不見了,但又想不起到底是什麼。就在到達第十消防站之前,我想起是狗兒們。我好想念以前在這兒出現過的搜救犬和醫療犬。也許因為冷天加上搜索不到殘骸,更別提我是輪值夜班,因此很難看見牠們。

對這裡的每個人——包括我——來說,牠們的存在可說是一大安慰。搖晃的尾巴可以如此地振奮人心,實在神奇。

當找到存活者的期盼轉換為找到殘骸的期待,就連幾隻搜救犬都受到了影響。日復一日,以及漫長的夜裡,狗兒們不斷搜尋著生命跡象。搜索落空的持續挫敗使得牠們精神不振,你可以從牠們的疲倦眼神和姿態中看出來。

有時候,為了激勵牠們,建築工人或消防員會把某個同事藏在碎石裡,然後讓訓犬員過來。聞出氣味的狗會開始興奮地挖掘被淺埋起來的人。當「救援」完成,所有人一起歡呼,狗兒的精神就又來了,尾巴猛搖,眼睛發亮,你可以看出某種內在的火焰重新點燃。

這份對狗兒的憐憫也讓在場的人重振起精神,提醒他們自己的任務並未失敗。有勇氣每天到這兒來,竭盡所能付出,而仍然能夠關懷別人,光這點就是一種成功。我們可以繼續盼望——不是期待找到生還者,而是希望自己能活下去。

我登上通往第十消防站屋頂的階梯,一邊沉思著狗兒和魯迪告訴我的那些事。我一踏出去,驚訝地發現外頭站著一個女人,一個看來大約四十七、八歲的救護技術員。她靠在圍牆邊緣,金色直髮飄在腦後,讓我想起船頭的人頭雕像:神祕、堅毅,有一張看不出喜怒的臉龐。

我正想離開,因為我不想打擾她獨處;可是她正好回頭看見我。當我們目光相遇,她用一種親切但又戒慎的表情向我招呼。我在世貿現場見多了類似的表情,因此並不以為意。我知道這是疲憊、憂傷,加上極力想壓制自己情緒的結果。

我們並肩站在那裡,凝視著下方不曾停歇的工作狀況。從我們的有利位置,卡車的鏗隆鏗隆聲變得微弱了些,被夜空的消音板吸收了。能夠抽離忙碌和噪音真是一大快慰。我們就像兩隻找到一處高高的窗臺歇腳的鳥兒。

這位救護技術員告訴我,她正好在第二棟樓倒塌前到達這裡。

「簡直像身在地獄,」她說。

「眼前一片黑,根本不能呼吸。我和我同事在混亂和黑暗中走失了,你可以聽見腳底下有人尖叫,可是什麼都看不見,真是太可怕了。我不斷想著我的五個孩子,而且正打算離開雙塔。起初我有點猶豫,心想我應該先找到我的工作夥伴,可是我繼續往前走。直到當天深夜我才聽說他順利逃出去了。要是當時我回去找他,現在或許不在這裡了。要是他回去找我,他的下場也一樣。他嚇得一直不敢回到這兒來⋯⋯可是我每個月總要來兩、三次。」

「妳都如何面對那些影像、那些記憶?」我問。

「我也不知道。」她說:「我想我只能把心放在孩子身上,在這裡盡點力幫忙。」

「我願意把生命交到這個女人手中。」我心想。

她生養了五個孩子,曾經和死亡打過照面,如今又回來賣命。有好一陣子,我們靜靜站著,兩個聯合起來抵抗悲慘處境的母親。沒有交談半句,只是讓寒風吹襲我們的頭髮。她的臉輪廓鮮明而美麗,在我眼中猶如一個站在崗位上守護著這片災變現場的天使。

「我們還是回去幹活吧!」她說:「有緣再見了。」

「但願如此。」我說著和她握手。

「好好照料孩子們。他們很幸運有一個這麼勇敢的媽媽。」

「妳也一樣。」

她笑笑,然而眼裡的光迅速黯淡下來,像是關上了簾子。我不知道她是退縮回去以便能繼續撐下去,還是試圖把那些可怕影像隔絕在外。關於她這部分的故事,我恐怕永遠都不會知道。

下了階梯,我們分頭走開。我回停屍間,她隱入夜色中。

我發現自己在每次與人互動之後總是習慣性地小聲禱告。我喃喃默念著無語的祈願——為了什麼?為這些男男女女的平安,為他們的親人,為所有那些再也不能迎接親人回家的家庭。

我禱告,為了讓自己能繼續走下去。

我祈求能擁有智慧,能說出貼切的話語,以便面對下一個需要安慰的人。

我祈求自己不會忘了這些人的面孔。我將它們一一編織,像禱告披肩那樣圍在肩頭。

我邁開大步迅速走回拖車,彷彿這樣便能逃離寒風似地。一進到裡頭,我立刻和一位緊急醫療服務(EMS)技術士(lieutenant)四目交接。他是個灰髮、有張娃娃臉的矮壯男子。一雙藍眼睛儘管充滿哀傷,卻十分親切。

我在他身上發現我在這裡見過無數次的東西:想要訴說自身故事的一種羞澀的渴望。除非他們開口說出來,別人往往不知道該如何看待他們。找我或其他牧師聊聊,有時未嘗不是一種探究自己情感的方式。單靠自己這麼做或許會有點可怕。有時候這也是一種自白的方式。我不確定這位技術士腦子裡想些什麼,不過我看得出來他很想談談。

我們走到一個較隱密的角落,雖說事實上並不需要這麼做。目前拖車內只有另外兩個睏倦的人,而且似乎正在打盹。

我們先閒聊了一下彼此的家和親人。事情通常都是這麼進行的。我們必須先透過一些合情合理、平凡穩當的事物搭起關係,然後才會冒險涉入這陣子的各種驚駭和恐怖話題。

他告訴我有關他的兩個孩子的事,一男一女。描述他的兒子時,他開始眼泛淚光,喉嚨哽咽起來。

「他實在是貼心得不得了。」技術士說:「我也說不清楚,總之他是可愛又仁慈的孩子。我女兒也很棒,不過是個麻煩精。」

他大笑,搖了搖頭。

我感覺他在他兒子身上感受到某種脆弱性,激發了他的保護慾。也許他渴望能保護兒子免於遭受許多人子面臨的危險,讓人子葬身在這停屍間外面、葬身在古今所有戰場上的那種危險。如果他保護得了他兒子,或許也就能找到,並且保護九一一那天遭到摧殘的,存在他內心的那個孩子。

技術士低頭抹著淚水,接著開始談起當天他也在這裡。

「妳絕對無法想像那種狀況,人面臨的艱難抉擇,那種驚恐。有個朋友告訴我,當時他和他的工作夥伴剛抬著一個女人走下好幾層樓梯。她已經陷入昏迷,看來早就斷氣了。他們才剛走出大樓,它就開始倒下來了。妳可知道他們怎麼做?」

他問,來回搜索著我的眼睛。

「他們把她放下,開始沒命地跑。他們非把她留下不可,因為他們只有幾秒鐘時間。要是繼續抬著她,他們肯定全部沒命。可憐的女人。到現在我朋友還難過得要命,他老是想起她。可是,要知道,他有四個孩子,他不得不做個抉擇。但他良心上過不去。為什麼老天要逼人做這種決定呢?」

「沒人知道在那種情況下自己會怎麼做,」我輕聲說:「除非自己遇上了,而且誰都沒有資格批判別人在那種生死關頭可能會做的事。」

「妳知道讓我最難受的是什麼嗎?粉塵。從鋪天蓋地的粉塵中走過,我們很清楚我們也從人的骨灰中走過。我身上蓋滿了,蓋滿了別人的骨灰。」

技術士哭了起來。他垂下頭,一手捂著臉,將淚水嘩啦嘩啦倒入看來像是匯集了集體傷痛的無底巨杯的掌心。

「對不起。」

他說,揉著眼睛。

「這是我事發到現在第一次哭。我沒事的。」

憂傷壓在他壯碩的肩上。他會忍住…….可是他真的會沒事嗎?我們當中有誰會真的沒事?儘管機會不大,但他的某些特質讓我仍然對他抱有希望——他的勇氣,他的正直,他那溫柔的憂傷。我為他的小兒子和女兒默念了一段感恩詞,然後為他內心的赤子——他暫時遺失了的那個部分——祈禱。

當然,我們決定到這兒來都是因為熱切地想要盡點力。但要是有恐怖的影像縈繞不去呢?要是必須做出沒有回頭路的抉擇呢?站在技術士身邊,我將手放在他肩頭。我感覺得到天使翅膀在他夾克底下翩然鼓動。他可知道它們的存在?他可曾想到,他穿著行走的鞋子是上帝的鞋?

「繼續說吧!」我心想:「繼續訴說你的故事,一直說到你的負荷消失,一直說到那些骨灰成了雪花落下,有如寬恕,一片片,在獨一無二的完美裡,消融於無形。」

等我轉進我家那條街、把車開進車道時,冬陽已漸漸上升。成排的房舍看來已經不再像嬰兒床,它們是將我們緊緊托住、讓我們不至於散落到冰凍草地上的骨架。我需要再度回到自己的家,回到自己的身體,回到我自己的人生。我好想,但不知怎地有些猶豫。我知道自己既疲倦又亢奮,不斷想著我似乎遺忘了什麼。也許是我的一部分,而我必須把它召喚回來。也許我想太多了。

我打開門,屋內一片寂靜。我們的鬥牛犬賽奇正肚子朝上,呼嚕呼嚕睡得香甜。我走進來時,牠連動都沒動一下。好個盡責的看門犬。拆開的聖誕禮物散置在地板上,感覺似乎也正沉沉睡著。只有那棵樹——張開綠色臂膀,渾身松香——仍然醒著向我道早安。

我輕手輕腳走上樓梯,進了女兒的房間。我在她身邊躺下,將鼻子湊近她的臉頰。她身上有種熱麵包的味道。

「媽咪,妳回來了!」

她睡眼矇矓地說,身體偎了過來。

「是啊,親愛的,我回家了。」我悄聲說:「我回家了。」

我閉上眼睛,將這晚的種種一切用簾子隔開。在簾子的那側,市中心的機具仍然隆隆運轉,精神抖擻的工人來接手疲憊同事的班。我無法答應女兒這是我最後一次輪值。新年快到了,還有太多工作要做。我不必再去,我隨時可以說不。可是我把自己的一些碎片留在了世貿災變現場,這會兒帶著別人的碎片。

除非整個工作完成,我怎麼也無法把自己完整拼湊起來,而且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置這些別人的殘片。我選擇了一幅圖案細緻繁複、部件纖弱的馬賽克拼圖。縱使最終的構圖還不明晰,我知道所有的碎片都在那裡。同樣的光從藍色、白色的碎片折射出來,無論是光滑或粗糙。它照亮空白的部分,填補了空隙,直到下一個碎片被發現為止。

目前,我正站在大片深達膝蓋的彩色玻璃碎片中。也許,總有一天我可以退後一步欣賞。而我期待看見的是一股更加深化、而非裂解的信心,不管是對於人性、上帝,或者我所做的抉擇。◇(節錄完)

——節錄自《讓光照亮你的心》/ 聯經出版公司

【作者簡介】

安卓雅·雷諾(Andrea Raynor)

畢業於美國哈佛神學院,為聯合衛理公會的牧師及醫院牧師。自1997年起,她便開始擔任安寧照護牧師,目前任職於康乃迪克州格林威治醫院的居家安寧照護科。她也與紐約和波士頓的遊民合作,曾於紐約、康乃迪克和麻薩諸塞州擔任教堂牧師。

在「911事件」發生後,雷諾在世貿災變現場為生還者帶來精神上的慰藉,並支援許多工作人員。

來源: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