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國人傳統的婚姻方式。時代發展到今天，網上約會自然成為年輕人不可或缺的渠道，當然親朋好友介紹也少不了，尤其是今日中國的所謂“光棍”橫行和“剩女”危機，更讓許多父母“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親自到各種相親會上為子女約會打前站。但令人關注的是，中共領導下的共青團組織，也開始加入這個相親大軍。美國《華盛頓郵報》日前發表了題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開始成為年輕人相親的媒介”的文章。
文章一開頭這樣寫道：“蔡軍(單身男)參加了政府組織的相親大會，他西服革履地早早來到會場，坐在第一排，扶正了臉上的眼鏡。”文章說，歷時4個小時的“杭州之愛”相親大會，人群漸漸少去，為會場提供音樂和音響的人士也準備打包撤離，蔡軍作出一個沒有人能預料到的舉動，他跳上台唱了一首愛情歌曲：“一個島困住了一個男人，而我等待的船隻還沒有到來。”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共青團組織，想成為那樣一條船，或者給蔡軍提供一條這樣的船，最理想的是船上還有他等待的妻子。共青團不想看到的是，象蔡軍這樣的成千上萬的單身年輕人。
華盛頓郵報的文章說，在中國歷史上，為蔡軍找老婆這樣的事，是家庭內部事務。雖然毛澤東在上個世紀50年代禁止包辦婚姻，但單位和組織一直在管這類事，直到80年代，中國開放了經濟，也開放了婚姻市場。近40年過去了，中國年輕人的約會，相親和結婚，已經放開，個人選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但同性婚姻是被禁止的。不過，中共領導人並不贊成全面開放婚姻市場，去年，他們開始覺得需要進行一些糾偏。
對華盛頓郵報的這篇文章，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軍濤先生在接受本台採訪時評論說：“從上個世紀8、90年代開始，中國年輕人對於兩性問題有更開放的態度，結婚不結婚，對許多年輕人來說已經不那麼重要。現在不象過去，你沒有婚姻就不能有性，也不能有男女之間的正常交往。現在是網路時代，很多事情很隨便了，不但黃色產業很興盛，象約炮都已經常有。所以我不認為共青團干預會對中國社會產生特別大的影響。倒是因為這些方面的過度自由化導致家庭的解體，有錢人可以有小二小三，幾十個。在這種情況下，整個中國社會確實會處於不穩定。”
那麼接著而來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共青團在這中間會起什麼作用？王軍濤先生認為，華盛頓郵報的這篇文章，其實說得也不盡然，因為共青團在過去一直在承擔這樣的角色。他說：“當年共產黨說要針對年輕人的特點，解決年輕人關心的問題，象組織舞會等。而且共產黨也不是不管這些事，當年共產黨就從湖南把幾千個姑娘送到新疆給男人當老婆。當年在延安時也有包辦婚姻，而且對女方是帶有半強制性的。比如說，林彪看上誰了，就由組織做工作，輪番轟炸，讓她嫁給林彪，或者某個中央領導要看上哪個女學生，那這個女學生就要嫁他。這種事情共產黨一直在做。共產黨所謂反對包辦婚姻，是反對家長包辦婚姻，但如果黨有政治需要的時候，共產黨幫你找老婆。而且有時你自己看上的，如果政審有問題，也不讓你結婚，否則你得辭職才行。在這一點上，這篇文章對共產黨解讀得不太準確。”
王軍濤先生說，中國是極權國家，作為覆蓋整個社會生活個人生活全部領域的國家來說，共產黨什麼都管。而且從前年開始，王歧山主導打壓共青團時，說共青團四個問題之一，是其娛樂化，稱共青團不務正業，不對青年人進行思想教育，不去把政治上的關。但王軍濤先生同時指出，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未來共青團的作用是否定位於中共今後又要重新對社會各個領域進行干預：“文章所說的大趨勢是對的，就是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中共在改革開放中給了人們在生活和經濟中越來越多的自由空間，當然政治上思想上的空間始終沒有放鬆，有時會聽任自由有時又不會。但在習近平上台後，政治上思想上收緊的同時，對人們生活中自由的干預也開始抬頭。如果放在這個大背景上來解讀的話，共青團等於又重新開始干預人們的個人生活。年輕人在婚戀階段，婚戀自由很重要，當然還有文化差異問題。”
王軍濤先生說，他在西方生活這麼多年，西方人在這類問題上是不喜歡大家湊在一起的，你的戀愛婚姻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但中國人從歷史上就有愛湊熱鬧起鬨的習慣，有什麼事，一堆人圍著看熱鬧。不過，王軍濤先生認為這一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共產黨是否又開始全面干涉人們的社會生活，而共青團又在成為其工具，這是值得擔憂的傾向。王軍濤先生說：“因為習近平上台後，不斷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收縮，同時開展所謂掃黑，掃黑顯然也是針對社會上一些他認為不規範的行為。掃黑不是不對，但習近平運用搞運動的方式來干預一些不該干預但他心裡看不慣的事情，哪怕是合法的也要打壓。共青團組織搞集體相親，甚至搞什麼集體婚禮，就意味著共產黨又開始對人們的社會生活來進行干預。”
那麼，這樣的干預對青年人有沒有影響？王軍濤先生認為還是有影響的：“我曾研究過當年中共為什麼聚集那麼多人，我曾經去問過目前在海外的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先生，他說，當一個人感到他有問題無法得到解決的話，有一個政治力量或組織力量幫他解決了的話，就對其產生依賴感。我們從共產黨統治的權術角度來看，它想通過解決這些問題，消除人們的不滿和所謂能引起社會動蕩的隱患。特別是年輕人，如果在婚戀期間，能比較早地進入正常家庭生活的軌道，社會就會穩定一些，對共產黨統治來，它的挑戰就會小一些。這是從消極角度講。但如果從共產黨的一個所謂更積極的角度來看，它可以有更多的方式去控制人。
王軍濤先生說：“就如那位司馬璐先生所講出的一個道理：當人們在一些個人問題解決無助的情況下，社會有兩個方式可以解決。一是在給予人們自由的同時，為人們提供更多自發性的渠道，比如我們在美國也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中介和社交場合，比如酒吧和娛樂場所，是幫助人們去更自由地選擇對象。而共產黨通常對這類場所進行限制，認為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犯罪，不能控制；二是提供一些組織化的渠道，使得年輕人更依賴共青團這樣的組織，內心中更容易產生感激之心，思想上和精神上也就更容易接受黨的奴役。”
華盛頓郵報的文章還指出，由於中國實施多年的一胎化政策和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中國的男女出生比例嚴重失調。據中國有關統計數據顯示，到2020年，中國35-59歲的男光棍將達到1500萬人。擔心男女出生比例失調可能引發社會動蕩，中共開始鼓勵女性早結婚，並給大齡女性施加壓力，而給她們貼上了“剩女”和“人老珠黃”這樣的標籤。現在，則到了開始舉辦大型相親會的地步。去年，共青團浙江省委就曾在浙江舉辦有10萬人參加的相親會。而最近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在杭州的郊外，幾百位單身人士參加了“杭州之愛”集會，“光棍”蔡軍沒有放過這個機會。他說，”你整天在家坐著，是找不到女朋友的。”共青團浙江省委宣傳部已婚的王先生組織了這次單身青年的聚會。去年，省共青團領導宣布要幫助年輕人解決婚姻問題，樹立正確的戀愛觀。從那以後，王先生就開始組織周末相親會。王先生認為，共青團組織做這樣的事很合適。當然，王先生說，民間的約會網站也非常流行，但沒辦法與共青團組織相比較，因為共青團員成千上萬。他要求年輕人使用民間約會網站要小心，因為完全商業化的市場會存在問題。
華盛頓郵報的文章說，雖然共青團浙江省委負責組織年輕人相親活動的王先生從來不會承認，在習近平的領導下，曾經很有權勢的共青團組織已經被邊緣化了，而組織相親會這樣的事也許更適合共青團在黨的領導下發揮作用。王先生將此用一句經濟術語道出：需求愛和婚姻的市場永遠存在。當然，王先生說，如果你通過共青團組織認識了你的愛人，會有一種自然的親密的感覺，一般通過註冊登記和安檢識別，使用者就可以開始在網上搜索。他們還可以學習到相關的戀愛課程，比如網站鼓勵成年人儘早結婚成家，男人被鼓勵成為家庭經濟來源的提供者，而女人則是要儘快找到這樣的提供者。其中有一條建議是，“只要這個男人願意為他所愛的女人花錢，他就是女人應當嫁的男人。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師朱欣欣老師在接受本台採訪時也談了他的看法：“人口比例失調問題，原因很多，最主要和直接的原因就是中共長期以來實施的一胎化政策。第二是隨著人口流動，農村女青年到城市要追求更好的生活，這無可厚非，她們想嫁給城市裡條件更好的男青年，這樣一來，城裡的女青年就相對多一些。另外，中共團組織現在來作一些工作，作一些好事我們是歡迎的，但其中是否有其政治目的？”
這些年來，共青團象其它共產黨的基層組織一樣，是務虛，在老百姓心中已經沒有多大的影響力了。朱欣欣老師指出，就如中共自己的報紙批評的，共青團現在都是組織一些務虛活動。他們現在想通過幫助大齡青年找對象，由此來恢復在年輕人中的一些聲望，拉近和年輕人的距離。朱老師接著說：“替人找對象，看似意義不大，但讓我想起上世紀5、60年代，組織幫助解決婚姻對象，還要政治上把關，當時很多年輕人的婚姻都是政治上的婚姻，所謂革命的結合，談不到個人願望，都是組織上來干預個人婚姻生活。”
現在共青團又出面來以幫忙的形式，來幫助大齡青年，特別是女青年解決婚姻問題，這裡肯定有政治目的，就是籠絡人心，博得年輕人的好感。而且，朱欣欣老師說，任何政治權力都是通過人來實施的，如果年輕人通過共青團這樣的權力組織解決婚姻問題，就和共青團組織有了脫不開的關係。借著這樣的網路和關係，再給這些年輕人輸入其它黨文化，以擴大影響：“任何一個社會組織都是這樣，首先是建立在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上，僅靠組織的關係是不行的，建立了關係後，其他一些事情就好辦了。就像搞營銷一樣，要讓人接受你的產品，首先要接受你這個人。我想現在中共是越來越開始向社會滲透，向年輕人滲透，也在不斷地與時俱進，更加專業，更加狡猾了。想通過這樣一種方式給人一種軟化的印象，使猙獰的中共專制統治，蒙上一層帶有人情味的包裝，讓人覺得共青團，黨的預備隊，對我們年輕人這麼關心，愛護。共產黨可以說是把古今中外的厚黑學發展到了極致。”
朱欣欣老師說，真正有經驗的人，對歷史有了解的人，絕對不應當上當，中共沒有任何可信度。當被問到共青團組織這樣的相親活動，對年輕人的影響到底能有多大，朱欣欣老師表示：“共青團這個組織，當然滲透到各個機關單位學校，層層有。但這些年來，別說共青團，連共產黨組織都渙散，有的地方甚至癱瘓。共青團的影響力主要還是在年輕人比較集中的行業，比如學校，國有企業。共青團已經不像上個世紀5、60年代一樣，在毛澤東時代，共青團有很大的號召力。現在隨著向市場經濟發展，大的國營單位越來越少，共青團的影響力變小，除了在帶有國字型大小的單位還有一些影響力外，起不到什麼作用。”
此外，朱欣欣老師說，共青團組織也不應當貶低其它約會網站，因為社會形形色色，各種婚姻網站和婚介所，有好的有不好的，不能一概而論。他說，“共青團是想把策劃組織集體相親活動，作為一個政治上的突破口，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乘人之危乘人之難，利用年輕人急於找對象的心理去抓住他們。”
朱欣欣老師認為，從社會發展的規律來講，一旦人為干預自然和社會的發展，其造成的惡果，再努力也不可能完全解決，尤其是中國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社會問題很難徹底解決。他說，政治權力越干預什麼，往往什麼就越做不好，特別在中國，只是表面上控制住了，但解決問題的路徑就全部被限制住了：“婚姻也是一樣。作為一個政府部門，對社會婚姻家庭問題，一是要加強法制，保護人們權益，另一方面，鼓勵多渠道的民間去解決問題，尤其是個人問題，減少干預，多提供服務幫助。政府的作用就是象個守夜人一樣，維護好法制和秩序，該管的管起來，民間能做的事情讓民間去做。多扶持婚介所和機構，為年輕人交往的文化娛樂場所，多提供方便。”
華盛頓郵報的文章還指出，儘管中國的男人實際上最容易打一輩子光棍，但共青團組織攻關的重點卻集中在女人身上。在王先生去組織”杭州之愛“相親會的路上，他在電話中建議他的女同事早點結婚，不要太挑剔。他說，女人們要求男人要“三高”，高學歷，高工資和高個子，但這樣三合一的男人可不好找。他說：“當女人年齡增長，地位也提高時，她們想要更好的男人。如果共青團能夠在這些女性年輕時，比如25歲左右就開始幫助她們找對象，事情就會容易些。”
王先生來到周末“杭州之愛”的相親會上後，坐在單身男蔡軍旁邊的是25歲的曹斌，和另一位29歲的女性。曹斌參加這個相親會，是因為主辦者之一是他喜愛的電台，看起來他找老婆的意願並不迫切。不過曹斌說，最近他打籃球時受了傷，想到如果有個女朋友就好了，“我想有人能照顧我。”曹斌在會上呆了一天，他曾問一位也參加相親會的女孩：“為什麼你不能直視我的眼睛？是不是我太英俊了？”那個女孩沒有理他，他就又問道：“難道我太外向嗎？”
而蔡軍旁邊那位29歲的女生看起來更為嚴肅，她對共青團組織的活動沒有什麼信心。她說，“他們是專業媒婆嗎？不是。”她來只是想增加認識男孩子的機會。29歲的她，認為自己有“年齡問題”，結婚生子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她說：“我想讓我的家庭看到，我確實是在努力。”但問題是，她自己引以為豪的經濟碩士學位和海外工作經驗，在這樣的相親會上，不但對她沒有幫助，反而有負作用。她說，男人們都喜歡“更女性化的女孩”。
蔡軍對單身女孩所面臨的壓力沒有爭議，他說，科學似乎證實，男人不象女人那樣老得那麼快。他喜歡參加相親會的人中有許多是白領階層，但他說，事業成功不是他找女朋友的首選條件，而是溫柔賢惠。
談到中國年輕人男光棍多和“剩女”現象，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師朱欣欣老師說，現在的年輕人在找對象時都很挑剔，而且女孩受教育程度更高一些。不過，最主要的問題是，年輕人現在壓力特別大：“因為婚姻問題牽扯到很多方面，為什麼城裡相對女孩子比較多，就是農村孩子願意到城裡追求幸福生活，不能指責他們的價值觀，比如幹得好不如嫁得好，很多婚姻問題牽扯到經濟狀態和社會的公平。如果這個社會能給年輕人提供公平發展的渠道和環境，那麼他們在個人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壓力減輕後，就有更多的時間去從事文化娛樂活動和社會交往。”
在朱欣欣老師看來，有休閑才有文明，文化，年輕人搞對象也一樣，需要時間和金錢。他說，如果年輕人整天疲於奔命，哪裡有精力和心情去談戀愛搞對象？在著急又缺乏了解時，就容易造成閃婚閃離現象，這是一個社會問題。另外，朱欣欣老師還建議，中國社會應當為年輕人的跨國交往提供方便：“韓國的喜劇電影里說到韓國組織旅遊團，到哈薩克等國家去旅遊相親，我們可以通過跨國婚姻解決一些問題。越南有很多新娘被拐賣到中國，我們為什麼不把她們合法化？專門組織正規渠道讓兩國青年去相親？或者放開空間讓民間組織去運作？這就是政府的工作和服務沒有跟上。只要有市場，就會有發展，關鍵是政府要提供好的服務。”
“無論如何，共青團浙江省委組織的‘杭州之愛’這樣的大型相親會，都令人感到怪怪的。單身的曹斌和那位29歲的女孩都沒有找到約會對象；而勇敢地上台高歌一曲的蔡軍，也是同樣下場。儘管如此，當被問到他的感受時，蔡軍引用了唐代詩人李商隱的詩句：‘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來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