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第15屆FIRST青年電影展在西寧落下帷幕。15年來，影展受到更大範圍的關注，也在接受更多目光的考量與評判。
今年5月末，FIRST在北京東三環的一家酒店舉辦了發布會。連續第八次擔任策展人的段煉，提起一個重要變化——年輕創作者更多關注自己的生活、家庭，關注如何與自己相處，對集體性的公共議題選擇性地忽視了。
FIRST策展人段煉在首場FIRST返場談上和青年導演交流探討
正如FIRST這個名字，它的最大特色在於發現青年導演的處女作。而講述自己，是這些“在膽戰心驚的創作當中搖擺不定”的年輕人相對熟悉的、成本更低的實現電影夢的方式。
影展期間展映的劇情片，不少都使用了方言，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年輕導演們講述的是更為鄉土、邊緣的故事。這些故事，有些指向個人成長、有些指向兩代人的矛盾，一些作品中彌漫著對童年逝去的哀傷，一些作品試圖在處理個人困境時努力表現幽默……你能夠感受到他們表達的欲望，通過視聽語言試圖架構起的情緒，但，似乎還缺了點什麽。
壞猴子CEO王易冰今年第一次來到FIRST，他是電影市場的終審評審。在8月1日的媒體見麵會上，當有人問到他FIRST與其他影展的區別，王易冰坦陳，他原本抱著很高的期待，但“沒有看到真正像之前預設的很生猛的創作”。他用“略有遺憾”表達自己的心情。
另一位電影市場終審評委馬英力說，很多人混淆了“我的親身經曆”和“我要表達出來的東西”。“你經曆的不代表是你可以表達出來的結果，也不是每個人要表達的、闡述的故事都是自己要親身經曆的”。重要的是，“你內心的表達，你想說什麽，你胃裏麵有什麽東西在蠕動”。
FIRST是野生的、撒野的、由“想象與熱愛堆起”的烏托邦，行業對它抱有更多的包容和熱愛。哪怕身為製片人，王易冰在遺憾過後又說，希望創作者的第一部長片能夠更加純粹地表達自己，“市場的問題可以交給電影公司、製片人去思考。”
近些年，年輕創作者對現實題材思辨精神的缺失令人遺憾。用段煉的話說，如同一個六邊形變成五邊形，再變成四邊形……直到變成文獻，不再鮮活。
以下是段煉的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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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在FIRST工作的第八個年頭，有個現象很有趣：在當下的環境中，年輕導演是更“向內”的，更關注自己的生活、家庭，關注如何與自己相處，對集體性的公共議題選擇性忽視。
我們已經來到現實主義精神特別匱乏的時期了。現在，雖然還能看到一些現實題材的作品，比如脫貧、計劃生育、鄉村支教，但似乎就是這些題材本身——我們很久沒有看到那種批判但不是批評，思辨但不是抗辯的現實主義精神作品了。似乎這個精神在當下年輕創作者的創作中被懸置了，這是非常遺憾的。公共記憶當然值得被訴說，非常緊迫的社會議題一定是年輕創作者更應該去關注的東西。
當然，中國不隻有FIRST一個影展，FIRST本身的性格也造成了這一現象。尤其是電影行業對FIRST有著越來越大的期許，觀眾希望在這裏看到非常生猛的、甚至在審查上有難度的電影，我很真實地告訴大家，我們對那類題材的關注，似乎已經變成一種下意識的逃避。
幾十年前，很多導演的處女作基本也都是在講自己，講童年，講一段不長的時間裏的生命經曆。但區別在於，你用什麽樣的方式觀察自己，以及關於自己的部分是更小的還是更大的。
我們今年創投會收到541個有效項目，從它們標注的第一類型來看，家庭類型的有117個，數量最多。大家可能更關注的是以自己為圓心、半徑很小的人際關係圈層。當然，拍家庭有時也能拍出社會圖景，但似乎在我們近些年看到的樣本裏，導演們關注的是更私密、更個人的情感，主角跟父母的關係，原生家庭的問題等。
父權是個一直在被過度書寫的話題，你能看到力透紙背的東西很少。有時我們會嚐試提煉一些玩笑式的共性。比如現在“找爸爸”的電影太多了；又比如去年，王小魯老師說FIRST的電影暮氣都很重，老是殯棺、喜喪——去年我們有個片子叫《清明》，大型遷墳現場。
我們做過統計，看一年創造會的項目裏“死”了多少人，意外懷孕多少次，墮胎多少次——結果好嚇人。我們還提煉出劇本當中涉及邊緣人群、特殊人群的，發現以下這些人出現頻次很高：刑滿釋放人員、留守人員、精神病人、癌症患者、網癮患者、阿爾茲海默症患者、單親家庭、殯葬人員、自閉症患者、流動人員、黑社會、臨終關懷、鬼火少年、近親結婚，PTSD、抑鬱症……大部分東西脫離我們的日常生活。你說100個人裏頭，能有1個人經曆過綁架、經曆過凶殺嗎？這個概率應該很小，但是創作者就要這麽寫。
這跟我說的現實主義題材的缺失並不矛盾。你會發現很多平平無奇的文藝片，看上去還挺個人情感的，也會動輒死一兩個人。更大範圍來看，在中國市場談論有可能掙錢的商業類型片時，一定會出現罪案，一定會出現警匪。這種東西離大家的日常生活很遠，題材在審查上又有很大壓力，但為什麽還有這麽多人往那兒去呢？
我個人覺得，根本問題是大家的感受力在下降。對我來講，一個人老去的重要標準就是感受力的下降，你對身邊的生活感知力沒那麽強，共情的能力也沒那麽強，所以就想寫點奇情的，寫點刺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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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種（當代年輕人更關注自身）現象是如何造成的，我也說不清楚。這個東西太宏大了，我們作為這個時代的人，很難提煉出當下的節奏，給出一個論調。所謂時代精神其實是後置的，隻有後人才能提煉出來。
外部原因必然是存在的，我們不要逃避它。但它肯定不是唯一原因。我們現在聊很多事情，常常聊到最後都是基於基本國情的問題。但從本質上說，你生活在環境當中，要從環境的土壤裏吸取養分，反哺創作，這是一個雙邊關係，是相輔相成的。但我們確實沒有辦法忽略它對作者自覺不自覺、自知不自知的影響。這個影響有時是很顯性的——我偶爾開玩笑說，這兩年可能連床戲都很少能看到了。
我有時會擔憂，這個東西不會失傳了吧，以後不會沒有人這麽拍了吧？那些東西如果最後隻能寫在曆史教材上，變成文獻，不再鮮活，還是挺遺憾的。因為你會看到有些東西逐漸缺失，最開始它可能是個六邊形，第二年變成五邊形，第三年變成四邊形……
我希望電影創作可以再多元一點，希望大家都能發聲，都有渠道被聽到，哪怕有的項目人多，有的項目人少。人少的部分，大家就大聲喧嘩，人多的部分，大家就竊竊私語，盡可能維持和諧。我不希望人多的地方永遠是烏泱烏泱的，壓得剩下的那些小聲說話的人一點都不被聽到。
做影展這件事，往小了說，是這個行業鏈條的組成部分，應該做到承接上下遊的功能。往大了說，是在做電影這件事本身。如果我們在感性上、智識上沒有責任感，那麽大可以選擇對一些東西視而不見、作壁上觀。但問題是我們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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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選片階段，每項流程我都從頭跟到尾，會看得更全麵一些。我是那個守門員，是最後一道防線，是一個天平兩端的砝碼。
這個天平在不同的場景裏對應不同的內容。有時一邊是資本，一邊是項目；一邊是買家，一邊是作者；一邊是有話語權的人，一邊是沒有話語權的人；一邊是用直覺判斷的人，一邊是用理論或經驗判斷的人。我工作的核心之一，是要學會給我不喜歡的東西作出客觀評判，再說直白一點，就是要給一些我討厭的電影打高分。因為我要為影展交出的那份答卷負責，它一定不能是個人意誌、個人趣味的東西。
我這幾年明白一個道理：人要承認自己的局限。
我是一個從來不給電影打分的人，那是我完全不認同的邏輯——我隻會把電影分成喜歡的和沒那麽喜歡的。在現有的環境中，豆瓣分數似乎擁有了過大權重，它可能直接影響一部片子的交易、發行，甚至可能直接決定很多人是否還能在這個行當中生存。同時你會發現，很多人打分時是不聊電影的，他可能會因為導演普通話不標準減一星，會把很多跟電影無關的東西帶入到裏麵。
FIRST多部影片豆瓣開分並不理想，映前備受期待的《老鄭飛到天上去了》僅有5.4分
我可以舉這次FIRST影片中兩部我喜歡的電影為例。一部叫《病人十一區》，它沒有在展映序列裏，但是入圍了，另外一部叫《雨打芭蕉》。這兩部影片代表著我的兩端，我要學習兼容的部分。
很多看過《病人十一區》的人會覺得這是電視專題片的視聽。但我覺得那不重要，那是手段。更重要的是作品呈現出來的厚度，呈現出來的拍攝者和被攝者之間關係的思辨。
《雨打芭蕉》則屬於那種處處裝逼、處處矯情的電影。但是它裝住了，裝得非常完整。具體到電影創作中，這是個技術問題。也許一個人說的話、寫的文字、為人處事的方式會讓大多數人認為矯情，是故作姿態。但如果這個人和他的作品是一體的、自洽的，就沒有問題。或者你從頭到尾都是“矯情”的，這也沒問題。滿足“自洽”或者“如一”這兩個條件之一，它就一定是成立的。
劇情長片《雨打芭蕉》講述了一個廣州家庭的故事，榮獲第15屆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電影文本
《雨打芭蕉》不描寫典型環境裏的典型人物，它描寫特殊環境裏的特殊人物。它是一部少見的談論都市題材的電影，談論真正意義上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是很難得的。我覺得它甚至用特殊環境裏的特殊群像，帶出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華語電影一直缺席的關於中產階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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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導演對視聽語言的追求是世界範圍的趨勢。三大國際影展，要的就是更電影、更視聽的東西，它們在引領這件事。就像淘寶推給你的那些爆款，其實流行趨勢都是最頂部的品牌決定的。說具體一點，蒂耶裏·福茂（戛納電影節藝術總監、選片委員會主席）自己都說了，喜歡性感的東西。什麽叫性感？他很喜歡尼古拉斯·溫丁·雷弗恩，後者的東西就是非常視聽化的，很風格化、很當代美學的東西。
風和格其實是兩件不同的事。格是人格。風是氛圍，是它拂過，好像沒留下什麽，但你又分明感覺到了。天賦和後天訓練缺一不可。有些東西是先天帶來的、不可逆的。同時，創作者要通過訓練，把一個不自覺的變成自覺的，把靈感的東西訓練成可以掌握的東西。
先天的東西很奢侈。大家可以很坦誠地承認，有天賦的人其實很少，而且是可遇不可求的。年輕導演中，畢贛當然是有天賦的，魏書鈞也是有天賦的。
魏書鈞特別自信，那個自信不是裝出來的。從他的電影鏡頭裏可以看出，一點都不露怯，他很清楚自己在幹嘛。這是件內行看門道的事。有時候看電影，你知道那某鏡頭如果再持續一秒，導演的焦慮都會再翻一倍。而且這是兩道程序，一道是現場，一道是剪輯的取舍。兩道程序他都是這樣選擇的，就證明這個人非常堅定，非常清楚自己要達到的意圖，哪怕為此損失其他東西，他也會這麽做。
青年導演魏書鈞執導的劇情片《永安鎮故事集》入圍第74屆戛納電影節導演雙周單元
虛假的自信與之相反，是徒有其表。比如裝逼，這個風險挺大的，一下沒裝住，哪怕你剩下99下都裝住了，那也是廢的。這個問題在拍紀錄片時更容易顯現。比如我現在把你放到大型醫院的重症監護區，你會看到很多人，一會兒看這個人覺得好慘，一會兒看那個人覺得也好有意思，然後就啥都拍，你就不會有重點。這個東西關乎創作者的定力，定力是很重要的。
有天賦的人很少，碰到的時候當然會很驚喜。但我對驚喜的要求可能是個動態變化的過程。過去，我會希望它整體都好，現在，看到一個橋段、一場戲或者幾秒鍾特別精彩，我就會覺得做這個事特別值。可能是我的標準提高了，也可能是我固化了——我因此一直要求“冒犯自己”，也要允許被別人冒犯，否則可能會漏過一些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但無論怎樣，對我來說，被打動已經成為一件越來越奢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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