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提出，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製度安排，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
如何全麵理解共同富裕？怎麽答好促進共同富裕這道難題？澎湃新聞就此推出“求解共富”係列學者專訪。
“共同富裕首要的問題還是要先實現教育的公平。”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收入分配隻是促進共同富裕的一部分。
姚洋表示，要實現橄欖型的分配結構，就需要有更多的人成為中產階層，而要更多的人成為中產階層就需要提高教育水平。
他建議，國家應該增加對收入最低的50%家庭的教育資源投入，提高農村地區和城市中較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水平，同時也不要把中產階層拉下來。
在促進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姚洋表示，企業的社會責任其實比捐款要重要得多。
三次分配絕不是“劫富濟貧”
澎湃新聞：中央為什麽在這個階段提出在高質量發展中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怎麽看三次分配扮演的角色？
姚洋：中國的財富集中度實際上是比較高的。（編者注：根據央行的調查統計，中國城鎮居民淨資產最低20%家庭的淨資產僅占全部樣本家庭淨資產的2.3%，最高20%家庭的淨資產占到64.5%。詳見《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情況調查》。）
根據其他國家的情況，特別是美國，三次分配是一個很重要的縮小收入差距的渠道。但也不能誤解美國的情況，一提到美國就好像指的是隻有富人在捐款，事實上美國的捐贈中主要還是中產階層，因為捐款的麵廣，數量也大。目前中國的慈善捐款主體主要還是企業家，普通老百姓比較少，這是中國和美國一個很大的差別。
其實中國的富人捐得也很多。所以對於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不能看成是針對富人的，而是應該設立一些機製鼓勵大家捐款，例如成立信托基金就是一個的挺好的辦法。
澎湃新聞：稅收政策調整會不會成為促進共同富裕目標實現的主要手段？
姚洋：有兩種稅是可以征的：房產稅和資本利得稅。第一，房產是純消費的資產，對它進行征收，不會影響生產積極性，但對於征收的範圍需要明確，要設定一個最低的麵積，低於這個麵積是不征收的，比如房產總麵積低於90平米，或者人均30平米以下不予征收，大於這個範圍的再征收。第二，中國現在還沒有資本利得稅。資本利得稅不好的方麵是它可能會打擊個人投資的積極性，但若不征收，有些企業就會去炒資產，有了資本利得稅，就可以進行調節。
因此，引進這兩個稅，對於我們調節收入分配會有很大的好處。
澎湃新聞：房地產稅討論了很多年，總是很難走出實質性的那一步，障礙在什麽地方？
姚洋：最大的阻力還是來自擁有多套住房的老百姓。但我估計“十四五”期間房地產稅會開征，這已經說了10年了。而且大家對房地產稅必須征有了共識，隻不過在操作層麵上怎麽去征收還有不同看法。
房地產稅從理論上講是沒有問題的，征收的手段越來越強，執法的力度越來越大，隻要規定不上報就會被重罰，我估計大家都會去繳。
首先要實現教育公平
澎湃新聞：此次中央財經委會議是否也可以理解為是從頂層設計上，再次強調社會主義的初心？
姚洋
：我們是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且是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強大的中國也應該是一個公平正義的中國。如果社會變成不公的、焦慮的，就不符合社會主義的初心。但怎麽去實現公平正義，理想是一方麵，最重要的還是要在機製層麵落實。比如說教育，現行的教育製度一定程度上是在拉大差距。
代際流動已經下降太多了。上個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代際流動是增加的，從此之後從60年代出生的人開始，代際流動就下降了。現在下一代與父母教育的相關係數又達到了0.6。再具體來說，我上北大的時候，有很多同學都來自農村和低收入家庭，現在再到北大看一看，很難再找到貧苦家庭出身的孩子。
中國的教育資源配置是出了比較大的問題。因此，不要一談共同富裕就想到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其實是很小的一部分，最重要還是要有實現共同富裕的機製。大家都明白教育太重要了，我們講共同富裕首要的問題還是要先實現教育的公平。
澎湃新聞：要實現教育公平，我們當前最大的障礙是什麽？
姚洋：最大的障礙與我們的文化有關。比如，放任超級中學的做法，深層次上就與我們的文化心理有關。中國人從心底裏就認可精英主義文化或是賢能主義。中國人心裏頭實際上沒有多少共同體的概念，骨子裏就相信隻有自身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我提出說，中國的教育出問題了，很多人就非常不讚同。他們認為，隻要努力聰明，就應該上北大清華。這種思想根深蒂固。所以我們現在提出來共同富裕，在某種程度上與我們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心理是不一致的，推行下去有相當的難度。
中國人的這種精英主義傳統當然有很多好處，比如獎勵個人努力等。但是另一方麵，要想把共同富裕和社會公平的思想貫徹下去，國家應該投入資源，在製度上盡量去實現教育的公平，同時不要去動中產階層的奶酪。
我估計中國至少50%的家庭沒有參與到中產階層的教育競爭遊戲，他們沒多少錢去補習，反正最後孩子能上一個普通的大學就行了。國家應該增加對收入最低的50%的家庭的教育資源投入，提高農村地區和城市中較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水平，而不是要把中產階層拉下來。
澎湃新聞：關於擴大中產階層群體的比重，這次會議還用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要實現橄欖型的分配結構。相應應該有哪些實際舉措？
姚洋：實現橄欖型的分配結構，就需要有更多的人成為中產階層。過去有很多“草莽英雄”，如今這個時代過去了，不提高教育水平，成為中產階層的概率是極低的。我們要實現共同富裕，第一要務就是把教育先搞好，這是最重要的。準確地說，教育公平是第一位的。
效率優先的觀念要轉變
澎湃新聞：此次會議提出“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怎麽理解？
姚洋：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效率被擺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比如說征收房產稅的問題，很多人反對征收房產稅，他們認為這是對財產所有權的剝奪。這種非常極端的觀點很有意思，在中國很流行，其實在任何發達國家都不可能再出現這樣的論點了，包括在美國。
在很長一段時間中，我們都認為效率是第一位的，公平隻是兼顧，而不是二者攜手並進。在這個層麵上說，目前確實是一個很大的轉變。這也意味著，要讓大家接受這種觀念的轉變，還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不僅是社會大眾，包括官員都需要轉換觀念。
澎湃新聞：在新的階段中，企業家精神和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應該是一種怎樣的關係？
姚洋：即便是在美國，他們的企業家精神就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企業要關注它們的利益相關者，過去的企業隻對投資者負責，對股東負責，但現在，特別是對那些大企業來說，這是遠遠不夠的——他們應該顧及到所有的利益相關者。換言之，企業與社會應該是一個共生體。對於企業來說，要支持推動共同富裕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而不僅僅是捐錢“買平安”。若是成了這樣，也是一個不好的取向，好像是政府逼著去做的，政府不逼，企業就不會捐款的。企業為什麽不能主動地去做一些事情呢？
企業家是我們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推動著社會的進步。但企業家也要與時俱進，思想觀念不能還停留在上個時代，隻謀求自身的發展，把員工隻當作是工具。企業是社會中的一個單元，是不能獨立於社會而存在的。
澎湃新聞：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企業家作為社會的引領者，他們應該起到什麽
作用？
姚洋：企業家有很大的影響力。在中國的文化裏，我們是非常崇拜企業家和個人財富的。中國文化就這樣，隻要是通過努力得來的，就是應得的。於是，企業做什麽事情就會有引領的作用。
特別是我們那些大的平台企業，他們應該做出一些表率作用，應該從單一的利潤導向轉向陳春花老師說的
“共生”——把上下遊企業和競爭對手都當作是一個共生的生態來維護，而不是就想著自己的那點事兒，否則很有可能會對社會產生破壞性。
澎湃新聞：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事件顯示出我們的一些巨頭的企業文化可能是非常糟糕的。
姚洋：這與企業家的個人素養不夠有關係。部分中國企業家很成功，受到追捧，他們形成了自我強化，覺得自己什麽都懂，也不需要讀書了，以為學者的東西都是紙上談兵，根本不值得一聽。他們自認掌握了一切。但實際上，做好一個企業並不等於就明白了世間的萬事萬物。相比之下，讀書比較多的企業家就不太一樣，思想所處的高度也是不一樣的。
企業的社會責任比捐款重要得多
澎湃新聞：實現社會公平是共同富裕的內涵，企業又應該怎麽做？
姚洋：這是一個企業社會責任的問題。企業與其拿出那麽多錢去捐款，還不如去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996”就是一個巨大的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它把整個社會給拉低了，讓我們每個人都緊張。企業與其拿出那麽多錢來捐款，還不如不要搞“996”，讓員工周末可以休息，給外賣騎手們都繳上社保，是不是更好？企業也不要再用算法和係統去算計那些騎手，他們跑得越來越快，騎手累，整個社會都累——騎手們橫衝直撞，交規在他們眼裏根本就不存在，這對於整個社會氛圍的惡化，不是僅僅靠捐贈就能換來。企業的社會責任其實比捐款要重要得多。
澎湃新聞：你剛才提到，中國人從心底裏認可精英主義文化，韓國的財閥經濟似乎就是這種精英文化的一種體現。在東亞文化圈中，日本似乎不太一樣。
姚洋：日本從一開始就有一個共同體的概念。“忠誠”在他們的血液當中，他們一旦進了企業，就忠於這個企業，也就有了共同體的意識，所以容易形成一個比較平均的社會。比較有意思的是，日本這樣一個平均主義社會，卻並沒有影響到它的企業家精神。他們的企業家中也出現了偉大的管理學家，他們的企業家也不要求多麽高的財富，就是致力於創新。上個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就出現了很多這樣的企業家。
因此，並不能說有了共同體的意識，實現共同富裕，會壓製企業家精神。當然，製度仍然要鼓勵企業家創新，隻要製度對了，跟文化的關係可能就沒有那麽大了。否則，很多的不好做法是我們文化決定的，在我們的血液裏頭。最後，我一定還要強調，不要把共同富裕搞成一個運動。我們要紮紮實實地做一些研究，然後在製度層麵來解決問題。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北大教授：企業與其捐款那麽多不如取消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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