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吸毒人員公安機關內部信息係統裏，袁自良的名字被掛了991天。
對這種情況，袁自良長時間不知情。直到今年5月，袁自良和數十名老鄉到杭州打工，在杭州南站，他被民警攔下來做毛發檢測，“小夥子，你吸毒多長時間了？”
袁自良是在一次闌尾炎手術後尿檢查出“嗎啡陽性”的，雖無更多證據證明他吸毒，可他的名字仍被錄入了信息係統。最近三個多月，他接受了多次尿液檢測和毛發檢測，生活大受影響，“我的名譽受損”。
8月4日，袁自良的名字終於從係統裏刪除。雲南省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禁毒大隊負責人對紅星新聞表示稱，袁自良的遭遇，反映出一些基層工作人員“群眾工作不到位、耐心不夠”。
本著“不避短、不遮醜”原則，麒麟區禁毒辦和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已對轄區社戒社康辦公室的3名工作人員和禁毒大隊1名民警進行處理。
到學校當保安
連續兩次尿檢均顯示“嗎啡陽性”
袁自良，31歲，雲南曲靖麒麟區瀟湘街道瀟湘村委會人，初中文化。他當過酒店服務員、水電工，在跑腿公司送過外賣。袁自良的姐姐在曲靖市福邦酒店工作，在姐姐的介紹下，他於2018年3月底到這家五星級酒店當後廚，負責切菜、配菜。
2018年7月底，袁自良突感腹痛。他向廚師長請假，當晚住進了麒麟區醫院，一查，是闌尾炎。一周之後，袁自良做完手術出院，但他不能再幹體力活，於是辭去後廚工作。他的外甥準備去天人中學上高中，姐姐轉而去這所中學的食堂炒菜，又是在姐姐的介紹下，他去應聘這所學校的保安。
“剛去的時候不需要體檢，上了半個月的班後，學校很多人被安排體檢。”袁自良說，體檢是在瀟湘派出所進行的，每人拍一張正麵照，兩張側麵照，錄指紋，做尿檢。
袁自良的尿檢結果為“嗎啡陽性”。“當時工作人員不相信，接著又做了第二次，結果還是陽性。”袁自良說，他問工作人員，“這個結果是什麽意思”，但工作人員沒有解釋。
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禁毒大隊告訴紅星新聞，2018年10月24日，袁自良在當地某中學從事保安工作期間，經學校申請，轄區社戒社康辦公室工作人員進行特殊崗位人員監測時，尿檢發現袁自良呈嗎啡陽性，當場再次尿檢仍呈陽性，袁自良當時沒有提出異議。
一周後，轄區派出所民警與瀟湘街道社戒社康辦公室工作人員找上門來。袁自良當時在睡覺，工作人員把他叫醒，對他說，其尿檢呈陽性，需再查一次，“我又配合著做了尿檢，做完之後，他們又是什麽也沒有說就回去了。”
袁自良稱，他從未接觸過毒品，不明白為何尿檢結果為陽性。之後他又接到電話，要求到瀟湘街道社戒社康辦公室再檢一次。當時袁自良的父親在麒麟區醫院住院，陪他去瀟湘街道社戒社康辦公室的，是母親和堂哥，到達時間是當天早上9點，雙方一直交涉到了下午3點。
“當時我很憤怒，我一直強調，這個事情最好查清楚了，否則對我影響太大。他們說，會核實，如果查清了，沒有這回事，會把我的信息刪掉。”袁自良說，之後他與母親去麒麟區醫院看望父親，以為這事就這樣過去了，也就沒再過問。
去杭州進廠
“小夥子，你吸毒多長時間了？”
在接下來兩年多的時間裏，袁自良一直在各地打零工。
有親戚做弱電工程，他幫著裝攝像頭和收費係統，工作地點都在曲靖本地。今年清明節，他出遠門去了昆明，在十天時間裏，他刷身份證住旅社、酒店，一切都很正常。
今年5月，在勞務公司的安排下，袁自良和曲靖當地數十名務工人員，坐火車到浙江杭州安吉縣進廠。勞務公司買的是慢車票，到杭州南站的時間為5月9日淩晨3點30分，袁自良的好友、初中同學熊貴權同行。
下車之後，他們遇到杭州南站的鐵路警方查身份證。“查到我的時候，民警說，你等一下。”袁自良說，查到他之後，同行的其他人放行，而他被要求去一趟辦公區。
熊貴權告訴紅星新聞，當晚他陪同袁自良去了辦公區，“我們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他進了辦公區，我被要求在外麵等。”
民警給袁自良做了毛發檢測，取了他的一點頭發放在機器裏，不久機器裏吐出來兩張小紙條。經民警允許，袁自良用手機拍下這兩張小紙條。
這是兩張報告單，打印時間為當日淩晨3時53分、4時01分，檢驗對象分別是甲基安非他明（俗稱冰毒）和嗎啡。兩報告單顯示，兩指標的檢驗結果均為“
袁自良回憶，當時檢測人員一邊檢測一邊問，“小夥子，你吸毒多長時間了？”他被問得莫名其妙，這才反應過來，原來2018年他的“吸毒”信息根本就沒有刪除，“當時我解釋，我之前的確尿檢呈陽性，但我沒有吸毒，也沒有戒毒，從沒被處理過。”
熊貴權說，袁自良出辦公區後，向他解釋自己被帶走的原因是“吸毒”，他了解自己的好友，“他不可能吸毒。”去往安吉縣的高鐵乘車時間是當日上午9點半，當晚袁自良等人就在杭州南站的二樓候車室度過。
同務工人員簽約的是杭州銘赫科技有限公司，當天，他們去了位於在安吉縣郊區的工廠。袁自良的進廠、住宿等流程都很順利。他正式上班的時間是5月11日，他先是上了6個白班，第7天，他被安排上夜班。
被要求多次複檢
個人信息上傳到“陽光下”小程序
5月18日早上8點下班後，袁自良吃了點東西，把宿舍窗簾一拉，手機靜音一開，開始睡覺。
他後來才知道，這個階段，安吉縣警方監測到了他的“吸毒”信息，並開始與其聯絡。因手機靜音，當地警方先是聯係到他母親，“我媽也聯係不上我，於是警方又聯係工廠。廠裏的辦公室通過入廠信息，問了中介公司，中介公司查檔案，查到了我被分到的車間和生產線，最後查到班組和宿管，以及我住哪棟宿舍的幾號幾樓。”
幾名工人到宿舍把袁自良叫醒。他洗了把臉，回了警方電話。因人生地不熟，民警在微信上向他發送了派出所的定位。在轄區派出所，袁自良接受了毛發檢測和尿檢。民警還要求他用手機掃描名為“陽光下”的小程序，“我要對著自己的臉拍照，把信息錄入係統裏，按照小程序的提示，我每周都要到上麵去簽到，及時上傳檢查結果等。”
紅星新聞檢索發現，“陽光下”小程序僅限於浙江地區及湖北宜昌的“特殊人群相關人員使用”。袁自良用個人身份登錄後，能看到裏麵有“我要學習”、“我要請假”、“尿檢上傳”、“發檢上傳”、“我要舉報”等子頁麵。
袁自良被納入浙江“陽光下”小程序係統
8月19日的信息顯示，袁自良仍是“黃碼”管控對象，需積極配合社工管教，每個季度需要受一次幫教談心、突擊尿檢，每半年要進行一次毛發檢測。係統中，其上一次尿檢時間為5月28日，下周期的突擊尿檢時間為8月28日至11月28日。
5月25日，袁自良又被安吉縣禁毒辦傳喚了一次。這次傳喚的距離更遠，用車軟件顯示單程為21公裏。袁自良說，這次他也做了尿檢和毛發檢測。就是這次之後，其手機上發來“陽光下”的短信，告訴他已被列入黃碼管理人員。
“我這才意識到，這件事根本不簡單。”5月28日，袁自良提出辭職，6月1號，辭職申請被批準，“這件事對我的個人影響很大，我必須趕回老家去處理。”他買了杭州到曲靖北站的高鐵票。
袁自良說，其實在5月18日第一次被傳喚時，他就在家族微信群裏說了這件事，之後其堂哥和姐姐就去了禁毒大隊、派出所反映，“一直到6月1日，他們都沒有回複我姐事情到底解決了沒有。”
6月底，他問姐姐這事處理到了何種程度，“我姐說，對方回複需要一個過程。當時我就很氣憤，於是就把這些經曆寫在了百度貼吧上。”
禁毒大隊多次道歉
“我希望有一筆賠償”
袁自良的貼文發於7月2日。“我就這樣無緣無故被冤枉了快三年”，他寫道，“我不想成為又一個‘冤假錯案’的受害者”。他說，因平日裏喜歡看央視撒貝寧的《今日說法》節目，現在“既然事情發生在我身上”，他就懂得應該主張自己的權益。
袁自良的老家在麒麟區瀟湘街道村委會平坡村，8月17日，村小組組長趙瑞華告訴紅星新聞，他看著袁自良長大，“他是個老實人，不可能有吸毒史”。此前，他陪同袁自良的母親多方反映，“他是清白的，但也沒必要一直計較。”
袁自良則稱，他需要一張警方的書麵道歉函，“有人認為我故意刁難，但我不這麽看。在村子裏，哪怕一點小事，也是一個傳一個。”他說，警方來他家，都是開警車一路問過來，“這麽一問，相當於半個村子都認為我在吸毒。他們未經走訪、調查就把我錄入係統，我向他們要一張書麵道歉函，並不過分。”
禁毒大隊介紹，今年7月9日，經民警反複上門做袁自良的工作，袁自良才願意配合檢測。警方經過調查詢問及提取其尿液和毛發進行檢測，結果嗎啡呈陰性。之後，禁毒大隊向上級匯報申請從係統刪除袁字良的名字，為避免對其造成不便，禁毒大隊同時開具相關證明。
禁毒大隊於7月25日開具的《證明》稱，袁自良於2018年11月16日被錄入公安機關吸毒人員信息係統，袁自良向我大隊反映後，經我大隊進一步核實：係統錄入時無證據認定其有吸毒行為，係我大隊審核把關不嚴，誤將其錄入。
袁自良說，他的貼文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之後，轄區派出所、禁毒大隊等工作人員前後4次到他家，期間采集了他的指紋、掌紋，並拿走了之前其做闌尾炎手術的出院材料，以及此次前往杭州務工產生的各項費用明細。
袁自良的杭州之行總共花費1203元。8月10日早上，他到瀟湘街道社戒社康辦公室協商賠償事宜，“當時辦公室有3個人，禁毒大隊來了4個人，我一進去，禁毒大隊的教導員等人就對我道歉，我說，打住，你們的口頭道歉我絕不接受。”
他希望獲得一筆賠償。袁自良稱，當時工作人員掏出1205元，“站起來推到我麵前，叫我收著。我問他們，難道你們拿1200多元就把我打發了嗎？沒有什麽其他的賠償了嗎？”
袁自良解釋說，原本其去杭州，順利進廠，生活將迎來新麵貌，但就是因為2018年錄進係統，導致他無法用心上班，還要每周配合做一次體檢。這對他的生活影響確實太大，“我的工資17元每小時，每天上班11個小時，每天有187元的工資，去掉周日，一個月算下來，每月能拿到4千多，遇到訂單多加班，工資還會更高。”
吃火鍋也可能“嗎啡陽性”
4名工作人員“耐心不夠”被追責
8月4日，禁毒大隊回複袁自良，他的名字已從吸毒人員動態管理係統剔除。袁自良算了算，其名字在這個係統裏掛了991天。
袁自良為何會被錄入這個係統？
禁毒大隊相關負責人介紹，2019年1月24日，袁自良與母親來到瀟湘街道社戒社康辦公室，對其錄入為吸毒人員提出異議並發生爭執。後袁自良又到禁毒大隊反映該情況，民警告知袁自良需進一步配合檢查並采集相關材料進行核實，但袁自良情緒激動，一直沒有配合。當年3月，社區民警告知袁自良“配合調查核實”，但袁自良不配合。今年7月9日，經民警多次反複上門工作，袁自良同意再次檢測，結果嗎啡呈陰性。
“嗎啡檢測呈陽性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吃感冒藥、火鍋當中的配料，或注射打針等，這種情況下，都是要求受檢者一周之後複檢，如果注意飲食，上述情況下的嗎啡檢測，一般都會呈現陰性。如複檢再呈陽性，就要進行審查，對其周圍人進行調查。”該負責人稱。
紅星新聞發現，袁自良最初尿檢為陽性的原因不明。袁自良稱，其闌尾炎手術用到了杜冷丁等麻醉藥物，另外，其因頭疼長期服用阿咖酚散，裏麵也含有咖啡因成分。
禁毒大隊解釋，相對尿檢，毛發檢測更為精準，但2018年毛發檢測技術還沒有出來。袁自良反映自己的遭遇後，警方通過倒查，發現袁自良第二次複檢的過程有延遲和耽誤，袁自良被錄入係統前，轄區派出所民警曾帶領街道社戒社康辦公室人員到其家進行跟蹤回訪，因現場檢測無法準確判定結果，工作人員告知其需要進一步核實，但袁自良未再配合，所以才錄入了內部的跟蹤管理係統。
禁毒大隊稱，一般情況下，排除了吸毒可能的人員，兩至三個月內其名字可從係統刪除。對誤錄入的人員，如被檢測人能配合提供藥物單位、指紋以及周圍人的調查材料等，層層上報後名字可降格或刪除。此係統是對吸毒人員的“跟蹤服務”，而不是針對吸毒人員的刑罰，所以袁自良提出的賠償訴求，該大隊實現起來有難度。
不過，袁自良的生活的確也因此事受到影響。禁毒大隊稱，他們通過倒查發現，工作人員在說服袁自良做深度檢測過程中，服務態度有欠缺，耐心不夠，講話比較簡單，雙方都有一些情緒，產生了誤解，最終導致了工作進展難度大。
“社戒社康於2017年才試點，工作人員在基層工作時，麵對的是吸毒人員、強戒人員、艾滋病患者等，他們壓力很大，的確有一些情緒。”禁毒大隊負責人稱，本著“不避短、不遮醜”的原則，麒麟區禁毒辦和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已對社戒社康辦公室3名工作人員及禁毒大隊1名民警進行通報批評等處理。
該負責人說，而今精準的毛發檢測已經普及，“像袁自良的這種遭遇，今後不會再發生了。”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打工人袁自良“被吸毒”的991天：我希望有一筆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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