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諾貝爾獎創建的第126年，是整個世界掙紮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漩渦中的第二年，也是酷熱、野火和極寒肆虐的一年。
這一年，從中東到亞太，從歐美到非洲，地緣政治格局持續劇烈動蕩，戰火從加沙彌漫到了阿富汗，從埃塞俄比亞燒到了緬甸，墜入冰點的大國關係和不死不休的兵戎相見，讓整個世界被恐懼裹挾。
天災人禍交替往複，但諾貝爾獎盛典仍然值得期待，而銜來橄欖枝的諾貝爾和平獎尤其值得期待。在各方劍拔弩張分外眼紅的時候，人們需要知道，仍然有人為了和平正在努力。
可這個獎項不是英雄的專屬。爭議、批評和罵聲，正在定義英雄的另一麵。
馬拉拉·優素福紮伊（巴基斯坦，2014年）：我命在旦夕，隻為和你們一起坐在教室裏
馬拉拉·優素福紮伊似乎完全是一名極其成功的高知精英女性。
她現年24歲，畢業於牛津大學，經營著一家全球女童教育慈善機構。她16歲登上了聯合國的演講台，在白宮和奧巴馬握手，今年6月，她剛剛為《Vogue》雜誌拍攝了封麵。鏡頭前的她妝容精致，笑容優雅，明亮熱烈的紅色頭巾鬆鬆罩住烏發，顯得她更像一位異域公主。而和她同齡的穆斯林女孩，正裹著厚厚的黑色罩袍，為丈夫洗衣做飯，給孩子喂奶。
——如果忽略巴基斯坦社交媒體的熱門標簽#ShameOnMalala#（以馬拉拉為恥）的話，這本是一個24歲年輕人的最優秀模板。
可這種成功，是15歲的馬拉拉夢裏都無法想象的——彼時，她躺在擔架上，塔利班的子彈從她的左眉骨射進了她的頭顱，穿過她的頸部，停在了她的背部。她已經失去了意識，生死未卜。
養育馬拉拉的巴基斯坦斯瓦特直到1969年之前，還是個半自治的公國。這裏的女孩子都可以上學，斯瓦特以培養出相當數量的醫生和教師而聞名
。“在斯瓦特以外的地方，識別一個斯瓦特人的方法是，他胸前的口袋裏總是有一支筆，因為他是識字的。”斯瓦特舊日首領的孫輩阿德南·奧朗澤布自豪地說道。
BBC於2013年走訪斯瓦特馬拉拉就讀的班級時，那個班裏女孩的自信和大方令人印象深刻。許多女學生想要成為醫生，“我希望有一天能成為巴基斯坦的軍隊首領。”一個女孩說道。
在馬拉拉1997年出生時，她的父親齊亞丁已經創辦了自己的學校，超過1000個孩子在此接受教育。教育氛圍濃厚的家庭環境，讓馬拉拉無法理解2008年從收音機裏傳來的話：控製了斯瓦特的巴基斯坦塔利班領導人，稱所有女性教育必須在一個月內停止，否則學校將承擔後果。
“他們怎麽能阻止我們去上學？我在想，‘這是不可能的，他們怎麽可能做到？’”馬拉拉回憶道。
他們當然能做到。恐怖的氣息開始滲透進斯瓦特的日常生活，電視新聞裏，舞蹈演員被指控不道德並被處決，她的屍體被公開展示；17歲女孩因為和男性發生關係遭受了鞭刑。
馬拉拉開始寫匿名博客，呼籲讓女性接受教育，在接受巴基斯坦電視節目采訪時毫不掩飾地要求讓女孩上學。齊亞丁讚揚女兒是“斯瓦特地區最有力的聲音”，但他從未想過，塔利班的子彈會直接射進馬拉拉的頭顱。
2012年10月9日下午，馬拉拉像往常一樣走出校門，登上校車。她和莫尼巴快樂地分享班級八卦，但當公交車沿著路線行駛時，馬拉拉感覺到了一些不尋常：路上似乎沒有人。“我問莫尼巴，‘為什麽這裏沒有人？你有沒有覺得路上和平時不一樣？’”
幾分鍾後，巴士在經過一片空地時，被兩個年輕人攔住了，他們看起來像大學生。
“誰是馬拉拉？”年輕人問道。在車上的女孩們不約而同看向馬拉拉的那一秒，莫尼巴以為又有記者要采訪她的朋友。但幾秒後，年輕人毫不猶豫地端起了槍，朝著年僅15歲的馬拉拉開了槍。
鮮血噴湧出來，將莫尼巴的衣服染得鮮紅。槍聲響起的10分鍾後，才有人來幫助這些崩潰的女學生。“馬拉拉最初是有意識的，但坐立不安，情緒激動，四肢都在動。子彈從她的左眉毛上方射入，穿過她的上身，留在了她的背部。”在救護車上照看她的神經外科醫生朱奈德·汗回憶道。
直升機迅速趕來，將馬拉拉送到巴基斯坦最好的白沙瓦聯合軍事醫院。四個小時後，馬拉拉的情況明顯惡化，失去了知覺。她的大腦迅速腫脹，部分頭骨必須被切除，取出血液凝塊和受損組織。
但她仍然是非常幸運的一個——那幾天，巴基斯坦時任陸軍總司令阿什法克·卡亞尼正好在接待一個來自英國伯明翰的醫療團隊。各科醫療專家齊聚的英國團隊很快收到了巴基斯坦的援助請求，兒科重症監護專家菲奧娜·雷諾茲被臨危受命。
“我在新聞裏聽到過很多馬拉拉的消息。”雷諾茲說道，“她被槍殺是因為她想接受教育，而我現在有能力治療她是因為我是一個受過教育的女人，所以我不能說‘不’。”
馬拉拉的腎髒當時已經停止工作，她的心髒和血液循環正在衰竭。雷諾茲回憶道：“我認為她可能會活不下來，我不確定她的神經係統有什麽損傷，任何腦損傷都有可能讓情況變得更糟。”
10月15日，馬拉拉被送到伯明翰的伊麗莎白女王醫院，當她睜開眼睛時，她已經來到了完全陌生的國家。
“她醒來時，神情非常驚恐，眼睛來回跳動。”伯明翰醫療團隊負責人賈維德·卡亞尼描述道，“我們知道她不能說話，因為她的喉嚨裏插著管。但我知道她能聽到，所以我告訴她我是誰，她在哪裏，她用眼神示意她明白。”
康複過程艱難漫長，但沒有出現更多的波折。她的麵部神經完全被子彈切斷，但手術可以讓她逐漸恢複，被切除的頭骨位置放進了一塊鈦板，一個人工耳蝸也被植入馬拉拉的左耳，改善她的聽力。
而在槍擊事件發生7個月後，2013年7月12日，馬拉拉的16歲生日那天，她站上了聯合國青年大會的演講台。“一個孩子，一個老師，一本書，一支筆就能改變世界。”她對著全世界呼喊。
父親齊亞丁永遠記得那一天：“她手持希望之燈，告訴世界——我們不是恐怖分子，我們是和平的，我們熱愛教育。”
2014年，年僅17歲的馬拉拉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她也是有記錄以來最年輕的獲獎者。
而在7年後的今天，從英國頂級學府畢業的馬拉拉，卻正在被她祖國的一些同胞憎恨著。
因為她崇尚開放性的伴侶關係，呼籲女性不必結婚。“如果你想在你的生活中擁有一個人，為什麽你必須簽署結婚文件，為什麽它不能隻是一種夥伴關係？”在接收媒體采訪時馬拉拉說道。
這種言論在大多數人是以包辦婚姻結合的巴基斯坦，不啻於違背人倫。“塔利班當初為什麽沒有殺死她？她可是巴基斯坦人和穆斯林，我為塔利班沒有打死她感到憤怒。”《Vogue》雜誌下的一條評論說道。
推特用戶艾哈邁德·賽義德·汗·達瓦爾則用烏爾都語寫道：“這個長著斜臉的可惡女人正在嘲笑我們的先知，婚姻是聖行，夥伴關係是通奸。”
指責她的不乏女性。一名巴基斯坦女性政治顧問認為，長期的西方教育已經將馬拉拉培養成了西方的間諜：“MI6和CIA終於培養出了巴基斯坦的領導人，她未來要當這個國家的總理呢。”
馬拉拉和家人
就連馬拉拉的媽媽都不同意女兒的想法：“你怎麽敢這麽說？你必須要結婚，婚姻是美好的。”
——雖然她的母親也是包辦婚姻的對象，但幸運的是，她和馬拉拉的父親對對方還算滿意，“可婚姻的其他矛盾還是需要他們自己去解決。如果讓他們自己選擇，我不確定他們是否會選擇對方結婚。”馬拉拉說道。
至少到目前為止，這個24歲不願結婚的女孩，在諾貝爾和平獎的光環下，正在被她的母國同胞和宗教信仰所厭棄。在一些人中，她不是英雄，而是真主的叛徒。
弗雷德裏克·威廉·德克勒克（南非，1993年）：他救出了曼德拉，但他是被迫的嗎？
1993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名字，至今仍會被人們飽含敬意地提起——南非“國父”納爾遜·曼德拉。那幾年，南非的種族隔離製度正式被廢除，曼德拉成為了南非總統。
但鮮少人知的是，199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有兩位得主，另一位正是1993年的南非總統弗雷德裏克·威廉·德克勒克。他是南非最後一位白人元首，也是將曼德拉從近27年牢獄之災中解救出來的人。在2005年“最偉大的南非人”的票選中，他排名第三，但在南非之外，知道他名字的普通人並不多。
——其中的一個原因，也許是因為他更像是個被迫妥協的政客，而非如曼德拉一樣的民族英雄。
德克勒克生長在保守的白人家庭。他的父親揚·德克勒克曾是南非前總理亨德裏克·弗爾沃德內閣的一名部長，而弗爾沃德被廣泛認為是南非種族隔離製度的構建者。
幾十年來，德克勒克一直是種族隔離製度的堅定支持者。他於1972年當選為議會成員，後又當上內閣部長，其保守立場一直在政府內部非常知名。南非記者Ferial
Haffajee寫道，她對德克勒克的深刻記憶是這個人通過了一項法案，試圖使黑人更難進入白人大學。
因此，當德克勒克於1990年2月2日宣布解除對非洲人國民大會（南非最大黑人民族主義政黨，現南非執政黨）的禁令並釋放曼德拉時，許多人感到驚訝。因為在1989年當選南非總統之前，他沒有主動表現出任何希望廢除種族隔離的態度。
此後，1991年2月，他宣布廢止種族隔離製度；當年6月，她廢除南非《人口登錄法》、《原住民土地法》等法規，在法律上廢除種族隔離。
可這之後的幾十年，關於德克勒克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有人盛讚他年輕時留學發達國家的經曆，讓他對種族平等觀念持開放包容態度。有人卻指出，當時，南非經濟低迷，急需國際認可，而聯合國已經多年來持續不斷譴責南非的種族隔離。
且當時，德克勒克是從辭職的前任總統博塔手中接過總統一職，而博塔是堅定的種族隔離支持者。他在公開場合對黑人的侮辱性言論導致國際社會對南非進行製裁，隨著外國投資者在南非投資減少，南非的經濟出現了巨大損失。
在這種內憂外患下，德克勒克順勢而為，做出革命性的表態，和博塔劃清界限，也許是拯救南非經濟、重新贏回國際聲譽的最好辦法。
“他想要變成青史留名的那個人。”《衛報》分析道，“這一切對他而言非常劃算，不論於他個人的政治聲望，還是國家的命運。他想當那個英雄。”
無論爭議幾何，至少在捧回諾貝爾和平獎的幾十年後，德克勒克確實贏得了很多掌聲——“最偉大的南非人”票選排名第三足以證明德克勒克的成功。
但這些讚美幾乎全盤毀於2020年2月2日——南非廢除種族隔離29周年的紀念日。那一天，德克勒克在接受南非國家廣播公司采訪時公開表示，種族隔離不能被認為是危害人類罪。
這番表態直接引爆了許多人這些年的疑慮——一個在南非廢除種族隔離鬥爭中第二重要的人，卻認為種族隔離達不到危害人類罪的程度，很多以種族解放為豪的南非人感覺自己被狠狠打了一耳光。不少人呼籲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剝奪德克勒克的諾貝爾和平獎。
南非總統西裏爾·拉馬福薩直接稱德克勒克的言論“叛國”，而父輩為種族隔離受害者的南非人憤怒不已：“對我和我的家人來說，德克勒克否認種族隔離是危害我們人類的罪行，確實給我帶來了沉重的打擊。”盧卡尼奧·卡拉塔說道，他的父親被種族隔離警察殺害，“德克勒克從未真正將我們視為人類。他從未為我們的家庭賦予任何人性價值。”
一夕之間，德克勒克的光環隕落，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功績變成了捅向他的刀子。這個85歲的老人正在和癌症病魔作鬥爭，但30年前釋放出“國父”曼德拉的他不會想到，他的晚年將會在國民的嫌惡中黯然收場。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亦正亦邪，這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爭議人生
去年6月，因寢室床上放了一包零食，就讀於四川省瀘州市合江縣先市職業中學初二年級的13歲女生戚夏（化名），被前來檢查的學生會“學姐”和生活老師罰做了150個下蹲後，造成終身遺憾，再也不能像普通人一樣正常行走了。戚夏母親周女士告訴大眾網·海報新聞記者，“現在戚夏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