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正義在遼寧衛視參加反拐電視節目
“遇到上官正義你就變孫子了”，有人在販嬰群裏說。上官正義是一位民間打拐誌願者，從2007年到現在，他一直以各種身份臥底在“販嬰圈”，追蹤各種販賣嬰童及相關產業鏈的線索。
對於上官正義而言，雖然隻能一個人“點對點”地去追蹤有限的線索，但每一個小的線索都意味著一個希望，“我自己體會過無助，我覺得我的出現會給他們的生活帶去一絲希望。”
販嬰群裏上官正義的名字不時被提及
一次“失敗”的臥底周旋
“那邊（中介）又反悔了。”上官正義有些抓狂。
這個線索他已經臥底了近一年，對方是一個倒賣“假出生醫學證明”的中介。原本當天下午，他要從重慶飛到泉州和對方見麵。
8月24日上午，上官正義的時間全撲在了與中介的周旋上。早晨從酒店出發，在附近的小攤點了一碗肥腸麵，沒吃幾口，就匆忙打車——他需要盡快趕往重慶西站，中介突然要求與他在重慶西站視頻，核實他的位置。前一天，他曾告訴對方，自己先是從四川隆昌到重慶西站，再至江北機場，坐飛機到約定地點泉州。
上車沒多久，中介的視頻電話就打進來，還在路上的上官正義隻得騙對方說，自己身體不舒服，叫了一輛出租車帶他到最近的藥店買藥。對方質疑：“這麽大的重慶西站都沒有賣藥的地方嗎？”後來中介還在地圖軟件上查找了西站附近有沒有藥店，“幸好還真沒有”，上官正義心有餘悸。
他知道與對方周旋的一舉一動都需要謹慎細致，例如，發過去的話“不能多一個字，多一個標點符號”，如果對方說這個孩子要7萬，那你不能直接問這7萬裏包含哪些費用，而是說“好貴”，對方自然會解釋其中營養費多少，打點醫院關係要花多少，如果想把出生證明一起辦了，還需要再交多少錢……
但即便經驗再豐富，總會有新的考驗等著他。
出租車到達西站後，上官正義聯係中介視頻，剛聊幾句，對方又再次質疑：為什麽在畫麵裏麵完全沒有重慶西站的標識？他連忙端著手機尋找有“重慶西站”字眼的指示牌，小跑幾步看到車站顯示屏上的列車時間後，趕緊把手機對著屏幕打消對方的疑慮。
三分鍾後，中介打來電話，以辦理出生證明的醫院近期要進行內部檢查為由拒絕了這次線下見麵。
在上官正義臥底打拐的14年間，他時常因為中介或賣家臨時改變主意而被迫改變行程，“被支配”是他生活的常態。“也習慣了”，他說。
緊張感一下子從身體裏抽離出來，他癱坐在車站座椅上。可能是中暑的原因，他開始感覺到自己的變化：頭暈乎乎的，渾身濕透了但又感到很涼。座椅靠背是皮質的，貼著會稍微溫暖些，於是他脫下防曬衣，將衣服蓋在胸前，雙手伸進兩隻袖子裏，他看到防曬衣挨著後背的地方已經全濕了。
上官正義沒有和中介抱怨對方的“爽約”。“要按照對方的邏輯行事”，這次損失的700塊機票錢即使心疼也不能生氣。起初碰到“爽約”的情況，他會氣得把對方拉黑，但“在這個行業裏，臨時更改行程非常常見”。他在這次臥底中察覺，這個中介似乎懷疑自己也是中介，上官正義索性將計就計，“中介是不能心疼這些小錢的”。
他從包裏拿出一包抽紙，不停地擦汗，怎麽也擦不幹似的，手上的紙揉了一團又一團。
“這次接觸的中介比以往更狡猾”，上官正義攥著手機說道。與以往對方直接發來辦好的出生證明的照片，以證明其“業務能力”的做法不同，這次對方提出直接在視頻裏將辦好的出生證明拿給他看。
上官正義隻好一邊跟對方視頻，一邊拿另一部手機錄下整個過程，將視頻中出現的出生證明，一幀一幀截圖保存。
這次來經由重慶去泉州，是因為在中介提供的兩張“假出生證明”裏，有一張戶籍地址顯示在重慶某地。如果他能確定這裏確實有買方跟中介辦理了“假出生證明”，就有證據證明中介的犯罪事實。
視頻截圖中出生證明上的信息非常模糊，隻能大致辨認。上官正義需要上門詢問。開門的是一位老大爺，在詢問家裏是否有“A某”這一人時，對方回答，“沒有啊，你們搞錯了吧，是B某，我女兒”。當找借口再進一步問到關於孩子的信息時，大爺連忙擺手搖頭，關了門。
“能解釋通了”，上官正義在電梯裏找出截圖，仔細辨認，發現買方的姓氏確實是“B”而不是“A”，二者在比劃上相近。上官正義判斷，這張“假”出生證明的交易已經完成。這讓他更確信這條線索，如果不是中介“爽約”，他現在或許已經將線索交給了警方。
2017年8月，上官正義在蘇州北站協助警方抓獲涉嫌販賣嬰兒的犯罪嫌疑人
從酒店保安到臥底打拐
上官正義從事臥底打拐實屬偶然。
在此之前，他曾在河南少林寺習武，19歲進入部隊服役。退伍後，他先是在酒店做保安，後又去廣州做跆拳道教練，與此同時開始參與義務反扒、反傳銷等誌願工作。
2007年，在一次成功提供線索解救6個被拐賣花童之後，上官正義因媒體報道而被更多人知道，越來越多的被拐孩子的線索也向他湧來。
上官正義在貼吧創建了話題：如果有販賣孩子的消息，請告訴我。那段時間，他創建的話題裏有170多樓，累積收到了4000多條私信。
起初，上官正義隻是在工作之餘兼顧搜集和核實被拐孩子的信息。那時他還是跆拳道教練，為了多賺點錢，每天跑四五個館上課。在不斷被拉進多個“尋子群”後，他才意識到，原來被拐的孩子這麽多。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我國拐賣兒童的高發期。據寶貝回家網數據，1988年至1992年，我國每年失蹤兒童數量均超過2500人，其中1990年，失蹤兒童數量為3431人。2009年，我國建立了“打拐DNA數據庫”，公安部在全國開展“打拐”專項行動。
上官正義潛入“販嬰圈”，從貼吧、QQ群搜集關於賣方和中介的線索，由於線索常常模糊，他不得不請假去當地核實取證，一開始一個月請一次假，到後來每周都需要請假，缺的課也找不到時間補齊。
2010年他辭去了跆拳道教練的工作，“專職”臥底多個QQ嬰兒送領養群，每條線索的確立完善短則需要兩三個月，多則一年多。通常他需要線上溝通取證，線下見麵核實，再將線索上報給公安機關。
除了幫助別人帶來的那種價值感，“（自己）能做到一些別人做不到的事”，也是上官正義持續臥底打拐的動力。
在廣州工作期間，生病住院時，上官正義曾抱著好玩的心態反騙了電話詐騙團夥200塊漫遊費。後來進一步接觸時，他又意外發現這個團夥涉嫌涉槍涉毒，當即暗中向警方報案。對方被抓時，仍不知道被上官正義“出賣”，對他喊“大哥，快跑！”
十多年來總會有被拐的孩子家長找到上官正義求助，他們提供孩子的樣貌、被拐的地點、時間等信息。但對於上官正義而言，從被拐一方追溯線索幾乎不可能，“我可能隻能安慰他們”。陝西蒲城伍興虎的兒子伍嘉誠是在一家人睡著後，被人下了迷藥從家裏偷走的。6年多的時間裏，伍興虎穿著蜘蛛俠的衣服騎三輪車尋子。見麵後，上官正義看到比自己大不了幾歲的伍興虎頭發近乎全白，上官正義想請他去吃餛飩，他拒絕了，說“太貴了”。
2010年以來，公安部建立了與民間反拐誌願者的長期合作機製，在互聯網上開通了“打拐”信箱、微博打拐，搭建
“寶貝回家”尋親網站，派員加入“寶貝回家”尋親網站的QQ群，指定專人接收、反饋誌願者與群眾反映的拐賣犯罪信息和線索，及時受理群眾的投訴、舉報。
不少人會把線索同步私信給上官正義。收到線索，他要與舉報人了解基礎信息，排除“報複性”、“利用性”的舉報，再從正麵、側麵去核實被舉報人的信息，是否與舉報人所提供的一致，如果屬實，他就要判斷要不要去當地完善線索，或是可以直接反饋給當地警方。
對於上官正義而言，雖然隻能一個人“點對點”地去追蹤有限的線索，但每一個小的線索都意味著一個希望，“我自己體會過無助，我覺得我的出現會給他們的生活帶去一絲希望。”
網絡販嬰隱蔽性更強
“我很清醒，也很現實”
上官正義幾乎每天都會收到一兩萬條微信消息，有些是販嬰群裏的消息，有些是其他人發來的關於涉拐、法律方麵的求助。
以前他睡覺的時候也會想著會不會有重要消息沒及時回，但在飽受失眠困擾後，他決定每天早、晚各花一個小時處理案件之外的消息。失眠，是在臥底打拐之後出現的。
“晚上，大家都感性一些，更容易套取證據”，上官正義曾自學犯罪心理學，他一般會選擇在半夜12點到淩晨4點之間聯係中介。中介在線時間往往捉摸不定，為了自身安全，他們一般隻會在需要聯係下家的時候上線，其他時間手機大多處於關機狀態。
上官正義盯著手機聊天的界麵，一旦對方發來消息，他更不能放鬆，需要不停想下一步應該如何回複，怎樣能讓對方說出更多成交的販嬰交易，怎樣讓對方更信任自己。以不同角色和中介或賣家建立聯係後，他會翻看對方的朋友圈，了解對方的興趣和軟肋，以便在交流時順著對方的思路，獲得信任。
一個有用的信息或線索可以讓上官正義立馬興奮起來。一旦對方透露出了自己的相關信息，他會立即在互聯網上利用各個平台，檢索對方的其他信息。
2018年上半年到現在，上官正義一共飛行365次，飛往52個城市，484715公裏。上官正義經常睡在酒店，他睡覺前要關閉衛生間的排氣扇——“那個聲音太大了”。
但還是失眠，整夜睡不著。在吃藥、打針、看心理醫生都沒有效果後，他試圖在睡不著的時候，在電腦上寫下自己以前的經曆，比如，在老家的童年。對他而言，那也是一段無助、沒有希望的日子。
雖然一直覺得讀書能改變命運，但因為家裏窮，剛上初中，上官正義就不得不輟學。他嚐試通過采藥、捉鱔魚、養鵝賣錢湊學費，卻也杯水車薪。不上學，就得尋找其他的出路，他想走出大山，再也不回來。13歲那年，他跟著一對少林寺表演隊去了河南嵩山，6年後他入伍，服役3年。
退伍成為保安後，邁入城市“花花世界”的他顯得“格格不入”。下班後他最重要的“娛樂”是看報紙。每天步行一公裏去報刊亭，買一份《廣州日報》或者《南方日報》。如果遇到重大事件，他會買兩份，看不同媒體報道的不同角度。他現在還記得有一篇評論的標題：《見義勇為更要見義智為》。但他能察覺到，自己看報紙時別人眼神裏的嘲笑：還真把自己當文化人了，不過是個小學畢業的打工仔。
他對嘲笑的眼神並不陌生。小學的時候，老師問大家的夢想是什麽，大家的答案多是將軍、飛行員，上官正義對老師說：“想當殺豬匠”。周圍的同學哄堂大笑，可在他看來，同學們想當飛行員和將軍並不現實，而殺豬匠不僅能吃飽飯，在每家每戶殺豬的時候還能吃上豬肉。
“我很清醒，也很現實，我覺得我自己是對的”，上官正義說道。接著他把“我覺得自己是對的”又重複了三四次。
別人問起上官正義的工作，他有時會說“當老師”
更隱蔽的網絡販嬰
現在，在臥底打拐這件他同樣認為“對的”事情上，上官不斷麵對著新挑戰。
在“專職”自費臥底打拐的14年裏，上官正義花光了在廣東打工時攢下的近50萬元積蓄。現在，他有時需要花妻子的工資才能支撐自己繼續跑線索。他知道，經濟、身體和家庭已經不允許他像之前那樣，“一天兩座城市”地奔波。
采訪中，孩子打來電話，他會降低音量，輕聲細語地說：“爸爸在忙，待會兒回你電話好不好？”吃飯的時候，妻子發來孩子玩耍的視頻，他會盯著手機屏幕，情不自禁地笑起來。但短暫抽離過後，他又會恢複到緊繃狀態，“好，我們今天就先聊到這兒”，“我先接個電話”……
長期臥底打拐的經驗讓他愈發覺得，不同的線索往往都指向相似的漏洞。近些年，以騙、搶為手段拐賣兒童的方式，已經被新型的依托互聯網的網絡販嬰（即買家、賣家和中介在QQ群等線上平台對接，再去線下完成交易）取代，它的隱蔽性更強、涉及地區範圍也更大。而為了給買來的孩子上戶口，“洗白”身份，倒賣《出生醫學證明》和疫苗本的非法產業鏈也“興盛”起來。他在臥底打拐的過程中還發現，有中介開始勾結醫院內部人員偽造《出生醫學證明》。
“如果能從製度根源上堵住漏洞，能更高效地解決問題。”2014年，上官正義針對偽造《出生醫學證明》、疫苗本等“洗白”戶口等問題撰寫報告提交有關部門，並在其中建議“建立全國統一的衛生部新生兒檔案係統”、“加強新生兒入戶審查”等。
2020年，國務院辦公廳在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2021—2030年）的通知中提到，“深化部門協同聯動，實現信息互通、工作互動”，“
對來曆不明兒童落戶的，要采血檢驗入庫比對，嚴把兒童落戶關”等。
前不久，上官正義聯係的中介將“通知”發給了他，說“現在空間越緊了”。但他發現，中介也在不斷琢磨著新的法子，如，以收養棄嬰的名義進行販嬰、偽造司法鑒定等。
現在，他仍穿梭在各地跟蹤線索，每個月提供給警方三四條線索。打拐和家庭之間的矛盾仍如影隨形，有時，他甚至希望家人理解但不支持他，在他出差時阻攔他。
“做（打拐）可能沒有希望，但不做就肯定沒有希望。”上官正義說。
上官正義並不是他的真名，但生活中的大部分時間裏他都處在這個“身份”中，做著這件他認為“對”的事情。
在有限的作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裏，他不打牌，也不玩短視頻，“覺得這些有點浪費時間”。除了家人外，他也不會透露自己臥底打拐誌願者的身份，別人問起他的工作來，他有時會說“當老師”。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臥底“販嬰圈”，一個民間打拐者的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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