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兒子進城要六七十萬，兩個兒子就要一百多萬。這對當地農民家庭是很難承受的。所以有些村落傳出一種說法，”
生兩個兒子要哭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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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邵陽的婦女與兒童。圖源：IC Photo
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編輯 胡傑 校對 李世輝
根據多地統計單位官網信息，為響應《國家統計局關於開展農村青年婚姻關係調研的通知》，多地在今年下半年進行了農村青年群體的婚戀及生育調研。結果顯示，農村青年的結婚率、生育率普遍較過往下降。以浙江寧波為例，當地已婚或離婚的農村青年中，育有一孩的比例為
62.5%，二孩的比例為 23.21%，三孩的比例為 0.89%；有 13.39% 的受訪者未生育。
” 和城市裏的青年已經不太願意生育不一樣，農村青年其實是願意生孩子乃至生二孩三孩的，但是他們不敢生。”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楊華在數十年的鄉村調研中發現，盡管仍有較為強烈的生育意願，農村地區的青年群體往往受製於高成本的婚姻與生活模式，從而導致結婚難、少生育的狀態，乃至陷入
” 生兩個兒子要哭一場 ” 的境地。
楊華認為，在被廣泛討論的失衡的性別比之外，農民進城也是導致農村人口結婚率與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 2021 年 7 月，楊華在湖南農村調研。左一為楊華。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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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農村地區被高額的結婚成本所困擾
新京報：你從什麽時候開始做農村婚戀、生育方麵的調研的？是怎麽調研的？
楊華：從 2007 年開始，我每年至少有 3
個月的時間，會到全國各地的農村做田野調查。在村裏的時候，每天至少有兩個訪談對象，上午下午各談兩三個小時。談的內容很全麵，政治、經濟、文化都談，同時也會聽他們說很多自身家庭的情況。
新京報：剛開始的時候有什麽特別的體會？
楊華：十年前，我在河南調研，就聽說他們被高額的結婚成本所困擾。那時候，要在村裏說一個媳婦，必須要在村裏建成一套新房子，帶院子的那種，大門也要上檔次，否則很難成功說媒。
我記得我在開封的農村認識一戶家庭，給自家的兒子做了許多媒，請職業媒人也好，親戚說媒也好，都不成。兒子到了 28
歲還未婚，在當地算非常大齡的未婚男青年。為什麽呢？主要就是因為他們家院子的院牆還沒有砌起來，房子也是老式的房子。我調研結束後，他們家建了一棟新房，很快就門庭若市了。沒多久，兒子就結婚了。
新京報：建房子這類成本通常都由男方家庭負擔嗎？
楊華：是的，在農村地區，適婚女性數量低於適婚男性數量，通常 100 個女性對應 108 到 120
個男性，男性的求偶競爭相當激烈，所以婚姻的成本也基本都由男性承擔。
新京報：不久前，某地民政局為解決農村大齡男青年的擇偶難問題，” 鼓勵女青年留在家鄉
“，你怎麽看待這個提議？
楊華：這是治標不治本的。男女性別比例失調在農村、城市都有體現，男的多、女的少，不管女青年流向哪兒，都注定會有條件相對差的男青年找不到配偶。
新京報：在你的調研中，農村地區年輕人的結婚渠道是什麽樣的，是婚姻自主，以 ” 愛情 ”
為主要導向還是傳統的媒妁之言？
楊華：現在的多數農村地區，尤其是淮河以北的農村，主要是通過相親結婚的。我觀察到，農村的年輕人，即使出去務工了，原生家庭的文化體係也要求他回家過年時接受父母的相親安排，最終進入與本地人結合的婚姻。在北方的農村，我所見的與外鄉人結合的婚姻不到
10%。這是一種傳統婚姻觀的延續，覺得找本地人靠譜，怕外來的媳婦跑掉，婚姻不穩定。
新京報：相親這種方式，對男、女都一樣嗎？
楊華：女性找外地人的比例要高一些，大概在 15% 到 20% 的樣子。因為女性在流出農村後，在發達地區 ” 往上找 ”
的成功率要大一點，畢竟在大眾觀念裏，女性找更強勢優秀的異性結婚是很正常的。男性就不一樣了，通常要 ” 下就
“。那麽在農村的家庭觀中，就不如回老家找個本地女孩。
▲ 2021 年 7 月，楊華在湖南農村與村民交談。左三為楊華。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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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兩個兒子要哭一場 “
新京報：在你後續的調研中，上述的結婚成本是否發生了變化？
楊華：我前不久去駐馬店調研，發現目前最常見的現象是，男方要跟女方相親的話，首先要有一輛 10
多萬的車，並且在縣城有套房子。現在縣城的房子每平方米均價怎麽也要六七千元，那麽房子的首付、購車款加上十幾萬彩禮，婚姻總成本低則五六十萬，高則七八十萬。
一個兒子進城要六七十萬，兩個兒子就要一百多萬。這對當地農民家庭是很難承受的。所以有些村落傳出一種說法，”
生兩個兒子要哭一場。”
新京報：這是傳統生育觀被動搖的表現嗎？
楊華：不能算。其實農村地區的男孩偏好還是有的，生第一個兒子的時候都很高興。但生到第二個兒子的時候，就高興不起來了，因為成本太高，負擔不起。而如果第一個生的是女兒的話，就還有可能再生一個兒子。我之前做過一個農村地區生育意願的數據調查，90
後願意生育的孩子數量是在 1.5 到 2 之間，80 後是 2 出頭，70 後則更高一點。90 後的生育數量比 70 後、80
後降低大約 21.3% 和 14.35%。
新京報：所以這和城市地區的低生育率不一樣。
楊華：不太一樣。城市的低生育率不僅僅因為生活成本、婚姻成本，它還是整個價值觀轉變的結果。大城市裏的高知女性、雙職工家庭，本身的生育意願就非常得低。在事業發展麵前，他們願意生一個就不錯了，更別說生三個。而農村地區並不是沒有生育意願，他們本質上生二孩、三孩的意願是很高的，隻是擔心生不起，生育意願被抑製住了。
新京報：怎麽理解這種 ” 擔心 “？
楊華：在我的理解中，目前，農民的婚姻成本、生活成本與進城的成本基本可以畫等號。十年前我在河南調研，聽說成親的條件是在村裏起一座新房。而從
2014 年後，說親的基礎條件就變成了男方家庭到鎮上、縣城買一套商品房。農民都想到縣城發展，都在追求城鎮化的生活。
我之前對華中地區的幾個縣城進行調研，發現各區縣城鎮化率在上升，多數區縣的生育率卻在下降。所以也可以說是城鎮化影響了農村的生育率。比如說，在秦嶺淮河以北的農村，城鎮化的比率非常高，我觀察到百分之七八十的農村家庭都在縣城買房了。相應的，生三孩的農村家庭就非常少，我幾乎沒有觀察到幾例，都擔心養不起。
而在江西、湖南、廣東、廣西、福建、海南等地，由於城鎮化水平比北方低，大部分年輕人還是在農村結婚、在農村生活，婚姻成本、生活成本都比較低，生三孩的農村家庭出現得稍多些，有百分之三四十的
80 後、90 後生育三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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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好了，縣域會成為中國生育的高地 “
新京報：你怎麽評價農民的城鎮化生活？
楊華：比較關鍵的問題是，很多農民到縣城主要是為了子女的教育。因為鄉村教育在衰敗，學生數量、學校數量都在減少。我調研的時候發現，生源、優秀教師群體都在往民辦學校流動，而民辦學校有
90% 都在縣城。好些農村地區的學校隻有一個學生，有 30 個到 50 個學生的學校是最常見的，50
人以上就算人多了。而在教育學的概念裏，必須有一定的學生數量，讓班級成規模、有梯隊，教育才有可能做好。
因此，農村地區的學校基本都沒法和城裏的學校比升學率。在這個基礎上，農民隻能往縣城走，在縣城買套房，讓子女進城讀書。
新京報：這加重了農民家庭的生活負擔？
楊華：這是最沒有效率的生活模式。通常孩子在縣城讀書，由於缺乏寄宿、校車等服務，家長到縣城陪讀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在衡陽農村，小學生的陪讀率達到
80%
以上。陪讀的往往是母親，父親去東南沿海打工，爺爺奶奶則在老家種田。這樣一個家庭就分裂成了三塊地方。且因為除東南沿海外，中西部地區工商業還不發達，農民到縣裏後是很難找到工作的，陪讀的母親一般都是全職陪讀。這就造成了一個青壯年勞動力的浪費，會給農民家庭帶來更大的負擔。
而越是家庭負擔大，越養不起孩子，越把所有的精力、期待放在唯一的孩子身上。在調研中，我就發現陪讀的母親常常會和孩子產生衝突，家庭矛盾很多。我接觸的有陪讀經曆的母親基本都不願意生二孩或三孩。
新京報：目前有什麽解決辦法嗎？
楊華：三孩政策放開後，各地其實都在探索鼓勵生育的方法。比如搞托育，小孩在半歲、一歲以後，由托育機構來托管，以此解放父母的勞動力，盡量不讓生育和事業衝突。很多縣城現在都在構建托育機製，有的是成立公益機構，有的是在工作場所、在單位設立托育地點。但目前的效果還不明顯。
我覺得更本質的方法是，首先把鄉鎮教育搞好，讓農民的後代不必非得上縣城讀書，節省農民家庭的生活和婚姻成本。第二是要讓農村地區的城鎮化伴隨有充分的就業機會。比如說，當農民流向縣城購房時，可以同時在縣城就業，這才是真正的城鎮化，才是不加重農民生活負擔的城鎮化。
在中國，農村人口至少還有五六億，如果可以搞好鄉鎮教育和提高縣域的就業機會，我相信縣域會成為中國生育的高地、人口增長的 ” 蓄水池
“。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生兩個兒子要哭一場”，武大教授說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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