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端陽的墳前沒有墓碑，隻在封住墓口的水泥板上，歪歪斜斜地寫著“羅端陽”三個字。那是他兩個兒子羅敏、羅誌在幾年前遷墳時，為了在成片的墓園中好辨認而留下的“記號”。
墓碑總要立的，隻是日子還沒到。“等殺害父親的凶手全部到案後，我們就給他立碑，為這件事畫上句號。”羅敏說。
但這一天遲遲不到。羅敏和他的弟弟羅誌也不知道，父親“慘死”已經23年了，立碑的日子幾時到來？
（羅家兄弟在父親的墓前祭拜【南風窗記者 何國勝 攝】）
羅敏今年37歲了，正是他父親羅端陽去世的年紀。
23年前，1998年10月2日清晨，羅端陽被吊在武漢市黃陂縣（現黃陂區）杜家崗灣一棵歪脖子樹上死去。前一晚，他和好友周某路過杜家崗灣時，被懷疑行竊而被當地村民捉住。周某跑掉了，羅端陽被抓後遭到村民的圍毆。
事件嫌疑人之一杜剛告訴南風窗，那段時間，村子裏老遭賊，大家都在氣頭上。毆打後，村民們就用繩子綁了他吊在樹上，想著次日送到派出所。
公安機關介入了調查。當年（1998年）一份“刑事案件登記表”中，羅端陽的死被列為重大刑事案件，同時列有4個作案人。但此後的十七年間，沒有一個凶手到案。當時正在上初二的羅敏和上初一的弟弟羅誌，決定輟學，為父追凶。
十七年後的2015年，不斷上訪的兩兄弟等來該案重啟調查的消息。三名嫌疑人，杜忠剛、杜平安，以及杜剛，一一到案。
（2015年，案發17年後，警方對羅端陽案立案偵查【受訪者供圖】）
武漢中院一份2016年的判決書顯示，杜忠剛、杜平安兩人因故意傷害罪獲刑，杜剛因證據不足未被起訴。
就此，“抓賊”事件中的村民們，也被迫改變了生活。嫌疑人杜忠剛入獄時已經71歲，10年的刑期後，人生幾乎到終點。杜平安入獄後，杜母難以接受，2017年8月9日，杜母鬱結難紓，“在門前一條水溝”投水自盡。
兩兄弟沒有停止追凶。“依法追究本案中十餘名殺害我父親的重點殺人凶手，給我父親討回一個清白、一個公道，給他有一個交代。”羅敏說，隻有這樣，才能告慰亡父在天之靈。
“殺父之仇”
父親死訊傳來的那天，羅敏在外婆家，兩家隻有10分鍾的步行路程。那天，他堂叔跑到外婆家來，隻是說父親跟別人打架了。但羅敏看到大人們的神情明顯不對。他有不好的預感。
那晚，他一夜沒睡。次日天一亮，他就跑回了家。到家門口發現圍著一堆人，一進門看到母親，被她抱住，滿臉淚水說父親被人“打死了”。
1998年的法醫鑒定書顯示，羅端陽生前8根肋骨被打骨折，頭、麵、胸及四肢廣泛表皮脫落和皮下出血，死因是繩索壓迫頸部窒息死亡。
（1998年的法醫鑒定書【受訪者供圖】）
知道父親是被人毆打後“吊死”在樹上，“殺父之仇，不得不報”的念頭，就在兩兄弟心裏生發。國慶假期結束後，羅敏和弟弟羅誌沒有再去上學。
“報仇”的希望，他們全寄托在警方身上。事發後，兄弟兩人跟著母親幾乎天天往派出所跑，打聽凶手有沒有抓到，但得到的答複總是：回家等消息。
警方進行了調查。一份武漢市公安局黃陂區分局給出的“關於本案偵查過程的說明”顯示，1998年10月2日接警當天，黃陂縣刑偵大隊經過現場偵查後，傳喚5名村民到派出所了解情況。下午時，杜家崗灣幾百名村民把派出所圍住，要求放人。副局長趕來後，也沒能說服村民離開，那5名村民被放。
（武漢市公安局黃陂區分局給出的“關於本案偵查過程的說明”【受訪者供圖】）
刑偵大隊到杜家崗灣調查，所有參與該案的村民全部逃走，刑偵大隊多次組織追抓，均無所獲。就這樣，此後的十七年間，這件事再無進展。
此案沒有唯一明確的“凶手”。嫌疑人之一的杜剛在筆錄裏提到，當時一村的人都打了羅端陽，甚至還有聞訊趕來的外村人。但羅敏和羅誌知道大概有多少人參與了此事。
羅敏記得，1998年事發後，當地媒體以杜家崗灣捉到小偷為由將此事登報。報道中，提到了6個毆打和捆綁羅端陽的主要人物。另外，2019年，杜家崗灣曾經的村支書杜忠根在接受紅星新聞采訪時，明確提到當時主要的參與人員有13個。
（現場屍體情況【受訪者供圖】）
盡管在2022年1月11日南風窗記者的電話采訪中，杜忠根用“記不清楚了”回答人數的問題。但羅敏和羅誌堅信，那個數字是準確的。
“凶手”一直離他們很近。在杜家崗灣沒拆遷以前，羅端陽老家羅成灣和杜家崗灣相距隻有2公裏多。羅敏和羅誌都知道，“凶手”們都在離自己不遠的地方生活。他們甚至看著“凶手”們蓋起新房、兒孫滿堂，但對此毫無辦法。
他們想不明白，“為什麽凶手們可以過得這麽幸福？”
沒有父親的生活
父親死後，羅家的生活走入穀底。
先是母親垮了。羅敏已經記不清母親哭了多少次，自從父親死後，她就不做任何事了，精力全在跑派出所和哭上。精神狀態日漸消沉，記憶力也下降得厲害。以前她跟羅端陽在街上擺攤賣豆製品時，“稱一打，價格隨即就算出來了”，心靈的很。現在，“早上說的事情，下午她就忘幹淨了”。羅敏說。
羅誌在想另外的事。他覺得這件事長拖未決，拖沒了母親人生的可能性。他偶爾會想，要是這事在當年就解決了，母親還有可能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給自己找個伴，這是他們理解也支持的事情。
“但這件事拖了23年，母親也守了亡夫23年，這輩子就這樣了。”羅誌說。
兄弟二人的生活也變了樣。他們原本商量好，等為父親“報了仇”，再去讀書。但他們再也沒等到重新上學的那天，這成為兩兄弟最為遺憾的事。
（羅端陽家屬【圖源：紅星新聞】）
不去上學後，他們跟著母親跑派出所，一遍遍地問進展，但一直沒有進展。事發後沒多久，因為母親的消沉，他們一家人搬到外婆家寄住。不去派出所時，就幫著舅舅家幹農活兒，他們倆勤快，都受外婆外公的喜歡。
羅敏17歲的時候，經熟人介紹，去了一個建築工地打工，給人做小工，扛東西。在那之前，弟弟羅誌在15歲時，也曾試圖出去打工。他自己坐車去武漢市區找工作，去了工地、油漆廠等好幾個地方，別人一看他還是個孩子都不敢要。
最後，一個同村的人給了幾塊路費，他又坐車回了家。
之後的二十多年裏，兄弟二人除了曾短暫的去東莞擺過地攤外，就再也沒離開過家。打零工、頻繁換工作，成了他們的日常，因為他們還是要經常跑公安部門，要追凶。
（羅端陽的墳前沒有墓碑，隻在封住墓口的水泥板上，寫著“羅端陽”三個字【南風窗記者 何國勝 攝】）
時間如此推移，生活也有了模樣。2010年羅敏成了家，隔了5年，弟弟羅誌也順利成家。之後，他們各自做了父親。後來他們住的地方拆遷，兄弟二人各分到一套房子。
不過，同樣一段生活，可以有不同的解讀。目前被取保的嫌疑人杜剛告訴南風窗，羅敏和羅誌常年不出遠門且沒有固定工作這件事，成了他們“遊手好閑、不務正業”的佐證。而這，可以解釋他們為何23年來，經過兩次處理後，還一直盯著此事不放，“無非是錢花完了，又想來搞錢”。
疑 心
杜剛所言的兩次處理，據他介紹，一次是1998年事發後，他們村裏人先後湊了五六萬元交了上去，有人告訴他們，這事就調解了，以後再不追究。
另一次是2015年重啟調查後，杜平安和杜忠剛服刑，並賠償45萬元。“那錢（45萬元）也是村裏人一塊出的。”杜剛說。
羅家不認可所謂的調解，但錢確實拿到過。事發後幾年裏，羅敏和母親的確從派出所多次領到500元、1000元的欠款，算上案發後8000元的喪葬費，先後領了21000元。
但他們認為，那不是賠償款，“每次領的時候都說是生活救助費”。羅敏說，“要知道是賠償款還收，那不是把我父親賣了嗎？”
2015年5月，武漢市公安局領導接訪了羅誌，“那個局長當著我的麵給黃陂分局局長打視頻電話，讓他依法辦案”。羅誌說，但進入調查程序後，黃陂區表示當年的卷宗遺失。
（黃陂區表示當年的卷宗因保管不善而遺失【受訪者供圖】）
之後，杜剛、杜忠剛、杜平安被確定為嫌疑人，而當時指使他們的村民杜方柏已在幾年前去世。
2016年11月21日，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判決，杜平安和杜忠剛以故意傷害罪分別判處8年和10年有期徒刑。同時，羅家給杜平安和杜忠剛寫了諒解書，接受了刑事附帶民事調解，獲得了45萬元的賠償。
（判決書內容顯示，兩名被告獲刑【受訪者供圖】）
杜家崗灣的人以為，這次的兩人伏法和45萬元的賠償，應該是這件陳年舊案的最終結局，但在羅家人眼裏，這才是開始。
杜剛在被羈押7個月後，因為證據不足被取保，之後檢察院撤訴。
因為這個，盡管有兩人服刑，但羅敏和羅誌卻並沒有感到什麽撫慰，反而越發的憤恨。他們認為，司法機關放掉了一個已經到案的“凶手”，而且仍有“凶手”沒有到案。作出這種判斷的依據是：杜剛在連著四次承認自己往上頂了羅端陽後，突然翻供。
羅敏繼續將幾厘米厚的信訪材料不停地寄往各級司法機關，留下的票根裝了一塑料袋。但不管材料寄到哪一級，總要返回到當地公安機關，然後收到一個“不予受理”的回複。
（幾厘米厚的信訪材料【南風窗記者 何國勝 攝】）
（信訪留下的票根【南風窗記者 何國勝 攝】）
這個過程中，羅敏開始漸漸失去對外部的信任。他總覺得，有人要阻止他進一步追凶。
郵寄信訪材料時，他會坐50分鍾公交到機場，再坐40分鍾地鐵到漢口火車站，在車站旁邊的郵局寄材料。之前，他就在家附近的天河街郵政寄信，但後來他發現裏麵有個員工好像是杜家崗灣的人，害怕自己信訪材料被他截住，後來就再沒去過。
有幾次，公安機關約他麵談，他都沒有去，那大多是在媒體報道之後。他一口認定，公安機關叫他們去，無非是想錄點視頻，證明“這個案件見人見事，相當於走一個過程，對（上麵）有一個交代”。
但之後，他會頻繁地給負責該案的人員打電話發短信，詢問什麽時候才能讓所有的“凶手”到案。
對方少有回複，羅敏覺得，這是他們敷衍的證據。
報仇的衝動
不斷收到的“不予受理”回複，還有“殺父之仇”憤恨的長存，讓羅敏和羅誌短暫產生過“私了”的念頭。
事情發生後的那幾年裏，他們的確盯梢過曾經在報紙上登過的對父親動手的人。但那時沒有“私了”，隻是確認他們的位置，然後報警。
多年來，兩兄弟雖然知道凶手就在幾公裏外的地方生活，但從未私下找過他們，也沒有去製造摩擦。
唯一一次有“攻擊性”的舉動，發生在2021年7月9日。那天，羅敏撥通杜家崗灣老支書杜忠根的電話，質問他在筆錄裏為什麽說當時刑偵大隊帶著他母親一起到村裏取錢。杜忠根在電話說自己沒講過這樣的話，羅敏當時就拿著筆錄對，他很生氣，說了幾句“老子”。
平日裏，他更多的不客氣都給了公安機關。羅誌每次跟公安機關聯係時，說話客氣，“領導什麽什麽，請求什麽什麽”，羅敏聽了就不高興。“我說你請求他什麽，他們現在都是我們的‘敵人’。”
（羅家兄弟帶記者去當年的案發現場【南風窗記者 何國勝 攝】）
這也導致他們現在既想要追凶又想要追責。“為什麽原始卷宗會丟失？為什麽案子這麽多年都破不了？”羅敏說，這裏麵公安負有責任。
在知道原始卷宗丟失後，羅敏就對當年的負責該案的公安機關領導和民警進行舉報。
2017年5月，黃陂區檢察院作了答複，稱當時的刑偵隊隊長和負責該案案卷材料的二中隊隊長，分別給予了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和相應的紀律處分。但羅敏並不滿意，認為他們應該被追究刑責。
“他們應得的”
羅敏和羅誌一直因“凶手”的“逍遙法外”感歎不公，而“凶手”一方也難以接受多年後的“再次追究”。
包括2016年判刑的杜忠剛、杜平安，還有後來被撤訴的杜剛，都有一個共同的疑問，“以前交錢賠償了，派出所說這事調解了，為什麽現在又抓我？”杜剛說。
還讓他們不滿的是，公安機關對羅端陽“小偷”身份的忽視。盡管在2016年判決中，法院已指出，沒有充分證據證實羅端陽實施了盜竊行為。但杜剛他們一直強調，羅端陽當初的確是行竊，是他有錯在先，因而他們隻能算是過失傷人。
“我們還從他身上搜出了一截撬棍、一條繩子、一個手電筒。”杜剛告訴記者，當時這些物證都交給了派出所，但2015年案件重啟時，公安機關並沒有出示。羅敏也記得，當初案發時，他跟著母親在派出所要求出示物證，同樣沒有。
(相關判決書顯示，無充分證據證明羅端陽實施了盜竊行為【圖源：新京報】）
撬棍、繩子、手電筒，這些隻存在於口供和記憶中的東西，很難再有準確的答案。但可以確認的一點是，這起23年前的舊案，深刻改變了受害者和施害者兩方的生活。
嫌疑人杜忠剛入獄時已經71歲，10年的刑期後，人生幾乎到終點。杜平安入獄後，杜母難以接受而自盡。杜平安的妹妹杜望珍告訴記者，哥哥入獄後，母親覺得不公平，為什麽一灣人惹的事情，卻隻抓了她兒子和杜忠剛兩人。“你要是把灣裏人抓光，我們心裏也平衡一點。”杜望珍說。
2017年8月9日，杜母鬱結難紓，投水自盡。杜望珍說，那是門前一條水溝，“水不深，50公分左右，她自己撲進去的”。杜望珍也覺得自己哥哥的刑罰不公，她說羅端陽是“小偷”，打他算是自衛，怎麽能定成故意傷害。而羅敏覺得，故意傷害罪太輕，應該以故意殺人罪判處。
哥哥判決下來後，杜望珍也去上訪過。“我文化程度不高，家裏條件也不允許，不像羅敏和羅誌把上訪當成事情來做。”去了幾次後她就放棄了。
（12月14日，湖北省武漢市黃陂區人民檢查院以故意傷害罪起訴犯罪嫌疑人杜剛【圖源：新京報】）
杜剛的生活也有了變故。被羈押7個月回家後，等他的並非是團圓，而是妻子提出的離婚。“她說這7個月她太累了”，杜剛沒有挽留，兩人辦了手續，兩個孩子都歸了他。
之後，杜剛以為此事就徹底結束了，但現實並非如此。2021年8月25日，杜剛再次因涉嫌故意傷害罪被黃陂區分局移送審查起訴。檢察院受理後，於2021年12月14日正式提起公訴。
盡管羅端陽的死是意料之外又已成事實，但杜剛現在依然覺得當時抓“小偷”是算做了“好事”，可以後他不想再做“好事”了。
現在回想起23年前的那個夜晚，杜剛後悔了。他覺得，那一晚，自己就不應該巡邏，沒承想抓個“小偷”最後會犯了罪。他對指控有異議，也請了律師準備辯護。
目前處於取保狀態，但杜剛也沒閑著。三個月前，他用以租代購的方式買了一輛車，用來跑“滴滴”，月供4000多元。他說，現在家裏就他一個人掙錢，兩個老人和兩個孩子都得靠他。
羅敏對他們的遭遇生不出同情。他最近在不停地質問當前負責該案的公安機關領導，“為什麽杜剛這個涉嫌命案的‘凶手’還能取保？”在他眼裏，這些都是他們應得的。
2019年5月，時任武漢市公安局黃陂分局局長李慶平曾發短信勸他們接受現在的結果，“年輕人未來路很長，若過於偏執，將陷於無休無止的痛苦”。
當時，羅敏回複給李慶平的短信中說：“我們什麽都沒有，隻剩下一顆帶有血性的心。”
(羅家兄弟與李局長的短信截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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