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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3年後的電影院:五一檔或全線撤檔

四月一個普通的周一,北京蘇寧影城慈雲寺店的售票櫃台前,兩位工作人員在忙著登記會員卡退卡信息;影院的座機時不時響起,電話那頭大部分是打來谘詢閉店、退卡等相關問題的顧客;貨品售賣處在打折處理零食。

食物是有保質期的,電影院似乎也是。

“由於物業合作終止的原因,北京蘇寧影城慈雲寺店將於2022年4月18日正式停業。”影城在停業當天發布了這條信息。資料顯示,該影城在2019年開業,營業時間不足三年。雖然影廳不大,但“票價便宜、座椅也舒服”,宣布停業之前,位於北京東四環的這家影院是很多影迷心中觀影的最佳選擇。

當毒眸來到蘇寧影城問詢“物業合作終止”的具體原因時,工作人員表示不方便透露。而對於這個問題,來自全國不同城市的影院從業者們問答是相似的:“大家的情況都差不多,大概率還是因為沒錢交房租。”

從今年春節過後,就有全國各地不同城市的影院再次陷入停工。直到昨天(4月20日),燈塔專業版顯示,全國營業影院總數5570,全國影院營業率46.3%。關門就等於沒有收入,沒有收入就無法活下去,影院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

盡管有的影院是出於防疫考慮,暫時歇業,也已經有城市的影院陸續複工、開門迎接觀眾,但還是有一些影院永遠地倒下了。疫情發生以來的第三個春天,比影院預想中的,要寒冷得多。

“我已經離職了”

兩年前的4月,全國影院都還在停擺的時候,東北某省會城市一家影城的經理李明(化名)一邊著急焦慮,一邊依然在每天早上九點拉開影院的卷閘門,檢查環境、維護設備,為可能到來的複工做著準備。

現在的情況變得更糟,他甚至連家門都出不了。3月10日,他所在的影城正式停業,17日他最後一次去影院做維護工作,20日之後,小區封了,李明不能出門,而身邊人都在研究搶菜的事,“根本顧不上關心影院啥時候開門。”

在一些疫情仍然嚴峻的城市,有很多比看電影更重要的現實問題需要擔憂,影院的生存隻是“非必要”的問題。

但對影院來說,活下去是必要的問題。“我們做了一些閉店規劃,也盡量留住優質終端資源。”國內某院線高管對毒眸表示,對那些留下來的電影院來說,減租談判是個重頭工作,“甚至隻能和物業攤牌,確實沒錢交租金。”

疫情發生後,影院和物業關於租金的拉扯,幾次將行業新聞送到法治版。2020年,南通某影院因疫情停業拖欠商場租金遭起訴,類似的新聞並不少見。“受影響的不隻是電影院,還有各個不同行業的不同環節,大家日子都不好過,即使想互相體諒和幫忙,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有從業者說。

可誰都能理解的困難,落到普通人頭上,也是一道難過的關卡。不少影院從業者都表示,大多數影投對於停工中的電影院的員工,都隻能按照最低生活保障發工資;南方某一線城市影城經理一心(化名),則會在漫長的停工期內給員工們推薦附近超市賣場臨時工的活幹,因為大家都需要打工賺錢來維持生計。

長期的工作停滯後,員工在家無事可做,自然著急上班賺錢,經常有員工問李明影城什麽時候能開門、他們什麽時候能上班,李明也很無奈:“能讓他們怎麽辦?在家練排片還是嘣爆米花?”

有一些人已經選擇離開。當毒眸試圖與上海某影城經理聊一聊時,對方言簡意賅地回複了幾個字:我已經離職了。

留下來的人,還在懷著希望繼續等待。隻不過即使向前看,也很難樂觀。燈塔專業版顯示的將於五一檔上映的10部新片裏,隻有《我是真的討厭異地戀》和《壞蛋聯盟》等四部影片在本月有營銷事件發生。坊間不斷有消息稱,五一檔影片又將集體撤檔。

濟南百麗宮影城經理董文欣在4月6日的《影院停業日記》裏寫道:“這兩天連發行群都沒有啥消息了。估計發行的小夥伴覺得影院都關門了,再讓影院經理幫著轉發影片消息,他們也不好意思了吧?或者因為疫情原因,很多影片也在觀望,比如定檔‘五一’的影片,我看現在基本不發物料了。”

對於這樣的局麵,很多從業者都表示不想抱怨了:“抱怨解決不了問題。”

再小的事也是重要的事

停業這段時間裏,“浙江將給到電影院補貼”這則消息很讓李明觸動。

在4月11日,據媒體報道:為減輕疫情對影院的衝擊,浙江溫州、金華兩市先後發文,按座位數給予影院補貼。

“金華市將按座位數給予影院6個月的補助,每座每月25元。溫州市3月底發布對實體書店、影院的支持措施,其中影院按座位數予以6個月(
一、二季度)每座每月25元的補助。據介紹,溫州已為市區影院發放幫扶補助資金472.4萬元。”

消息一出,有不少全國各地的影院從業者截圖轉發,言語間全是羨慕。對影院來說,沒有什麽比來自政策的補貼、幫助更實在——但在疫情後的更多時候,影院還要依靠自救。

這輪停工之初,很多從業者都已經有展開業務自救的想法。關門停業的時間裏,起碼還能處理一下臨期商品、換現金流,或者做一些會員付費折扣,甚至試圖在影院做演出的轉播。隻不過,在反反複複的停工、複工、再停工之間,很多人對做這些事已經麻木了:“隻要不開門,沒有好片子賣,這些都是杯水車薪。”

疫情期間關門是受“不可抗力”影響,影院無能為力,而即使開門營業,有沒有好片子,也不是影院能左右的事。

處在產業末端的電影院無法決定要放什麽樣的影片、影片的質量是怎樣的,也就決定不了它們售賣的“商品”是不是受觀眾歡迎、能否被觀眾買單。所以長久以來,院線從業者“靠天吃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口頭禪都是對自身處境的無奈調侃。

即使沒有疫情,電影院也是被動的,對於這一點,從業八年的李明有“沒辦法的辦法”。在他工作的影城,每當有新片上映,他都會對員工進行培訓,讓員工知道這部影片講的到底是什麽,是什麽類型,誰主演。

“把基礎信息不加修飾地客觀傳遞給觀眾。”李明說,不能為了勸導影城的會員買票觀看而強行推銷影片的優點,更不能騙觀眾,“騙得到一兩張電影票的收入,但信任感一旦失去就很難再挽回。”

當然,也有一些聽完影片客觀信息的介紹後,沒興趣了、不買票的觀眾,李明覺得這樣也沒關係,“這次他是不看了,但以後有他感興趣的片子,還是會考慮我們影城。”

或許對一家小小的影院門店來說,這些舉動顯得微不足道,但已經是處在產業末端的被動之下,為數不多能做的事。

而當疫情加速了影院的生存困境,這些“小事”會變得愈發重要。比如停工期的電影院與會員關係的維係,影城經理一心很重視與顧客之間的情感連接:“比如我們做了微信朋友圈的日簽,每日置頂推薦,利用我們的停業與顧客建立聯係,告訴顧客我們一直還在。”

這也是2020年那次大停工,很多影城從業者總結出的經驗、方法之一。還有類似影票促銷、會員折扣等活動,盡管從收益的角度來衡量並不“合算”,但還是“開源”的策略之一;節省水電、人工成本,能省則省就是“節流”。

北方某省會城市的影院已經關門二十幾天了,影城經理阿誌(化名)每兩天去一次他所工作的影城,檢查一下24小時通電的設備,冷藏的食品、原料。“在影院走一走,看看有沒有漏水點,設備一周保養一次,主要是不去影院看看的話,自己也不自在。”

經曆了反反複複的停擺,從業者們身上除了時刻伴隨的無奈和擔憂之外,也有了更多的經驗、變得更加從容。

“會好的”

處在危急時刻,與不確定性共存,下遊放映終端還有盼頭嗎?

回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美國大蕭條年代,或許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資料顯示,危機剛發生的1931年夏,美國全國定期放映的電影院中,有約三分之一的影院關門。然而到了1939年,美國全國電影院的票房收入增長到了將近七億美元,平均每個家庭每年(會為電影花費)25美元。

《摩登時代》的故事背景便是美國大蕭條

經濟危機反而帶來了美國電影史上的黃金時代,彼時好萊塢的發展壯大之路,很多從業者都並不陌生。嚴酷的生活讓很多人走進影院,以求得片刻的逃離現實,美國電影史更是用黃金時代來形容30年代。

當時下遊市場的情況同樣值得注意:好萊塢影院係統的大麵積建設和投放在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禍臨之前就基本完成。《1930年代大蕭條下美國電影的資本結構與產業格局》一文曾指出:

“1929年,覆蓋全國各個城鎮的影院數量竟然已經超過23000家。1941年,美國製片人與發行人協會估計,全美能夠放映影片的8488個城鎮中,總共有450家首輪影院分布在人口超過十萬的95座城市中;95%的影院所在的城鎮人口不足五萬人,但人們看電影的途徑和放映業收入又主要集中在這些影院;1941年,平均每12.5
個美國人擁有一個電影座位。”

這些數字背後的結果是,充沛的市場容量保證了電影的放映,這為此後延長民眾觀影時間而實行的“雙片製”,提供了足夠的平台,“擴大和穩定本土市場容量是電影抗風險的基礎”。

雖然如今疫情衝擊直接帶來的國內影院停業、閉店,不能與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機環境相比較,但同處於某種產業創傷階段、甚至出現存在生存問題的情形下,或許我們可以思考的是,下遊市場的穩固,對電影而言到底意味著什麽?

在疫情發生前的2019年,燈塔專業版數據顯示,全國一共有11470家電影院,2020年上半年疫情嚴重,但最終全年影院數量依然微漲至11977,2021年繼續上漲至12282——國內影院這一放映終端的基本盤,是呈上漲趨勢的。

也就是說,影院市場容量的豐富、增長,還會為日後中國電影“抗風險”提供基礎。畢竟疫情總會好轉,影院的經營會同很多人的生活一樣,會慢慢回歸正軌,彼時下遊的穩固也會倒推上遊的機會。

但問題在於,終端資源如何被合理利用、實現逆風翻盤?答案依然離不開上遊的內容供給。

“影院同質化的前提下,做差異化的服務也好、提高顧客的忠誠度也罷,這些都是錦上添花,我們現在缺的是雪中送炭。”有從業者說道。而大批量的優質內容供給,就是“炭”。燈塔數據顯示,2020年共上映影片365部,比2019年的611部有大幅減少,彼時疫情影響之下的減量還算合理,2021年這個數字又漲至691部。但在2019年,票房破10億的影片有15部,2020年隻有4部,2021年即使回暖,也隻有11部。

盡管今年剛開始不久,但考慮到疫情的客觀影響、影院大批關門、加上院線市場的內容儲備現狀等因素,院線市場“片荒”的情況,或許還會持續下去。

沒有數量足夠多、內容足夠優質、類型豐富的影片供給,下遊談再多的“堅守”、“熱愛”,也是徒勞。

如何破局?這並不是上遊或下遊的單一問題,更像是產業走到某個階段後,必然要解決的複雜問題的集成——就算沒有疫情,內容的結構化合理性供給、下遊單一屏幕產出大幅提升、產業各環節效能提升、培養人民觀影習慣等問題,都是中國電影不能逃避的產業現實。也隻能逐一麵對,才能建立真正健康的產業。

參考美國電影史上的輝煌年代,大蕭條時期是那些明星大師級、成為後世經典的作品層出不窮的年代,才讓美國電影的光彩在全世界範圍展現,也順勢將電影拉到了“一個可以作為成熟產業進行全方位度量和分析的階段”

大蕭條時期電影《大飯店》

當時的成功經驗,在疫情逐漸好轉的今後,或許會對國內電影產業提供不同維度的借鑒意義。而今天,回到產業下遊,電影院仍然是現階段的電影存在的重要載體。影城經理董文欣在朋友圈寫過,“電影是生活的一個甜頭”:我們並不是每天都吃甜品,但生活裏不能缺少它。

雖然電影院並不是人們看電影唯一的、“必要的”方式,但“人間是由無數個非必要組成的呀”——對很多內容創作者來說,它是大銀幕夢想得以實現的落點;對觀眾來說,電影院是滿足社交娛樂需求的物理空間,也為那些愛電影的人“做夢”提供了心理空間。

畢竟天不遂人願的事常有,有時候做一做夢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