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滬之路，要經曆重重“考驗”。
據5月6日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消息，要繼續加強離滬管理，原則上非必要不離滬，對確需離滬的，嚴格查驗核酸和抗原檢測證明、健康碼“綠碼”等。
幾位年輕人和我們分享了自己的離滬經曆。有人在拿到離滬證明後成功自駕回家；有人為了購買一張中轉的高鐵票被“假黃牛”欺騙；幾個選擇高價包車離滬的乘客深夜被司機丟在高速路口；也有人在抵達家鄉後，被通知同車廂有陽性病例，成為密接。
5月11日晚上，警察在虹橋火車樞紐西廣場巡查，對滯留在嘉閔高架橋下的人員進行核查和安置
回家
“我是一定要回去的。”林涵說。
4月30日上午，剛剛得知航班被取消的她躺在宿舍床上，思索著回家的辦法。
27日，林涵接到了家人的電話——母親病危。得知消息的她向輔導員說明情況，申請離校。29日中午，輔導員告知她，需要提交離校承諾書、父母知情同意書、航班或列車信息、連續七天的核酸陰性證明以及連續三天的抗原陰性證明。
林涵給家裏社區打電話報備，按照當地防疫政策，抵達長沙市寧鄉縣後她需要集中隔離7天，再居家隔離7天。林涵將母親病危的情況告訴了社區工作人員，希望將集中隔離申請為居家隔離，對方稱可以幫她向市裏申報。
她買了最近一班5月3日上海到長沙的機票。學校離機場三十多公裏，附近能到達機場的地鐵和公交都已經停運，網約車服務暫停。林涵沒有想過自己能有希望打到出租車，雖然網絡上流傳著一份上海各區出租車司機的電話號碼。
在深一度記者的采訪中，上述電話名錄中崇明區一出租車調度員倪先生稱，在市交通委的通知下，區裏組織了5台保障車，接送去機場或高鐵站的離滬人員到東方路濰坊路公交樞紐，打表計價。乘客需提供當日的飛機票或動車票、48小時內核酸與24小時內抗原結果，以及居委會的離滬證明。路上，警察要檢查乘客的材料和車輛通行證。
“5台車足夠用，不是每天都有好多人要走的。”倪先生說。
而鬆江車隊的三輛出租車一天總共要跑二十幾趟。5月11日，車隊隊長告訴深一度記者，17號前的預約已經排滿了。
看林涵著急找到車，同學發給了她一個微信名片，稱其是可以在市內接送的包車司機。三十多公裏的路程，商量後的價格是一千元，司機說可以把她直接送到虹橋機場。平時，同樣的路程，網約車的價格在150元以內。
29日下午，林涵在學校弄完了所有的材料。
4月30日上午，她收到航班被取消的短信，“拿著手機，我整個人木了”。居家隔離的申請也沒有通過。林涵把希望寄托在早點回家上，這樣就能早點解除集中隔離，見到媽媽。
航班被取消的概率太大，她決定乘坐高鐵中轉回家。她在網上搜索到了各種信息：上海至多個城市的鐵路車次停運，南京、衢州、杭州、連雲港成為熱門的中轉站，有些城市能隔夜中轉，有些隻能當天，也有的城市不支持中轉，去了就會被集中隔離。
她了解到，在南京隔天中轉的離滬人員，會被送至隔離酒店，第二天再送回高鐵站，全程閉環；如果是當天中轉，也會有離滬人員專用的換乘通道。但因為這種“便利”，開往南京的高鐵一票難求。林涵覺得去別的城市中轉，更像是一場賭局，不知道會被隔離多少天，她不能冒這個險。
她在學校的各種群裏發了求助信息，有同學拉她進了一個40多人的包車群。“有人去長沙嗎？”林涵在群裏問了一句。很快，她被拉進一個小群，除了她，還有5個人也要去長沙。6個人剛好能拚一輛車，一萬五的車費，均攤下來，每個人兩千五。
小群裏還有一位“線人”，負責與乘客和車隊溝通。商量好價格後，“線人”把車隊負責人拉進了群。這是一支浙江的車隊，負責人稱，他們沒有上海市內的通行證，無法進入上海市區，到時會有上海市內有通行證的車輛將乘客送到浙江的高速路口，再由他們接上，送回長沙。
顧不得價格高低，林涵決定，和其他幾人一起包車回家。
5月1日晚，黑色奔馳車載著6名乘客開到高速路口，工作人員來檢查車輛和人員信息，發現其中一名女生的核酸結果超過了48小時。司機退回市區，將那名女生放下，載著其餘5人上了高速。
晚上十點多，行至海寧，交接的車等在高速路出口。少了一名乘客，車隊的負責人要求他們每人多出500元。雙方因為價格僵持了一個多小時，一個女生有些不耐煩，對司機說，“要不你把我扔在這裏，自生自滅吧。”最終，雙方商定，每人多加300元。
次日中午，車子到達長沙寧鄉縣的高速口，林涵下車時，社區派來的轉運車已經等在那裏，她被送到了當地的隔離酒店。下午一點，她接到家裏的消息，媽媽去世了。
兩天後，林涵和家人微信視頻，隔著屏幕“參加”了葬禮。
出租車通行證
“灰色”生意
據5月6日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消息，繼續加強離滬管理，原則上非必要不離滬，對確需離滬的，嚴格查驗核酸和抗原檢測證明、健康碼“綠碼”等。
高鐵和飛機“一票難求”，不少需要離滬的人和林涵一樣，選擇包車離開。
包車離滬的價格，根據目的地和車型，多在1至3萬之間，幾名乘車人均攤。采訪中，多名包車生意的聯係人表示，乘客需要提供居委會開具的離滬證明、接收地的接收證明、核酸與抗原陰性證明。
在眼下的上海，通行證是車輛自由通行的保障。
4月24日，上海市商務委員會下發了辦理上海市商貿物資和生活物資企業《重點物資運輸車輛通行證》（以下簡稱“通行證”）的通知。商貿物資和生活物資企業可以為自有車輛和駕駛員或其承運商車輛和駕駛員申請《通行證》，申請符合條件的，生成本市電子《通行證》，可用於本市內和跨省通行。《通行證》必須人車證相符，一證隻可用於一條運輸線路。
對司乘人員違反當地防疫要求的，上海市商務委接本市衛生防疫部門通報後，將車輛和駕駛人員信息列入黑名單（黑名單庫全市後台共享）不再予以生成《通行證》。
深一度記者撥通了網上一個“包車離滬”負責人的電話。對方自稱是一個車輛租賃公司，作為第三方為一些保供企業等提供用車服務，通行證是向上海市商務委員會申請的，有效期一個月。“因為是保供車輛，所以浦東到浦西、上海到外地都可以，到哪兒都比較方便。”這名負責人說。他向記者展示了一張通行證，名目是“上海市防疫保障（人員轉運）”。
上述負責人稱，包車需要提前1至2天預約，先付一部分的定金，出上海後，付80%的錢款，到達目的地再付尾款。上海到北京，一輛可乘4人的車，報價24800元。即便價格高，包車生意依然不缺乘客，他每天都能接到一二十個谘詢包車的電話。
深一度記者了解到，包車離滬的方式分兩種，一種可以直接將乘客送至目的地，另一種則是與外地車輛合作，將乘客送至鄰近城市的高速路口，再由省外的車接上乘客送至目的地。
包車信息的來源雜亂，也有人踩了坑。因為房租到期，急著回家的英子和網友一起包下一輛到沈陽的車，但“體驗非常非常差”。
5月10日淩晨十二點多，她們4人被上海的車送到蘇州的高速路口，並換到另一輛車上。原本說好的七座車變成了五座車，英子有點氣憤，但想到回家要緊，她沒說什麽。
一名同行的女生拍下了車牌號，司機當場拉下了臉：“你們憑什麽拍我車牌號，我不拉你們了。”女生解釋，拍車牌號是發給家裏人，報個平安。“有話我們好好說，你要是不讓拍，我們就把照片刪掉。”英子忙著打圓場。司機朝她們喊：“你們自己怎麽回事兒自己不知道嗎？心裏沒數嗎？”說完，他把她們的行李扔到地上，有人給他道歉，說“我們錯了”，司機扔完行李，開車離開。
“我們都是按照正規的手續離滬的，不知道他為什麽那麽生氣。”英子後來才知道，這類包車生意並不是那麽“正大光明”。
四個女孩拖著行李站在高速路口，著急地打著電話。英子害怕自己既回不到沈陽，也不能再回到上海的住處——離開上海前，她在給社區簽署的離滬承諾書上承諾，上海解封之前不再回去。
英子聯係了包車的負責人，對方帶著醉意，話也說不明白。她們給司機打了四五個電話道歉，司機仍不願回來。就這樣站了一個多小時，最後一次打給包車負責人時，對方說，和司機說好了，等一會兒來接她們，並責怪起，為什麽要拍車牌號。
司機回來後，幾個女生再次和他道了歉。擔心司機犯困，她們輪流和他聊天。交談中，司機說，自己手下有幾台私家車，但現在其實不允許私家車私自接單營運。
在南京中轉的離滬人員於南京南站做核酸檢測
“幸運兒”與“倒黴蛋”
也有成功搶到高鐵票的“幸運兒”。離滬途中，大二學生王雯雯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她成功回家的經曆。
在學校封了一個多月的王雯雯格外想家。和林涵一樣，她最初將飛機作為首選的交通工具。她訂過兩次飛機票，航班都在出發日前一周取消了。她在“飛常準”上發現，上海虹橋機場的航班準點率僅為1%。
王雯雯決定加入搶高鐵票的隊伍。在社交平台上做了大量功課後，她研究出了自認為最安全、便捷的路線：上海虹橋——南京南——長沙南——成都東。
5月5日，王雯雯和3位室友一起在12306搶至南京南站的高鐵票，但頁麵已顯示暫無餘票，她點了候補。三天後，宿舍隻有她一個人收到了候補成功的通知。提交完離滬申請後，學校通過了審批。
9日中午，還沒來得及吃午飯的王雯雯坐上了學校的擺渡車。這是一輛車七座的商務車，司機師傅負責將成功買到票離滬的學生送往機場、火車站。在車上，司機說起幾天前一個差點流落機場的學生。
那天，這名學生計劃乘坐當天的飛機離滬，但在車輛即將行至虹橋機場時，收到了航班被取消的消息。司機感歎，“還好沒下車，不然就回不了學校，隻能滯留在機場了。”
出發前，王雯雯在社交平台寫道：“希望能運氣好些不要遇到（意外）吧。”包裏裝了兩個小麵包，但她不敢摘下口罩吃。
從上海到南京的乘客被集中安排在了兩節車廂。下午六點半，高鐵到達南京南站，工作人員用警戒線將離滬乘客和其他車廂的乘客隔開。在工作人員帶領下，王雯雯和其他離滬乘客走內環轉運通道到登記點，按照登記的信息，當天中轉和隔天中轉的乘客被分成兩批。
王雯雯買的是次日去長沙的票，她和隔天中轉的乘客被帶去填寫信息、做核酸後，乘坐大巴車到隔離酒店。
晚上九點多，餓了一路的王雯雯領到了晚飯：一桶泡麵、一根火腿腸、一盒冰紅茶。她怕自己吃不飽，多要了一份。“大白”讓她別擔心，“都是免費的，隨便吃。”到南京前，王雯雯還有點擔心，離滬人員會不會受到歧視或排擠。
10日早上，大巴載著乘客到南京南站。登上到長沙的高鐵，王雯雯覺得，她的離滬計劃，基本上成功了。
不是所有人都和她一樣幸運。
在上海工作的盧亦婷找“黃牛”買了一張5月7日上海到衢州的高鐵票，加價二百元。幾天後，她聽說價格漲到了四百元。盧亦婷的目的地是泉州，她本打算到南京南中轉，“黃牛”告訴她，南京南的票搶到的希望不大，建議她到衢州當天中轉，隔天換乘的話，隻能在車站等候區過夜。也有人遇到了“假黃牛”，對方收了錢，但最後票沒搶到，錢沒退還，人也聯係不上。
盧亦婷也想過和網友一起包車回泉州，又擔心包車“空間小，乘客接觸更密切，不安全”，最終還是選擇了高鐵。她提前四天預約了包車，從嘉定區的住處到虹橋火車站，八百元。她之前打聽過別家的價錢，最高的要價是一千二。
她隨身帶著免洗洗手液、酒精棉片，接她的大巴車司機還送給她一個防護麵罩。當天晚上八點半，盧亦婷到達泉州晉江市，後乘坐轉運車到隔離酒店。她本以為，自己的離滬之路已經畫上一個句號了。
5月8號晚上，盧亦婷接到杭州防疫部門的電話，上海到衢州和她同車廂的乘客中，有一例複陽病例站在13號和14號車廂之間。“我就是坐在14號第一排的那個倒黴蛋。”她說。
緊接著，泉州防疫部門通知她，因為變為密接，原本需要集中隔離7天再居家隔離7天的她，現在要集中隔離14天。10號，她再次被通知，衢州到泉州的高鐵上，與她同車廂有兩例陽性病例，在14天集中隔離的基礎上，她又加上了7天居家健康監測。
盧亦婷想起在衢州到泉州的高鐵上，中途曾短暫脫下口罩喝水，有點後怕。
5月3日，一名年輕人正在上海虹橋站前搶票（圖/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
被滯留的人
趙晨羨慕那些能夠搶到中轉車票的人。每天中午一點半，他打開購票平台，偶爾頁麵顯示有餘票，點進去購買，係統便會提示“排隊人數過多”或“票已售罄”。
當時，上海到南京每天隻有G10和G7376兩班高鐵，其他班次經過不停車。這種情況持續了兩周，他換了好幾個購票軟件，依然沒有搶到票。深一度記者加上他微信時，他說自己正在搶票，並發來一個購票平台加速包的助力鏈接，“求加速”。
在北京一家互聯網公司工作的趙晨，2月底到上海出差，卻陰差陽錯在上海滯留了兩個多月。
趙晨原計劃3月中旬回京，並買了3月12號的飛機票。出發前一天，他到之前做核酸檢測的醫院，發現隊伍在醫院停車場的空地上拐了幾個大彎，趙晨排了兩個多小時的隊。前幾次出差到這家醫院做核酸時，最多十幾分鍾就能做完。
12號上午，趙晨的核酸檢測結果還沒出來，他決定先去機場，按照往常的速度，采樣後6-12小時就可以拿到結果。中午十二點，依然沒有看到核酸結果的趙晨給醫院打電話，工作人員說，因為樣本量太大，部分試管被送往臨近城市進行檢測，結果出來會慢一些。
候機大廳裏，有幾個人也在討論核酸結果沒出來的問題。值機櫃台的工作人員告訴趙晨，當天有多位乘客反映遇到了相同情況，但沒有核酸陰性證明是不能登機的。
直到飛機起飛，核酸結果也沒有出來，趙晨回到了酒店。核酸結果在兩天後才出來。他打電話給北京的社區，被告知從上海回京需要居家隔離七天。想到自己是合租，不符合居家隔離條件，他決定等過幾天上海疫情平穩再回去。
疫情沒能像他想象中那樣平息，反而愈加嚴重。4月1日，浦西地區封控，他被困在了酒店裏。
兩周前，看到有其他到上海出差的同事成功買票離滬，趙晨也開始考慮如何離開。自駕似乎是最便捷的方式，但趙晨在網上看到，不是所有自駕離滬人員都順利回到了家。
私家車上高速前會遇到多次檢查，除了核酸和抗原結果，還需要社區開出的離滬證明，作用等同於通行證。有人順利開車回到了家鄉，有人在高速路口被勸返，還有人卡在了社區開離滬證明的環節。因家中急事離滬的康先生告訴深一度記者，他所在的小區是防範區，5月10日中午，自駕離滬的他在市內道路上被攔下四次，交警查驗了他的離滬證明和其他材料後，予以通行。
趙晨認為，高鐵是他目前最合適的離滬方案。他回不了北京，打算先中轉到南京南站，然後去到別的城市隔離。他詢問了酒店工作人員，離開前需要簽署承諾書，一旦離開酒店，便不能再返回。
5月9日，看不到搶票希望的趙晨，打算找“黃牛”搶一張到南京的高鐵票，但發現“黃牛”也買不到了。他聽說11日，上海到南京會新增一列高鐵，“希望能夠搶到吧。”
直到14日，趙晨依然沒能搶到開往南京的高鐵票。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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