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複工、複產、複商的日益推進，越來越多的上海市民，走出小區，回到工作崗位的意願越來越強烈。
這是上海恢複常態化的需要，是經濟亟待複蘇的需要，也是個人保障生活的需要。
但在近日，“新聞晨報·周到幫辦”接到不少市民求助，都集中在複工者出入小區的問題上。
有的小區，已經複工的人員申請輪換想要回家的，卻被拒之門外；有的小區，回家是可以回的，回了就不要再出去了；還有的小區，想要出小區沒問題，但去複工了，就別再回來了。
雖然根據《上海市工業企業複工複產疫情防控指引（第二版）》，對複工人員回小區的已經做出了明確：封閉生產企業可以向所在區有關部門申請輪換已複工複產人員，相關人員可憑48小時核酸陰性證明，進小區前加測1次抗原，如陰性可回小區。
但上海人不是都知道，除了看上海發布，還要看居委會發布。
複工者進出的層層阻礙，無疑是上海複工複產道路上的堵點和絆腳石。但為何會出現越往下越層層加碼的現象？居委會或者其他小區自治組織，有沒有權力關上小區的大門？
類型一：出去了就不要回來
家住嘉定區馬陸鎮的彭女士日前向新聞晨報·周到幫辦反映：她的先生在安亭鎮某車企工作，從3月底便留守單位進行防疫相關工作，至今已離家近兩個月。5月14日左右，彭女士丈夫的公司告知其可以回家輪休，他當時致電所在居委，詢問返家所需證明，得到的回複是待馬陸鎮靜默期結束+公司出具的返回證明即可。
公司出具了5月16日以後的放行許可後，彭女士本人於5月17日前往居委會詢問時，居委會工作人員向她出示了複工人員返家所需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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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所示，上麵一列針對的是黨政機關的複工人員，下麵一列是企業單位的複工人員。我們注意到，相比黨政機關，企業複工人員返家所需滿足的條件更多，主要涉及的是區防控辦蓋章材料和複工證（輪換）。
“我當時就問，區防控辦的蓋章材料具體是什麽內容？居委工作人員告訴我，就是一份情況說明，蓋上區防控辦的章。”彭女士回憶，“至於通過什麽途徑聯係區防控辦？具體聯係防控辦的哪個部門？這些都沒法給我一個回答。”她在網上搜到了區防控辦電話，但多次撥打始終無法接通。在撥打防控辦電話無果的情況下，她又嚐試撥打12345市民熱線，市民熱線的回複是，讓他們找公司協助解決。
“我老公的公司在安亭鎮，他們已經出具了有安亭鎮蓋章的返回住地證明，也就是說安亭鎮是放行的，但是現在總不能讓安亭鎮要求馬陸鎮放人進去吧？”
5月22日，彭女士再次前往居委會。“我因為聯係不上區防控辦，想著已經過了幾天不知道政策會不會更新，也許已經不需要防控辦蓋章材料了？”但居委會再次向她強調，防控辦的證明是必須的。
記者隨後找到彭女士家所在居委溝通時，居委工作人員告知，小區之前有返家複工人員拿到過防控辦證明的先例。而當記者告知其上海市政府已有相關人員返家的明確政策時，該工作人員表示他們尚未接到上級通知。
“我們也不是想投訴，就是希望相關信息可以進行公示，讓我們有複工複產需求的居民清楚知道？”彭女士說，“我們也看到疫情期間居委工作的不易，但也希望他們能理解一個家庭正常的訴求。”
還有的小區，則明確規定不可返回小區，比如在寶山區的乾溪一村，實行隻出不進的政策，在外居民暫時（6月1日前）不可返回小區。除非是醫護人員、警察等一線防疫人員，方可每日往返。
類型二：回來了就不要出去
而在浦東新區的馨悅名邸和金色雅築相對寬容一點。居民長期居家後可離開小區，但離開小區後短期內不可再回；或長期離家後可返回小區，但進入小區後短期內也不可再離開，無論居家還是返崗，均要原地觀察一段時間，不能短時間內頻繁進出小區。
無論離開還是返回小區均需持相應證件。離開小區時，居民需持單位證明、48小時核酸證明離開小區。在馨悅名邸，居民返回小區時，需提供單位證明，寫明閉環管理的時間地點、核酸抗原等情況，同時持48小時核酸證明，並在小區門口進行抗原自測，結果為陰性後，方可返回小區，一旦返回則短期內不能再離開小區。馨悅名邸暫不接受從其他小區返回該小區的居民。金色雅築可接受小區、企業等地返回的居民。同樣一旦返回則不能在短時間內離開小區。
馨悅名邸的居委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目前離開小區的居民比返回小區的居民更多。從每日核酸或抗原人數來看，每日離開小區人數不等，對比5月1日與5月27日核酸/抗原人數數據，約有三十多名居民離開小區，有的為返崗有的是返鄉。
在上述兩個小區，醫護人員、警察等一線防疫人員可每日往返。居民如有就醫需求可以外出。
類型三：外地返滬人員被拒之門外
市民孫女士通過“新聞晨報·周到幫辦”反映，5月25日，六十多歲的媽媽從河北返滬，帶著兩個滿滿當當的大箱子，到達上海虹橋站後，乘坐出租車回到了位於寶山區淞南九村的家。到了小區門口，卻被保安攔下，孫女士的媽媽一下沒了方向。
人在浦東家中的孫女士，急忙撥通了淞南九村居委的電話，居委工作人員表示返滬未報備不讓進。孫女士反複交涉未果後，又詢問工作人員，“如果不讓老人回家，那老人住哪裏呢？如果能幫忙聯係酒店，願意自費居住。”居委工作人員除了告知孫女士老人不能進小區，其他一概不知。
一個六十多歲的阿婆就這樣在小區門口等待、再等待，孫女士的媽媽無奈之下走去了小區附近的派出所尋求幫助。麵對老人的無助，警察也隻能安慰。此時，孫女士在浦東家中更是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尋求各個平台的幫助。
孫女士的媽媽在派出所停留了一會後，再次回到了小區門口。一個六十多歲的阿婆決定“硬闖”回家，孫女士媽媽帶著兩個大行李箱直往小區裏衝，保安則緊跟在後，勸說其先去居委。於是老人一來到居委就訴說著自己的委屈，居委工作人員讓老人先坐下，查看了老人的核酸報告、行程碼等，打了一些電話後，最終同意老人回家，並要求其居家五天健康管理。
雖然老人最終回到了家中，但讓孫女士非常氣憤的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在自家小區門門足足等了兩個多小時，期間居委工作人員根本沒到小區門口來詢問過任何情況，最終還是靠老人“硬闖”才回到了家中。為何進小區這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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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觀點：防疫要與法治理念相結合
市人大代表，上海恒建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潘書鴻認為，現在防疫的過程中，小區與小區，居委和居委會之間的操作手法和操作流程存在著差異，沒有統一的標準和規則，讓老百姓有種無所適從的感覺。
“最近有市民通過各種途徑反映，他們要複工複產，向自己所住的小區居委會申請出門證。但是居委會說，出去以後就不能回來了，何時能回家？說要等到全市解封才能回來，建議他們住到工作單位去等等。然而，複工複產的市民所在單位也有防疫方麵的工作要求，所在單位本身也有一些管理上的問題和衝突，不是說住就能住的，如果那這樣還怎麽複工複產？”
潘書鴻介紹，按照地方組織法的規定，居委會是一個民間的自治組織，它的核心價值是民間依法自治，居委會是基於居民的授權開展服務管理小區的機構，不是行政機關。但在此次防疫過程中，居委會客觀上也存在一些政府的職能行為。那麽，居委會在執行政府職能行為的過程中，首先應當依法執行操作，不能自行層層加碼。“比如區裏規定靜默期為3天，居委會出於防疫指標上的壓力，將小區靜默期延長到5天，那麽多出來的2天就屬於自行加碼。”他舉例說。
而在防疫中，辛勤工作的“大白”們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居民對他們的辛勤付出表示認可。但就“大白”本身組成的身份而言，又有著多重性，有的是警察，有的是居委幹部或者政府職能部門的工作人員，有的是社區招募的誌願者或物業工作人員等。由於他們來自不同崗位、不同領域、不同部門，所以執行防疫任務尺度時會有差別。“我認為，作為“大白”，要有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維，還要懂依法治國的基本框架和思路，在執行防疫任務時，要符合防疫管理者或服務者這個主體身份的形象。”潘書鴻說。
潘書鴻表示，在防疫的過程中，首先還是要有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維。“現在居委會的各種做法和規則，到底是基於什麽依據，要給百姓一個明白，要賦予百姓基本的知情權，讓百姓配合居委會、配合基層部門把防疫工作做好、做實。如果百姓不知道疫情防疫過程中的具體標準或尺度，不給百姓應有的知情權，讓他們蒙在鼓裏，就容易形成對立情緒和矛盾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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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意見：居委無權自作主張，層層加碼
居委會是否有權製定小區的出入政策？上海市律師協會行政法業務研究委員會主任曹竹平告訴記者，嚴格意義上來說，防控政策應當由市政府來統一製定的，“這肯定不是居委會管的事情。居委會它是一個自治組織，它是根本沒有權力來做這些事情的，包括它的上一級街道（鎮）政府也是沒有權力來製定這個政策的。”
曹竹平認為，當前，複工複產是疫情社會麵平穩後的頭等大事，管理上應當全市一盤棋。“上海每天的發布會都有非常明確複工複產的要求，市裏的政策其實已經非常細化了，要求保障複產人員能夠順利進出小區，對於不同行業的人員也提出了不同的核酸抗原要求。在疫情使得經濟發展停滯的情況下，我們在複工複產的過程中，要防止基層行政機關、街道（鎮）一級的政府及基層的居委甚至物業、業委會自作主張，層層加碼。否則不利於本市複工複產政策的落地和執行。
曹竹平舉例說，之前，上海全域靜態管理的決定及有關要求都是由市級政府來發布決定的，它有市人大的授權，符合法律程序。現在上海仍在進行的三區管理也有明確的政策要求。在這個範圍裏，街道（鎮）和居委都不能再加碼了，比如設置“每天或每幾天裏，每戶隻有一人能出門”的規定，“每隔幾天，每家（或每棟樓、每層樓）可以派一個代表出門購物”的規定。
“當前，疫情已經在社會麵已經得到了有效控製，並非兩個月前快速蔓延擴散的階段了。抗疫不是目的，清零本身也不是目的，隻是一種手段。抗疫的根本目的還是要讓廣大居民回歸正常生活、享受到來之不易的抗疫成果。基層組織在市政府規定的基礎上層層加碼，會削弱老百姓對居委會的信賴，不利於疫情之後居民工作的開展。”曹竹平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