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歲孤獨死，失業的年輕人正在被逼入絕境

跟泡沫經濟一起破碎的人生。

他最終也沒能向世界發出求救。

2009年4月，北原學（化名）被發現孤獨地死在出租屋內，屍體麵目全非、瘦骨嶙峋，推測死因是饑餓，年僅39歲。在他零星的遺物中有一封已經封口貼好郵票、但沒有寄出去的信，上麵隻有三個字，“幫幫我”。

這是一樁典型的孤獨死案例。孤獨死這個詞近年來愈發頻繁地出現在新聞報道中，日本人口老齡化嚴重，無法妥善養老、孤獨老死的情況更為嚴重。

當地時間2021年9月9日，日本東京，一個無家可歸的人睡在鐵路橋下。（IC photo 圖）

可是39歲的北原正值壯年，為什麽也會落得這樣的地步？

帶著這樣的疑問，NHK電視台展開了針對“三十代”（指年齡在30到39歲的群體）的采訪，製作了特別節目《說不出口的求助～如今的“三十代”到底怎麽了》。時隔多年，當時的訪談內容被重新整理，又補充了後續報道，集結成了這本《三十不立》。

沒有工作、沒有住處、沒有錢，陷入困境的青年為什麽無法開口求助？

跟泡沫經濟一起破碎的人生

在人生的前半程，北原也曾過著平穩安定的正常生活。

節目組走訪了北原的母校，校友們對他的印象都很正麵：“體格健壯、很活躍的大好青年。”“很容易相處，不論學校內外，朋友很多。”“經常說笑話逗周圍人笑，很受歡迎。”

1990年，剛畢業的北原趕上了日本泡沫經濟最後的尾巴，一切看起來都還欣欣向榮。他順利成為一家金融相關企業的正式員工，薪酬很不錯，親友們都以他為榮。但工作強度很大、指標難以完成，沒過幾年他就因為積勞成疾而不得不選擇辭職。

這時候泡沫經濟也破裂了。日本陷入了長達十年的經濟衰退，就業形勢愈發嚴峻。加上年齡漸長，步入30歲大關的北原先生找不到穩定的正式工作，隻能以自由職業者的身份在各家居酒屋間輪流兼職打工。經濟下行，這些店也自身難保，隨時可能突然倒閉。

在這種不穩定的生活下，北原逐漸入不敷出。為了維持生活，他開始申請消費貸，拆東牆補西牆，利滾利，債務越背越多。根據遺物中的票據，2008年底，他平均每個月要償還40萬日元（約2萬人民幣）的貸款，這遠遠超出了他僅14萬日元的收入。

再後來，雷曼衝擊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北原先生連餐飲服務業的工作都找不到了。就算他每天去職業介紹所也無濟於?事。

但就算到了這種地步，北原先生也沒有向任何親朋好友坦白自己的窘境。他的父母親已經過世，唯一的哥哥對弟弟的現狀一無所知，“他知道，如果這些事情被我知道了會被我一通臭罵，所以很多事情都瞞著我吧”。

在過世前大概半個月，估計是餓得受不了了，北原曾給佳子女士打過一次求助電話。她是發小的母親，小時候很親密。但北原還是沒說實話，謊稱自己感冒了，想吃東西，希望佳子女士能幫忙準備個便?當。

這是兩人最後一次見麵。佳子女士當時並沒有覺察出異樣，隻覺得這孩子瘦了些，但精神看起來還不錯，怎麽也想不到他已經到了吃不上飯的境地。

離世的時候，北原的家裏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房租已經欠了好幾個月，母親留下來的兩條狗早就放養成了流浪狗。冰箱裏空空蕩蕩，他身上僅剩下9日元。

寧可流落街頭也不願開口求助

為什麽北原至死都沒有開口向他人求助？像這樣39歲孤獨死的情況是個案嗎？節目組走訪了當地NPO“流浪漢支援機構”，他們隔周的周五會在市中心的公園裏免費分發食物。

在超過百人的領取隊伍裏，有不少二十多、三十歲的人。機構代表奧田先生說，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三十代”流浪漢正在急速增加。

能來的還算好的，至少願意交流，有機會對其進行援助。比這更棘手的問題是“拒絕幫助、無論怎麽呼籲也不來尋求幫助的年輕流浪漢非常多”。

節目組注意到了隊伍裏一個年輕人。

他看起來完全不像流浪漢。長相清秀、衣著整潔，胡子也剃得很幹淨。他叫入江幸平（化名），32歲，已經露宿街頭一個月了。

跟北原先生一樣，入江初入社會的時候也很順利。高中畢業拿到廚師資格證書後就出來工作，入職兩年就升為店長。但後來他跟領導意見不合發生摩擦，選擇了辭職。

雖然經濟明顯變得不景氣，但當時入江才二十多歲，有著強健的身體和熱血的拚勁，哪怕隻是靠著不穩定的派遣工作，也還是能維持正常生活。但到了2008年，金融危機雪上加霜，剛好30歲的入江成了被辭退的對象。

起初入江還比較樂觀，覺得跟年輕時候一樣，湊合著也能過。他錢包裏有大把的網咖會員卡，2000日元（約人民幣100元）就能安度整晚，還可以淋浴。

但不管怎麽節省，工作遲遲沒有著落，存款餘額不足，露宿街頭成為了唯一選擇。

當地時間2021年1月9日，日本東京池袋區，非營利組織的誌願者給需要的人分發免費食物。（@視覺中國 圖）

他所有的行李就是一個運動包，裏麵有換洗的衣物、欠費的手機、沒有錢的錢包，以及文具、印章之類的雜物。睡覺地點是住宅區裏的公園，雖然環境差些但沒有其他流浪漢來搶位置。

吃飯則是兩天一個菠蘿包，“掰成兩半，慢慢品嚐。如果不慢慢品嚐，就沒有吃過東西的感覺。充分活動上下頜才能有進食的實感。”

但在這樣的窘境下，入江也還是不想被當作流浪漢。

他買麵包的時候會把運動包放在店外，盡管裏麵有他所有身家。入江覺得，帶著髒兮兮的行李包在店裏走來走去，對其他客人的影響不太好。網咖也是輪換著去，免得被人認出來。連肚子都填不飽，也要隔十天去自助洗衣房洗衣服，每天去公園的廁所刮胡子。

當然，保持體麵也有好處。有些24小時營業的餐館，點杯100日元（約人民幣5元）的咖啡就能放鬆地坐上好幾個小時。衣著邋遢容易被店家詢問，稍加掩飾就可以避免很多尷尬。

奧田先生從事流浪漢自立援助工作已經20多年，在長期深入接觸後，他發現“三十代”的流浪漢與過去的援助對象有兩大不同。

一是“強烈的自尊心”。他們對於“堅持做自己”的執念非常深，像入江那樣，食不果腹了也還是會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陷入絕境也不願向他人求助。

於是就有了第二個特點，“很容易陷入孤立狀態”。

入江其實可以回老家找母親尋求幫助，隻是他不願意這麽做。他特別篤定地認為，二十多歲的時候可以回家撒嬌啃老，但三十多歲了就不能再給家裏人添麻煩。

被問到有沒有想過跟其他流浪漢抱團時，他也不假思索地否定了。“如果跟他們抱團取暖，我感覺自己會陷入這樣的生活中，或者說，反倒會聚在一起互相舔舐傷口。當事情發展到那個地步，我覺得一切就都完蛋了。”

應試教育帶來的自我責任論

日本作家平野啟一郎指出，年輕流浪漢身陷困境，不僅是經濟上的，也是心理上的。無法開口求助，正是源於一種強烈的自我責任意識。

出生於戰後經濟騰飛時期的“三十代”，從小就被灌輸“努力就會有收獲”“在社會中實現自我”的觀念。那時候日本還沒有普及素質教育，在殘酷的應試教育邏輯裏，成績的好壞成敗，被認為隻跟個體的努力有關。

所以當結果不盡如人意的時候，也隻能自己來承擔和負責。

今村從小聽從父母接受高強度的應試教育，小學四年級開始補習，成績也一直名列前茅。高中畢業後，他遵從父母意願報考東京大學。落榜後，他又在父親的鞭策下複讀了兩年，最後考上了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學。

“考上好中學，然後考入頂尖大學，進入一流大公司——從孩童時代開始，我就覺得這是勝利者的必經之路。我也從父親那裏強烈感受到了他的這種期待。”今村如此說道。

可等到他畢業出來求職的時候，社會情況早已經發生了變化。

他入職的1996年，日本的有效招聘倍率（需求人數與求職人數之比）是0.70，相當於每10人中就有3人沒有工作。在泡沫經濟破裂前的1990年，這個數字是1.4。

父輩們那種隻要踏實工作就能獲得美好生活的美好情境成了過去式，現實壓向今村的是公司的“狼性競爭”“內卷”“KPI”。巨大的落差令他幻滅，“從未想過會無法再現”，今村一直重複著這句話。

“最終，三十幾歲這一代就算努力也沒什麽好事發生。沒有用盡最後一絲力氣就提出希望有人施以援手的話，會被批評說是你自己不夠努力。準備升學考試時的自我責任論卷土重來。”平野啟一郎總結道。

可怎麽樣才能算用盡最後一絲力氣呢？孤獨死的北原、不與母親聯係的入江，並不是不夠努力，反而是因為太想靠自己的力量解決問題，因此陷入了絕境。

這種心態背後還存在一種虛假的樂觀，就是以為工作隻要去找就肯定會有。

日本首都大學的岡部卓教授駁斥了這種觀點：“這是雇傭幻想。工作隻要去找就會有，這隻是單純的希望罷了。老實說，根本就沒有工作機會。到了30歲的年紀，找工作會更難。”

35歲被企業優化的故事在十年前的日本就已經發生。岡部教授表示，“三十代”是被正式雇傭推開的一代。

正式崗位僧多粥少，而兼職和派遣工作，雇主則會傾向於更年輕的“二十代”。“三十代”找不到穩定崗位，一旦頻繁更換工作，隻會陷入工資越來越低的惡性循環。“不去分析客觀因素，一味認為隻要拚命努力就會有工作，就能找到工作，這種想法是非常危險的。”

而這些被拋棄的“三十代”，最終往往會有三個走向：脫社會（自我放棄，酗酒、自殺等）；非社會（失去社會性，成為流浪漢等）；反社會（犯罪等）。

經濟危機後大量增長的年輕流浪漢屬於第二類，如果狀況持續不能好轉，就可能轉向第一類或者第三類，引發更大的社會問題。

同樣是NHK電視台出品的特別節目《無緣社會》中指出，日本每年有三萬兩千人走上孤獨死的道路，他們沒有工作、沒有配偶、沒有子女，基本斷絕了與任何人聯絡。

雖然孤獨死的案例絕大部分都是五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但節目組複盤後發現，網絡上對此討論熱度最高、焦慮情緒最嚴重的卻是“三十代”，對不穩定的工作和生活的擔憂，令他們開始設想自己也會成為“無緣預備役”。但到了現實裏，同樣是這批人，對自己的困境還是會緘口不言。

對於這些不願開口求助的年輕人，進行流浪漢援助的奧田先盡其所能地予以幫助。幾十年如一日，他會給遇到的流浪漢發放一張帶有小額話費的電話卡，讓對方有需求就打求助電話，盡管回電者寥寥無幾。他會把無家可歸的年輕流浪漢帶回家裏共同生活，培養對方重新自立的技能。

這些人迷路了，需要有人幫他們找回原來的路。奧田先生說“他們身邊需要有人陪伴”，不僅是經濟上的支援，更需要在心理上重建“生的希望”。他稱之為“陪跑援助”，對被援助對象進行長期的聯絡和觀察。

但這樣的努力是否杯水車薪？

在節目播出四年之後，2013年，節目組回訪奧田先生，在跟隨夜巡的時候發現露宿街頭的“三十代”似乎變少了。從數據上看，接受生活保護的人數在增加，最低保障讓他們有了住所，但生活窮困潦倒的人實際上卻並未減少。

換句話說，看不見是因為這些人躲起來了。如果隻是從遊蕩街頭變成宅在家中孤獨死去，發出求助的聲音隻會越來越微弱。所以奧田先生覺得，“跟以前相比，現在狀況變得更加複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