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是少數新公司，後來是大企業，現在連老牌企業也變了。一位日本社會學家 16 年的社會觀察。
文丨《財經》記者 姚胤米
編輯丨黃俊傑
有那麽一段時間，日本企業 CEO
曾是他們的同行們最羨慕的一群人。不是因為他們趕上的市場機會更好，而是他們擁有全世界最最敬業又最最勤奮的雇員。
不需要企業文化灌輸，也不需要定期考核價值觀，雇員們自發地為公司奉獻自己的時間，充滿驕傲和榮譽感地交出自己的人生，跟著它一路往前闖出去。他們的忠誠心和生產力是那麽令人驚歎，以至於人們隻能用
“企業戰士” 來比喻他們賣力到願意為公司粉身碎骨的決心。
那是日本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企業戰士” 們共同書寫了日本戰後經濟奇跡。1978 年，二戰結束的第 33
年，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無限的樂觀主義在社會上蔓延，人們普遍相信房價永遠會漲、自己永遠不會被公司拋棄，並且薪酬永遠會增長。他們據此消費、貸款 30
年買房、重金投入子女教育。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曾在 1968 年發表演講，題目是《21 世紀的日本——10
倍經濟社會與人》，他認為高倍率的增長還將繼續，明日一定會比今日更好。
衰退自 1990 年代陡然出現，又續上 2008
年金融泡沫破滅。危機順著太平洋湧向日本。業績低迷，鬆下、索尼、東芝等日本知名大公司相繼大裁員，原本和諧甜蜜的雇傭關係也走向對立。
曾被廣泛認可的三大日式經營法寶——終身雇傭製、年功序列製、企業內工會，漸漸收起它們在員工心中的神聖感，變成越來越遙不可及的
“曾經的好日子”。
保住營業利潤變成企業的第一目標，雇員既是它們生產力的原料，也是每經營一日就要麵對的成本。既然無力增長，那就降本增效吧。
“吸血企業” 出現了。
他們不再耐心地培養員工、給他們成長空間，而是想方設法用盡 “人形原料” 的價值，再把無用之人一腳踢開，換上新的。
他們依然鼓勵超長時間加班，稱讚特別能熬夜的雇員，承諾會讓這樣的員工升職，但未必兌現承諾。企業們認為自己可以惡劣地對待員工，反正在衰退下，這份工作一個人不想幹，還有無數人等著幹。
公司裏的不同層級都有管理者們掌握成熟的精神打壓技巧，讓雇員們承認自己的不足，並且懷上愧疚之心，為公司奉獻全部精力和自我。碰到那些
“經受不住考驗” 的，他們再動用各種巧妙的方法讓雇員主動離職。
當經濟曲線調了個方向走下去時，人們同樣會拚盡全力，隻為保全一份工作。
放眼日本高校，大學生們從入學到畢業的四年幾乎都耗費在找工作上，很多學生入學後不久就開始忙於競選幹部、參加誌願活動、找企業實習、參加國家資格考試。進入公司的人也如履薄冰，謹言慎行，生怕一個失誤就成了下一個被離開公司的人。
日本企業變黑心的故事，社會學家今野晴貴已經跟蹤觀察了 16 年，他是非營利組織 “POSSE 互助會” 的創始人，每年接受 5000
件與勞動雇傭關係有關的谘詢。他見證吸血企業逐年變多，使日本從 “過山車社會” 進入 “陷阱社會” 再到滑向
“俄羅斯輪盤賭社會”——好企業越來越少，誰都可能是下一個受害者。
在著作《吸血企業》中，今野晴貴引用人力資源谘詢師常見陽平《我們都是 “高達” 中的
“吉姆”》的類比，他解釋道，“吉姆”（RGM-79GM）是係列動畫片《機動戰士高達》中幫襯主角的量產型機器人，往往第一個被擊落。那便是這個時代大部分日本人的命運。
實在有太多年輕人在他眼前被一一擊落。有的因為加班太多而過勞死；有的拚盡全力卻沒能得到公平肯定，選擇自我了結生命；大量被公司驅逐出來的年輕人，從精英畢業生變成依靠社會最低保險生活的人；還有的人永久地陷入自我否認，足不出戶，從社會消失。
工會、律師事務所、心理谘詢室等保護勞動利益的機構沒能起到效果，而起訴的道路又是那麽漫長和容易失敗。2019
年因為心理危機離職並起訴公司的人中，隻有 88
個因抑鬱症等疾病導致自殺或自殺未遂而被認定為工傷事故；即便政府承認過勞死是死亡原因，但法院往往認定是死者自己的責任，很多家屬得不到賠償。
十年前，當吸血企業第一次被提出時，日本報紙還會刊文批評年輕人精神脆弱，遠不如他們父母一代能承受壓力。今野晴貴一次次接受采訪，不厭其煩地重複吸血企業的危害性，他著作的副標題體現了他強烈的擔憂——“吃垮日本的妖怪”。
隨著社會上反對的聲音越來越高，企業自我辯解的聲音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日本政府也著手解決問題。從 2017 年 5
月開始，厚生勞動省會在其政府官網上，每月定期披露那些違反勞動基準相關法律的企業。2019 年，日本修改勞動法，明確限定在一周 40
小時的基礎上，企業雇員的加班上限不得超過 45 小時。
不過，企業們總是有辦法繞開監管，雇員也會接受
“被吸血”——過去十年始終崗位少、求職者多，通過與員工簽署自願同意的協議，就能繼續讓人加班。
今野晴貴曾在接受采訪時說，有一家公司規定員工每天晚上七點下班，但實際工作常常到深夜。如果在外麵參加會議，打卡不及時，員工會接到一個電話，被粗魯地要求在係統內登記
“下班”，再繼續工作。
距離《吸血企業》日文版發行已經整整十年，直到今天，日本仍處在經濟危機的後果中。根據厚生勞動省的統計，2020
年日本雇員的實際總現金收入已降至 1997 年的 83.1%。
在一年又一年的堅持中，社會對否定吸血企業建立了共識。吸血企業已經成了一個固有名詞，甚至進了日本著名的詞典《廣詞苑》。但經濟衰退期，最沒有選擇的一定是普通求職者。所有人都向現實低頭。“不管是吸血企業，還是什麽企業，隻要現在能就職，能賺到錢，就是最主要的。”今野晴貴說。
順從的員工造就了僵硬的公司，創意變成一種罕物，日本的經濟和社會的活力至今沒有恢複的跡象。
今年 8 月，《吸血企業》中文版發售，《財經》記者在 9 月底與今野晴貴進行了一次視頻訪談，以下是我們的對話：
“沒有競爭力的人不配在公司活下去”
《財經》記者：什麽樣的企業能算作吸血企業？
今野晴貴：
根據我的定義，吸血企業的特點是利用和摧毀年輕人——讓員工過度努力、辛苦地工作，在短時間內榨取人的全部價值，對他們的身體和心理造成傷害，再拋棄。
吸血公司會有目的、有策略地否認新員工的表現，甚至會洗腦，說他們作為人是多麽的沒價值、對公司來說沒有生產力，刺激他們付出更多努力。
《財經》記者：你是怎麽意識到這成了一個普遍現象？
今野晴貴：
2008 年危機之後，我們收到了很多谘詢，不少是來自 IT
公司和新興產業（比如食品服務和零售）的全職員工。其中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是，日本的一家知名 IT 類上市公司，說是月薪 20
萬日元左右（約合當時 1.5 萬元人民幣），但月薪裏包括 80 小時的加班費。那 80 小時不就是欺詐嗎？
他們那一年招聘 200 多人，但短期內就有 100
多人辭職。後來得知，他們會用一些職場霸淩的方式，讓員工覺得自己工作能力或者其他能力不夠，慢慢地，員工以 “因個人原因”
辭職。後來，企業一邊大量錄用人，一邊大量篩選人的現象普遍多了起來，我意識到這是一個變化。
《財經》記者：通常員工入職一家公司多久之後，會麵對這些打擊？
今野晴貴：
有些公司從員工剛入職接受新人培訓時就開始了。
比較常見的後果就是睡眠障礙和輕度發燒。還有的人會在工作時昏倒，這個對於任何長時間工作的人來說都不罕見了。出現這種情況時，有的公司會叫救護車，有的公司會等員工清醒之後要求他繼續工作。
《財經》記者：在所有被公司霸淩的情況中，讓你印象最深刻、情節最惡劣的行為是什麽？
今野晴貴：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公司讓員工來證明自己是多麽的無用，甚至有公司要求員工在紙上寫自己是多麽沒有工作能力。在一味地寫下自己是多麽沒用的過程中，他們的精神狀態受到影響，去做心理谘詢，到最後還是留不下來。
公司們覺得，沒有競爭力的人不配活下去，是沒有生存價值的。在公司裏，這種話已經被說得很坦然了。我們就曾接觸過這樣的公司，它覺得如果你不能給公司帶來盈利，甚至都不承認你是一個人。他們用的詞語叫做
“非人類”。
《財經》記者：如果員工能撐下去，會怎麽樣？
今野晴貴：
總的來說，那些能自食其力的人會在短時間內辭職，再找下一份工作。在培養高競爭力文化的工作場所，留下的職員最後會走上兩條路，一些被同化，成為欺淩者；另一些成為被欺淩者。
《財經》記者：日本公司內部的心理谘詢部門實際能發揮作用嗎？
今野晴貴：
數年前，日本的法律得到了修改，強製規定大企業必須要建立心理關懷部門，或者設定公司內的心理醫生。比較有意思的是，吸血企業的現象並沒有得到改善。
在一些大企業，員工都要定期進行心理疲勞度的測試。如果說公司發現你的心理有問題了，你在內部的評價就會降低。這就會造成員工故意隱瞞自己的問題，最終公司也並不能夠確切地掌握到自己的哪些員工有心理疲勞。
“金融危機後，吸血企業開始浮出水麵”
《財經》記者：當經濟下行，日本企業怎樣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今野晴貴：
日本企業不是一下子變成吸血企業的。總的來說，2008 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閉後，這個問題就開始浮出水麵。
起初，大型連鎖超市、連鎖店、便利店等等企業，很多店長非常辛苦地工作，直到自己實在做不下去了才辭職。後來，公司內部重要的營銷和產品開發崗位，也是
“一次性”
地使用精英大學畢業生，用完了就扔。慢慢地，公司們都認可這種模式，因為吸血一樣可以保證公司盈利，最終導致吸血企業在社會上盛行。
《財經》記者：日本社會各方麵環境如何 “創造” 了滋生吸血企業的環境？
今野晴貴：
當時日本經濟從高速增長期一下子退縮下來，社會失業人員和非正式社員突然大量增加。2009
年開始，政府的目標也是鼓勵各大企業積極雇傭正社員（即長期雇傭員工，而非有期限的合同工），從政府的角度來說，充滿非正社員的就業環境是不穩定的。
因為這樣的倡導，民眾都盡可能地想去找一家公司當
“正社員”。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哪怕誤打誤入進入了吸血企業，也不會輕易地出來。他們都不想再回非正規雇傭的身份裏去，或是回到不定期的失業狀態裏，所以拚命地堅持。
再補充一點，在當時那個社會環境下，政府、父母、老師和周圍的人都告訴年輕人要努力工作，有點超出自己能力範圍內的那種。你不能退縮，一定要往前行，直到他們抑鬱甚至死去。
《財經》記者：你在接受日本媒體采訪時曾說，起初提出吸血企業概念時，社會並不認可這個說法。後來呢？
今野晴貴：
最初提出這個詞的時候，很多人認為是年輕人撒嬌、不夠堅強，反而受害者受到了相當大的抨擊。以前報紙上有這樣的說法：得了抑鬱症或過勞死的員工都是能力低下的弱者。
在小泉政府期間，社會上普遍認為社會競爭殘酷，年輕人太天真。我的書中寫一家連鎖服裝零售企業如何不公正對待員工，我沒有提名字，但是根據內容，大家認為我指的是優衣庫，給優衣庫帶來了很大的輿論壓力。
2013 年 4 月 23 日，優衣庫的 CEO 柳井先生在《朝日新聞》接受采訪，說
“未來的中產階級將走向衰落，社會分化為兩層，一類是年收入為 1 億日元的（當時相當於 580 萬元人民幣），一類是年收入為 100
萬日元的（當時相當於 5.8 萬元人民幣）。……這是我們生活的激動人心的時刻。我總是告訴我的員工，如果不改變，我們就會死去。”
我要補充一點的是，如果一個人年收入低於 150 萬日元，就進入受到公共福利幫助的範圍了。
《財經》記者：柳井敢於這樣直接表態，說明他認為這樣的觀點可以被公眾認可，是嗎？
今野晴貴：
當時公司的經營者的普遍認知是：我一定要苛刻地要求員工，教育員工，隻有嚴格的管理才能成長。這樣的論調很多，在當時的日本社會也是被廣泛地接受的。
柳井的認知也是這樣的，就是我嚴格，我為了公司的利益，我有什麽錯誤嗎？他認為自己那樣說，能夠被理解、被接受。但是沒想到，他的論斷出來了之後，在整個社會引起了更大規模的爭議，反對他的聲音幾乎是壓倒性的。
十年後，“很遺憾，日本吸血企業的數量變多了”
《財經》記者：這本書在日本已經出版十年了，日本現在的吸血企業比之前是更多還是更少了？
今野晴貴：
簡單地說，很遺憾，吸血企業的數量變多了。
吸血企業的問題雖然在公眾輿論蔓延，但這樣的經營方式也更容易獲利。這個和日本的經濟實力下降有很大的關係，企業找不到增長點，如果想要在市場上獲得獨當一麵的利益，就往往得壓製員工、降低成本，提高公司的盈利。新興企業成為可能性比較多，最近哪怕是一些有曆史的老企業也變成。
《財經》記者：這十年裏，日本政府針對過勞死現象修改了勞動法，嚴格限定員工的工作時長。這是否可以理解為政府層麵想要遏製並解決吸血企業的問題？
今野晴貴：
隻能說，雖然政府對勞動法進行了改革和修正，但是沒有效果。聽政府的話的企業，本身就是比較正規的好企業。不聽政府話的企業，總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舉個例子說，根據目前日本的法律，隻要員工跟公司簽訂一個勞資協定，公司就可以讓你加班，而且加班多少都無所謂。有人說這成了過勞死的溫床，所以修改規定了在每周工作
40 小時的基礎上，一個月的加班上限是 45 個小時，一年的上限是 360 小時。
但日本公司還有
“裁量勞動製度”（即允許員工采取自由工作方式，出勤和下班時間彈性製），把員工都劃定到符合自由裁量的專職人員職務範圍內，這樣員工加班的時間就不受限製了。政府部門幾乎不可能到每個公司檢查他們的員工是否都是專職人員，這樣一來，就會有公司鑽了法規的空子。
《財經》記者：日本的工會也是企業內部成立，能指望公司內的人解決員工受到不公待遇的問題嗎？
今野晴貴：
沒錯，多數日本企業的工會都附屬在內部。員工受到任何不公待遇時，去跟工會說，等於是沒有用的。公司也有提供各種保障的
“社內商談窗口”，員工可以去那提出申訴，但也是沒有用的。相反，如果你在公司內指出一個問題，整個組織都會知道你才是造成問題的人。
日本也有國家勞動基準監督署，我們團隊今年以來接到 5000
件谘詢，有一半以上都是在公司內部窗口和勞動基準監督署不能得到很好應對。也有非常少的一部分通過公司外部的勞動工會申訴，之後通過網絡曝光，可能會引起社會關注。但受害人並不一定能得到救助。個人可能會被公司以名譽誹謗為理由反咬一口。
《財經》記者：所以實際上最終得到妥善解決的比例有多少？
今野晴貴：
恐怕十個人來申訴，隻有一個會堅持到最後，並得到解決吧。
這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一半以上問問、聽聽就結束了。剩下一小半在收集證據的過程中心力交瘁，就放棄了。隻有 12%
的人能堅持到最後。
《財經》記者：挺遺憾的。
今野晴貴：
非常殘酷，也是個現實。
《財經》記者：大部分人會因為什麽而放棄？
今野晴貴：
一方麵，他們要承受來自公司的壓力，考慮到各種人際關係，不敢跑這個馬拉鬆，盡管從法律上講，公司絕對有錯。還有的在維權的過程中，以前受到不公待遇、被霸淩造成的精神疾患又會發病或者惡化，不得不放棄。
第二個原因，是來自於家庭壓力。很多受害人的父母或者伴侶不希望他在公司惹上麻煩，說，算了算了，不要跟公司作對，我們還是平平靜靜地生活吧。或者說，你要養家糊口，有這個精力，還不如找下一個工作。來自家庭成員的不支持和施加壓力，最後也就讓他們放棄了。
大多數谘詢者父母這一代，過勞死已經很流行了。那一代日本人也認為自己是最努力的人，認為自己支持了公司增長，如果能堅持下去，公司正常發展，就會在世界上領先，對自己也有好處。所以還是耐心點好，與其惹麻煩，還是忍了，一直忍耐，總有一天公司會給你相應的回報。
這是他們一個固定觀念，所以也會這樣勸孩子。但是，以前的企業和現在的企業不一樣了，現在的企業是，你再怎麽努力，最終也隻會被公司拋棄。
“員工發自內心想要為公司做貢獻的意識已經非常薄弱了”
《財經》記者：勤勞、主動加班、為公司奉獻自己是光榮的，這樣的觀念曾經在日本是如何形成的？
今野晴貴：
以前，能成為公司員工是精英階層的特權。作為對公司忠誠的回報，員工可以被終身雇傭，並且有完備的基於業績和資曆的工資體係。從 1950
年代開始，在勞動運動的推動下，“公司職員”
的地位在非精英階層中也得到了普及。但對非精英階層來說，它是以過度工作作為交換得來的。
1970
年代以來，日本社會開始形成了一種觀念，隻有努力工作，終身雇傭製和基於業績和資曆的工資製度就是你的回報。所以那時候開始，大家會願意主動加班，奉獻自己，公司最終總會回報你。
《財經》記者：你父母那一代正好經曆了那個時期吧，他們怎麽樣描述自己和工作的關係？在找工作方麵怎麽引導你？
今野晴貴：
我父親是公司雇員，我母親是家庭主婦。當我還是一個大學生的時候，我媽媽總是不厭其煩地要求我在一家公司找一個班上。
我有點標新立異，我很叛逆（作者大學期間就成立了非盈利組織，為受勞動糾紛困擾的人提供谘詢）。但是大多數日本年輕人還是順從於父母的傳統價值觀，根本沒有反抗。他們也接受，大學畢業後不進入一家公司就職，自己的人生就無法得到一個圓滿的開始。
《財經》記者：你為自己的反抗付出了什麽代價？
今野晴貴：
我本科畢業後繼續讀研究生和博士。但在日本，本科畢業後不馬上去公司找工作，人生坑就會陷入一個非常困頓的狀態。
家庭成員給了我很多壓力，父母經常會和我說，你得趕快去就職，賺錢，以後再去做你想做的非盈利機構，這才是正途。我做非盈利機構以後，被一些媒體報道，有一些知名度。但是對於這些，我的家庭成員全都采取不關心的態度，就無視。
《財經》記者：過去二十年，日本給全世界的印象也是有最敬業、最勤奮的員工。日本人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真正改變了自己看待工作的態度呢？
今野晴貴：
其實現在也不是這種意識沒有了，而是發自內心的、自主地想要為公司做貢獻的意識變得非常薄弱了。
在日本，服從公司命令的文化並沒有改變。員工自主積極性在下降的結果是，他們繼續服從任何指令，但幾乎沒有人去思考，去做對公司真正有利的事情。我接觸到的年輕人裏，很多人對公司的發展和改革會有一些想法，但一想到可能跟領導的想法不一樣，可能就選擇不說。
《財經》記者：現在年輕人中間流行一種說法，叫精神離職，就是你人在公司，但是心思不在，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鍾，也是很消極的。
今野晴貴：
就算沒什麽創意，隻要員工服從，企業使勁兒把他用完，也能獲得利潤。現在日本無論是經營者還是勞動者，似乎都已經習慣這個狀態了。
“一個耗盡年輕人的國家沒有未來”
《財經》記者：之前在接受采訪時你曾對媒體說 “一個耗盡年輕人的國家沒有未來。” 你這本書的副標題 “吃垮日本的妖怪”
也是很直接的呼喚。具體來說，它對社會造成的危害包括什麽？
今野晴貴：
吸血企業變多，患有精神疾病的年輕人數量不斷增加，導致社會承擔的那部分醫療費用增加。
吸血企業通常會在短時間內消耗完一個年輕職員。他們沒有機會在工作中發揮自己的技能、職業知識和技能不全麵。此外，由於辭職人數的增加，迫使許多人失業，這也導致國家稅收收入下降。
缺乏穩定的就業會導致生產力整體下降，勤奮工作的文化也會消失，因為你的努力工作不會得到補償。畢竟，吸血企業濫用、破壞了人們對傳統雇傭關係的信任。最終把成本和負擔轉嫁給了政府和社會。
《晚點》：十年過去了，你現在描述的日本社會觀念和你書裏寫的似乎沒有變化。
今野晴貴：確實這十年沒有什麽顯著的變化，但我還是想強調一點，吸血企業已經成了一個固有名詞。現在，當大家遇到各種各樣的職場霸淩，不公待遇時，哪怕心裏麵怕、有顧慮，但是會說這間企業是一個吸血企業，我們應該怎麽樣怎麽樣，有這樣一個思維模式在形成。
《財經》記者：吸血企業，高昂的成本實際上是由國家和社會承擔。你認為，在改變這個狀態上，還有哪些事情可以做得更好？
今野晴貴：
現在日本年輕人雖然說對吸血企業這個詞比較熟悉，但是各個大學並未對如何應對這樣的工作環境有係統性的教育。年輕人對於自己進入什麽樣的企業，知識和心理準備並不充分。
畢竟很多學校主要追求的還是就職率。不管是進入什麽樣的企業，隻要學生能進入企業，就是學校追求的終極目標。
《財經》記者：這幾年日本一些影視作品好像都在倡導一種新的理念，比如書籍《作二休五》，劇集《我，到點下班！》。你怎麽理解這些作品背後，人們的反思和期待？
今野晴貴：
日本民眾都明白，如果一直這樣下去，肯定是不行的。
知道這樣加入企業其實沒有未來，需要自己創造自己的未來。——如果說有這樣的想法，並且去執行實施的人更多的話，也許日本的社會會真正變化。但不管大家怎麽說，實際上目前還是屈服於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