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我们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当一位富有新闻理想的记者在朋友圈分享一位北漂15年的服装厂工人被迫离京前最后一句话时，无论是记者还是已为人父母的服装厂工人，心里应该都充满不为异乡所容的悲凉。自从11月18日北京市大兴区一处外地租户聚集地发生火灾，造成19人遇难和8人受伤后，北京立即掀起了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和大整治专项行动。本来这应该是一件借着事故契机改善住房安全的积极举措，可惜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由于威权体制下层层加码的政治惯性使然，加之相关部门执行官员的错误认知，竟然偏离为粗暴清理外来所谓的“低端人口”，要求存在安全隐患的出租屋全部在几天之内清退，届时将强制断水断电断气，导致许多外来人员被迫在严寒冬日里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焦急地寻找住处，甚至有人冬夜裹被在街头露宿，更有一些人只能选择离开北京。
这件事不光在中国国内引起密切关注，相当多居住于大城市的人有一种物伤其类之感，批评之声如泉喷涌，甚至流行“北京排华”的讽刺说法，而且在国际上置北京乃至中国形象于尴尬境地。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中国人不支持北京市推行专项整治行动？显然不是。对于长期生活在北京之类中国大城市的人而言，他们大多能发现尚处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中国大城市有不少安全隐患亟待整顿和清理，他们从内心深处是希望城市政府积极有为，尤其是当火灾不幸发生后，他们更会支持和理解相关部门清理安全隐患的行动，毕竟谁也不愿成为下一场悲剧的牺牲品。但问题是支持和理解绝不代表应被无辜牵连。火灾事故的发生从根源上是因为城市日常治理的严重疏漏，需要城市政府深刻反思和汲取教训，可不料相关部门竟将重心放在清理外来人员上，且手法粗暴，缺乏基本的以人为本和人道主义精神。这样的转移责任和粗暴赶人，怎么可能让人理解？怎么可能不招致批评？
北京相关部门的执法人员之所以这样做，或许有两种考量。一是火灾事故场所系违章建筑，为了彻底清楚安全隐患，故有必要将所有存在安全隐患的违章建筑清空，包括里面的外地租户。二是北京多年以来饱受“大城市病”困扰，不少声音认为其“人口承载能力已到顶”，而且最高决策层的导向又是要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所以刚好借专项整治行动之机清理外来人口，特别是其中所谓的“低端人口”。
然而这种想法实在经不起现实检验。其一，暂且不论违章建筑之概念是否有被人为操弄的嫌疑，如果为了清理违章建筑而疏散里面的外来租户，必须有一个周全考虑的安置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有相对充裕的搬离时间，能让被疏散的外来租户有不低于之前居住条件的住处。毕竟外来租户是一个具体的人，是执政党和政府口口声声承诺为之服务的人民。在这一点上，连被大陆官媒讽刺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尚且知道如此，比如法国冬季会有禁止驱逐房客的法令，规定每年11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房东不得驱逐房客，即使房客拖欠房租，甚至房东已启用法律程序、获得法院裁决的驱逐令也不例外。遗憾的是，本应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注重保障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中国，反而在首善之区的首都，出现严冬里强行撵人的事件，且不惜动用原始的舆论封杀手段，来删除和屏蔽一些为民请愿的言论。这怎么可能符合社会主义的初衷？怎么可能让天下华人在国家崛起后自动归心？
其二，北京固然患有“大城市病”，人口拥挤，城市公共资源紧张。但问题是人口密度超过北京的世界级城市并不鲜见。无论是纽约、伦敦，还是东京、新加坡和香港，不单人口密度都超过北京，而且新加坡和香港本身淡水资源就匮乏，但未曾听说它们以城市承载量有限的名义强行撵人。究其根源，还是因为一个城市的人口容纳量与其现代化治理水准呈正比。北京之所以出现“大城市病”，除了是因为过去几十年快速发展在缺乏足够准备的情况下短时间聚集超过两千万人口之外，一个关键原因是城市规划和治理存在严重短板，是中国公共资源不平衡的分配。既然如此，与其将责任简单归结到外来人口身上，还不如把重心放在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准上，以更大的政治魄力和责任担当去推进公共资源的均衡分布。否则既只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又会让大量无辜之人沦为牺牲品。
至于所谓“低端人口”的说法，更是一种极不恰当的表述。不可否认，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人和人之间确实存在素质、品行、收入、能力之差异，这一点毋庸讳言。但在法理上人人生而平等已成为普遍共识，不可人为地划分高端和低端，而且究竟何为低端，本身也缺乏一个公认的说法，如果非要给一个解释，只会陷入各说各话乃至相互攻击的恶性循环。此次相关部门清理的所谓外来“低端人口”为例，实际指向的是外来低收入群体。可问题是，收入低难道就属于“低端人口”吗？暂且不论任何大城市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低收入群体的存在，单是“低端人口”指向低收入群的逻辑就十分荒谬。要知道，自古以来，不知道有多少才华横溢的人曾生活落魄？不知道有多少改变历史进程的非凡人物有着穷困潦倒的过去？难道他们都是“低端人口”？当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亦属于低收入的北漂群体，他们曾8个人挤在北大附近的一个房间，“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夜晚任何一人要翻个身，都要先和周围伙伴打个招呼。如若按照现在相关部门清理“低端人口”的要求，难不成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也要被强行撵走？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更关键的是，低收入群体历来是一个社会的最大多数，他们能否过上有希望的稳定生活，直接关系社会稳定。古人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很多时候正是体现在他们身上。古代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王朝更替，往往与低收入群体长期受到压制，看不到希望，被迫揭竿而起有着密切关系。社会主义中国的产生，某种程度上同样是因为当年广大中低收入群体不满于时局，愤而走上革命道路。而坚决维护底层人民的利益，让他们摆脱贫困、实现小康乃至过上富裕而有尊严的现代生活，既是执政党革命的初衷，更是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合法性根基。反之，如若损害了最为广泛的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堵塞了他们阶层上升通道，妨碍他们实现自身的“中国梦”，非但中华民族复兴理想不可能实现，而且无异于自毁长城。
前不久结束的执政党十九大，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至少包含两重内涵。一方面“新时代”必然是以现代化治理为要求的现代社会，其与古代社会的一个根本性区别是以人为中心，重视每一个具体的人的利益和尊严。另一方面“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故施政重心放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难题，让每一个人都能透过自身努力过上美好生活。可此次北京相关部门粗暴撵人的行为，显然背离了“新时代”的要求，是给“新时代”抹黑。
（注：令人庆幸的是，这两天也许是因为舆论监督的力量，以及北京市主政官员发现了相关部门在执行专项整治行动时出现偏差，特别是将其扭曲为粗暴清理外来人口，故开始着重强调“要注意方式方法，防止个别地方简单化，防止急躁情绪”，“要注重人文情怀，加大对困难群众的社会救助”。正是在此背景下，部分本有可能被清退的租户收到通知“不会停水停电，可住到年底”。应该说，这是个积极转变，但希望这样的转变更有力度，希望相关部门吸取教训，本着人道主义关怀，将心比心，将以人为中心的要求落到实处，把人民的冷暖时刻放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