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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豫南農村老家，青年的婚戀問題始終是村民過年繞不開的話題，家長裏短、閑言碎語裏傳達了一個家庭的發展能力、社會地位。今年迎來了新冠疫情放開後的首個新年，務工青年的大規模返鄉，在助推他們成為村莊焦點的同時，也將這一群體的婚戀話題推上村莊的輿論榜，“老李的兒子帶對象回來了”、“老張的兒子娶了鄰村老趙的女兒”。。。。這些議論充斥著每一場人情酒席、親友聚會，作為長期在外求學的返鄉青年，兒時玩伴的信息一個接一個地傳到我這裏。
小安，90年生人，我的小學同學，是周圍幾個行政村適婚的健康男青年群體中極個別的未婚男青年之一，也是唯一的30歲以上的大齡剩男。在當地的婚戀環境中，他不可避免地成為村民閑話的焦點，也自然地進入我的家鄉信息庫。他的婚戀困境之所以為我所關注，不僅僅是他作為當地這一方麵的特殊現象，更是因為，不幸地，他的身上集中展現了當前當地婚戀市場秩序的總體樣態，成為我觀察家鄉婚戀問題的一麵鏡子。
小安的婚戀困境，當然有其個體性因素，但他與家庭的擇偶行為和婚戀市場規則的衝突是主要原因，而這一衝突正體現出當地乃至全國農村普遍的婚戀市場秩序，也決定了他正在成為本地婚戀市場上的“出局者”。
1. 被動的父代VS積極的父代——父代競爭力
伴隨結婚成本的劇增，父代支持兒子的結婚成本成為全國普遍現象，而倫理責任厚重的華北地區，為兒子結婚更是父代的人生任務，它意味著父代的人生價值和意義所在，包括傳宗接代的個體性價值和村莊競爭中社會性價值的實現。在恩往下流的倫理觀念主導下，完成兒子結婚的任務，還要帶孫子，帶完孫子還會積極勞動，最好能夠經濟上支持兒子，或者至少能夠自己攢養老錢，不拖累兒子。這種倫理觀念，至少在60後70後父代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
在家鄉，兒子結婚是父代的責任是社會共識。小安的父母當然遵守著這一規則，但他們在兒子小安的結婚任務上卻是一種“被動的父代”類型。他們一共生育了2女2兒，女兒早已出嫁，大兒子也在10年前低成本地結婚，他們早已攢夠了小兒子結婚的經濟積蓄，沒有經濟壓力。他們總是在等待兒子自己找到對象然後再出錢結婚，他們認為隻要準備好結婚錢就不愁結不了婚。然而，正是由於父母行動上的被動，小安至今單身。
實際上，“積極的父代”成為農村婚戀市場的重要競爭力，兒子結婚上“積極的父代”主要表現為兩點：
一是主動的經濟積累。當地沒有出現突出的性別失衡，本地婚為主，婚姻成本從10年前開始明顯增高，現金彩禮、三金首飾、城市商品房是女方要求的基本項。近幾年，當地縣城商品房首付（近兩三年縣城房價均價約4千元左右，首付一般20萬左右）是首要的也是最低要求，現金彩禮一般是10萬元左右，三金約3萬元，外加訂婚花費（約2萬）、結婚酒席開支（約5萬）等其餘雜項開支，小汽車正在成為女方要價選項但還未普遍，所以，保守估算，這裏一個適婚男性的結婚成本一般在50萬元。對於積累能力不足的兒子來講，高額的結婚成本必然要依賴父母。在當地，隻要父代努力外出務工攢錢，基本都能支付得起一個兒子的結婚成本，而在多個兒子的家庭，如果兒子們結婚早、錯峰結婚則父代基本也可以獨立支付，如果集中結婚則需要向親友借錢支付，但是後續也能通過務工積累還清債務。所以，相比豫中、豫東的高價彩禮，這裏80後、90後男青年基本都能結的了婚。
二是主動的婚姻選擇。家鄉務工青年多是初中學曆，少數專科學曆，職業選擇也多以上海、廣州的製造業工人為主。務工市場的分散性、工業生產生活的封閉性，使得他們不僅脫離了鄉村熟人社會圈，更未在務工城市建構社交圈，這便限製了他們在同齡異性群體中的交往機會，接觸不到同齡女性、自己找不到對象成為當前農村適婚男青年的普遍問題。所以，父代便成為兒子擇偶的積極行動者，熟人圈則是他們的主要途徑。雖然小安父母早已儲備了結婚所需費用，但他們幾乎沒有主動為小安尋找對象。
2. 老實的男孩VS外向的男孩——男性個體競爭力
與小安找不到對象的婚戀困境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同村離婚5年且帶著一個兒子的男青年小林（35歲）去年再婚了，相比小林擅於社交的外向性格，小安則更為老實木訥。
小安的父母開始產生了困惑：小安大專畢業，長相白淨，身高中等，論學曆、長相、婚戀狀況以及家庭經濟條件都超過小林，怎麽小林還先找到對象了呢？
男性本身的個體性因素一直是女性擇偶的重要選項，在當前女性主導的婚戀市場上尤其如此。在上一代人結婚時，老實本分很符合女性擇偶標準的男性性格，然而在下一代，這一性格在婚戀競爭中是尤為劣勢的。男性性格條件的這一婚戀競爭項的變化，其背後反映了兩個結構性原因。一是生產結構變化帶來男性能力需求的變化。在農村上一代60後70後結婚時期，社會分化程度較低，男性的經濟能力表現差異化程度較低的農業勞動能力，女性在婚姻中需要是踏實、顧家的男性，而老實本分被人們認為是男性這一能力的重要表現。然而進入市場經濟時代，高度社會競爭要求男性更具有競爭市場機會所需的社交能力，於是外向性格被視為男性能力的重要表現。二是女性主體性覺醒帶來情感性需求的變化。婚戀選擇中女性權力的崛起和主體性覺醒，伴隨而來的是其日益重視與男性互動中的情感性體驗，外向性格的男性更能給予情感回應、提供情緒價值，相比之下老實的男性則互動不佳。
所以，我們在農村普遍看到，能說會道、會“哄”女孩的男性往往更受女孩歡迎，而一批“老實人”剩男正在婚戀競爭中被排斥，主要不是因為經濟條件，而是因為男性自身是否能夠積極主動地建構親密的男女關係。
3. 好人VS有錢人——社會地位競爭力
小安爺爺奶奶在世前是整個行政村口碑很好的人，他們會對經濟困難的旁係親戚和鄰居給予無私幫助，支助他們的兒子（50後、60後）在困難年代上學，人際關係也很融洽，村民們敬重其人品，也總是請他們給自己的孩子當媒人。小安父母的人際關係也很好，待人和善，從不惹事，村民們都誇性格好。但是，這種和善的“好人”在村莊中的社會地位遠不如以前。小安的母親抱怨到“以前，家裏有人生病或者有其他事情時，前後村子過路的人都會到家裏坐坐，現在小孩爸爸中風了，XX路過家門口也不再進來看看了”。他的父母認為，從品行上他們在熟人圈子的婚姻競爭中應該是不落後的，甚至是有優勢的，但是隔壁鄰居品行遠不如他們，為人處事比較強勢霸道，但卻因為其經濟條件更好而總是有村民上門給鄰居家兒子做媒。
在大多數人品行良好、道德分化不大的現狀下，經濟評價已經超越道德評價，成為鄉村社會評價體係中的主導，經濟條件好的人社會地位也更高，在社會競爭中也更有優勢。小安父母對鄉村社會評價體係的認知偏差，使得其對小安的婚戀產生誤判，他們認為的“不愁娶”兒子正在成為村莊的大齡剩男。
上述三個要素是當地甚至全國農村婚戀市場的重要競爭力量，在女性主導的婚戀市場上，它們之間的互斥性較弱，都是婚配的必要條件。當然，這是排除少數極端選擇的群體的，比如完全是經濟條件導向的擇偶標準。
事實上，由於女性在婚戀市場上的絕對優勢，使得其擇偶的標準日益精細化進而要求也日益增高。一位70多歲的鄉土媒人總結過當前農村女方的擇偶標準：“有房有車”、“有爹有媽”、“有才有貌”。隨之而來的，可能將會是農村男性婚配壓力的增大，又或者走向反麵，即男性在婚戀上的“躺平”心態，這可能往往是以偽“單身主義”心態標榜自我的一種無奈反抗。
在當前高度競爭的農村婚戀市場，不遵守市場秩序、不按規則行事的男性，就很可能被淘汰出局，於是，經濟條件不差的人、老實本分的人以及道德上的好人，也很可能成為大齡剩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