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學有個概念叫“平行世界”，指的處於同一時間體係的兩個事物，由於空間體係不同，結果就像在各自軌道上疾馳的兩列火車。
其實“平行世界”絕非隻存在與物理學的想象。曆史與現實中，兩種獨立發展的文明，其實就是兩個“平行世界”，各有各的規矩，用一個學術概念，就叫做語境不同。
比如，王人博老師在新書《1840年以來的中國》裏就說：“近代中國與西方的遭遇，就是兩種文化語境的碰撞。在那一刻，中國與異己者麵對麵相撞，跌入一個自己並不熟悉的世界，瞬間也成為兩個中國的分界線。”
▍跪還是不跪，這是個問題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彼時四海升平，正處在“康乾盛世”的頂峰。
已是耄耋之年的乾隆皇帝，突然接到了一封來自廣東的緊急奏折，說一個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國家，打算朝貢天朝。
為了敲開清朝的大門，英國人動足了腦筋。英國人知道，如果以外交談判的架勢前往，很可能被拒之門外。所以找了一個無法拒絕的借口——向乾隆皇帝祝壽。
英國人帶上了所能想到的所有好東西——從天體儀到蒸汽機，從吊鍾、陶瓷、馬車到最先進的槍炮刀劍。
盡管大清奉行閉關鎖國的國策，但與印象中有所不同，清代的統治者並非與外界毫無接觸，尤其是康雍乾祖孫三代，幾乎都是“西洋通”。
康熙跟傳教士學了許多數學、物理、天文等自然知識。雍正尤其喜歡西洋事物，現在故宮還有他穿西裝、戴假發的畫像，以及玩過的大量鍾表、顯微鏡。
乾隆更是洋貨的標準“發燒友”，巴黎或者倫敦“新潮”事物，往往上市沒多久就會出現在圓明園裏。
英國的這份禮物清單，讓乾隆“心急火燎”，指示沿途各省悉心招待，務必速速來京。
但這種“和樂融融”的氣氛沒持續多久，剛一見麵，一場關於“規矩”的角力就開始了。
首當其衝的，就是今天我們根本無法理解的“禮儀問題”——大清官員要求英國人按照清朝的規矩，行“三跪九叩”的大禮。
航行幾萬裏就為了給皇帝磕個頭，這在英國人看來同樣是不可想象的。
雙方圍繞禮儀問題展開了“鬥智鬥勇”：
第一輪：馬戛爾尼使團到達天津後，乾隆就派欽差大臣徵瑞前來傳達聖旨：“覲見時，應按清朝禮儀，行三跪九叩大禮。”
盡管徵瑞多次派人給使團做示範如何行禮，但馬戛爾尼拒不同意，堅持鞠躬行禮。
第二輪：使團一行到達熱河行宮後，行禮的事還沒著落，清廷隻好搬出乾隆帝身邊的紅人——軍機大臣和珅出馬。
和珅假稱自己腿部受傷，試圖迫使英國使節先去拜訪他，以獲得地位上的優勢。
馬戛爾尼則以旅途疲勞、身體不適為由推脫，派其副手出麵。隨後，副手斯當東出席了和珅主持的接見和晚宴，不過並未在禮儀方麵做出任何妥協，堅持“對等”原則，雙方陷入僵持。
第三輪：清朝負責的大臣為了調和兩方的矛盾，想出了一個很聰明的辦法，來滿足英國人的“對等”要求
——覲見之時，在乾隆身後舉起英國國王的畫像，這樣以來，英國人實際上在給自己的國王磕頭，而乾隆以為是給自己磕頭。
然而，馬戛爾尼非但不領情，反而不忿的在日記裏吐槽：“我此行的主要目標甚至都沒有提到，我所有的時間都被禮儀占去了。”
最終，麵對“冥頑不靈”的英國人，鑒於乾隆帝壽辰臨近，英使又屬首次來華，清廷允許馬戛爾尼以英國單腿下跪的禮節朝覲乾隆。磕還是不磕的爭論，終於在形式上得到了解決。
1840年之前的這場外交事件，從最基本的禮儀開始，雙方的分歧就開始公開化。就像拉鏈一樣，一開始沒扣上，個個都扣不上。所以後麵通商、開放新口岸、常住使館等要求根本不可能成功。
盡管這場外交會麵以失敗而告終，使團也狼狽的從北京離開，但這次會麵意義深遠，我們能從之後發生的無數曆史事件中尋找到它的影子。
正如曆史學評價這次會見時說：“乾隆與馬戛爾尼尚未死去，他們還生存在我們中間，又在我們身上轉世了。”
▍“規矩之爭”的三個層次
東西方兩個國家的思維，實在是大相徑庭。
清朝人實在無法理解英國人為什麽拒絕做這個並不難學會的動作，英國人也想不明白清朝為什麽如此在乎那個三跪九叩之禮。
比如清朝官方如此記載這次“禮儀之爭”——“英國人非我族類，他們的膝蓋不能打彎，是大清皇帝仁厚，才免他們下跪，允許用他們自己的禮儀覲見。”
這種理由在今天看來，十分荒謬，甚至愚昧。
但其實這是無視曆史語境，倒果為因的一種“後見之明”。
朝廷的官員所做的一切，其實隻是試圖將一種在他們思維中“荒謬”到不能理解的事情——英國使臣不肯下跪，變得易於理解——不是不服王化，隻是膝蓋不能打彎。
人們讀書讀到曆史的分岔處，最容易成為簡單因果論的信徒，忽略了背後深刻的思想差別，隱匿在這場禮儀之爭背後的，其實是三個層次的“規矩之爭”。
所謂“規矩”，在王人博老師看來，不僅僅是一係列抽象的規範，還是經過長時間和社會環境磨合，形成的共同認知。
第一個層次：世俗禮儀vs宗教禮儀
跪與不跪，首先是世俗與宗教觀念的衝突。
中國的哲學宗教觀是以自然崇拜為基礎，相信的是不變的“天道”，君主通過踐行“天道”統治人間，世俗權力淩駕在宗教權力之上，很少有人關心現世之外的世界和生活。
所以，跪拜在中國隻是一種世俗禮儀，最早在《周禮》裏便有記載。隨著漢代儒家“天人合一”觀念的發展，皇帝作為天下萬方的宗主，自然應該接受臣民和外邦的跪叩，以示尊崇，這是中國的“規矩”而西方的哲學宗教觀則認為，上帝是超越世俗的，“人永遠是人,上帝永遠是上帝。”上帝麵前，人人平等，人隻應該做上帝的奴仆，而不應臣服其他世俗統治者。
所以，西方人隻對上帝雙膝跪下，麵對世俗統治者隻行單膝之禮，從不叩頭，這是西方的“規矩”。
中英雙方有著截然相反的宗教哲學觀，對跪拜的理解自然大相徑庭。
第二個層次：天下觀念vs主權觀念
在跪與不跪的背後，體現的是兩個國家間國際“規矩”的不同，即“代表誰磕”。
因為使者代表國家，如何行禮，行什麽禮，其實是兩個國家之間關係地位的體現：
中國的國家觀念是“天下體係”。
這套以禮法為代表的“規矩”，對內通過“三綱五常”，規範人和國家的關係，讓人們各得其所，各司其位。
對外將這套禮法推及國際，強調中國位居天下中央，是文明之邦。周邊國家都是有待中央文明之邦教化的附屬。
因此，中國願意懷柔遠人，向四周“傳播聲教”，以自己的文明之光將他們從不幸的黑暗中拯救出來——英國是“夷”，如今前來歸化，自然要下跪。
相反，英國人的國際觀，是基於十七世紀歐洲殘酷的“三十年戰爭”結束後，參戰各方簽訂的一個條約體係——威斯特伐利亞體係。
這一體係確立了國家主權至上的國際基本原則，國家之間不論大小，一律平等、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等。今天的國際關係，仍然遵循這些基本原則。
根據國際法的原則，主權國家互不統屬，英國使團對清朝進行的是一次平等的友好訪問，不可能進行不對等的“三跪九叩”。
“等級觀念”和“平等精神”的衝突，這是清朝和英國兩個國家對國際秩序理解的最大矛盾。
第三個層次：道德係統vs規則係統
兩種不同語境下究竟要如何“定規矩”的衝突，在這一層次已經超出了磕頭本身。
王人博老師在《1840年以來的中國》一書中反複提到：麵對相同的現象，不同的思維形式和價值標準的語境下，自然會出現決然相反的判斷。
中國仍處在傳統的道德係統裏——“定規矩”依靠“三綱五常”、“三從四德”這樣的道德信條，但這些道德信條間彼此之間不一定有相互解釋關係。一種道德信條的變化，也無法自動的帶來連鎖變化。
在這種語境下即使單方麵取得很強的成就，也很難帶動其他領域協同發展。
而西方當時已經開始邁入現代國家，他的語境是一種在規則係統之下——每一條具體規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規矩與規矩互為解釋，構成一個邏輯自洽的係統。
一條規矩的變化，整個體係也隨之變化，所以具有很強的拓展性，能不斷的進行自我演化。
在這種語境下，西方文明更像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堅船利炮的力量其實並不取決於科技，而是與製造出它的手之間具有內在關係，那就是它的價值觀。
比如憲法，既是“定規矩”的係統，也是對價值觀的一種表達——它是一個過程，而非目的。
正如王人博老師在書中所說：“如果說憲製意味著被保護個性的發展，那麽國家富強首要要求的是個人對國家的貢獻，為了富強犧牲個人自由，這本身就不符合憲製價值規範。”
在王人博老師看來，現代與古代最大的區別，就在於製定了個人與國家間權力義務劃分的“規矩”——憲法，人們能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享有平等和自由的權利。
因此，這場現代“規則係統”與傳統“道德係統”的“定規矩”之爭，才是“跪與不跪”這一衝突的本質。
▍1840年以來的中國：
普遍的“規矩” VS 特殊的“語境”
馬戛爾尼的訪問，其實隻是為兩種規矩的衝突開了個頭。
近代以前，中國和西方，雖然兩種規矩各自不同，但很少有交集。自從近代世界立憲運動開始，整個人類的曆史匯入了同一條時間流——王人博老師稱之為“格林威治時間”。
馬戛爾尼訪華的失敗，注定了1840年中國曆史以另一種方式開場。
王人博老師在《1840年以來的中國》一書中寫道：
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事實上，就是一次特殊規矩與普遍規矩的劇烈碰撞。
晚清的精英們第一次意識到，大清有大清的規矩，世界另有規矩。此後的曆史，有一條清晰的主線，就是向西方學習，探求自身的複興之道。然而，對外來“規矩”的認知及其局限，卻使中國在擁抱現代性價值的路上，走了不少彎路，直至今天。
在現代性價值尚未完全落地的今天，無論國與國之間，還是司空見慣的價值觀撕裂，其實都是對“規矩”及其本質認知的撕裂。從《1840年以來的中國》一書，至少可以梳理出下麵最常見的幾個誤區：
◎將文化與文明混為一談，並用前者否定現代性的普遍價值。結果，文化資源反倒成了向文明轉型的包袱。事實上，文化不必要，也不可能相同，但文明必然會趨同（《1840年以來的中國》序言）。
◎走向兩個極端：無視語境的差異性，以及將語境當作拒絕現代性普遍價值的擋箭牌。
◎對工具理性的東西，比如，技術、管理、甚至市場，統統拿來主義，對價值理性的東西，比如，自由、個人主義等，卻視若洪水猛獸。豈不知“堅船利炮的威力，與製造出它的手之間，具有內在聯係”（《1840年以來的中國》序言）。
◎用“後見之明”將曆史簡化為粗線條，甚至錯誤歸因。比如，有人說，是救亡壓倒了啟蒙；有人說，是因為選錯了老師；有人說，是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加上民粹崛起，等等……
以上既是理解1840年以來中國曆史最常見的誤區，也是導致今天價值觀撕裂的認知源頭。《1840年以來的中國》，這部寫作長達25年的書，不僅提出以上真問題，閱讀它，也是破解這些問題的一場思想之旅。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你有你的規矩，世界另有規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