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注：本文為作者朱牧民8月11日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的文章。
下為全文：
7月30日那個周四，我看著《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的重播睡著了。第二天早上醒來時，我成了一名逃犯。
中國國家電視台說，香港當局已對六名在這個所謂的半自治地區推動民主的活動人士發出了
通輯令。
我是那六個人之一。什麽指控？“煽動分裂國家”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這些罪名都在中國共產黨7月1日對香港實施的《國家安全法》中。這兩項罪行受到的最高懲罰都是終身監禁。
我已在1990年離開香港，來美國居住。我成為美國公民已有25年了，但這無關緊要。
我違反的是新國安法第38條規定：“不具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針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的，適用本法。”
換句話說，這部在北京製定、繞過香港立法機構的法律每一條款，都適用於香港以外的所有人。沒有人不受這項法律管製，在美國的我也不例外，在香港生活和工作的大約8.5萬名美國人當然也不例外。
我令人驚訝的國際逃犯新身份，顯示出在過去一年裏，民主活動人士一直在警告的言論自由所麵臨的緊迫威脅。
1984年，英國同意將對香港的控製轉交給中國，1997年兌現該承諾時，中國政府曾莊嚴地向世界宣布，“一國兩製”政策50年不變，這期間，香港人享有“高度自治”。如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政府已徹底推翻了這個契約。
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繼續扼殺香港的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和抗議自由。國安法頒布後第一個被逮捕的男子，是一名身穿”光複香港”T恤衫的年輕人。最近幾天裏，當局還開除了香港大學一名終身法學教授，並逮捕了四名在網上發帖的年輕活動人士。周一，香港警方逮捕了香港傳媒大亨、親民主倡導者黎智英。學校禁止學生唱抗議歌曲《願榮光歸香港》。
隨著這種打擊香港基本自由行動的展開，那裏的許多民主活動人士，包括我本人以及無數其他美國人在內，一直從遠處觀看，我們也通過智能手機和Twitter顯示團結。但現在，如我的經曆所示，你不用非得在香港才會惹上麻煩。你轉發的下一個推文可能就會讓你入獄。
國安法第38條稱，有權利和能力在全球任何地方逮捕批評者，這對世界來說似乎是一個極不尋常的宣言。
難道香港會派特工來美國國會逮捕去年11月投票支持《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國會議員嗎？他們會來逮捕美國總統以及其他支持香港，因中共官員在那裏侵犯權利、進行鎮壓而對他們實行製裁的美國官員嗎？
如果從字麵上理解第38條，就存在這種威脅。這多麽可笑。但北京的打擊行動並不會因此而變得無害。
例如，我擔心我不能再去香港，或任何與香港特區或中國政府簽署了引渡條約的國家，因為存在被逮捕和引渡的風險。我不能與我在香港的年邁父母交談，因為這會讓他們麵臨警方調查和侵入性搜查的可能。
我不會是中國尋求施加某種懲罰的唯一一人。如果我能成為打擊目標，任何國家任何為香港發聲的公民也可能成為打擊目標。
有些人還記得約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 1963年在一分為二的柏林發表的演講《我是柏林人》(Ich bin
in
Berliner)，當時他向德國人和世界上的其他人保證，美國支持他們的自由。通過把自己宣布為柏林人，肯尼迪把西柏林描繪成西方自治的勇氣和意誌的偉大試驗場，描繪成共產主義東方與自由西方的戰鬥前線。
香港今天麵臨的威脅與西柏林當年麵臨的一樣真實。不同的是，在我們這個更全球化的世界，北京已經把其種種侵犯人權行為帶到了美國的大門口，帶到了美國的企業、個人設備和私人空間裏。
北京的行為已經引起華盛頓的回應。上周五，特朗普政府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其他十名執行北京對香港新政策的高級官員實施製裁。第二天，香港政府對美國作出反擊，稱製裁是“明目張膽和粗暴地幹涉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政；部分美國政客為了私利，以香港作為棋子，在中美關係之間製造事端”。
美國人從遠處看到了香港的抗議活動，而且許多人分享了他們對香港的支持，但對我和其他五名民主倡導者的通緝令已將審查、鎮壓和逮捕的威脅變成了現實，而且不隻是對在香港的香港人。香港國安法有讓任何美國人陷入圈套的可能。
這使得我們所有人現在都成為了香港人。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中國的通緝令：那天早上醒來，我成了一名逃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