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奇帆：經濟內循環為主並非今年突然提出 5年前已醞釀

曾自述演講不當拾人牙慧的“搬運工”，不做重複報告的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8月22日作最新公開演講。

黃奇帆表示，此前我國的資源稟賦和曆史條件決定了以外循環為主要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遇到了一係列問題。以內循環為主的新發展思路，並不是今年突然提出，實際早在2015年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已開始醞釀。

他強調，以內循環為主，絕不

是回到封閉發展的老路上，相反需要更高水平的開放和外循環來支撐和促進。新發展格局有利於提高我國產業鏈的含金量、安全性和韌性，也有利於通過增加進口，增強我國在國際經濟舞台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人物簡介：黃奇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學術顧問，複旦大學特聘教授，曾任重慶市市長。

黃奇帆。新華社資料圖。

上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初，我國以外循環為主

今日（22日）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召開“2020年經貿熱點論壇”，會上黃奇帆作為首位作主旨演講的嘉賓，帶來了主題為“全球產業鏈重構與中國對策”的發言。

從今年全國兩會、近期企業家座談會強調“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到日前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內循環”成為當下熱詞。

與此相對的是，過去我國經濟主要由“外循環”驅動。黃奇帆介紹，自上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初，在沿海“三來一補”，加工貿易和外資持續湧入的帶動下，中國經濟實現了多年的高速增長，一度形成了以工業大進大出為特征，以外循環為主要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

黃奇帆認為，之所以形成上述增長模式，主要與當時的資源稟賦和曆史條件有關，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麵。一是在上世紀80年代，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改革全麵推開以後，中國出現了農村勞動力過剩的現象，大量農民工湧入沿海，為這些地區的加工貿易和工業製造業的繁榮發展提供了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

二是中國改革初期，各級政府財力很弱，國內企業資本極其稀缺，迫切需要引入外資進行工業化。

三是國際市場需求旺盛。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初，歐美國家的需求成為拉動亞洲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四是中國沿海的對外開放，為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

以外循環為主的模式自2008年後遇到一係列問

“以外循環拉動為主的增長模式在中國加入WTO後被進一步增強。”黃奇帆說，到2006年中國的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達到64%左右。但是，這種發展模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遇到了一係列問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後，外需斷崖式下跌給中國經濟帶來了一定衝擊。危機之後國際市場增長放緩，甚至萎縮漸成趨勢。

中國與一些國家的貿易摩擦也逐步加劇。1995年到2015年，中國共遭受國際對華反傾銷裁決820件，占世界總數的25%，居全球首位。同時中國遭受的反傾銷肯定性的裁決比例和中國產品遭遇的反傾銷稅率也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

在人口紅利方麵，國內勞動力增長出現了拐點。隨著退休人口逐步超過新增勞動力數量，2012年15歲到59歲勞動年齡人口第一次出現絕對下降。“意味著我國剩餘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轉向了有限剩餘，沿海一些地區出現了用工荒，勞動力成本也逐步提高。”他稱。

從資源能源的角度看，煤電油氣等要素成本隨著大進大出而逐步抬高。以原油為例，中國原油對外依存度於2009年首次超過50%。2013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汽油和其他能源燃料進口國。

十八大以來，新發展理念逐步也深入人心，人們比以前更加重視環境保護。此前“先汙染後治理”的老路行不通了，過去發達國家向中國轉移高能耗高汙染項目也不再受到歡迎了。

“麵對這些問題和挑戰，黨中央、國務院2015年及時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方略。”黃奇帆認為，在一係列結構性改革措施的作用下，從市場主體的培育到要素的優化配置，從營商環境的改善到創新動能的激發，中國經濟的內生增長動力持續釋放，以供給側結構動態適應人民日益增長美好生活需要為特征的內循環體係逐步成型

。

他列舉數據，2019年我國進出口總量占GDP的比重由2006年的64%下降到了32%，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接近60%。“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以內循環為主的思路，不是今天

突然提出來的，而是黨中央早在2015年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就已經醞釀了、確定了。”黃奇帆稱。

出口大國未必是經濟強國，進口大國一定是經濟強國

新形勢下以內循環為主有何意義？黃奇帆認為，其有利於提高我國產業鏈的含金量，促進高質量發展。過去中國兩頭在外，零部件原材料和市場都在國外，隻能賺一點加工費，辛苦費，對就業的拉動也是有限的。但在內循環下，通過補鏈擴鏈形成水平分工與垂直整合相結合、一頭在內一頭在外的產業鏈集群。不僅將吸納大量就業，還將帶來更高含金量的經濟績效。

他舉例，過去產值為100億的加工貿易，由於兩頭在外，一般隻有10%-12%左右可以轉化為本地GDP。而在內循環下，同樣100億元的產值帶來的GDP可能達到30%-35%。“也就是說GDP的轉化率更高，產業鏈的含金量將會更高。”

以內循環為主不僅能提高產業鏈含金量，還有利於提升供應鏈的安全性。黃奇帆發現，疫情後，即使許多外貿企業複工複產，但也因為沒有訂單或者沒有零部件供應而不得不停工。同時，在蘇州、重慶等地區，由於產業鏈相對完整，產業集群自成體係，供應鏈的安全性得到了保障，很多跨國公司反而把大量訂單轉移到了這些地方。地方不僅滿血複活複工複產，還在加班加點，訂單出現逆勢增長。

以內循環為主還有利於增強價值鏈的韌性，提升產業綜合競爭力。黃奇帆表示，雖然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仍有很多核心技術受製於人。“過去在外循環拉動為主的模式下，習慣的思維就是買買買，以市場換技術。然而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的。”他稱。長期處於這種分工格局，容易被鎖定在微笑曲線的低附加值的底層中間區，也容易被人一劍封喉。推動以內循環為主的增長，要求我們更加重視關鍵環節的研發，更加重視創新，更加重視品牌。

此外，以內循環為主還有利於有利於促進要素市場化配置，提升全要素生產率。“說的簡單一點，外循環拉動下拚的是要素的投入成本，比如勞動力和土地等足夠便宜，外資就來了。內循環驅動下拚的是要素的配置效率，需要有深層次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黃奇帆稱。

以內循環為主的增長，還有利於推動我國增加進口，提高我國在國際經濟舞台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事實上當今世界出口大國未必是經濟強國，而進口大國一定是經濟強國。”黃奇帆解釋，出口可能大量是勞動密集型產品，來料粗加工產品；而進口所需的外匯可能來自於技術和服務的貿易順差，也可能因為貨幣納入了sdr成為世界貨幣，從而與各國直接用本幣結算。我國增加進口，實現進出口平衡，不僅有利於我國在新一輪經貿談判中占據主動，還有利於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限號限牌製約國內汽車市長增長，建議放開汽車消費

黃奇帆為工業領域疏通內循環提出了幾條建議。

一是要牢牢抓住創新驅動發展的不竭動力，盡快打通全流程的創新鏈條。黃奇帆將創新鏈條歸納為三個環節：一是從無到有，無中生有的創新，即0-1的環節；二是從科學到技術轉化創新，是講技術原理轉化為生產技術專利的創新，是1-100的階段；三是從技術到產品規模化、產業化，甚至資本化，是100-100萬的階段。

他認為，目前我國在這三個環節都有短板，比如0-1階段投入不足；1-100階段產業轉化效率不足；100-100萬的階段市場化、資本化仍有不少障礙。對此要鼓勵包括工業企業在內的社會各界，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同時重點培育一批以需求為導向的新型研發機構。並通過產業鏈的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

黃奇帆強調，要改善金融環境，特別是要發揮科創版的引導作用。他提出科創板的“三個凡是”：“凡是屬於卡脖子的技術產業化項目，科創板應優先考慮；凡是能夠以產品降低關鍵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的，科創板應優先考慮；凡是有利於促進內循環，提升產業競爭力的，科創板應優先考慮。”他稱，要力爭將科創板打造成與美國納斯達克相比美的資本市場，以科創板為龍頭，激活全流程創新鏈條，進而推動全社會開展大規模科技創新活動的高潮。

二是搶抓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新機遇，以新基建推動傳統產業數字化，建設產業互聯網。“所謂產業互聯網即利用數字技術，把產業各要素各環節全部數字化、網絡化，推動產業的業務流程生產方式重組變革，進而形成新的產業協作資源配置和價值創造體係。”黃奇帆認為，目前中國工業總產值已經達到90多萬億，如果因產業互聯網的廣泛應用而提升5%的效率，就會產生4.5萬億左右的增加值，這是一個巨大的藍海。今後互聯網數字經濟中的獨角獸

主要產生於產業互聯網體係。

三是要打破部分行業政策性的梗阻，促進供需實現高水平均衡。他以近幾年出現消費萎縮的跡象的汽車為例，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9年每1000人擁有的汽車量美國為837輛，日本為591輛，馬來西亞為433輛，中國僅為173輛，市場潛力十分廣闊。應逐步放開限號限牌政策，一方麵可以滿足市場消費需求，另一方麵也可以倒逼城市改造，利用擴建立體停車庫等手段解決停車難問題。

黃奇帆強調，在討論內循環為主的同時，還要牢記，新格局是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格局。“以內循環為主，絕不是回到封閉發展的老路上，相反需要更高水平的開放和外循環來支撐和促進。”他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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