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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逃離中國 我媽媽第一次投票 美國是唯一的祖國

對母親來說，一切始於她工作的百貨公司，她負責處理剛從倉庫箱子裏取出的衣服，把它們掛在衣架上，然後放在商場裏出售。那是在3月份，一位店長和幾個同事在她旁邊聊天，主題是新冠病毒的最新消息。當我的母親，一個來自中國的移民，加入談話，說起她早上聽到的事情時，店長看著她的眼睛，冷冷地回答，“嗯，你可比我們大家都清楚。”

隨著疫情的惡化，母親的工作環境也在惡化。每當她走進一個房間，人們就會找借口離開，像野餐時被打擾的螞蟻一樣四處逃散。她認為和她關係不錯的同事在她經過時把盒子往地板和牆壁上扔，把她嚇了一跳。最後她記不清有多少次，她保持著社交距離跟人打招呼，戴著口罩和對方說話，結果對方一言不發地轉身就走。

每天下午，我都看著母親帶著新的故事回家。即使她沉默不語，她的沮喪和憤怒對我——她唯一的孩子——也是顯而易見。她是一個堅強的女人，一個來自上海的城市女孩，1989年離開了她在中國那個寒酸的一居室公寓，逃避在共產黨統治下沒有前途的生活，以及惡狠狠的哥哥——他讓她和父母的生活都很痛苦。

貧窮磨煉了她的韌性和意誌，讓她親力親為，努力工作。然而，對於這場大流行的負麵影響，她沒有任何準備。

在新冠病毒時代，厚顏無恥、肆無忌憚的敵意對她來說成了“新常態”，她也承受下來，就像她承受了總統和他那群打著紅領帶的顧問們在新聞裏煽動仇恨的言論一樣。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死給我倆都帶來了巨大的震動，盡管我們不是黑人。當在新聞中看到喬治·弗洛伊德的女兒時，她哭了。

一個移民到這個國家的人，一個有色人種，一個女人，一個英語不是很流利、既沒有技能也沒有受過教育，難以在工作場所“提升”自己的人，很容易感覺自己無聲無息，甚至在她尋求庇護的土地上也是如此。她需要堅定的決心和鋼鐵般的意誌力，才能度過每一天，才能在生存的同時維持住尊嚴和驕傲，即使有那麽多人以仇恨為工具，試圖蠶食和侵損這尊嚴和驕傲。

所以，今年6月，母親做了一件人生中第一次做的事。她投票了。

我還記得，新澤西州初選郵寄選票的信送到時，她在廚房櫃台前小心翼翼地打開信封，幾乎是帶著小孩子受壓抑的好奇心。有一本小冊子上用大號字體印刷的說明要求填寫表格和選擇候選人，並將這個表格放在另一個信封裏。她慢慢地做著，好像在進行一種精妙的儀式，或者像鍾表匠一樣把複雜的部件組裝在一件精致的儀器上。

她沒有告訴我她打算投票，但她把打開信封和填寫表格的事留到了一天中最平靜的時刻：晚飯後，在所有的盤子都洗好、衣服也疊好收好了之後。

她隻叫了我一次，問我：“‘municipality’這個詞是什麽意思？”我磕磕絆絆地解釋中文翻譯時，她說：“沒關係。”然後從抽屜裏拿出一本破舊的英漢詞典來查找這個詞。

她完成投票的過程幾乎和開始的時候一樣悄無聲息。第二個信封封好後，她脫下睡衣，換上T恤、短褲和涼鞋，然後戴上口罩，走到公寓樓大堂，把選票放進信箱，然後依然是一言不發地回來了。

但我能感覺到這一刻的莊嚴，它在空氣中的重量，當一個聲音響起的時候，當我們的英語詞典中那些珍貴的、大寫的詞匯——真理、希望、自由——似乎在瞬間激蕩，從沉睡中蘇醒過來的時候，那種輕微的變化就像電流的刺痛。

母親告訴我，這裏是她唯一承認並稱作祖國的地方，盡管近幾個月來，原本普通的雜貨店和本地商場之行已經成為對耐心和韌性的鍛煉。這裏是她的國家，她在這裏生活了30多年，把這裏當成自己的家。她的生活很簡單；除了保住房子和工作之外沒有任何野心和更大的願望。

母親以自己為榜樣教給我：侮辱、心痛、不公，以及這個國家根深蒂固的係統性種族主義的根基，既不能消除也不能否定每天、甚至每時每刻都有改變的機會，而這種機會與這個國家充滿仇恨和血腥的曆史一樣，是它複雜的大雜燴的一部分。盡管可能很難，但我們必須努力不忘記這一點。

母親沒有忘記，一生之中，她第一次不再把自己歸入這個國家無聲無息的人群之中。她投票了，到了11月，她還會再一次投票。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89年逃離中國 我媽媽第一次投票 美國是唯一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