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爭奪國際組織權柄，謀取私利顛覆國際秩序

資料照：位於紐約的聯合國總部大廈

多坤.艾沙（Dolkun
Isa）談到三年前被聯合國保安人員趕出聯合國總部大樓的的情景時說：“有三個人走近我，其中一個身穿聯合國警察製服，另外兩個人穿得普通。他們問我要身份證，我給他們出示了身份證，他們要求我離開。我問他們為什麽？他們說，安全問題。你必須離開聯合國大樓。”

左右聯合國及其一些機構

艾沙是從中國流亡海外的維吾爾維權人士，現任總部設在德國的世界維吾爾大會的秘書長。2017年和2018年，艾沙以非政府組織（NGO）人員身份獲準出席有關原住民議題的聯合國會議，但都遭到聯合國警察的驅逐。

艾沙一直懷疑自己被逐出聯合國大樓的背後有中國政府的壓力。
他的懷疑很快得到了證實。2018年12月，曾經主管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的副秘書長吳紅波在中國中央電視台的節目中分享他在任職期間，如何利用自己的職權把一個總部設立在德國的“新疆獨立分裂份子”驅逐出“聯合國大院”的事實。

吳紅波還在節目中強調: “我覺得作為中國籍的國際公務員，在涉及國家主權跟安全利益上，我們毫不含糊，堅決捍衛祖國的利益。”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吳紅波本人也在節目中指出，聯合國憲章明確規定，聯合國官員不可以接受聯合國外的任何組織或政府的指示。

中國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中日漸增長的影響力，通過艾莎的經曆可見一斑。

即將於9月15日在紐約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的視頻會議，差一點也被中國技術公司所壟斷。
3月30日，聯合國宣布，中國騰訊公司成為其全球合作夥伴，為聯合國成立75周年提供全麵技術方案。
不過，在美國官員和國會的反對下，聯合國已決定暫緩這項有爭議的計劃。

積極爭奪國際機構領導權

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國一直在積極爭取聯合國各個重要機構和其他國際機構的領導權。在聯合國15個專門機構中，已經有四個機構的領導人來自中國，這四個機構分別是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國際民航組織（ICAO）、國際電信聯盟（ITU）和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這個數字不僅遠遠超過其他四大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擔任領導職位的人數，其他國家都不超過一個，也超出了10年前的數字，當時，隻有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總幹事一人為中國人，而且是香港人。

今年8月24日，中國政府提名的候選人、中國駐匈牙利大使段潔龍還當選了國際海洋法法庭的法官。

今年3月，在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總幹事改選時，中國也曾積極斡旋，希望將自己的候選人王彬穎推上去，不過後來遭到美國的強烈反對而落選。在美國的積極斡旋下，最後新加坡智財局長鄧鴻森當選。

詹姆斯.普利（James Pooley）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前副總幹事，他告訴美國之音，中國當時為推王彬穎上位的努力眾人皆知。

他說：“ 中國在幫她助選，對其他成員國施壓或是與他們進行談判，這是眾所周知的。在日內瓦，這種政治活動大家都知道，因為大家都在談論。
”

中國在2019年幫助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幹事屈冬玉當選的做法引起了更廣泛的關注和議論。據報道，喀麥隆的麥迪·芒貴（Medi
Moungui）代表非洲參加競選，但是在中國取消了喀麥隆7840萬美元債務後宣布退選。

普利在王彬穎參選時，曾在歐美報刊中發表意見並接受采訪，強烈反對他的前同事，WIPO的副總幹事王彬穎擔任WIPO總幹事的職位。

他告訴美國之音：“就她（王彬穎）的知識和經驗而言，她個人非常勝任這項工作。問題是信任和潛在的幹擾。對於像WIPO這樣的組織或是任何聯合國組織來說，很重要的一點是，成員國不必擔心總幹事在行使權力時會受到來自母國的任何不當影響。”

普利在自己為彭博通訊社寫的觀點文章中說，讓中國執掌一家致力於保護知識產權的全球機構，等於是“讓狐狸看守雞舍”。

普利認為自己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他提到，２０１６年，國際民航組織內部發現可能源於中國的網絡攻擊，有人舉報該機構的調查有漏洞時，國際民航組織秘書長柳芳最終解雇了那位吹哨人。

美國田納西州聯邦參議員瑪莎·布萊克本（Marsha
Blackburn）８月５日在胡佛研究所的一次視頻研討會上說，她認為中國試圖推進國際組織的改變，使之更符合自己的利益。

她說：“我們所看到的是，人們允許中國加入這些組織，希望幫助中國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然而，中國利用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試圖迫使這些組織改變。你可以說，這是事如願違。現在很多組織意識到的是中國希望看到一個偉大的現代社會主義世紀，而這並不是很多組織所希望的。”

她說，美國必須對此多加關注。她在研討會上列舉了中國加入國際組織後推進自己利益的事例，包括中國助選屈冬玉，包括中國在國際組織中阻撓台灣。

在聯合國機構排擠台灣

美國智庫美國進步中心高級研究員和中國項目主任韓美妮（Melanie
Hart）今年三月在美國國會就中國在聯合國和國際組織中的影響力作證時說，
當中國籍官員掌握了國際組織的領導權時，北京通過這些人利用整個機構來推進自己狹隘的政治目標，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

2015年，自中國籍官員柳芳擔任世界民航組織秘書長後，台灣就再也無緣國際民航組織大會。新冠疫情期間，國際民航組織不僅將台灣排除在全球協調應對新冠病毒反應的努力之外，今年一月，該組織還大量封鎖表態支持台灣的推特帳號，甚至指控對台友好人士蓄意散播不實訊息等。

2016年，蔡英文當選為台灣總統之後，台灣再也沒有被邀請出席世界衛生組織的年度大會，此前，在蔡英文的前任馬英九執政期間，因為馬接受了“一個中國”原則，台灣曾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和觀察員身份參加該組織的大會，但是每年需要得到中國的批準。今年一月，台灣也被排除在世衛組織為應對新冠病毒而舉行的緊急會議之外。

2016年７月，台灣“農委會漁業署” 兩名官員前往意大利參與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漁業委員會（COFI）被拒於會議外。

另外，中國還阻止台灣參加氣候變化大會以及國際刑警組織會議。

世界衛生大會今年5月舉行的時候，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就曾推文表示，聯合國成立宗旨是提供容納所有聲音的場所，禁止台灣踏入聯合國場域不隻冒犯台灣人民，更有辱聯合國自身原則。

推進本國私利

推進“一帶一路”是在國際組織中任職的中國籍官員的另外一個重要目標。

2007年以來，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DESA）副秘書長
的職務一直由中國職業外交官擔任。中國利用這個職位根據其利益重塑聯合國發展計劃的機會。

2018年1月，在“一帶一路達沃斯論壇”上，聯合國主管經濟與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劉振民說，“一帶一路”倡議為區域合作和全球化提供新思想、新動力、新形態。他說，聯合國認為這一倡議是全球實現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重要部分，是對全球化的實質性推動。

同年6月，在聯合國總部舉行一場有關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高級別研討會上，劉振民又公開宣稱，“一帶一路”倡議能夠為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做出巨大貢獻。

經社部還批準了中國資助的“共同建設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一帶一路”計劃，該計劃批準了“一帶一路”倡議對實現這些目標的影響。

其實，“一帶一路”在劉的前任吳紅波的經營下已經在聯合國機構留下了各種印記。包括安理會在內的不少聯合國機構的有關決議或文件已不止一次納入或體現了“一帶一路”的內容。

２０１６年４月，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亞太經社會）與中國簽署意向書，雙方將共同規劃推進互聯互通和“一帶一路”的具體行動，推動沿線各國政策對接和務實合作。

２０１６年９月，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與中國簽署關於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諒解備忘錄。這是中國政府與國際組織簽署的第一份共建“一帶一路”的諒解備忘錄。

“一帶一路”項目現在也得到了聯合國最高官員的背書。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2019年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論壇”上發表講話指出，“一帶一路倡議”可以幫助縮小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巨大資金缺口，他同時指出，該倡議還為開展綠色氣候行動提供了空間。

ITU宣布5G標準，為華為鋪路

國際電信聯盟（ITU）是負責信息通信技術事務的專門機構，負責國際移動通信技術標準的開發和相應的頻譜使用規則的製定。
ITU秘書長趙厚麟有涉嫌利用自己的職位之便幫助中國電信設備巨頭華為擴大5G技術的市場。

2019年4月，趙厚麟公開加入了美中華為之爭。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批評美國對華為5G設備的安全指控是出於政治和貿易動機，說美國沒有任何依據而把華為列入黑名單“是不公平的”。

美國智庫美國進步中心高級研究員和中國項目主任韓美妮在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作證時說：“北京認為國際電聯是中國可以利用的平台，以減少其對外國知識產權的依賴並增加其他國家向中國支付的特許權使用費。反過來，也可以增加中國在全球市場的主導地位。因此，北京以國家資源來幫助推進3GPP（
Third-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第三代合作夥伴計劃）中的華為標準。”

２０２０年７月9日，國際電信聯盟宣布3GPP係標準成為唯一被ITU認可的5G標準，這個標準中中國的華為和中興公司是重要的參與者。

華為官方的心聲社區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披露說，代表華為參加3GPP負責製定接入網物理層協議的工作組的首席代表的出差記錄是一年25萬公裏，相當於超過13個美中之間的往返。
這篇文章說：“正是有一群這樣的標準組的同事們，在4年之內將華為公司在國際通信標準界，從10名開外的無名小卒推到了數一數二的‘王者’地位。”

根據德國專利資料公司IPlytics去年底發布的5G專利報告，華為、中興、OPPO和中國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這四家公司，一共擁有全球36%的5G“標準必要專利”，領先美國、韓國、芬蘭等。相比之下，包括高通和英特爾在內的美國科技巨頭，隻持有14%的關鍵5G專利。

中國媒體也承認，這樣的標準認定“對於華為在全球的推進具有非常大的推動作用”。中國媒體甚至不無得意地指出，
當中國企業在5G技術專利上擁有優勢時，全球的電信企業在5G網路落地的過程中可能還要向它們支付專利費。

國際電聯秘書長趙厚麟也公開支持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特別是中國的信息絲綢之路。
他2019年在接受中國媒體采訪時表示，“一帶一路”建設與國際電聯的發展方向有著諸多契合之處。他說，國際電聯和中國的合作前景廣闊。西方國家認為，
信息絲綢之路對互聯網的自由和公開構成威脅。

世衛組織幫助隱瞞新冠疫情

在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對世界衛生組織（WHO）
的影響力導致該組織麵臨嚴峻的信譽危機。世衛組織甚至被批評為“中國衛生組織”。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認為世衛組織幫助中國隱瞞疫情。

雖然，世衛組織方麵否認自己受中國影響，但是，中國與世衛組織關係密切卻是不爭的事實。

在現任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之前，世衛組織的總幹事是來自香港的陳馮富珍。習近平的夫人彭麗媛則在2011年6月被任命為世衛組織結核病和艾滋病防治親善大使。２０１７年，習近平訪問世衛組織，當時譚德塞正在競選總幹事一職。譚德塞最終當選據信是得到了中國的支持。

2017年8月，譚德塞幫助宣揚“健康絲綢之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廣中國的醫療保健模式。在此之前幾個月，譚德塞的祖國埃塞俄比亞的代表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中國首屆“一帶一路”論壇，而中國多年來在埃塞俄比亞的巨額投資達到了頂點。

2020年6月譚德塞還在為“一帶一路”站台。他說，“一帶一路“倡議有利於加速實現全民健康覆蓋和可持續發展目標，世衛組織願與中方及其他夥伴一道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推動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

通過人權理事會顛覆聯合國人權定義

破壞聯合國的維護人權的國際體係，重新定義人權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另一個重要努力。根據人權組織人權觀察《2020世界人權報告》，以促進普世人權為核心宗旨之一的聯合國，早已成為中國努力的首要目標。

自2006年聯合國成立人權理事會以來，中國一直是該理事會的成員。2010年4月，在新冠疫情在全球流行，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被批淪為中國政府傳聲筒之際，中國甚至還獲得任命加入人權理事會具有影響力的理事會協商小組。

在天安門廣場大肆屠殺示威學生和民眾、將數百萬維吾爾人關進“集中營”、導致數百名西藏人自焚、把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軟禁的中國為何一次一次地尋求占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的席位？

克勞蒂婭·羅塞特（Claudia
Rosett）是獨立女性論壇的外交政策研究員，也是美國哈德遜研究中心的兼職研究員。她這樣解釋中國的動機：
“因為當你坐在人權理事會的席位上時，你可以歪曲談論人權的條款。對於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個有用的席位，實際上，你也看到他們正是這麽做的。他們做的是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式的，重新定義我們所談論的人權。不幸的是，他們身邊有夥伴，例如俄羅斯和古巴，和他們一起這麽做。”

目前，中國在聯合國的人權標準中加入“中國的注腳”的努力在中國的威權盟友們的幫助下，在聯合國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北京已經推動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三個與人權相關的決議，這些決議中加入了中國的人權標準。

根據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人權的基本含義包括人的生命權、自由權以及不受奴役、酷刑，保有言論自由和財產等權利，人權是普遍的，是不可剝奪的。

人權觀察的報告稱，中國“試圖扭曲國際人權框架，主張經濟發展先於尊重人權，倡導“合作共贏”（後來改為“互利合作”），將人權表述為自願合作而非法律義務的問題”。

中國在聯合國人權問題上的另一個目標是阻止別國對中國人權狀況提出批評。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在新疆和香港《國安法》的對峙顯示，中國長期盤踞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策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人權觀察的《2020世界人權報告》說，中國對聯合國的施壓已經達到最高層–聯合國秘書長。報告稱，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一直不願公開要求北京停止對維吾爾穆斯林的大規模拘留，反而對北京的經濟實力和“一帶一路“倡議讚譽有加”
。

人權觀察的報告還說，由於擔心世界其他地方“實現人權的先例可能回過頭來束縛他們”，中國的統治者利用自己的聲量、影響力、有時甚至在安理會動用否決權，阻止聯合國采取行動保護世界上最受迫害的人民。

近年來，中國曾經反對譴責緬甸、敘利亞、伊朗、菲律賓、布隆迪、委內瑞拉、尼加拉瓜、也門、厄立特裏亞和白羅斯侵犯人權的決議。

美國的忽略，讓中國有了更多的機會？

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重新連接亞洲項目”（Reconnecting Asia Project)
主任喬納森·希爾曼（Jonathan
Hillman）今年３月１３日在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說，對美國來說，中國帶來的最直接也是更高的風險是中國在現有國際體製中的爭奪。

他認為，中國已成為現有體係中更具影響力的參與者，並根據不同的問題的需要采取各種策略（參與、阻礙或反對）。他還說，近年來，美國對這些機構的忽視為中國提供了更多提升自身利益的機會。

不過，美國政府已經意識到問題的重要性。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凱利·克拉夫特（Kelly Craft）
8月4日的阿斯彭安全會議上強調，美國繼續留在聯合國係統非常重要。

她說：“我的工作就是確保中俄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曝光他們的所作所為。如果我們不讓他們（中、俄）感到恥辱，誰會令他們感到恥辱？誰將站起來反對中國的宣傳，反對俄羅斯的宣傳？這正是
美國人所做的。這就是為什麽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繼續留在聯合國係統內如此重要。我希望有更多誌同道合的國家與我們站在一起，因為特別是在聯合國係統，越多的人站在一起，就會越多的力量。”

她說，她還為美國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辯護，稱美國不希望與踐踏人權的政府同列。她說，美國在人權理事會之外的呼聲其實更為有效。
她說，美國繼續為新疆、西藏、香港、台灣等地人權遭到中國踐踏的人們和世界各地人權遭到威權政府踐踏的人們發聲。

值得一提的是， 2018年，在美國當時駐聯合國大使妮基‧海莉（Nikki Haley ）的幫助下，艾沙得以參加了最後一天的原住民會議。
2019年，也是在美國使團和德國使團的共同幫助下，他得以全程參加當年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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