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玉磊與客戶孩子的合影
在哈薩克斯坦、烏克蘭、格魯吉亞，越來越多的中國麵孔出現在當地的婦產生殖醫院中，他們不遠萬裏，來此“借腹生子”。
位於烏克蘭基輔的生殖醫院彼奧醫院，最近幾年已從代孕業務中盈利數千萬歐元，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於中國客戶的“貢獻”。一家廣州代孕中介的負責人向深一度記者確認，自07年以來，經他參與運作，已有超過一千名代孕寶寶在海外降生，他所接觸的遠赴海外代孕客戶近年幾乎在成倍增長。
失獨的父母、無法自然受孕的年輕夫妻、無暇懷孕的企業高管……海外求子吸引他們的不隻是當地林立的中文代孕廣告、全程的漢語陪同服務，更讓他們安心的是，在這些國家代孕均屬合法。
麵對海外代孕無法回避的現狀，在接受深一度記者采訪時，各方專家的觀點並不一致。有人擔心，放開代孕行為會讓女性生育與利益掛鉤，對人性倫理產生衝擊；有人認為，麵對激增的代孕需求，不如因勢利導加強立法規範，以此抵消“地下行為”帶來的隱患。
在烏克蘭基輔出生的數十名海外代孕嬰兒
|路透社
生在哈薩克斯坦
李菁的兒子快兩歲了，長得很壯實。孩子平時由奶奶帶著，但是每當李菁回家，他都會在門口等著媽媽。李菁很欣慰，“長得很像我，也很粘我。”
唯一讓李菁遺憾的是，初為人母的她錯過了懷胎與分娩的過程。兒子的一半基因來自李菁，但孕育他的是一名29歲哈薩克斯坦女性的子宮。
2018年11月底，哈薩克斯坦一婦產科醫院門口，李菁見到了自己剛剛降生三天的孩子。寶寶很健康，生下來6斤6兩，但李菁抱著動都不敢動，“他像小貓一樣，皮膚粉粉的，一直在睡。”李菁的丈夫在旁邊看著母子倆，沒忍住，紅了眼眶。
在孩子剛剛降臨時，29歲的哈薩克斯坦“代媽”就簽署協議放棄了撫養權。之後，李菁夫婦帶著孩子進行了親子鑒定，並以此作為血緣憑證為孩子辦好了回國手續。在國內，他們在出入境管理部門填寫《在國外出生子女申報戶口通知單》等一係列手續，最終在派出所為孩子落戶。
在2018年，李菁的兒子是廣州代孕中介“精因寶貝”運作產下的第100個代孕寶寶。這家機構的創始人莊玉磊畢業於知名大學的分子生物學專業，從業13年來，他帶領幾十人的團隊經手了數千個代孕寶寶的降生。
精因寶貝的海外代孕項目價格在48萬到58萬之間，其間實際價格主要由客戶是否需要選擇性別決定。據莊玉磊介紹，他們是國內最早提供孕前基因篩查的機構，他們代孕的成功率保持在80%以上。其中有一半客戶希望選擇孩子的性別，尤以選擇男孩的居多。
李菁夫婦簽下的是48萬元的“基礎款”協議，其中包括兩年內兩次促排、無限次移植、胚胎染色體篩查、冷凍胚胎一年，以及代母的傭金、生活費和生產費用。在協議落筆之後，一個曆時11個月的“借腹生子”過程就會開始。
烏克蘭街頭的代母招聘廣告上麵寫著“代孕母親可至多獲得54萬元烏克蘭貨幣格裏夫納（約合13萬人民幣）
基輔的中文廣告
2018年2月，李菁夫婦抵達阿拉木圖市，這裏是哈薩克斯坦第一大城市，包括司機、翻譯和生活助理在內的三名精因寶貝當地工作人員，正等待著他們的到來。
第二天，李菁夫婦來到了精因寶貝在當地的合作方IRM生殖醫院，“是一棟4層樓，有點像國內婦幼保健院的風格。”李菁在這裏做了血常規、尿常規、B超、肝功能等一係列檢查後，在第三天開始打促排針。
促排針的形狀有些像旋轉式眉筆，每次在肚皮上完成注射後，李菁都感到肚脹，身體也會有些水腫。在連續12天的注射之後，李菁坐上婦科檢查床開始取卵。
醫生一次性取出16個卵泡，其中有15個質量達標。同一天，丈夫也完成了取精。15個卵泡進行配對，最後養成了8個胚胎，其中四五個狀態良好。
在離開哈薩克斯坦之前，李菁夫婦和代媽見了麵，那是個30歲出頭的中年女人，有兩個孩子，看上去善良忠厚。雙方在公證處簽了三方協議，合同是醫院提供的，明確了代孕過程中各方的權責。李菁記得，合同中特別要求，代母需要在懷孕期間盡量保證胎兒的健康。
第一次移植並不成功，醫生說代母子宮有問題。
精因寶貝又給李菁發來第二位代媽的照片和個人簡介，“第二個長的很漂亮，穿著很優雅，29歲，在電信公司做客服。”每次這位代媽去醫院做檢查都會發來照片，3月20號左右，第二次植入兩周後，代媽測出懷孕成功，“又過了兩周，就聽到胎心了。”李菁回憶。
隨著一張張B超傳回，寶寶一點點在代媽的肚子裏長大，五個月的時候，代媽辭職在家養胎。又過了4個月，李菁夫婦見到了自己的孩子。
不止哈薩克斯坦，類似李菁夫婦這樣“借腹生子”的中國客戶，遍布中亞及東歐的多個國家。
在烏克蘭首都基輔，生殖醫院裏的中國麵孔越來越多。
“中國人和中國人搶，一些中介就在醫院門口蹲著，看到中國人就上去搭話，搶客戶，包括一些中國留學生，也做這種中介服務。”莊玉磊說，近年來媒體的報道“炒熱”了烏克蘭代孕，市場極度飽和，代母資源卻增長緩慢，“很多客戶等半年也匹配不上代母。”
因為妻子身體的原因，38歲的韓明毅來基輔嚐試代孕。在地鐵的廣告牆上，他看到各式各樣招聘代母、卵妹的廣告，走在街上，四處可見的生殖醫院立著巨幅廣告牌，用中、英、俄三種語言介紹。幾番考察，韓明毅最終選擇了一家專做中國人“生意”的彼奧（Biotexcom）醫院，“到了那裏，中介就不需要服務了，醫院的工作人員雖然都是當地人，但漢語都很好。”
範高也去了彼奧醫院，他覺得沒必要找中介，在當地找了個20多歲的中國留學生，“給了兩萬元人民幣，他從機場接我，幫我租房，在醫院也全程陪同翻譯。”範高相信，這位留學生已經有過不少類似的地陪經曆，“他很熟練，對醫院很熟悉。”
哈薩克斯坦一名代母在丈夫的陪同下簽署代孕協議
成倍的需求增長
如果可以選擇，李菁也想親身經曆從懷胎到分娩的痛苦與幸福。
從年少時，李菁就沒有過生理期，她起初以為自己隻是晚熟，直到20歲去醫院檢查才發現患有“始基子宮”。這是一種先天性婦科生理缺陷，患者子宮體極小，無法自然生育。
這讓李菁的感情生活接連受挫，“一開始他們都說沒關係，但後來就慢慢疏遠我了，挺傷人的。”在遇到丈夫之前，李菁有過兩段戀愛經曆，都在坦白自己的身體狀況之後不了了之。
這讓李菁甚至一度認為自己是“殘疾人”。25歲那年，李菁與丈夫結識，她本以為丈夫會和前麵兩任一樣，直到後來她接到準婆婆打來的電話。
孩子接回國那天，李菁的家人辦了一個歡迎儀式，叫來了一眾親朋好友。“婆婆特別高興，抱著孩子嘴都合不攏，都不讓我碰。”
根據2016年中國人口協會、國家計生委發布的《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告》，我國平均每8對夫妻就有一對遭遇生育困境，不孕不育人群比例從上世紀70年代的1%~2%上升至今天的12.5%-15%，30年增長了10倍。研究生命法學的上海社科院法學所副研究員劉長秋認為，中國有代孕需求的人群可能達到上百萬人。
從2007年到現在，在莊玉磊的服務下已經有一千多個代孕寶寶在海外出生,
近幾年隨著客戶數量翻倍增長，莊玉磊也從最開始的單打獨鬥慢慢發展成六七十人的團隊。“現在人們生活水平好了，能接受代孕價格的人也多了。放在以前，女的不能生，這個家可能就散了。”
《法治日報》的一篇報道指出，據不完全統計,
目前全國的代孕中介已達400多家，大多屬於“地下交易”。這是因為代孕行業仍遊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帶。
衛生部 2001 年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第 3
條規定：“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其禁止的行為主體為“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2001年之後陸續出台的幾項細則、原則，未對普通自然人實施的代孕行為進行明確的規定。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提出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草案》中規定“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實施代孕。”此款規定正式將普通自然人的代孕行為納入法律的調控範圍之內，但是在
2015 年 12 月 25 日正式頒布的《關於修改的決定》中，該款被刪除，且沒有對此進行解釋。
據一名業內人士透露，國內的代孕業務一般是不會用公司的名義與客戶簽協議，而是老板以個人名義去擔保，“就算用公司簽協議也是無效的，因為這塊法律的空缺，任何協議都是沒有法律效應的。”
莊玉磊透露，最近廣州就有幾家代孕機構“被查”，其中包括一家名叫“彩虹寶貝”的機構。據媒體報道，該機構因向男同群體提供代孕服務，被指涉嫌違法，並已暫停相關業務。
精因寶貝的注冊公司名叫普華優康（廣州）健康管理谘詢有限公司，其官網介紹，創立初衷是以發揮全球優勢醫療資源服務中國客戶，讓中國人可以享受到全世界最優質的醫療服務。該公司的經營範圍包括：醫藥谘詢服務（不涉及醫療診斷、治療及康複服務）；健康管理谘詢服務等。
據媒體報道，2017年，一名在某企業任高管的女性因海外代孕失敗，與深圳某代孕中介結構對簿公堂。最終法院認定，雙方簽訂的合同，因違反我國現行立法的規定以及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則而無效。中介一方超過其經營範圍，違法從事跨境代孕中介服務，對涉案合同的無效存在重大過錯。同時，原告明知簽訂的合同違反我國法律規定和公序良俗，依舊自願簽訂合同，亦存在過錯。
哈薩克斯坦IRM生殖醫院的醫生給中國病患介紹手術事宜
三千對中國夫妻
“合法”，這是李菁選擇去哈薩克斯坦做代孕的首要原因。
根據哈薩克斯坦《婚姻和家庭法》，代孕雙方需簽署協議約定各自的權利和義務，包括代孕母親的報酬等內容。
同時對代孕母親的資質也提出了要求，其年齡必須在20至35歲之間，身體、精神和生殖健康均良好，並已孕有至少一個健康的孩子。
在全球範圍，代孕已逐漸被很多國家和地區接受。在英國、印度、馬來西亞、泰國等一些歐亞國家，以及美國的多個州，代孕都是合法行為。為了規避風險，國內眾多代孕機構也將業務的重心移至海外。
由於有親戚在美國，莊玉磊的海外代孕生意是從美國開始的，“費用大概一百多萬人民幣，孩子可以取得美國國籍。”但由於價位太高，美國入籍規定不斷縮緊，莊玉磊沒有接到太多客戶。相較之下，哈薩克斯坦、烏克蘭等國家的優勢更加明顯，他們距中國的航程較短，簽證程序簡單，因而成了很多中國人海外代孕的首選。
這其中，尤以烏克蘭的代孕市場最為火熱。據澳洲一家為準父母提供代孕建議的公益機構估計，在過去兩年裏，烏克蘭的代孕市場增長了1000%。
在烏克蘭，韓明毅選擇的是當地起步較早的彼奧醫院（Biotexcom）。據韓明毅介紹，這是烏克蘭第一家推出包成功套餐概念的機構，為了打開中國市場，曾經以2.99到4.99萬歐元不等的代孕包成功套餐，以及給中國中介的豐厚返利，吸引了大批中國客戶。
韓明毅簽下的是4.99萬歐元包生男孩兒的代孕合同。據他介紹，中國中介能從中分得8000歐元。外媒數據顯示，目前彼奧醫院占據了烏克蘭代孕70%的市場份額，並在最近幾年裏獲利超過3000萬歐元。
根據媒體7月24日報道，烏克蘭彼奧醫院負責人阿爾伯特·托奇洛夫斯基（Albert
Tochilovsky）稱，烏克蘭沒有統計代孕的數據，但來自境外的代孕客戶數量，烏克蘭可能領先於世界，僅他的機構就有500名嬰兒即將降生。
來到彼奧醫院，卻被韓明毅認為是自己做出的最壞選擇。
嚐試代孕至今，韓明毅已經前後花了3年時間，移植了5次胚胎，換了數位代媽，直到現在還沒抱到孩子，“第一次沒懷上，第二次懷上就流產了，第三次懷了雙胞胎，到三個月又流產了，第四次移植失敗，現在是第五次了。”醫院或者中介從不向韓明毅解釋流產的具體原因，隻告訴他是自然流產。
韓明毅說，彼奧醫院也存在很多問題：代孕訂單過多，代媽數量太少，管理不規範
，技術不成熟。“我還不是最慘的，有一個50多歲的大哥，當時和我一起簽的合同，為了二胎要兒子，也是4次失敗，現在第5次還沒開始。”
“彼奧有點像國內的莆田係醫院，”韓明毅說，“走純商業化量產路線，怎麽賺錢怎麽來，忽略了醫療本質。”
彼奧從2015年初開展中國區業務，迄今已經為近三千對中國夫妻提供了代孕服務，可也有不少負麵新聞出現，失敗率很高。
因為韓明毅妻子卵巢有問題，所以代孕的同時必需代卵，在和彼奧簽署協議的時候，他選擇的5個卵妹都是本科以上學曆、個子較高的烏克蘭女孩。但最後一次移植的時候，韓明毅發現，匹配的並不是之前選擇的五位之一，“個子1米59，外貌也不太滿意。”
同在彼奧醫院代孕，雖然最後順利抱到了孩子，但範高也曾為代母的問題擔心。他曾去代母住的地方看過一次，居住地是一棟破舊的公寓樓，他們到時正好趕上停電。“我們運氣比較好，代母算比較老實的，很多烏克蘭人很開放，有時候懷了孕還會去跳舞、喝酒、蹦迪，”範高有考慮繼續代孕生二胎，但烏克蘭已不再是他的首選。
在烏克蘭市場極度飽和的情況下，一些更小眾的合法代孕國開始進入市場，哈薩克斯坦和格魯吉亞是莊玉磊目前主推的兩個國家。“哈薩克斯坦人長得更像亞洲人，黑發黑眼的很多，很多需要代卵的客戶總是提出要亞裔的卵子。”
東歐國家的商業代孕多限於有生殖障礙的男女夫妻，在與生殖醫院簽署協議時必須出具有效結婚證。格魯吉亞則是極少數幾個不需要結婚證就可以代孕的國家之一，在一些特殊性取向的群體中，格魯吉亞成為最佳選擇。從2018年夏至今，與精因寶貝簽署前往格魯吉亞進行代孕的客戶超過100人。
對代孕立法規範
8月末的一天，莊玉磊正在會議室見客戶，員工悄悄說他已聊了好幾個小時，根據以往的經驗，老板聊得越久，成功概率越大。
這次的客戶和李菁一樣，患有“始基子宮”，莊玉磊向他們推薦了哈薩克斯坦的代孕項目。他出來時一臉笑容，“幾乎每天都會有客戶上門，很多都是從外地坐飛機專門過來谘詢的。”
協議輪到莊玉磊來談，一般已經進入到最後決定階段。線上的谘詢量更大，一名員工透露，每天通過精因寶貝網頁客服、微信等各種渠道來了解代孕的客戶都會有四五人，其中過半數會發展到麵談階段。“我正身處一個快速上升的行業中。”這名剛畢業不久的員工說。
莊玉磊很忙，他的微信號裏有三四千人，“所有客戶都要一對一聊。”這個特殊的客戶群體非常謹慎，不願意自己做代孕的事被人知曉，“有些客戶專門用一個手機號、一個微信號來聯絡我們
，等抱到孩子之後，我就再也找不到他們了。”隻有很小一部分客戶最終和莊玉磊成為了朋友，有時還會把孩子成長的照片發給他看。
從業13年，莊玉磊見過各種各樣的客戶，有失獨的父母，有隱瞞女兒生理缺陷的嶽母，有沒空懷孕的企業女高管，更多的是普通而堅定相守的年輕夫婦，“能來我這裏的，都是感情非常好的，做代孕不是一個簡單的決定。”
一名27歲烏克蘭代母已經孕育韓明毅的兒子7個月了，他找途徑加上了代母的聯係方式，有時用翻譯軟件互相交流孩子的情況，他告訴代母，將來會帶孩子回烏克蘭看她，“至少這孩子有權知道，自己除了有一對中國黑發的父母，在異國還有另外一位母親。”
在上海社科院法學所副研究員劉長秋看來，當下代孕仍然麵臨著許多爭議，這涉及讓本沒有必然生育義務的婦女承擔義務，“除此之外還有倫理爭議，孩子將來出生後，他的父母應該怎麽去認定？”
劉長秋認為，雖然中國代孕市場需求旺盛，但代孕合法化仍將是非常艱難的一步，“這跟器官和血液捐獻不一樣，因為代母被交付的是一個生命，一個寶寶在代媽肚子孕育這麽久，會產生感情，甚至親情，這一點我們從倫理上和情感上都沒法解決。”
在他的觀察中，代孕產業在全球範圍內的趨勢在收緊。劉長秋介紹，像印度、尼泊爾、泰國等東南亞的一些國家，這兩年正在收緊代孕政策，有的完全禁止代孕，有的禁止商業性代孕。
北京大學醫學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嶽則認為，應該通過立法來規範國內的代孕行為，“代孕黑市是確實存在的，一旦禁止就會形成黑市。”在黑市已經形成，需求卻不能通過其他方式解決的情況下，王嶽認為應該順應需求，立法規範，“可以通過修訂母嬰保健法，去解決人工輔助生殖的一係列問題。”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海外借腹生子：3千中國夫妻紮堆烏克蘭醫院求“代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