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城記：北京
一座都城的誕生》專題將借四篇主文和一份書單，分別從周代燕國都城、漢代到晚唐五代的幽州、元大都和明清帝都四個維度展現北京的城市創建史。這是其中的第一篇，從周代燕國都城尋找最早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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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夏恩編輯羅東肖舒妍 李永博校對翟永軍吳興發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前世今生。一磚一瓦的壘砌，孕育了它的血肉；辛勞和汗水，賦予了它生命。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成為人類的摯愛，人們生於斯、長於斯、居於斯、死於斯，將自己的命運刻進城市的年輪之中。北京，現代中國的首都，帝國時代的京師，享受著萬眾敬仰的榮光，自然也有著獨一無二的創建史。它是先秦古國燕國的都城，號為燕都，春秋時代的金戈鐵馬，戰國的北地雄風，至今仍是響徹耳畔的傳奇，也是這座城市的創建之始與輝煌的起點。千年後，曆經數代滄桑，作為蒙元帝國這一世界帝國的大都，它屹立在輝煌的頂巔。來自世界各地的能工巧匠將它打造成舉世矚目的世界之都，接受那些跨山越海的慕名訪客們由衷的讚歎。明清兩代則延續了它傲視萬方的輝煌，通過持續不斷地建設和擴張，將這份輝煌一直傳遞到今天。
《創城記：北京
一座都城的誕生》專題將借四篇主文和一份書單，分別從周代燕國都城、漢代到晚唐五代的幽州、元大都和明清帝都四個維度展現北京的城市創建史。
這是其中的第一篇，從周代燕國都城尋找最早的北京。
土，大地的年輪。層層的塵土堆積，將過往的時代掩埋在地底，土層上又建造起新時代的造物。地上和地下，將現代與過去分隔開來。北京，地上，中國現代化的首都；地下，古老的曆史正在沉睡。很少有人意識到，今天最時髦的運動鞋踩過的堅實地麵下，在幾個世紀前，也曾有穿著嶄新草鞋的年輕腳步，在阡陌泥地上留下深淺不一的足印。而地上車水馬龍的喧囂吵嚷，或許正是在應和千百年前市聲的回響。但如今，那些足印和聲音，都靜靜地躺在地下，被一層又一層新的足印和聲音所掩蓋，地上變成地下，現代成為過去。
但有時，沉睡在地下的過去也會被驚醒。驚醒它的有可能隻是一把最平平無奇的鐵鍬，被一個一臉困惑的農民握在手裏。眼前的這兩坨生滿暗綠色銅鏽的銅疙瘩絕對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這位農民叫施友，北京房山琉璃河鎮黃土坡村的村民，他隻想挖個菜窖，卻不想挖出了這兩個奇怪的東西。此時盡管大躍進運動的熱浪逐漸消散，但村民們看到金屬物品的第一反應，還是田間地頭剛消失不久的一個個東倒西歪的土高爐。
於是，這兩塊誰也不認識的銅鏽疙瘩，在村裏幾個收購廢銅爛鐵的地方兜兜轉轉。如果它們就此被送進熔爐，在當時是順理成章的命運——青銅器學家程長新回憶自己1970年代在北京市文物工作隊負責文物搶救工作時，就曾從廢品回收站和有色金屬冶煉廠揀選出四件珍貴的戰國時期燕國青銅器。據北京市文物局在1980年代進行一項統計，在那段非常時期，僅從熔爐前搶救出的各類金屬文物就達到117噸。
幸運的是，這兩件銅疙瘩並未遭此厄運。一位見過世麵的村民告訴施友，距離村子五十公裏外的北京城裏，有個地方叫”文物商店”，那兒才是地裏挖出來的東西最該待的地方。於是，1964年初，施友把兩個銅疙瘩裝進袋子裏，一路顛簸地來到北京，並最終在琉璃廠找到了傳聞中的文物商店。
▲1964年琉璃河鎮黃土坡村村民施友發現的兩件青銅器中的一件：叔鼎，鼎內鑄有銘文”叔作寶尊彝”。
琉璃廠，曾經享譽世界的古玩交易市場，從弗利爾美術館中的商周鼎彝，到大英博物館中的明清禦窯珍品，如今全球頂級博物館中最引人矚目的中國古代藝術品，太半都曾在這裏經手出入，無數古玩書畫的傳奇故事在這裏流傳。
盡管當施友到來時，這裏已然輝煌不再，但傳奇故事仍給他安排了一個角色，隻是他的高光時刻，在兩個銅疙瘩擺上櫃台時就迅速畫上了尾聲。店員在仔細檢查後發現，這兩個銅疙瘩的曆史至少有三千年之久，它們是周代貴族祭祀宴飲的禮器，其中一件是鼎，內部鑄有”叔作寶尊彝”的銘文；另一件是爵，鑄有”父癸”兩字銘文。根據兩年前頒布的《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一切現在地下遺存的文物，都屬國家所有”。這兩件文物被當即扣下，收歸國有。
“當時給了他一塊錢路費作為獎勵”，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空曠的展廳裏，辦公室主任陳國棟指著牆壁展板上的一張照片說道，那是一個典型老農民的形象，穿著鬆鬆垮垮的白襯衣，扶著一把鐵鍁站在黃土地上，脖子上青筋裸露，常年風吹日曬的粗糲麵頰上帶著茫然的笑容，讓人不禁想起多年前他挖出兩件文物時的模樣。同樣的表情也出現在發現秦陵兵馬俑和四川三星堆青銅麵具的當地農民臉上——曆史似乎就是喜歡找上這樣樸實困惑的麵孔，將喚醒過去的使命交到他們布滿老繭的手上。
▲陳列於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的施友照片。
“可惜你來晚了，幾個月前他剛剛去世，不然應該讓他本人給你講這個故事。”施友本人或許無法理解他無意間的發現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在博物館的解說詞中，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的發現被追溯到1945年。根據一種流傳的說法，一位名叫吳良材的業餘考古學家，出差途徑琉璃河時，在這裏搜集了一包古老的陶片，把它送到了著名的考古學家蘇秉琦手中。蘇秉琦通過對這些陶片的研究，認為這是處有價值的遺址。
“這些陶片後來也沒找到。但實際上，陶片也說明不了什麽問題。”博物館的研究人員李亮解釋說，隻要是古代有人類居住生活過的地方，幾乎都會發現陶片，這在考古學上是很普遍的事情，不能從中推斷說這裏有處很重要的遺址：”這就像是你挖出個杯子，頂多隻能說這地方有人住；但如果你挖出個王冠，嗯，那這地方就很可能是個宮殿了。”
施友發現兩件青銅器就像碰巧挖出的王冠一樣，對訓練有素的考古學家來說，它是曆史這位善耍詭計的慣犯在現場遺漏的關鍵物證，每個線索都可以引起層層推斷和聯想。鼎和爵這兩件三千年前貴族專享的器物，直接可以推斷出應該有貴族在這裏生活。貴族也不可能讓自己的宅邸孤零零地聳立在四麵無人的荒原上，按照中國古代的城市規劃，貴族應該居住在城市中。那麽這裏應該有座城市。
▲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
這條邏輯線看起來順理成章，指引的線頭——那兩件珍貴的青銅器——也已經發現。但還需要一雙敏銳的眼睛把它們串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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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一點”
被遺忘、被錯過的地下都城
視線隨著汽車的顛簸變得搖搖晃晃，目光所及，是一片拆遷中的農舍，隨處可見的斷磚碎瓦點綴著生長茂盛的莊稼地和灌木叢，就像新鮮出爐的古代廢墟——根據規劃，這裏將會建成一個考古遺址公園。盡管時過境遷，但一雙訓練有素的眼睛仍能認出當年的遺跡。
“這是當年我們發掘的灰坑，就是你們平常說的垃圾堆”，趙福生指著車子前方一個十字路口說道。這位年過七旬的考古學家身材高大、精神健旺，滿頭銀發剃成短短的毛寸，記憶力和表達能力就像身手一樣敏捷，哈哈大笑時讓車座都跟著一震。剛一上車，他就把雙腿舒服地盤在車座上——這是許多考古學者職業生涯中養成的習慣，在野外工作沒有馬紮或是板凳時，盤膝坐在地上就算是休息。他煙抽得也很凶，這是田野考古工作養成的另一個習慣，渾身散發的煙味能讓肆虐的蚊蟲被熏得退避三舍。
這個灰坑，或者說是古代垃圾堆，可以說是趙福生考古生涯的開始。48年前的深秋，他和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同學們一起來到琉璃河鎮，跟隨著名考古學家鄒衡進行發掘工作。那次發掘源於鄒衡的一個推想，他推斷這裏很可能是先秦時代一個重要的諸侯國，燕國最初的都城所在。
燕國如今聲名赫赫，幾乎每個中國人都聽過荊軻刺秦王的故事，荊軻的幕後主使正是燕國的太子丹。但除此之外，人們對燕國的所知便寥寥無幾。
司馬遷在撰寫《史記·燕召公世家》時就發現，燕國史料匱乏佚散、淆亂錯訛之處頗多，而且似乎倍受前代史家輕視，春秋時代史家左丘明在《左傳》中對燕國的記述屈指可數，《國語》中竟沒有專門的《燕語》，關於燕國的內容全部附記於他國的記載之內。當司馬遷敘述燕國早期曆史時，隻能用最簡略的筆法，講述武王伐紂之後，將自己的同姓同輩召公奭封於北燕。之後，隻能用一句”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一筆帶過。占據了燕國八百年曆史的三分之一，可以說是一片空白。
曆史記載的空白處，恰恰是考古學者大顯身手的領域。自1956年起，鄒衡就開始有意識地尋找燕國最初的都城。北京的盧溝橋、廣安門和陶然亭一帶，都曾被懷疑過是燕國最初的都城所在，但經過調查，又都被一一否決，那裏隻找到一些戰國時代的陶片。線索就這樣中斷了。直到1962年，北京市文物隊（北京市文物局的前身）的考古隊員蘇天鈞告知他，在琉璃河發現了一處遺址，希望他前去調查。這一次，他和三名學生在調查性試掘的探溝中找到了大量西周時期的陶片。盡管這一發現令人振奮，但顯然仍不足以證明這裏就是西周初期燕國的都城。
1972年，這片沉寂的遺址再次變得喧嚷起來。這一次，前來發掘的人員從最初的四個，變成了四十多個。而趙福生就是其中之一。
“你聽說過工農兵大學生嗎？我那會兒就是。本來大學應該一二年級先學基礎知識，到三、四年級再去實習。但我們那會兒要求對大學進行‘上、管、改’，由我們這些工農兵學員去管理大學、改造大學，要改造原先陳舊的教學模式。所以1972年9月，我們剛剛上了兩個月課，考古知識隻學到舊石器時代，就被拉到琉璃河這個地方進行實習了”，趙福生望著車窗外一掠而過的農田，發出坦率的大笑：”我們剛開始什麽也不會，也不知道，就會挖地，鄒衡先生讓我們挖哪兒，我們就挖兒，邊挖邊學，這叫‘在實踐中學習’。”
▲趙福生在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展板上1972年考古成員合影中指點當年的自己。
趙福生和他懵懂的同學們，就這樣亦步亦趨地跟隨著這位熟練的考古學家學習如何從泥土中解讀大地的年輪，尋找曆史拋灑在土中的物證，並從中找出足以證實推想的關鍵性證物。趙福生回憶當時曾發現過一片西周時期的陶製板瓦，下麵還有一個小圓鉤：”鄒衡很高興，告訴我們這是西周時期的板瓦，下麵的小鉤是瓦釘，瓦的另一頭有個小洞，正好鉤上。這是早期瓦的一個較典型的特征。我們在筆記本上把它的樣子畫下來，但那片瓦後來不知道哪兒去了”這塊失落的瓦片當然也是一塊物證，證明人類在這裏的居住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但這仍然並不能證明土下必定藏著一座被湮沒的地下都城。
這場懵懂卻不乏熱情的發掘，證明最大的一點就是時間究竟有多麽的狡黠：它可以把兩件關鍵性的物證托付給一個對其重要性一無所知的農民，又指引他陰錯陽差地把它們送到懂行的人手中；但同樣也是它，卻給這些熱情滿滿的年輕考古人連潑冷水。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這場發掘，最恰當的就是”差一點”。趙福生他們發掘的灰坑，距離這座地下都城的核心宮殿區和祭祀區都不過數十米之遙，但探挖的鏟子卻一再失之交臂。鄒衡在發掘前，自然也聽聞了八年前農民施友從菜窖裏挖出兩件青銅器的事情。因此，他特意帶領四五名學生在菜窖附近挖了條20米×0.5米的探溝，卻一無所獲。事實上，這條探溝隻要再向南多挖幾米，就會挖到大片燕國墓地。
最初的熱情，隨著天氣的轉冷，在一片又一片大同小異的陶片中逐漸降溫，興奮變成沮喪，沮喪又成了牢騷。艱苦的發掘條件更是雪上加霜。
“我們當時就住在那兒，董家林的一個大廟裏，當時是大隊所在地”，趙福生指著遠處一個正待拆除的房子，已經完全看不出是個廟宇模樣：”挖了好幾個月，也沒有挖出來有價值的東西。那會兒學生還得上課，就先撤走了。但是鄒衡先生憑其深厚的專業知識，認為這裏就是西周燕國的始封地，一定要保護好。並把這種意見通過當時北京大學軍管會上報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並上報國務院文教組，引起了北京市的重視。剩下的是北京市文物管理處考古人員被留下，五六個擠在一個通鋪上，晚上什麽也幹不了。天寒地凍，住在廟裏也沒有暖氣，也沒有暖爐，就隻有個火盆，還得自己砍柴燒火。廟裏沒有通電，就點個破煤油燈，熏得屋頂牆壁都黑了。那些人就在那兒罵鄒衡：老家夥，把我們坑到這個鬼地方來！”
鄒衡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一些人質疑他的判斷，甚至貼出大字報指控他欺上瞞下，故意將漢代遺址說成是西周遺址。轉機終於在1973年春天發生。但轉機的發現，就像當初兩件重要線索的青銅器一樣，同屬偶然。趙福生回憶道，那是因為開春時黃土坡修路，”在鐵路隧道南部的道路右側，發現了兩座墓葬，還發現了青銅器”，由此，北京市文物隊與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合作進行了一次全麵勘察發掘，發現了成片的西周墓葬。所有的疑惑和埋怨都渙然冰釋：”大家看見挖出東西來了，就都興奮了，不罵鄒衡先生了。”
但鄒衡此時已調離了琉璃河遺址發掘現場。直到多年後他回到這裏，那時，一切都已塵埃落定。
“令克侯於匽”
由青銅器指引的燕國都城
線索已經被串聯在一起，剩下的事情就是用充足的時間逐步消化這一巨大的發現。隨著發掘的逐步深入，重要的發現接踵而至。雕琢質樸的玉器、鑲嵌螺鈿的漆器，光潔的原始青瓷，輕輕叩擊還能聽到清越的聲音。
最重要的當然是青銅器。各種器物從祭祀的禮器到車馬輔件一應俱全。在一座標記為M253號的墓葬中，發現了迄今為止北京體量最大的青銅器。這尊青銅器是一件祭祀用的鼎，根據內壁鑄造的26字銘文，它屬於一位名叫堇的貴族。這位貴族受匽侯之命，前往西周的都城宗周，向太保貢獻食物，因此獲得了太保的賞賜，鑄造了這尊鼎。銘文中出現的”匽侯”即是燕國的國君；而太保，則被認為是受封燕國的召公或他的後代。
▲出土於西周燕都遺址M253號墓的堇鼎及其銘文：”匽侯命堇飴太保於宗周。庚申，太保賞堇貝，用作太子癸寶尊鼎。仲。”這篇銘文的另一個特點是，使用了”癸”這樣的”日名”。”日名”是商人以出生日幹支作為人名的一種命名方式。周人則不采用這種命名方法。堇鼎上出現了日名這一點，證明燕國當地的商人勢力很強大，周人也受到其影響。
堇鼎的銘文佐證了《史記索隱》中的記載：召公奭雖然受封於燕，但本人沒有就封，留在都城繼續輔佐王室，隻是派遣長子前往燕國。之後，召公奭長子一係世代繼承燕國君位，而他的次子則在京城繼任召公之位。琉璃河遺址作為燕國都城的地位已經毫無疑義。
1986年10月14日，最重要的發現開始正式發掘。那是一座標記為M1193號的龐大墓葬。令考古學者們震驚的是它的規製之高。在禮製等級嚴格的周代，這意味著墓葬的主人屬於王侯一級的煊赫人物，很有可能就是燕國的國君本人。但究竟是哪位國君，端賴墓葬中是否能找到帶有銘文記載的青銅器。
然而，這座墓葬已經多次被盜，最近一次被盜，甚至在土堆中間留下了一個3米多寬的盜洞。因此，究竟還能遺留下什麽文物，沒人說得清楚。
▲M1193號大墓平麵及四條所謂”墓道”解剖麵圖，出自《北京琉璃河1193號大墓發掘簡報》（《考古》1990年第1期）。這份報告將連同墓室四角的四條穴道稱為”墓道”，認為1193號大墓是一座擁有四條”墓道”的王侯級別大墓。但趙福生指出，這四條通往墓室的孔道從寬度、深度和剖麵來看，其實並非所謂”墓道”。”墓道”，即《左傳》中提到的”隧”，根據晉代杜預解釋：”闕地通路曰隧也。天子之棺，棺重禮大，尤須謹慎，去壙遠，而闕地通路，從遠地而漸邪下之。諸侯以下棺輕禮小，臨壙上而懸下之。故隧為王之葬禮，諸侯皆懸柩而下，故不得用隧”。墓道乃是天子葬禮專用，是放入棺槨和陪葬品的通道，因此洞口必須足夠寬。諸侯隻能使用沒有墓道的豎穴墓，但有用繩索將棺柩放入墓室的繩索溝。從M1193號大墓的平麵和剖麵圖可以看出，這四條穴道掛在墓壁上方，溝下還有數厘米的溝槽，因此它們並非墓道，而是下棺槨時牽拉繩索的繩索溝。M1193號大墓並非考古簡報中所稱的”有四條墓道的大型墓葬”，而是一座豎穴土坑墓。
發掘進入11月，凜冬將至，土地一旦封凍，就隻能放棄發掘，等待來年開春化凍再繼續進行。但時間這一次終於決定對這些艱苦工作的考古學者們青眼相加。就在準備停止發掘的前一天，負責墓底清理的考古人員，意外地從泥水中發現了兩件鏽蝕嚴重的青銅器，一件是罍，一件是盉。
兩個多月後，除鏽工作完成。器物內部的銘文顯現出來，立刻成為考古和曆史學界矚目的焦點。這一罍一盉中均刻有相同的43個字，盡管字數在周代青銅器中並不算多，但記載的內容卻極為關鍵。最關鍵的是其中的五個字：
“令克侯於匽”——（周王）命令姬克到燕地為諸侯。
至此，琉璃河遺址作為西周燕國始封都城的地位最終敲定。而M1193號大墓的主人，就是就封燕國的召公長子、燕國的第一代國君姬克。
“這些都是複製品，真的應該都在首都博物館”，趙福生俯身透過玻璃，看著裏麵的克盉和克罍哈哈大笑：”這些都是我安排的。”1995年8月，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當年參與發掘遺址的趙福生，成為博物館的第一任館長。他解釋說，博物館成立時，正是文物盜掘最猖獗的時候，而博物館的保衛力量卻很薄弱：”隻有幾個雇來的村民當保安，還有我這個半大老頭子。有人也建議我把克盉、克罍還有伯矩鬲之類的真品拿過來在這裏陳列，都讓我給拒絕回去了。要萬一人家來搶，我們護不住這些文物，就是天大的罪過。所以我幹脆就都用複製品——我那時在館裏溜達的時候，還真看見有不懷好意的人盯著展櫃裏的青銅器看來看去，一看見標牌上寫著‘複製品’，就走了。”
“這裏隻有這些粗陶器和土疙瘩是真家夥，沒人想搶這些東西”，趙福生向一個展櫃走去，那是一大塊黃土疙瘩。如果把它扔在路邊，不會有人多看它一眼，而現在，它陳列在玻璃展櫃裏，沐浴在柔和的射燈下，前麵的標識牌寫著”夯土標本”：”很不起眼是不是？但三千年前這座城市，就是用它夯築起來的。”
▲陳列在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的”夯土標本”。
考古最具魅力的地方，就是能從那些最平凡的事物中，發現它們蘊含的真正價值。在我們踏足而過的土地上，發現曆史遺留的蛛絲馬跡，就像站在時間與空間的交叉點上，能同時看到跨越數千年的不同時代，疊印在同一個地方。
“你進村的那條土路，差不多就是這座城市的城中心，路兩邊那些正在拆遷的房子，就是宮殿區的位置”，趙福生指著展板上的考古測繪圖，在現代人肉眼無法看到的地下遺址的圖示上，勾勒出地上現在的模樣：”你從那條路拐彎到博物館，就相當於是出城了。博物館外牆寫著‘西周燕都博物館’照壁，下麵就是原先的東城牆。”
地下之城就這樣與地上的村鎮相處了千百年，素未謀麵也互不相知。今天村民腳下的田地，就相當於三千年前古人頭頂的天空。土層層累積，蓋住了千年前的城市，直到它被一個挖菜窖的農民驚醒。於是過去和現在發生了聯係，讓博物館的參觀者可以想象自己正走在三千年前古人的頭頂。
“你現在站在的博物館的位置，是墓地。”
“殉人”
野蠻及其邁向文明的變革陣痛
站在博物館清冷的大廳裏，凝視墓穴中這兩位年輕受害者的遺骸，想象他們生命的最後時刻，多少會讓人心生寒意。
兩個男孩或許能猜到自己即將麵臨什麽。畢竟，有太多和他們一樣的少年男女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盡管他們一個十三歲，而另一個隻有九歲，本應有著屬於這個年齡少年的健康與活力。但他們年輕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了。他們被套上有生以來最奢侈的衣服（在那個年代，這可能更多意味著有衣服可穿），脖子掛上了石頭、貝殼和骨頭做成的項鏈，腰間配上了青銅短劍，在送葬的人群中顯得分外亮麗顯眼。
哀悼亡靈的莊嚴辭藻隨著煙火直上天穹，碩大的棺槨被放進早已挖好的墓穴中，就像是嵌在地下一般。安臥在裏麵的，就是他們即將要服侍的主人。在棺槨旁邊那個長方形的土坑，就是為他們準備的歸宿。他們最後感覺到的，就是一陣訓練有素的疾風從腦後襲來，穿過毛發、皮膚和脆弱的後枕骨，神經尚未來得及把劇痛告知大腦，身體就已迸散在塵土中了。
這兩名被殉葬的男孩屬於標號M53號墓。在同屬M53號墓的隨葬車馬坑裏，還有一具16歲的男性少年，被作為馭手殉葬在車馬旁邊。旁邊陳列的M52號墓也殉葬了一名15歲左右的少年。在同屬M53號墓的隨葬車馬坑裏，還有一具16歲的男性少年，被作為禦手殉葬在車馬旁邊。旁邊陳列的M52號墓也殉葬了一名15歲左右的少年。這一被標記為墓葬二區發掘出八座帶有人殉的墓葬，一共發現了12名人殉，除了一名女性外，都是未成年的青少年。
▲M53號墓。
人殉的曆史，長期以來都被曆代史家和文人避而不談。以活人為殉葬，唯有那些殘忍暴虐的君主和不開化的蠻夷才會為之。中國古代文士喜歡將上古三代想象成禮儀道德的典範時代，聖君賢王代代相傳。隻有少數文獻提及殉人這一行為。譬如《墨子·節葬》中提到”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詩經》中的《秦風·黃鳥》被認為是秦人哀慟三位良臣為秦穆公殉葬而死。但很少有人意識到以人殉葬是一種製度，更沒有人敢想象這一殘忍的製度在由聖君成湯建立的商代達到巔峰。1934年，安陽商代殷墟遺址發掘出四座大型陵墓，考古學家們震驚地發現自己麵對的是一座四千年前的大型屠殺現場：一行行頭蓋骨、一副副整齊排列的骨架。每一具屍骸上都有暴力的痕跡。絕大多數屍首分離，其中一具令人印象深刻的屍骨則被攔腰斬斷。1935年，更大規模的一場發掘發現了10座大墓，由此發現了更多的人殉。
▲M53號墓發掘現場。
這些商代的人殉，直到今天，隨著發掘的深入還在不斷被發現。1984年，一位考古學者在發掘中偶然找到一件商代用來烹煮食物的青銅甗，他驚訝地發現裏麵居然盛放著一顆頭骨。研究者們心懷善意地認為，這不過是某顆人殉的頭顱滾落在裏麵的緣故。但1999年，第二隻盛放頭骨的青銅甗被發現。這次，殷墟考古隊隊長唐際根和他的同事們決定對裏麵的頭骨進行檢驗：骨片有因加熱造成的鈣質流失。另一個震驚之處是，這枚頭骨屬於一個年僅15歲的女孩。
殷墟博物館裏這位慘遭人殉的15歲女孩，和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裏四位男性少年人殉之間，看似距離遙遠，時間也相隔了上百年之久，但這些受害者之間卻存在著一種特殊的聯係。而兩者之間的聯結點，就是商周易代的武王革命。
公元前1046年，周人及其同盟者，在周武王姬發的率領下，攻進商朝都城朝歌，殷商末代君主紂王受辛兵敗自焚而亡。商朝覆滅，周朝建立。武王革命一向被後世史家文人認為是以仁義之師征伐不仁暴政的典範。但關於這場革命的一份文獻《逸周書·世俘解》卻記載了一場大肆屠戮戰俘的慶功典禮：
“武王乃廢於紂矢惡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孝子鼎大師。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於郊號。武王乃夾於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縣首白畤，乃以先馘入燎於周廟。”
前朝紂王的上百名臣子被斷手斷足，俘獲的軍官、四十個小氏族的首領和他們的臣子也被殺死，他們的耳朵被割下，和紂王的首級以及被其他俘虜一齊被送往周人的宗廟祭祀。如此殘忍的對待戰敗的殷商臣子和戰俘，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似乎都與周武王仁義之師的千古芳名相悖。中國古代學者對這段記載或是避而不談，或是斥為偽作。但現代學者認為，這段記載很可能描述的是當時的真實情形。而周人這樣做的目的，也並非因為他們和被滅亡的商人一樣殘忍嗜殺，而是出於公正的對等原則，對商人犯下的罪行以血還血的同態複仇。
▲盛有人頭的青銅甗，出土於河南安陽殷墟遺址，現藏殷墟博物館。根據鑒定，這件青銅甗的出土地層屬於殷墟四期，也就是商代末期。
周人的國號”周”，與甲骨文中的”用”頗為相似，這一點並非巧合。”用”在商代甲骨文中的含義絕非今日中性的”使用”，而是”殺人祭祀”。《甲骨文合集》編號454正的一片甲骨就寫道：”貞勿佳，今日用羌”——占卜的結果不好，今天就殺羌人來祭祀吧。先秦史學者胡厚宣在統計了甲骨文卜辭中的數據後發現，僅以殷王武丁時代為例，一次”用”人就高達五百名奴隸。而在當時不得不屈服於”大邑商”的”小邦周”的周人，就是被商人用作祭祀的人牲來源之一。《帝王世紀》中記載”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為紂禦，紂烹為羹”並不僅僅是因為紂王生性殘忍。而是像那個不幸被商人俘獲、燔烝祭獻的少女一樣，是商人對待異族臣服者的一貫作風。
因此，當周武王在周人的宗廟前，將那些殷商的臣子、俘虜廢其手足，割耳祭獻時，他所做的，不過是讓這些劊子手們親自感受一下那些被他們虐殺的人牲和人殉的痛苦與絕望。這是以血還血的殘忍報複，但也是公正。一如對禮樂創造者周公追慕不已的孔子的那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為殺人祭祀暴虐製度受害者的周人，立朝伊始，便徹底地廢除了人殉製度。
“區分周人與商人墓葬的兩個最大特點，一是有沒有腰坑，二是有沒有人殉”，博物館研究人員李亮解釋說：”你現在看到的這些有人殉的墓葬，全是投降周人的殷遺民的墓葬。”
殷遺民是武王革命之後，鞏固新生政權麵臨的最大難題。作為戰敗者的殷遺民雖然表現出臣服之態，但他們的數量確實太過龐大，許多貴族手中仍然握有兵權。紂王之子武庚聯合殷商遺民發起的”武庚之亂”，甚至得到武王的兩個兄弟管叔和蔡叔的支持，成為西周初期的一場巨大的統治危機。
周人深知，這樣一股實力龐大的殷遺民力量的存在，誠為腹心之患。如果強製性命令他們移風易俗，斷絕商人沿用數百年的人殉製度，很可能會引起反叛，威脅新政權的統治。因此，周人不得不采取軟硬兼施的柔性手段，一麵以武力鎮壓殷遺民的反叛，一麵將殷人分而治之，將他們劃分給不同的周人封國，與周人同居一城，便於監視管理。同時，默許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己的習俗，包括人殉。但在周人的嚴厲監視下，他們再不能像過去一樣，動輒數以百計地殺人祭祀殉葬，隻能以象征性的人殉來固守自己的殷人的身份。直到逐漸被周人強大的禮樂文明所同化。
當自稱殷人之後的孔子由衷地讚頌周公製禮作樂，怒氣衝衝地斥責”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時，他體內祖先殺牲殉人的殘暴血液，早已被周人的禮樂文明滌蕩幹淨了。
在最初的公正而血腥的報複後，周人對投降的殷遺民仁德以待，博物館裏兩座墓葬的主人就是例子。M52的墓主人”複”和M53的墓主人”攸”都曾蒙燕侯賜予貝幣，攸還被特別賜予畫衣。在他們的陪葬坑中，分別擁有六駕和四駕的馬車，讓這些篤信鬼神的殷遺民可以繼續在他們想象的亡靈世界享受車馬代步的待遇。
當然，這些周人對殷遺民的仁德恩賜中，也包括那四名不幸的人殉——前朝的野蠻暴虐的餘毒需要時間來洗滌，而洗滌的過程中又難免產生新的犧牲者，他們是野蠻邁向文明的變革中的陣痛。
在三千年後看來，對野蠻的寬容本身就是對文明的犯罪。無論這寬容的限度有多小，造成的痛苦仍會赤裸裸地從地下浮現出來，給人以思考——在這裏，有一個貌似意味深長的細節，那就是M52號墓的主人複，這位下葬時躺在重錦畫棺中的殷遺民貴族自然是想永生不朽，但墓葬打開時他的骸骨早已朽爛成泥土，反倒是那名不幸的少年殉人，因為隻用竹席包裹，所以骨骼與泥土中的礦物質進行了交換，反而保存得非常完好。
這多少給人一種曆史有意諷刺的錯覺。但就在這座墳墓的旁邊，那位陪葬了兩名殉人的殷遺民攸卻屍骨完好，用兩個黑洞洞的窟窿對視著上方投來的目光。
“目前”
尋找最早北京的故事並未結束
首都博物館展廳，柔和的燈光下，西周燕都遺址出土的文物真品吸引著一雙雙好奇的目光。它們是三千年前一個國家都城在這裏創建的明證。它們被深埋在地下，鑲嵌在曆史的年輪裏，直到被一雙訓練有素的眼睛發現、解讀，揭開一段埋藏了三千年之久的曆史。
▲西周燕都遺址發掘出的伯矩鬲，又被稱為”牛頭鬲”，現收藏於首都博物館。
但這段曆史並未講完。琉璃河地區發現的遺址雖然已經被證實是燕國始封之地的國都，但這座都城僅僅存在了僅一、二百年的時間，便遭到廢棄。廢棄的原因至今不明。這座遺址最奇怪之處，是北城牆保存完好，但南城牆卻隻有斷斷續續的幾點護坡殘垣。
“你看，這上麵隻有幾個點，南城牆就隻剩下這麽點”，李亮用手指著圖示上的幾個模糊不清的點和虛線：”所以我們現在不知道這道城牆究竟有多寬，也不清楚它的走向究竟什麽樣的。我們現在猜想，它可能是被大石河衝毀了。而這場洪水，很有可能正是導致燕人放棄這個國都的原因。”
趙福生卻根據自己考古發掘時的發現，提出了不同的見解，在宮殿區發掘時，他發現了大量建築構件都有燒焦的痕跡。這證明這座宮殿應該曾被大火焚燒過：”這裏也許發生過動亂或是戰爭，所以才會著這麽大的火。但也有可能它夠倒黴，同時遇上外敵入侵和洪水，不得不棄城逃跑。”
西周燕都的曆史倏然終結，在這座國都被廢棄後，一些平民似乎還留在這個地方，但居住的痕跡隻延續到西周末期，便消失了。時間流逝，塵土堆積，遺址消失在地下，被人遺忘。新的移民來到這裏，建造屋舍、種植莊稼，修築城牆，然後又被廢墟。周而複始。直到有一天，一位農民在挖菜窖時挖出了兩個青銅器，抱著它們放在了琉璃廠文物商店的櫃台上。
但尋找北京最早城市的故事，並沒有在這片遺址上止步。在首都博物館陳列燕都遺址出土文物的展櫃兩旁，還陳列著從北京其他地方發掘出的青銅器。1977年，平穀縣劉家河的一位農民在村東水塘邊取土時，偶然發現了一批文物，這批文物有40多件，包括鑄造精湛的方鼎、圓鼎、鬲、盉等多件禮器，甚至還有臂釧、耳環和一串綠鬆石項鏈。通過研究發現，它們屬於比西周燕都更早的商代中期。
▲商代三羊銅罍，1977年北京平穀劉家河村出土。
“從這些發現的商代文物來看，或許應該換個更嚴謹地表述方式”，首都博物館副研究員馮好微笑著說：”應該加上一個‘目前’——西周燕都遺址是目前發現的北京最早的城市。或許在我們腳下的某一個地方，還存在著一座更古老的城市，等待著某一天被發現。”
（致謝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首都博物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原副所長、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前館長趙福生，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辦公室主任陳國棟，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業務部副主任李亮，首都博物館副研究員、保管部主任、策展人馮好，首都博物館國內合作與民族考古研究部主任譚曉玲）《創城記：北京
一座都城的誕生》專題將借四篇主文和一份書單，分別從周代燕國都城、漢代到晚唐五代的幽州、元大都和明清帝都四個維度展現北京的城市創建史。這是其中的第一篇，從周代燕國都城尋找最早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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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夏恩編輯羅東肖舒妍 李永博校對翟永軍吳興發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前世今生。一磚一瓦的壘砌，孕育了它的血肉；辛勞和汗水，賦予了它生命。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成為人類的摯愛，人們生於斯、長於斯、居於斯、死於斯，將自己的命運刻進城市的年輪之中。北京，現代中國的首都，帝國時代的京師，享受著萬眾敬仰的榮光，自然也有著獨一無二的創建史。它是先秦古國燕國的都城，號為燕都，春秋時代的金戈鐵馬，戰國的北地雄風，至今仍是響徹耳畔的傳奇，也是這座城市的創建之始與輝煌的起點。千年後，曆經數代滄桑，作為蒙元帝國這一世界帝國的大都，它屹立在輝煌的頂巔。來自世界各地的能工巧匠將它打造成舉世矚目的世界之都，接受那些跨山越海的慕名訪客們由衷的讚歎。明清兩代則延續了它傲視萬方的輝煌，通過持續不斷地建設和擴張，將這份輝煌一直傳遞到今天。
《創城記：北京
一座都城的誕生》專題將借四篇主文和一份書單，分別從周代燕國都城、漢代到晚唐五代的幽州、元大都和明清帝都四個維度展現北京的城市創建史。
這是其中的第一篇，從周代燕國都城尋找最早的北京。
土，大地的年輪。層層的塵土堆積，將過往的時代掩埋在地底，土層上又建造起新時代的造物。地上和地下，將現代與過去分隔開來。北京，地上，中國現代化的首都；地下，古老的曆史正在沉睡。很少有人意識到，今天最時髦的運動鞋踩過的堅實地麵下，在幾個世紀前，也曾有穿著嶄新草鞋的年輕腳步，在阡陌泥地上留下深淺不一的足印。而地上車水馬龍的喧囂吵嚷，或許正是在應和千百年前市聲的回響。但如今，那些足印和聲音，都靜靜地躺在地下，被一層又一層新的足印和聲音所掩蓋，地上變成地下，現代成為過去。
但有時，沉睡在地下的過去也會被驚醒。驚醒它的有可能隻是一把最平平無奇的鐵鍬，被一個一臉困惑的農民握在手裏。眼前的這兩坨生滿暗綠色銅鏽的銅疙瘩絕對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這位農民叫施友，北京房山琉璃河鎮黃土坡村的村民，他隻想挖個菜窖，卻不想挖出了這兩個奇怪的東西。此時盡管大躍進運動的熱浪逐漸消散，但村民們看到金屬物品的第一反應，還是田間地頭剛消失不久的一個個東倒西歪的土高爐。
於是，這兩塊誰也不認識的銅鏽疙瘩，在村裏幾個收購廢銅爛鐵的地方兜兜轉轉。如果它們就此被送進熔爐，在當時是順理成章的命運——青銅器學家程長新回憶自己1970年代在北京市文物工作隊負責文物搶救工作時，就曾從廢品回收站和有色金屬冶煉廠揀選出四件珍貴的戰國時期燕國青銅器。據北京市文物局在1980年代進行一項統計，在那段非常時期，僅從熔爐前搶救出的各類金屬文物就達到117噸。
幸運的是，這兩件銅疙瘩並未遭此厄運。一位見過世麵的村民告訴施友，距離村子五十公裏外的北京城裏，有個地方叫”文物商店”，那兒才是地裏挖出來的東西最該待的地方。於是，1964年初，施友把兩個銅疙瘩裝進袋子裏，一路顛簸地來到北京，並最終在琉璃廠找到了傳聞中的文物商店。
▲1964年琉璃河鎮黃土坡村村民施友發現的兩件青銅器中的一件：叔鼎，鼎內鑄有銘文”叔作寶尊彝”。
琉璃廠，曾經享譽世界的古玩交易市場，從弗利爾美術館中的商周鼎彝，到大英博物館中的明清禦窯珍品，如今全球頂級博物館中最引人矚目的中國古代藝術品，太半都曾在這裏經手出入，無數古玩書畫的傳奇故事在這裏流傳。
盡管當施友到來時，這裏已然輝煌不再，但傳奇故事仍給他安排了一個角色，隻是他的高光時刻，在兩個銅疙瘩擺上櫃台時就迅速畫上了尾聲。店員在仔細檢查後發現，這兩個銅疙瘩的曆史至少有三千年之久，它們是周代貴族祭祀宴飲的禮器，其中一件是鼎，內部鑄有”叔作寶尊彝”的銘文；另一件是爵，鑄有”父癸”兩字銘文。根據兩年前頒布的《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一切現在地下遺存的文物，都屬國家所有”。這兩件文物被當即扣下，收歸國有。
“當時給了他一塊錢路費作為獎勵”，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空曠的展廳裏，辦公室主任陳國棟指著牆壁展板上的一張照片說道，那是一個典型老農民的形象，穿著鬆鬆垮垮的白襯衣，扶著一把鐵鍁站在黃土地上，脖子上青筋裸露，常年風吹日曬的粗糲麵頰上帶著茫然的笑容，讓人不禁想起多年前他挖出兩件文物時的模樣。同樣的表情也出現在發現秦陵兵馬俑和四川三星堆青銅麵具的當地農民臉上——曆史似乎就是喜歡找上這樣樸實困惑的麵孔，將喚醒過去的使命交到他們布滿老繭的手上。
▲陳列於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的施友照片。
“可惜你來晚了，幾個月前他剛剛去世，不然應該讓他本人給你講這個故事。”施友本人或許無法理解他無意間的發現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在博物館的解說詞中，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的發現被追溯到1945年。根據一種流傳的說法，一位名叫吳良材的業餘考古學家，出差途徑琉璃河時，在這裏搜集了一包古老的陶片，把它送到了著名的考古學家蘇秉琦手中。蘇秉琦通過對這些陶片的研究，認為這是處有價值的遺址。
“這些陶片後來也沒找到。但實際上，陶片也說明不了什麽問題。”博物館的研究人員李亮解釋說，隻要是古代有人類居住生活過的地方，幾乎都會發現陶片，這在考古學上是很普遍的事情，不能從中推斷說這裏有處很重要的遺址：”這就像是你挖出個杯子，頂多隻能說這地方有人住；但如果你挖出個王冠，嗯，那這地方就很可能是個宮殿了。”
施友發現兩件青銅器就像碰巧挖出的王冠一樣，對訓練有素的考古學家來說，它是曆史這位善耍詭計的慣犯在現場遺漏的關鍵物證，每個線索都可以引起層層推斷和聯想。鼎和爵這兩件三千年前貴族專享的器物，直接可以推斷出應該有貴族在這裏生活。貴族也不可能讓自己的宅邸孤零零地聳立在四麵無人的荒原上，按照中國古代的城市規劃，貴族應該居住在城市中。那麽這裏應該有座城市。
▲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
這條邏輯線看起來順理成章，指引的線頭——那兩件珍貴的青銅器——也已經發現。但還需要一雙敏銳的眼睛把它們串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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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一點”
被遺忘、被錯過的地下都城
視線隨著汽車的顛簸變得搖搖晃晃，目光所及，是一片拆遷中的農舍，隨處可見的斷磚碎瓦點綴著生長茂盛的莊稼地和灌木叢，就像新鮮出爐的古代廢墟——根據規劃，這裏將會建成一個考古遺址公園。盡管時過境遷，但一雙訓練有素的眼睛仍能認出當年的遺跡。
“這是當年我們發掘的灰坑，就是你們平常說的垃圾堆”，趙福生指著車子前方一個十字路口說道。這位年過七旬的考古學家身材高大、精神健旺，滿頭銀發剃成短短的毛寸，記憶力和表達能力就像身手一樣敏捷，哈哈大笑時讓車座都跟著一震。剛一上車，他就把雙腿舒服地盤在車座上——這是許多考古學者職業生涯中養成的習慣，在野外工作沒有馬紮或是板凳時，盤膝坐在地上就算是休息。他煙抽得也很凶，這是田野考古工作養成的另一個習慣，渾身散發的煙味能讓肆虐的蚊蟲被熏得退避三舍。
這個灰坑，或者說是古代垃圾堆，可以說是趙福生考古生涯的開始。48年前的深秋，他和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同學們一起來到琉璃河鎮，跟隨著名考古學家鄒衡進行發掘工作。那次發掘源於鄒衡的一個推想，他推斷這裏很可能是先秦時代一個重要的諸侯國，燕國最初的都城所在。
燕國如今聲名赫赫，幾乎每個中國人都聽過荊軻刺秦王的故事，荊軻的幕後主使正是燕國的太子丹。但除此之外，人們對燕國的所知便寥寥無幾。
司馬遷在撰寫《史記·燕召公世家》時就發現，燕國史料匱乏佚散、淆亂錯訛之處頗多，而且似乎倍受前代史家輕視，春秋時代史家左丘明在《左傳》中對燕國的記述屈指可數，《國語》中竟沒有專門的《燕語》，關於燕國的內容全部附記於他國的記載之內。當司馬遷敘述燕國早期曆史時，隻能用最簡略的筆法，講述武王伐紂之後，將自己的同姓同輩召公奭封於北燕。之後，隻能用一句”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一筆帶過。占據了燕國八百年曆史的三分之一，可以說是一片空白。
曆史記載的空白處，恰恰是考古學者大顯身手的領域。自1956年起，鄒衡就開始有意識地尋找燕國最初的都城。北京的盧溝橋、廣安門和陶然亭一帶，都曾被懷疑過是燕國最初的都城所在，但經過調查，又都被一一否決，那裏隻找到一些戰國時代的陶片。線索就這樣中斷了。直到1962年，北京市文物隊（北京市文物局的前身）的考古隊員蘇天鈞告知他，在琉璃河發現了一處遺址，希望他前去調查。這一次，他和三名學生在調查性試掘的探溝中找到了大量西周時期的陶片。盡管這一發現令人振奮，但顯然仍不足以證明這裏就是西周初期燕國的都城。
1972年，這片沉寂的遺址再次變得喧嚷起來。這一次，前來發掘的人員從最初的四個，變成了四十多個。而趙福生就是其中之一。
“你聽說過工農兵大學生嗎？我那會兒就是。本來大學應該一二年級先學基礎知識，到三、四年級再去實習。但我們那會兒要求對大學進行‘上、管、改’，由我們這些工農兵學員去管理大學、改造大學，要改造原先陳舊的教學模式。所以1972年9月，我們剛剛上了兩個月課，考古知識隻學到舊石器時代，就被拉到琉璃河這個地方進行實習了”，趙福生望著車窗外一掠而過的農田，發出坦率的大笑：”我們剛開始什麽也不會，也不知道，就會挖地，鄒衡先生讓我們挖哪兒，我們就挖兒，邊挖邊學，這叫‘在實踐中學習’。”
▲趙福生在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展板上1972年考古成員合影中指點當年的自己。
趙福生和他懵懂的同學們，就這樣亦步亦趨地跟隨著這位熟練的考古學家學習如何從泥土中解讀大地的年輪，尋找曆史拋灑在土中的物證，並從中找出足以證實推想的關鍵性證物。趙福生回憶當時曾發現過一片西周時期的陶製板瓦，下麵還有一個小圓鉤：”鄒衡很高興，告訴我們這是西周時期的板瓦，下麵的小鉤是瓦釘，瓦的另一頭有個小洞，正好鉤上。這是早期瓦的一個較典型的特征。我們在筆記本上把它的樣子畫下來，但那片瓦後來不知道哪兒去了”這塊失落的瓦片當然也是一塊物證，證明人類在這裏的居住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但這仍然並不能證明土下必定藏著一座被湮沒的地下都城。
這場懵懂卻不乏熱情的發掘，證明最大的一點就是時間究竟有多麽的狡黠：它可以把兩件關鍵性的物證托付給一個對其重要性一無所知的農民，又指引他陰錯陽差地把它們送到懂行的人手中；但同樣也是它，卻給這些熱情滿滿的年輕考古人連潑冷水。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這場發掘，最恰當的就是”差一點”。趙福生他們發掘的灰坑，距離這座地下都城的核心宮殿區和祭祀區都不過數十米之遙，但探挖的鏟子卻一再失之交臂。鄒衡在發掘前，自然也聽聞了八年前農民施友從菜窖裏挖出兩件青銅器的事情。因此，他特意帶領四五名學生在菜窖附近挖了條20米×0.5米的探溝，卻一無所獲。事實上，這條探溝隻要再向南多挖幾米，就會挖到大片燕國墓地。
最初的熱情，隨著天氣的轉冷，在一片又一片大同小異的陶片中逐漸降溫，興奮變成沮喪，沮喪又成了牢騷。艱苦的發掘條件更是雪上加霜。
“我們當時就住在那兒，董家林的一個大廟裏，當時是大隊所在地”，趙福生指著遠處一個正待拆除的房子，已經完全看不出是個廟宇模樣：”挖了好幾個月，也沒有挖出來有價值的東西。那會兒學生還得上課，就先撤走了。但是鄒衡先生憑其深厚的專業知識，認為這裏就是西周燕國的始封地，一定要保護好。並把這種意見通過當時北京大學軍管會上報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並上報國務院文教組，引起了北京市的重視。剩下的是北京市文物管理處考古人員被留下，五六個擠在一個通鋪上，晚上什麽也幹不了。天寒地凍，住在廟裏也沒有暖氣，也沒有暖爐，就隻有個火盆，還得自己砍柴燒火。廟裏沒有通電，就點個破煤油燈，熏得屋頂牆壁都黑了。那些人就在那兒罵鄒衡：老家夥，把我們坑到這個鬼地方來！”
鄒衡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一些人質疑他的判斷，甚至貼出大字報指控他欺上瞞下，故意將漢代遺址說成是西周遺址。轉機終於在1973年春天發生。但轉機的發現，就像當初兩件重要線索的青銅器一樣，同屬偶然。趙福生回憶道，那是因為開春時黃土坡修路，”在鐵路隧道南部的道路右側，發現了兩座墓葬，還發現了青銅器”，由此，北京市文物隊與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合作進行了一次全麵勘察發掘，發現了成片的西周墓葬。所有的疑惑和埋怨都渙然冰釋：”大家看見挖出東西來了，就都興奮了，不罵鄒衡先生了。”
但鄒衡此時已調離了琉璃河遺址發掘現場。直到多年後他回到這裏，那時，一切都已塵埃落定。
“令克侯於匽”
由青銅器指引的燕國都城
線索已經被串聯在一起，剩下的事情就是用充足的時間逐步消化這一巨大的發現。隨著發掘的逐步深入，重要的發現接踵而至。雕琢質樸的玉器、鑲嵌螺鈿的漆器，光潔的原始青瓷，輕輕叩擊還能聽到清越的聲音。
最重要的當然是青銅器。各種器物從祭祀的禮器到車馬輔件一應俱全。在一座標記為M253號的墓葬中，發現了迄今為止北京體量最大的青銅器。這尊青銅器是一件祭祀用的鼎，根據內壁鑄造的26字銘文，它屬於一位名叫堇的貴族。這位貴族受匽侯之命，前往西周的都城宗周，向太保貢獻食物，因此獲得了太保的賞賜，鑄造了這尊鼎。銘文中出現的”匽侯”即是燕國的國君；而太保，則被認為是受封燕國的召公或他的後代。
▲出土於西周燕都遺址M253號墓的堇鼎及其銘文：”匽侯命堇飴太保於宗周。庚申，太保賞堇貝，用作太子癸寶尊鼎。仲。”這篇銘文的另一個特點是，使用了”癸”這樣的”日名”。”日名”是商人以出生日幹支作為人名的一種命名方式。周人則不采用這種命名方法。堇鼎上出現了日名這一點，證明燕國當地的商人勢力很強大，周人也受到其影響。
堇鼎的銘文佐證了《史記索隱》中的記載：召公奭雖然受封於燕，但本人沒有就封，留在都城繼續輔佐王室，隻是派遣長子前往燕國。之後，召公奭長子一係世代繼承燕國君位，而他的次子則在京城繼任召公之位。琉璃河遺址作為燕國都城的地位已經毫無疑義。
1986年10月14日，最重要的發現開始正式發掘。那是一座標記為M1193號的龐大墓葬。令考古學者們震驚的是它的規製之高。在禮製等級嚴格的周代，這意味著墓葬的主人屬於王侯一級的煊赫人物，很有可能就是燕國的國君本人。但究竟是哪位國君，端賴墓葬中是否能找到帶有銘文記載的青銅器。
然而，這座墓葬已經多次被盜，最近一次被盜，甚至在土堆中間留下了一個3米多寬的盜洞。因此，究竟還能遺留下什麽文物，沒人說得清楚。
▲M1193號大墓平麵及四條所謂”墓道”解剖麵圖，出自《北京琉璃河1193號大墓發掘簡報》（《考古》1990年第1期）。這份報告將連同墓室四角的四條穴道稱為”墓道”，認為1193號大墓是一座擁有四條”墓道”的王侯級別大墓。但趙福生指出，這四條通往墓室的孔道從寬度、深度和剖麵來看，其實並非所謂”墓道”。”墓道”，即《左傳》中提到的”隧”，根據晉代杜預解釋：”闕地通路曰隧也。天子之棺，棺重禮大，尤須謹慎，去壙遠，而闕地通路，從遠地而漸邪下之。諸侯以下棺輕禮小，臨壙上而懸下之。故隧為王之葬禮，諸侯皆懸柩而下，故不得用隧”。墓道乃是天子葬禮專用，是放入棺槨和陪葬品的通道，因此洞口必須足夠寬。諸侯隻能使用沒有墓道的豎穴墓，但有用繩索將棺柩放入墓室的繩索溝。從M1193號大墓的平麵和剖麵圖可以看出，這四條穴道掛在墓壁上方，溝下還有數厘米的溝槽，因此它們並非墓道，而是下棺槨時牽拉繩索的繩索溝。M1193號大墓並非考古簡報中所稱的”有四條墓道的大型墓葬”，而是一座豎穴土坑墓。
發掘進入11月，凜冬將至，土地一旦封凍，就隻能放棄發掘，等待來年開春化凍再繼續進行。但時間這一次終於決定對這些艱苦工作的考古學者們青眼相加。就在準備停止發掘的前一天，負責墓底清理的考古人員，意外地從泥水中發現了兩件鏽蝕嚴重的青銅器，一件是罍，一件是盉。
兩個多月後，除鏽工作完成。器物內部的銘文顯現出來，立刻成為考古和曆史學界矚目的焦點。這一罍一盉中均刻有相同的43個字，盡管字數在周代青銅器中並不算多，但記載的內容卻極為關鍵。最關鍵的是其中的五個字：
“令克侯於匽”——（周王）命令姬克到燕地為諸侯。
至此，琉璃河遺址作為西周燕國始封都城的地位最終敲定。而M1193號大墓的主人，就是就封燕國的召公長子、燕國的第一代國君姬克。
“這些都是複製品，真的應該都在首都博物館”，趙福生俯身透過玻璃，看著裏麵的克盉和克罍哈哈大笑：”這些都是我安排的。”1995年8月，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當年參與發掘遺址的趙福生，成為博物館的第一任館長。他解釋說，博物館成立時，正是文物盜掘最猖獗的時候，而博物館的保衛力量卻很薄弱：”隻有幾個雇來的村民當保安，還有我這個半大老頭子。有人也建議我把克盉、克罍還有伯矩鬲之類的真品拿過來在這裏陳列，都讓我給拒絕回去了。要萬一人家來搶，我們護不住這些文物，就是天大的罪過。所以我幹脆就都用複製品——我那時在館裏溜達的時候，還真看見有不懷好意的人盯著展櫃裏的青銅器看來看去，一看見標牌上寫著‘複製品’，就走了。”
“這裏隻有這些粗陶器和土疙瘩是真家夥，沒人想搶這些東西”，趙福生向一個展櫃走去，那是一大塊黃土疙瘩。如果把它扔在路邊，不會有人多看它一眼，而現在，它陳列在玻璃展櫃裏，沐浴在柔和的射燈下，前麵的標識牌寫著”夯土標本”：”很不起眼是不是？但三千年前這座城市，就是用它夯築起來的。”
▲陳列在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的”夯土標本”。
考古最具魅力的地方，就是能從那些最平凡的事物中，發現它們蘊含的真正價值。在我們踏足而過的土地上，發現曆史遺留的蛛絲馬跡，就像站在時間與空間的交叉點上，能同時看到跨越數千年的不同時代，疊印在同一個地方。
“你進村的那條土路，差不多就是這座城市的城中心，路兩邊那些正在拆遷的房子，就是宮殿區的位置”，趙福生指著展板上的考古測繪圖，在現代人肉眼無法看到的地下遺址的圖示上，勾勒出地上現在的模樣：”你從那條路拐彎到博物館，就相當於是出城了。博物館外牆寫著‘西周燕都博物館’照壁，下麵就是原先的東城牆。”
地下之城就這樣與地上的村鎮相處了千百年，素未謀麵也互不相知。今天村民腳下的田地，就相當於三千年前古人頭頂的天空。土層層累積，蓋住了千年前的城市，直到它被一個挖菜窖的農民驚醒。於是過去和現在發生了聯係，讓博物館的參觀者可以想象自己正走在三千年前古人的頭頂。
“你現在站在的博物館的位置，是墓地。”
“殉人”
野蠻及其邁向文明的變革陣痛
站在博物館清冷的大廳裏，凝視墓穴中這兩位年輕受害者的遺骸，想象他們生命的最後時刻，多少會讓人心生寒意。
兩個男孩或許能猜到自己即將麵臨什麽。畢竟，有太多和他們一樣的少年男女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盡管他們一個十三歲，而另一個隻有九歲，本應有著屬於這個年齡少年的健康與活力。但他們年輕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了。他們被套上有生以來最奢侈的衣服（在那個年代，這可能更多意味著有衣服可穿），脖子掛上了石頭、貝殼和骨頭做成的項鏈，腰間配上了青銅短劍，在送葬的人群中顯得分外亮麗顯眼。
哀悼亡靈的莊嚴辭藻隨著煙火直上天穹，碩大的棺槨被放進早已挖好的墓穴中，就像是嵌在地下一般。安臥在裏麵的，就是他們即將要服侍的主人。在棺槨旁邊那個長方形的土坑，就是為他們準備的歸宿。他們最後感覺到的，就是一陣訓練有素的疾風從腦後襲來，穿過毛發、皮膚和脆弱的後枕骨，神經尚未來得及把劇痛告知大腦，身體就已迸散在塵土中了。
這兩名被殉葬的男孩屬於標號M53號墓。在同屬M53號墓的隨葬車馬坑裏，還有一具16歲的男性少年，被作為馭手殉葬在車馬旁邊。旁邊陳列的M52號墓也殉葬了一名15歲左右的少年。在同屬M53號墓的隨葬車馬坑裏，還有一具16歲的男性少年，被作為禦手殉葬在車馬旁邊。旁邊陳列的M52號墓也殉葬了一名15歲左右的少年。這一被標記為墓葬二區發掘出八座帶有人殉的墓葬，一共發現了12名人殉，除了一名女性外，都是未成年的青少年。
▲M53號墓。
人殉的曆史，長期以來都被曆代史家和文人避而不談。以活人為殉葬，唯有那些殘忍暴虐的君主和不開化的蠻夷才會為之。中國古代文士喜歡將上古三代想象成禮儀道德的典範時代，聖君賢王代代相傳。隻有少數文獻提及殉人這一行為。譬如《墨子·節葬》中提到”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詩經》中的《秦風·黃鳥》被認為是秦人哀慟三位良臣為秦穆公殉葬而死。但很少有人意識到以人殉葬是一種製度，更沒有人敢想象這一殘忍的製度在由聖君成湯建立的商代達到巔峰。1934年，安陽商代殷墟遺址發掘出四座大型陵墓，考古學家們震驚地發現自己麵對的是一座四千年前的大型屠殺現場：一行行頭蓋骨、一副副整齊排列的骨架。每一具屍骸上都有暴力的痕跡。絕大多數屍首分離，其中一具令人印象深刻的屍骨則被攔腰斬斷。1935年，更大規模的一場發掘發現了10座大墓，由此發現了更多的人殉。
▲M53號墓發掘現場。
這些商代的人殉，直到今天，隨著發掘的深入還在不斷被發現。1984年，一位考古學者在發掘中偶然找到一件商代用來烹煮食物的青銅甗，他驚訝地發現裏麵居然盛放著一顆頭骨。研究者們心懷善意地認為，這不過是某顆人殉的頭顱滾落在裏麵的緣故。但1999年，第二隻盛放頭骨的青銅甗被發現。這次，殷墟考古隊隊長唐際根和他的同事們決定對裏麵的頭骨進行檢驗：骨片有因加熱造成的鈣質流失。另一個震驚之處是，這枚頭骨屬於一個年僅15歲的女孩。
殷墟博物館裏這位慘遭人殉的15歲女孩，和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裏四位男性少年人殉之間，看似距離遙遠，時間也相隔了上百年之久，但這些受害者之間卻存在著一種特殊的聯係。而兩者之間的聯結點，就是商周易代的武王革命。
公元前1046年，周人及其同盟者，在周武王姬發的率領下，攻進商朝都城朝歌，殷商末代君主紂王受辛兵敗自焚而亡。商朝覆滅，周朝建立。武王革命一向被後世史家文人認為是以仁義之師征伐不仁暴政的典範。但關於這場革命的一份文獻《逸周書·世俘解》卻記載了一場大肆屠戮戰俘的慶功典禮：
“武王乃廢於紂矢惡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孝子鼎大師。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於郊號。武王乃夾於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縣首白畤，乃以先馘入燎於周廟。”
前朝紂王的上百名臣子被斷手斷足，俘獲的軍官、四十個小氏族的首領和他們的臣子也被殺死，他們的耳朵被割下，和紂王的首級以及被其他俘虜一齊被送往周人的宗廟祭祀。如此殘忍的對待戰敗的殷商臣子和戰俘，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似乎都與周武王仁義之師的千古芳名相悖。中國古代學者對這段記載或是避而不談，或是斥為偽作。但現代學者認為，這段記載很可能描述的是當時的真實情形。而周人這樣做的目的，也並非因為他們和被滅亡的商人一樣殘忍嗜殺，而是出於公正的對等原則，對商人犯下的罪行以血還血的同態複仇。
▲盛有人頭的青銅甗，出土於河南安陽殷墟遺址，現藏殷墟博物館。根據鑒定，這件青銅甗的出土地層屬於殷墟四期，也就是商代末期。
周人的國號”周”，與甲骨文中的”用”頗為相似，這一點並非巧合。”用”在商代甲骨文中的含義絕非今日中性的”使用”，而是”殺人祭祀”。《甲骨文合集》編號454正的一片甲骨就寫道：”貞勿佳，今日用羌”——占卜的結果不好，今天就殺羌人來祭祀吧。先秦史學者胡厚宣在統計了甲骨文卜辭中的數據後發現，僅以殷王武丁時代為例，一次”用”人就高達五百名奴隸。而在當時不得不屈服於”大邑商”的”小邦周”的周人，就是被商人用作祭祀的人牲來源之一。《帝王世紀》中記載”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為紂禦，紂烹為羹”並不僅僅是因為紂王生性殘忍。而是像那個不幸被商人俘獲、燔烝祭獻的少女一樣，是商人對待異族臣服者的一貫作風。
因此，當周武王在周人的宗廟前，將那些殷商的臣子、俘虜廢其手足，割耳祭獻時，他所做的，不過是讓這些劊子手們親自感受一下那些被他們虐殺的人牲和人殉的痛苦與絕望。這是以血還血的殘忍報複，但也是公正。一如對禮樂創造者周公追慕不已的孔子的那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為殺人祭祀暴虐製度受害者的周人，立朝伊始，便徹底地廢除了人殉製度。
“區分周人與商人墓葬的兩個最大特點，一是有沒有腰坑，二是有沒有人殉”，博物館研究人員李亮解釋說：”你現在看到的這些有人殉的墓葬，全是投降周人的殷遺民的墓葬。”
殷遺民是武王革命之後，鞏固新生政權麵臨的最大難題。作為戰敗者的殷遺民雖然表現出臣服之態，但他們的數量確實太過龐大，許多貴族手中仍然握有兵權。紂王之子武庚聯合殷商遺民發起的”武庚之亂”，甚至得到武王的兩個兄弟管叔和蔡叔的支持，成為西周初期的一場巨大的統治危機。
周人深知，這樣一股實力龐大的殷遺民力量的存在，誠為腹心之患。如果強製性命令他們移風易俗，斷絕商人沿用數百年的人殉製度，很可能會引起反叛，威脅新政權的統治。因此，周人不得不采取軟硬兼施的柔性手段，一麵以武力鎮壓殷遺民的反叛，一麵將殷人分而治之，將他們劃分給不同的周人封國，與周人同居一城，便於監視管理。同時，默許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己的習俗，包括人殉。但在周人的嚴厲監視下，他們再不能像過去一樣，動輒數以百計地殺人祭祀殉葬，隻能以象征性的人殉來固守自己的殷人的身份。直到逐漸被周人強大的禮樂文明所同化。
當自稱殷人之後的孔子由衷地讚頌周公製禮作樂，怒氣衝衝地斥責”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時，他體內祖先殺牲殉人的殘暴血液，早已被周人的禮樂文明滌蕩幹淨了。
在最初的公正而血腥的報複後，周人對投降的殷遺民仁德以待，博物館裏兩座墓葬的主人就是例子。M52的墓主人”複”和M53的墓主人”攸”都曾蒙燕侯賜予貝幣，攸還被特別賜予畫衣。在他們的陪葬坑中，分別擁有六駕和四駕的馬車，讓這些篤信鬼神的殷遺民可以繼續在他們想象的亡靈世界享受車馬代步的待遇。
當然，這些周人對殷遺民的仁德恩賜中，也包括那四名不幸的人殉——前朝的野蠻暴虐的餘毒需要時間來洗滌，而洗滌的過程中又難免產生新的犧牲者，他們是野蠻邁向文明的變革中的陣痛。
在三千年後看來，對野蠻的寬容本身就是對文明的犯罪。無論這寬容的限度有多小，造成的痛苦仍會赤裸裸地從地下浮現出來，給人以思考——在這裏，有一個貌似意味深長的細節，那就是M52號墓的主人複，這位下葬時躺在重錦畫棺中的殷遺民貴族自然是想永生不朽，但墓葬打開時他的骸骨早已朽爛成泥土，反倒是那名不幸的少年殉人，因為隻用竹席包裹，所以骨骼與泥土中的礦物質進行了交換，反而保存得非常完好。
這多少給人一種曆史有意諷刺的錯覺。但就在這座墳墓的旁邊，那位陪葬了兩名殉人的殷遺民攸卻屍骨完好，用兩個黑洞洞的窟窿對視著上方投來的目光。
“目前”
尋找最早北京的故事並未結束
首都博物館展廳，柔和的燈光下，西周燕都遺址出土的文物真品吸引著一雙雙好奇的目光。它們是三千年前一個國家都城在這裏創建的明證。它們被深埋在地下，鑲嵌在曆史的年輪裏，直到被一雙訓練有素的眼睛發現、解讀，揭開一段埋藏了三千年之久的曆史。
▲西周燕都遺址發掘出的伯矩鬲，又被稱為”牛頭鬲”，現收藏於首都博物館。
但這段曆史並未講完。琉璃河地區發現的遺址雖然已經被證實是燕國始封之地的國都，但這座都城僅僅存在了僅一、二百年的時間，便遭到廢棄。廢棄的原因至今不明。這座遺址最奇怪之處，是北城牆保存完好，但南城牆卻隻有斷斷續續的幾點護坡殘垣。
“你看，這上麵隻有幾個點，南城牆就隻剩下這麽點”，李亮用手指著圖示上的幾個模糊不清的點和虛線：”所以我們現在不知道這道城牆究竟有多寬，也不清楚它的走向究竟什麽樣的。我們現在猜想，它可能是被大石河衝毀了。而這場洪水，很有可能正是導致燕人放棄這個國都的原因。”
趙福生卻根據自己考古發掘時的發現，提出了不同的見解，在宮殿區發掘時，他發現了大量建築構件都有燒焦的痕跡。這證明這座宮殿應該曾被大火焚燒過：”這裏也許發生過動亂或是戰爭，所以才會著這麽大的火。但也有可能它夠倒黴，同時遇上外敵入侵和洪水，不得不棄城逃跑。”
西周燕都的曆史倏然終結，在這座國都被廢棄後，一些平民似乎還留在這個地方，但居住的痕跡隻延續到西周末期，便消失了。時間流逝，塵土堆積，遺址消失在地下，被人遺忘。新的移民來到這裏，建造屋舍、種植莊稼，修築城牆，然後又被廢墟。周而複始。直到有一天，一位農民在挖菜窖時挖出了兩個青銅器，抱著它們放在了琉璃廠文物商店的櫃台上。
但尋找北京最早城市的故事，並沒有在這片遺址上止步。在首都博物館陳列燕都遺址出土文物的展櫃兩旁，還陳列著從北京其他地方發掘出的青銅器。1977年，平穀縣劉家河的一位農民在村東水塘邊取土時，偶然發現了一批文物，這批文物有40多件，包括鑄造精湛的方鼎、圓鼎、鬲、盉等多件禮器，甚至還有臂釧、耳環和一串綠鬆石項鏈。通過研究發現，它們屬於比西周燕都更早的商代中期。
▲商代三羊銅罍，1977年北京平穀劉家河村出土。
“從這些發現的商代文物來看，或許應該換個更嚴謹地表述方式”，首都博物館副研究員馮好微笑著說：”應該加上一個‘目前’——西周燕都遺址是目前發現的北京最早的城市。或許在我們腳下的某一個地方，還存在著一座更古老的城市，等待著某一天被發現。”
（致謝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首都博物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原副所長、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前館長趙福生，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辦公室主任陳國棟，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業務部副主任李亮，首都博物館副研究員、保管部主任、策展人馮好，首都博物館國內合作與民族考古研究部主任譚曉玲）《創城記：北京
一座都城的誕生》專題將借四篇主文和一份書單，分別從周代燕國都城、漢代到晚唐五代的幽州、元大都和明清帝都四個維度展現北京的城市創建史。這是其中的第一篇，從周代燕國都城尋找最早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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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夏恩編輯羅東肖舒妍 李永博校對翟永軍吳興發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前世今生。一磚一瓦的壘砌，孕育了它的血肉；辛勞和汗水，賦予了它生命。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成為人類的摯愛，人們生於斯、長於斯、居於斯、死於斯，將自己的命運刻進城市的年輪之中。北京，現代中國的首都，帝國時代的京師，享受著萬眾敬仰的榮光，自然也有著獨一無二的創建史。它是先秦古國燕國的都城，號為燕都，春秋時代的金戈鐵馬，戰國的北地雄風，至今仍是響徹耳畔的傳奇，也是這座城市的創建之始與輝煌的起點。千年後，曆經數代滄桑，作為蒙元帝國這一世界帝國的大都，它屹立在輝煌的頂巔。來自世界各地的能工巧匠將它打造成舉世矚目的世界之都，接受那些跨山越海的慕名訪客們由衷的讚歎。明清兩代則延續了它傲視萬方的輝煌，通過持續不斷地建設和擴張，將這份輝煌一直傳遞到今天。
《創城記：北京
一座都城的誕生》專題將借四篇主文和一份書單，分別從周代燕國都城、漢代到晚唐五代的幽州、元大都和明清帝都四個維度展現北京的城市創建史。
這是其中的第一篇，從周代燕國都城尋找最早的北京。
土，大地的年輪。層層的塵土堆積，將過往的時代掩埋在地底，土層上又建造起新時代的造物。地上和地下，將現代與過去分隔開來。北京，地上，中國現代化的首都；地下，古老的曆史正在沉睡。很少有人意識到，今天最時髦的運動鞋踩過的堅實地麵下，在幾個世紀前，也曾有穿著嶄新草鞋的年輕腳步，在阡陌泥地上留下深淺不一的足印。而地上車水馬龍的喧囂吵嚷，或許正是在應和千百年前市聲的回響。但如今，那些足印和聲音，都靜靜地躺在地下，被一層又一層新的足印和聲音所掩蓋，地上變成地下，現代成為過去。
但有時，沉睡在地下的過去也會被驚醒。驚醒它的有可能隻是一把最平平無奇的鐵鍬，被一個一臉困惑的農民握在手裏。眼前的這兩坨生滿暗綠色銅鏽的銅疙瘩絕對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這位農民叫施友，北京房山琉璃河鎮黃土坡村的村民，他隻想挖個菜窖，卻不想挖出了這兩個奇怪的東西。此時盡管大躍進運動的熱浪逐漸消散，但村民們看到金屬物品的第一反應，還是田間地頭剛消失不久的一個個東倒西歪的土高爐。
於是，這兩塊誰也不認識的銅鏽疙瘩，在村裏幾個收購廢銅爛鐵的地方兜兜轉轉。如果它們就此被送進熔爐，在當時是順理成章的命運——青銅器學家程長新回憶自己1970年代在北京市文物工作隊負責文物搶救工作時，就曾從廢品回收站和有色金屬冶煉廠揀選出四件珍貴的戰國時期燕國青銅器。據北京市文物局在1980年代進行一項統計，在那段非常時期，僅從熔爐前搶救出的各類金屬文物就達到117噸。
幸運的是，這兩件銅疙瘩並未遭此厄運。一位見過世麵的村民告訴施友，距離村子五十公裏外的北京城裏，有個地方叫”文物商店”，那兒才是地裏挖出來的東西最該待的地方。於是，1964年初，施友把兩個銅疙瘩裝進袋子裏，一路顛簸地來到北京，並最終在琉璃廠找到了傳聞中的文物商店。
▲1964年琉璃河鎮黃土坡村村民施友發現的兩件青銅器中的一件：叔鼎，鼎內鑄有銘文”叔作寶尊彝”。
琉璃廠，曾經享譽世界的古玩交易市場，從弗利爾美術館中的商周鼎彝，到大英博物館中的明清禦窯珍品，如今全球頂級博物館中最引人矚目的中國古代藝術品，太半都曾在這裏經手出入，無數古玩書畫的傳奇故事在這裏流傳。
盡管當施友到來時，這裏已然輝煌不再，但傳奇故事仍給他安排了一個角色，隻是他的高光時刻，在兩個銅疙瘩擺上櫃台時就迅速畫上了尾聲。店員在仔細檢查後發現，這兩個銅疙瘩的曆史至少有三千年之久，它們是周代貴族祭祀宴飲的禮器，其中一件是鼎，內部鑄有”叔作寶尊彝”的銘文；另一件是爵，鑄有”父癸”兩字銘文。根據兩年前頒布的《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一切現在地下遺存的文物，都屬國家所有”。這兩件文物被當即扣下，收歸國有。
“當時給了他一塊錢路費作為獎勵”，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空曠的展廳裏，辦公室主任陳國棟指著牆壁展板上的一張照片說道，那是一個典型老農民的形象，穿著鬆鬆垮垮的白襯衣，扶著一把鐵鍁站在黃土地上，脖子上青筋裸露，常年風吹日曬的粗糲麵頰上帶著茫然的笑容，讓人不禁想起多年前他挖出兩件文物時的模樣。同樣的表情也出現在發現秦陵兵馬俑和四川三星堆青銅麵具的當地農民臉上——曆史似乎就是喜歡找上這樣樸實困惑的麵孔，將喚醒過去的使命交到他們布滿老繭的手上。
▲陳列於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的施友照片。
“可惜你來晚了，幾個月前他剛剛去世，不然應該讓他本人給你講這個故事。”施友本人或許無法理解他無意間的發現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在博物館的解說詞中，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的發現被追溯到1945年。根據一種流傳的說法，一位名叫吳良材的業餘考古學家，出差途徑琉璃河時，在這裏搜集了一包古老的陶片，把它送到了著名的考古學家蘇秉琦手中。蘇秉琦通過對這些陶片的研究，認為這是處有價值的遺址。
“這些陶片後來也沒找到。但實際上，陶片也說明不了什麽問題。”博物館的研究人員李亮解釋說，隻要是古代有人類居住生活過的地方，幾乎都會發現陶片，這在考古學上是很普遍的事情，不能從中推斷說這裏有處很重要的遺址：”這就像是你挖出個杯子，頂多隻能說這地方有人住；但如果你挖出個王冠，嗯，那這地方就很可能是個宮殿了。”
施友發現兩件青銅器就像碰巧挖出的王冠一樣，對訓練有素的考古學家來說，它是曆史這位善耍詭計的慣犯在現場遺漏的關鍵物證，每個線索都可以引起層層推斷和聯想。鼎和爵這兩件三千年前貴族專享的器物，直接可以推斷出應該有貴族在這裏生活。貴族也不可能讓自己的宅邸孤零零地聳立在四麵無人的荒原上，按照中國古代的城市規劃，貴族應該居住在城市中。那麽這裏應該有座城市。
▲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
這條邏輯線看起來順理成章，指引的線頭——那兩件珍貴的青銅器——也已經發現。但還需要一雙敏銳的眼睛把它們串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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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一點”
被遺忘、被錯過的地下都城
視線隨著汽車的顛簸變得搖搖晃晃，目光所及，是一片拆遷中的農舍，隨處可見的斷磚碎瓦點綴著生長茂盛的莊稼地和灌木叢，就像新鮮出爐的古代廢墟——根據規劃，這裏將會建成一個考古遺址公園。盡管時過境遷，但一雙訓練有素的眼睛仍能認出當年的遺跡。
“這是當年我們發掘的灰坑，就是你們平常說的垃圾堆”，趙福生指著車子前方一個十字路口說道。這位年過七旬的考古學家身材高大、精神健旺，滿頭銀發剃成短短的毛寸，記憶力和表達能力就像身手一樣敏捷，哈哈大笑時讓車座都跟著一震。剛一上車，他就把雙腿舒服地盤在車座上——這是許多考古學者職業生涯中養成的習慣，在野外工作沒有馬紮或是板凳時，盤膝坐在地上就算是休息。他煙抽得也很凶，這是田野考古工作養成的另一個習慣，渾身散發的煙味能讓肆虐的蚊蟲被熏得退避三舍。
這個灰坑，或者說是古代垃圾堆，可以說是趙福生考古生涯的開始。48年前的深秋，他和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同學們一起來到琉璃河鎮，跟隨著名考古學家鄒衡進行發掘工作。那次發掘源於鄒衡的一個推想，他推斷這裏很可能是先秦時代一個重要的諸侯國，燕國最初的都城所在。
燕國如今聲名赫赫，幾乎每個中國人都聽過荊軻刺秦王的故事，荊軻的幕後主使正是燕國的太子丹。但除此之外，人們對燕國的所知便寥寥無幾。
司馬遷在撰寫《史記·燕召公世家》時就發現，燕國史料匱乏佚散、淆亂錯訛之處頗多，而且似乎倍受前代史家輕視，春秋時代史家左丘明在《左傳》中對燕國的記述屈指可數，《國語》中竟沒有專門的《燕語》，關於燕國的內容全部附記於他國的記載之內。當司馬遷敘述燕國早期曆史時，隻能用最簡略的筆法，講述武王伐紂之後，將自己的同姓同輩召公奭封於北燕。之後，隻能用一句”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一筆帶過。占據了燕國八百年曆史的三分之一，可以說是一片空白。
曆史記載的空白處，恰恰是考古學者大顯身手的領域。自1956年起，鄒衡就開始有意識地尋找燕國最初的都城。北京的盧溝橋、廣安門和陶然亭一帶，都曾被懷疑過是燕國最初的都城所在，但經過調查，又都被一一否決，那裏隻找到一些戰國時代的陶片。線索就這樣中斷了。直到1962年，北京市文物隊（北京市文物局的前身）的考古隊員蘇天鈞告知他，在琉璃河發現了一處遺址，希望他前去調查。這一次，他和三名學生在調查性試掘的探溝中找到了大量西周時期的陶片。盡管這一發現令人振奮，但顯然仍不足以證明這裏就是西周初期燕國的都城。
1972年，這片沉寂的遺址再次變得喧嚷起來。這一次，前來發掘的人員從最初的四個，變成了四十多個。而趙福生就是其中之一。
“你聽說過工農兵大學生嗎？我那會兒就是。本來大學應該一二年級先學基礎知識，到三、四年級再去實習。但我們那會兒要求對大學進行‘上、管、改’，由我們這些工農兵學員去管理大學、改造大學，要改造原先陳舊的教學模式。所以1972年9月，我們剛剛上了兩個月課，考古知識隻學到舊石器時代，就被拉到琉璃河這個地方進行實習了”，趙福生望著車窗外一掠而過的農田，發出坦率的大笑：”我們剛開始什麽也不會，也不知道，就會挖地，鄒衡先生讓我們挖哪兒，我們就挖兒，邊挖邊學，這叫‘在實踐中學習’。”
▲趙福生在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展板上1972年考古成員合影中指點當年的自己。
趙福生和他懵懂的同學們，就這樣亦步亦趨地跟隨著這位熟練的考古學家學習如何從泥土中解讀大地的年輪，尋找曆史拋灑在土中的物證，並從中找出足以證實推想的關鍵性證物。趙福生回憶當時曾發現過一片西周時期的陶製板瓦，下麵還有一個小圓鉤：”鄒衡很高興，告訴我們這是西周時期的板瓦，下麵的小鉤是瓦釘，瓦的另一頭有個小洞，正好鉤上。這是早期瓦的一個較典型的特征。我們在筆記本上把它的樣子畫下來，但那片瓦後來不知道哪兒去了”這塊失落的瓦片當然也是一塊物證，證明人類在這裏的居住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但這仍然並不能證明土下必定藏著一座被湮沒的地下都城。
這場懵懂卻不乏熱情的發掘，證明最大的一點就是時間究竟有多麽的狡黠：它可以把兩件關鍵性的物證托付給一個對其重要性一無所知的農民，又指引他陰錯陽差地把它們送到懂行的人手中；但同樣也是它，卻給這些熱情滿滿的年輕考古人連潑冷水。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這場發掘，最恰當的就是”差一點”。趙福生他們發掘的灰坑，距離這座地下都城的核心宮殿區和祭祀區都不過數十米之遙，但探挖的鏟子卻一再失之交臂。鄒衡在發掘前，自然也聽聞了八年前農民施友從菜窖裏挖出兩件青銅器的事情。因此，他特意帶領四五名學生在菜窖附近挖了條20米×0.5米的探溝，卻一無所獲。事實上，這條探溝隻要再向南多挖幾米，就會挖到大片燕國墓地。
最初的熱情，隨著天氣的轉冷，在一片又一片大同小異的陶片中逐漸降溫，興奮變成沮喪，沮喪又成了牢騷。艱苦的發掘條件更是雪上加霜。
“我們當時就住在那兒，董家林的一個大廟裏，當時是大隊所在地”，趙福生指著遠處一個正待拆除的房子，已經完全看不出是個廟宇模樣：”挖了好幾個月，也沒有挖出來有價值的東西。那會兒學生還得上課，就先撤走了。但是鄒衡先生憑其深厚的專業知識，認為這裏就是西周燕國的始封地，一定要保護好。並把這種意見通過當時北京大學軍管會上報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並上報國務院文教組，引起了北京市的重視。剩下的是北京市文物管理處考古人員被留下，五六個擠在一個通鋪上，晚上什麽也幹不了。天寒地凍，住在廟裏也沒有暖氣，也沒有暖爐，就隻有個火盆，還得自己砍柴燒火。廟裏沒有通電，就點個破煤油燈，熏得屋頂牆壁都黑了。那些人就在那兒罵鄒衡：老家夥，把我們坑到這個鬼地方來！”
鄒衡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一些人質疑他的判斷，甚至貼出大字報指控他欺上瞞下，故意將漢代遺址說成是西周遺址。轉機終於在1973年春天發生。但轉機的發現，就像當初兩件重要線索的青銅器一樣，同屬偶然。趙福生回憶道，那是因為開春時黃土坡修路，”在鐵路隧道南部的道路右側，發現了兩座墓葬，還發現了青銅器”，由此，北京市文物隊與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合作進行了一次全麵勘察發掘，發現了成片的西周墓葬。所有的疑惑和埋怨都渙然冰釋：”大家看見挖出東西來了，就都興奮了，不罵鄒衡先生了。”
但鄒衡此時已調離了琉璃河遺址發掘現場。直到多年後他回到這裏，那時，一切都已塵埃落定。
“令克侯於匽”
由青銅器指引的燕國都城
線索已經被串聯在一起，剩下的事情就是用充足的時間逐步消化這一巨大的發現。隨著發掘的逐步深入，重要的發現接踵而至。雕琢質樸的玉器、鑲嵌螺鈿的漆器，光潔的原始青瓷，輕輕叩擊還能聽到清越的聲音。
最重要的當然是青銅器。各種器物從祭祀的禮器到車馬輔件一應俱全。在一座標記為M253號的墓葬中，發現了迄今為止北京體量最大的青銅器。這尊青銅器是一件祭祀用的鼎，根據內壁鑄造的26字銘文，它屬於一位名叫堇的貴族。這位貴族受匽侯之命，前往西周的都城宗周，向太保貢獻食物，因此獲得了太保的賞賜，鑄造了這尊鼎。銘文中出現的”匽侯”即是燕國的國君；而太保，則被認為是受封燕國的召公或他的後代。
▲出土於西周燕都遺址M253號墓的堇鼎及其銘文：”匽侯命堇飴太保於宗周。庚申，太保賞堇貝，用作太子癸寶尊鼎。仲。”這篇銘文的另一個特點是，使用了”癸”這樣的”日名”。”日名”是商人以出生日幹支作為人名的一種命名方式。周人則不采用這種命名方法。堇鼎上出現了日名這一點，證明燕國當地的商人勢力很強大，周人也受到其影響。
堇鼎的銘文佐證了《史記索隱》中的記載：召公奭雖然受封於燕，但本人沒有就封，留在都城繼續輔佐王室，隻是派遣長子前往燕國。之後，召公奭長子一係世代繼承燕國君位，而他的次子則在京城繼任召公之位。琉璃河遺址作為燕國都城的地位已經毫無疑義。
1986年10月14日，最重要的發現開始正式發掘。那是一座標記為M1193號的龐大墓葬。令考古學者們震驚的是它的規製之高。在禮製等級嚴格的周代，這意味著墓葬的主人屬於王侯一級的煊赫人物，很有可能就是燕國的國君本人。但究竟是哪位國君，端賴墓葬中是否能找到帶有銘文記載的青銅器。
然而，這座墓葬已經多次被盜，最近一次被盜，甚至在土堆中間留下了一個3米多寬的盜洞。因此，究竟還能遺留下什麽文物，沒人說得清楚。
▲M1193號大墓平麵及四條所謂”墓道”解剖麵圖，出自《北京琉璃河1193號大墓發掘簡報》（《考古》1990年第1期）。這份報告將連同墓室四角的四條穴道稱為”墓道”，認為1193號大墓是一座擁有四條”墓道”的王侯級別大墓。但趙福生指出，這四條通往墓室的孔道從寬度、深度和剖麵來看，其實並非所謂”墓道”。”墓道”，即《左傳》中提到的”隧”，根據晉代杜預解釋：”闕地通路曰隧也。天子之棺，棺重禮大，尤須謹慎，去壙遠，而闕地通路，從遠地而漸邪下之。諸侯以下棺輕禮小，臨壙上而懸下之。故隧為王之葬禮，諸侯皆懸柩而下，故不得用隧”。墓道乃是天子葬禮專用，是放入棺槨和陪葬品的通道，因此洞口必須足夠寬。諸侯隻能使用沒有墓道的豎穴墓，但有用繩索將棺柩放入墓室的繩索溝。從M1193號大墓的平麵和剖麵圖可以看出，這四條穴道掛在墓壁上方，溝下還有數厘米的溝槽，因此它們並非墓道，而是下棺槨時牽拉繩索的繩索溝。M1193號大墓並非考古簡報中所稱的”有四條墓道的大型墓葬”，而是一座豎穴土坑墓。
發掘進入11月，凜冬將至，土地一旦封凍，就隻能放棄發掘，等待來年開春化凍再繼續進行。但時間這一次終於決定對這些艱苦工作的考古學者們青眼相加。就在準備停止發掘的前一天，負責墓底清理的考古人員，意外地從泥水中發現了兩件鏽蝕嚴重的青銅器，一件是罍，一件是盉。
兩個多月後，除鏽工作完成。器物內部的銘文顯現出來，立刻成為考古和曆史學界矚目的焦點。這一罍一盉中均刻有相同的43個字，盡管字數在周代青銅器中並不算多，但記載的內容卻極為關鍵。最關鍵的是其中的五個字：
“令克侯於匽”——（周王）命令姬克到燕地為諸侯。
至此，琉璃河遺址作為西周燕國始封都城的地位最終敲定。而M1193號大墓的主人，就是就封燕國的召公長子、燕國的第一代國君姬克。
“這些都是複製品，真的應該都在首都博物館”，趙福生俯身透過玻璃，看著裏麵的克盉和克罍哈哈大笑：”這些都是我安排的。”1995年8月，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當年參與發掘遺址的趙福生，成為博物館的第一任館長。他解釋說，博物館成立時，正是文物盜掘最猖獗的時候，而博物館的保衛力量卻很薄弱：”隻有幾個雇來的村民當保安，還有我這個半大老頭子。有人也建議我把克盉、克罍還有伯矩鬲之類的真品拿過來在這裏陳列，都讓我給拒絕回去了。要萬一人家來搶，我們護不住這些文物，就是天大的罪過。所以我幹脆就都用複製品——我那時在館裏溜達的時候，還真看見有不懷好意的人盯著展櫃裏的青銅器看來看去，一看見標牌上寫著‘複製品’，就走了。”
“這裏隻有這些粗陶器和土疙瘩是真家夥，沒人想搶這些東西”，趙福生向一個展櫃走去，那是一大塊黃土疙瘩。如果把它扔在路邊，不會有人多看它一眼，而現在，它陳列在玻璃展櫃裏，沐浴在柔和的射燈下，前麵的標識牌寫著”夯土標本”：”很不起眼是不是？但三千年前這座城市，就是用它夯築起來的。”
▲陳列在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的”夯土標本”。
考古最具魅力的地方，就是能從那些最平凡的事物中，發現它們蘊含的真正價值。在我們踏足而過的土地上，發現曆史遺留的蛛絲馬跡，就像站在時間與空間的交叉點上，能同時看到跨越數千年的不同時代，疊印在同一個地方。
“你進村的那條土路，差不多就是這座城市的城中心，路兩邊那些正在拆遷的房子，就是宮殿區的位置”，趙福生指著展板上的考古測繪圖，在現代人肉眼無法看到的地下遺址的圖示上，勾勒出地上現在的模樣：”你從那條路拐彎到博物館，就相當於是出城了。博物館外牆寫著‘西周燕都博物館’照壁，下麵就是原先的東城牆。”
地下之城就這樣與地上的村鎮相處了千百年，素未謀麵也互不相知。今天村民腳下的田地，就相當於三千年前古人頭頂的天空。土層層累積，蓋住了千年前的城市，直到它被一個挖菜窖的農民驚醒。於是過去和現在發生了聯係，讓博物館的參觀者可以想象自己正走在三千年前古人的頭頂。
“你現在站在的博物館的位置，是墓地。”
“殉人”
野蠻及其邁向文明的變革陣痛
站在博物館清冷的大廳裏，凝視墓穴中這兩位年輕受害者的遺骸，想象他們生命的最後時刻，多少會讓人心生寒意。
兩個男孩或許能猜到自己即將麵臨什麽。畢竟，有太多和他們一樣的少年男女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盡管他們一個十三歲，而另一個隻有九歲，本應有著屬於這個年齡少年的健康與活力。但他們年輕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了。他們被套上有生以來最奢侈的衣服（在那個年代，這可能更多意味著有衣服可穿），脖子掛上了石頭、貝殼和骨頭做成的項鏈，腰間配上了青銅短劍，在送葬的人群中顯得分外亮麗顯眼。
哀悼亡靈的莊嚴辭藻隨著煙火直上天穹，碩大的棺槨被放進早已挖好的墓穴中，就像是嵌在地下一般。安臥在裏麵的，就是他們即將要服侍的主人。在棺槨旁邊那個長方形的土坑，就是為他們準備的歸宿。他們最後感覺到的，就是一陣訓練有素的疾風從腦後襲來，穿過毛發、皮膚和脆弱的後枕骨，神經尚未來得及把劇痛告知大腦，身體就已迸散在塵土中了。
這兩名被殉葬的男孩屬於標號M53號墓。在同屬M53號墓的隨葬車馬坑裏，還有一具16歲的男性少年，被作為馭手殉葬在車馬旁邊。旁邊陳列的M52號墓也殉葬了一名15歲左右的少年。在同屬M53號墓的隨葬車馬坑裏，還有一具16歲的男性少年，被作為禦手殉葬在車馬旁邊。旁邊陳列的M52號墓也殉葬了一名15歲左右的少年。這一被標記為墓葬二區發掘出八座帶有人殉的墓葬，一共發現了12名人殉，除了一名女性外，都是未成年的青少年。
▲M53號墓。
人殉的曆史，長期以來都被曆代史家和文人避而不談。以活人為殉葬，唯有那些殘忍暴虐的君主和不開化的蠻夷才會為之。中國古代文士喜歡將上古三代想象成禮儀道德的典範時代，聖君賢王代代相傳。隻有少數文獻提及殉人這一行為。譬如《墨子·節葬》中提到”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詩經》中的《秦風·黃鳥》被認為是秦人哀慟三位良臣為秦穆公殉葬而死。但很少有人意識到以人殉葬是一種製度，更沒有人敢想象這一殘忍的製度在由聖君成湯建立的商代達到巔峰。1934年，安陽商代殷墟遺址發掘出四座大型陵墓，考古學家們震驚地發現自己麵對的是一座四千年前的大型屠殺現場：一行行頭蓋骨、一副副整齊排列的骨架。每一具屍骸上都有暴力的痕跡。絕大多數屍首分離，其中一具令人印象深刻的屍骨則被攔腰斬斷。1935年，更大規模的一場發掘發現了10座大墓，由此發現了更多的人殉。
▲M53號墓發掘現場。
這些商代的人殉，直到今天，隨著發掘的深入還在不斷被發現。1984年，一位考古學者在發掘中偶然找到一件商代用來烹煮食物的青銅甗，他驚訝地發現裏麵居然盛放著一顆頭骨。研究者們心懷善意地認為，這不過是某顆人殉的頭顱滾落在裏麵的緣故。但1999年，第二隻盛放頭骨的青銅甗被發現。這次，殷墟考古隊隊長唐際根和他的同事們決定對裏麵的頭骨進行檢驗：骨片有因加熱造成的鈣質流失。另一個震驚之處是，這枚頭骨屬於一個年僅15歲的女孩。
殷墟博物館裏這位慘遭人殉的15歲女孩，和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裏四位男性少年人殉之間，看似距離遙遠，時間也相隔了上百年之久，但這些受害者之間卻存在著一種特殊的聯係。而兩者之間的聯結點，就是商周易代的武王革命。
公元前1046年，周人及其同盟者，在周武王姬發的率領下，攻進商朝都城朝歌，殷商末代君主紂王受辛兵敗自焚而亡。商朝覆滅，周朝建立。武王革命一向被後世史家文人認為是以仁義之師征伐不仁暴政的典範。但關於這場革命的一份文獻《逸周書·世俘解》卻記載了一場大肆屠戮戰俘的慶功典禮：
“武王乃廢於紂矢惡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孝子鼎大師。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於郊號。武王乃夾於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縣首白畤，乃以先馘入燎於周廟。”
前朝紂王的上百名臣子被斷手斷足，俘獲的軍官、四十個小氏族的首領和他們的臣子也被殺死，他們的耳朵被割下，和紂王的首級以及被其他俘虜一齊被送往周人的宗廟祭祀。如此殘忍的對待戰敗的殷商臣子和戰俘，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似乎都與周武王仁義之師的千古芳名相悖。中國古代學者對這段記載或是避而不談，或是斥為偽作。但現代學者認為，這段記載很可能描述的是當時的真實情形。而周人這樣做的目的，也並非因為他們和被滅亡的商人一樣殘忍嗜殺，而是出於公正的對等原則，對商人犯下的罪行以血還血的同態複仇。
▲盛有人頭的青銅甗，出土於河南安陽殷墟遺址，現藏殷墟博物館。根據鑒定，這件青銅甗的出土地層屬於殷墟四期，也就是商代末期。
周人的國號”周”，與甲骨文中的”用”頗為相似，這一點並非巧合。”用”在商代甲骨文中的含義絕非今日中性的”使用”，而是”殺人祭祀”。《甲骨文合集》編號454正的一片甲骨就寫道：”貞勿佳，今日用羌”——占卜的結果不好，今天就殺羌人來祭祀吧。先秦史學者胡厚宣在統計了甲骨文卜辭中的數據後發現，僅以殷王武丁時代為例，一次”用”人就高達五百名奴隸。而在當時不得不屈服於”大邑商”的”小邦周”的周人，就是被商人用作祭祀的人牲來源之一。《帝王世紀》中記載”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為紂禦，紂烹為羹”並不僅僅是因為紂王生性殘忍。而是像那個不幸被商人俘獲、燔烝祭獻的少女一樣，是商人對待異族臣服者的一貫作風。
因此，當周武王在周人的宗廟前，將那些殷商的臣子、俘虜廢其手足，割耳祭獻時，他所做的，不過是讓這些劊子手們親自感受一下那些被他們虐殺的人牲和人殉的痛苦與絕望。這是以血還血的殘忍報複，但也是公正。一如對禮樂創造者周公追慕不已的孔子的那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為殺人祭祀暴虐製度受害者的周人，立朝伊始，便徹底地廢除了人殉製度。
“區分周人與商人墓葬的兩個最大特點，一是有沒有腰坑，二是有沒有人殉”，博物館研究人員李亮解釋說：”你現在看到的這些有人殉的墓葬，全是投降周人的殷遺民的墓葬。”
殷遺民是武王革命之後，鞏固新生政權麵臨的最大難題。作為戰敗者的殷遺民雖然表現出臣服之態，但他們的數量確實太過龐大，許多貴族手中仍然握有兵權。紂王之子武庚聯合殷商遺民發起的”武庚之亂”，甚至得到武王的兩個兄弟管叔和蔡叔的支持，成為西周初期的一場巨大的統治危機。
周人深知，這樣一股實力龐大的殷遺民力量的存在，誠為腹心之患。如果強製性命令他們移風易俗，斷絕商人沿用數百年的人殉製度，很可能會引起反叛，威脅新政權的統治。因此，周人不得不采取軟硬兼施的柔性手段，一麵以武力鎮壓殷遺民的反叛，一麵將殷人分而治之，將他們劃分給不同的周人封國，與周人同居一城，便於監視管理。同時，默許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己的習俗，包括人殉。但在周人的嚴厲監視下，他們再不能像過去一樣，動輒數以百計地殺人祭祀殉葬，隻能以象征性的人殉來固守自己的殷人的身份。直到逐漸被周人強大的禮樂文明所同化。
當自稱殷人之後的孔子由衷地讚頌周公製禮作樂，怒氣衝衝地斥責”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時，他體內祖先殺牲殉人的殘暴血液，早已被周人的禮樂文明滌蕩幹淨了。
在最初的公正而血腥的報複後，周人對投降的殷遺民仁德以待，博物館裏兩座墓葬的主人就是例子。M52的墓主人”複”和M53的墓主人”攸”都曾蒙燕侯賜予貝幣，攸還被特別賜予畫衣。在他們的陪葬坑中，分別擁有六駕和四駕的馬車，讓這些篤信鬼神的殷遺民可以繼續在他們想象的亡靈世界享受車馬代步的待遇。
當然，這些周人對殷遺民的仁德恩賜中，也包括那四名不幸的人殉——前朝的野蠻暴虐的餘毒需要時間來洗滌，而洗滌的過程中又難免產生新的犧牲者，他們是野蠻邁向文明的變革中的陣痛。
在三千年後看來，對野蠻的寬容本身就是對文明的犯罪。無論這寬容的限度有多小，造成的痛苦仍會赤裸裸地從地下浮現出來，給人以思考——在這裏，有一個貌似意味深長的細節，那就是M52號墓的主人複，這位下葬時躺在重錦畫棺中的殷遺民貴族自然是想永生不朽，但墓葬打開時他的骸骨早已朽爛成泥土，反倒是那名不幸的少年殉人，因為隻用竹席包裹，所以骨骼與泥土中的礦物質進行了交換，反而保存得非常完好。
這多少給人一種曆史有意諷刺的錯覺。但就在這座墳墓的旁邊，那位陪葬了兩名殉人的殷遺民攸卻屍骨完好，用兩個黑洞洞的窟窿對視著上方投來的目光。
“目前”
尋找最早北京的故事並未結束
首都博物館展廳，柔和的燈光下，西周燕都遺址出土的文物真品吸引著一雙雙好奇的目光。它們是三千年前一個國家都城在這裏創建的明證。它們被深埋在地下，鑲嵌在曆史的年輪裏，直到被一雙訓練有素的眼睛發現、解讀，揭開一段埋藏了三千年之久的曆史。
▲西周燕都遺址發掘出的伯矩鬲，又被稱為”牛頭鬲”，現收藏於首都博物館。
但這段曆史並未講完。琉璃河地區發現的遺址雖然已經被證實是燕國始封之地的國都，但這座都城僅僅存在了僅一、二百年的時間，便遭到廢棄。廢棄的原因至今不明。這座遺址最奇怪之處，是北城牆保存完好，但南城牆卻隻有斷斷續續的幾點護坡殘垣。
“你看，這上麵隻有幾個點，南城牆就隻剩下這麽點”，李亮用手指著圖示上的幾個模糊不清的點和虛線：”所以我們現在不知道這道城牆究竟有多寬，也不清楚它的走向究竟什麽樣的。我們現在猜想，它可能是被大石河衝毀了。而這場洪水，很有可能正是導致燕人放棄這個國都的原因。”
趙福生卻根據自己考古發掘時的發現，提出了不同的見解，在宮殿區發掘時，他發現了大量建築構件都有燒焦的痕跡。這證明這座宮殿應該曾被大火焚燒過：”這裏也許發生過動亂或是戰爭，所以才會著這麽大的火。但也有可能它夠倒黴，同時遇上外敵入侵和洪水，不得不棄城逃跑。”
西周燕都的曆史倏然終結，在這座國都被廢棄後，一些平民似乎還留在這個地方，但居住的痕跡隻延續到西周末期，便消失了。時間流逝，塵土堆積，遺址消失在地下，被人遺忘。新的移民來到這裏，建造屋舍、種植莊稼，修築城牆，然後又被廢墟。周而複始。直到有一天，一位農民在挖菜窖時挖出了兩個青銅器，抱著它們放在了琉璃廠文物商店的櫃台上。
但尋找北京最早城市的故事，並沒有在這片遺址上止步。在首都博物館陳列燕都遺址出土文物的展櫃兩旁，還陳列著從北京其他地方發掘出的青銅器。1977年，平穀縣劉家河的一位農民在村東水塘邊取土時，偶然發現了一批文物，這批文物有40多件，包括鑄造精湛的方鼎、圓鼎、鬲、盉等多件禮器，甚至還有臂釧、耳環和一串綠鬆石項鏈。通過研究發現，它們屬於比西周燕都更早的商代中期。
▲商代三羊銅罍，1977年北京平穀劉家河村出土。
“從這些發現的商代文物來看，或許應該換個更嚴謹地表述方式”，首都博物館副研究員馮好微笑著說：”應該加上一個‘目前’——西周燕都遺址是目前發現的北京最早的城市。或許在我們腳下的某一個地方，還存在著一座更古老的城市，等待著某一天被發現。”
（致謝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首都博物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原副所長、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前館長趙福生，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辦公室主任陳國棟，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業務部副主任李亮，首都博物館副研究員、保管部主任、策展人馮好，首都博物館國內合作與民族考古研究部主任譚曉玲）《創城記：北京
一座都城的誕生》專題將借四篇主文和一份書單，分別從周代燕國都城、漢代到晚唐五代的幽州、元大都和明清帝都四個維度展現北京的城市創建史。這是其中的第一篇，從周代燕國都城尋找最早的北京。
全文11869字，閱讀約需23.5分鍾
文/李夏恩編輯羅東肖舒妍 李永博校對翟永軍吳興發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前世今生。一磚一瓦的壘砌，孕育了它的血肉；辛勞和汗水，賦予了它生命。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成為人類的摯愛，人們生於斯、長於斯、居於斯、死於斯，將自己的命運刻進城市的年輪之中。北京，現代中國的首都，帝國時代的京師，享受著萬眾敬仰的榮光，自然也有著獨一無二的創建史。它是先秦古國燕國的都城，號為燕都，春秋時代的金戈鐵馬，戰國的北地雄風，至今仍是響徹耳畔的傳奇，也是這座城市的創建之始與輝煌的起點。千年後，曆經數代滄桑，作為蒙元帝國這一世界帝國的大都，它屹立在輝煌的頂巔。來自世界各地的能工巧匠將它打造成舉世矚目的世界之都，接受那些跨山越海的慕名訪客們由衷的讚歎。明清兩代則延續了它傲視萬方的輝煌，通過持續不斷地建設和擴張，將這份輝煌一直傳遞到今天。
《創城記：北京
一座都城的誕生》專題將借四篇主文和一份書單，分別從周代燕國都城、漢代到晚唐五代的幽州、元大都和明清帝都四個維度展現北京的城市創建史。
這是其中的第一篇，從周代燕國都城尋找最早的北京。
土，大地的年輪。層層的塵土堆積，將過往的時代掩埋在地底，土層上又建造起新時代的造物。地上和地下，將現代與過去分隔開來。北京，地上，中國現代化的首都；地下，古老的曆史正在沉睡。很少有人意識到，今天最時髦的運動鞋踩過的堅實地麵下，在幾個世紀前，也曾有穿著嶄新草鞋的年輕腳步，在阡陌泥地上留下深淺不一的足印。而地上車水馬龍的喧囂吵嚷，或許正是在應和千百年前市聲的回響。但如今，那些足印和聲音，都靜靜地躺在地下，被一層又一層新的足印和聲音所掩蓋，地上變成地下，現代成為過去。
但有時，沉睡在地下的過去也會被驚醒。驚醒它的有可能隻是一把最平平無奇的鐵鍬，被一個一臉困惑的農民握在手裏。眼前的這兩坨生滿暗綠色銅鏽的銅疙瘩絕對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這位農民叫施友，北京房山琉璃河鎮黃土坡村的村民，他隻想挖個菜窖，卻不想挖出了這兩個奇怪的東西。此時盡管大躍進運動的熱浪逐漸消散，但村民們看到金屬物品的第一反應，還是田間地頭剛消失不久的一個個東倒西歪的土高爐。
於是，這兩塊誰也不認識的銅鏽疙瘩，在村裏幾個收購廢銅爛鐵的地方兜兜轉轉。如果它們就此被送進熔爐，在當時是順理成章的命運——青銅器學家程長新回憶自己1970年代在北京市文物工作隊負責文物搶救工作時，就曾從廢品回收站和有色金屬冶煉廠揀選出四件珍貴的戰國時期燕國青銅器。據北京市文物局在1980年代進行一項統計，在那段非常時期，僅從熔爐前搶救出的各類金屬文物就達到117噸。
幸運的是，這兩件銅疙瘩並未遭此厄運。一位見過世麵的村民告訴施友，距離村子五十公裏外的北京城裏，有個地方叫”文物商店”，那兒才是地裏挖出來的東西最該待的地方。於是，1964年初，施友把兩個銅疙瘩裝進袋子裏，一路顛簸地來到北京，並最終在琉璃廠找到了傳聞中的文物商店。
▲1964年琉璃河鎮黃土坡村村民施友發現的兩件青銅器中的一件：叔鼎，鼎內鑄有銘文”叔作寶尊彝”。
琉璃廠，曾經享譽世界的古玩交易市場，從弗利爾美術館中的商周鼎彝，到大英博物館中的明清禦窯珍品，如今全球頂級博物館中最引人矚目的中國古代藝術品，太半都曾在這裏經手出入，無數古玩書畫的傳奇故事在這裏流傳。
盡管當施友到來時，這裏已然輝煌不再，但傳奇故事仍給他安排了一個角色，隻是他的高光時刻，在兩個銅疙瘩擺上櫃台時就迅速畫上了尾聲。店員在仔細檢查後發現，這兩個銅疙瘩的曆史至少有三千年之久，它們是周代貴族祭祀宴飲的禮器，其中一件是鼎，內部鑄有”叔作寶尊彝”的銘文；另一件是爵，鑄有”父癸”兩字銘文。根據兩年前頒布的《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一切現在地下遺存的文物，都屬國家所有”。這兩件文物被當即扣下，收歸國有。
“當時給了他一塊錢路費作為獎勵”，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空曠的展廳裏，辦公室主任陳國棟指著牆壁展板上的一張照片說道，那是一個典型老農民的形象，穿著鬆鬆垮垮的白襯衣，扶著一把鐵鍁站在黃土地上，脖子上青筋裸露，常年風吹日曬的粗糲麵頰上帶著茫然的笑容，讓人不禁想起多年前他挖出兩件文物時的模樣。同樣的表情也出現在發現秦陵兵馬俑和四川三星堆青銅麵具的當地農民臉上——曆史似乎就是喜歡找上這樣樸實困惑的麵孔，將喚醒過去的使命交到他們布滿老繭的手上。
▲陳列於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的施友照片。
“可惜你來晚了，幾個月前他剛剛去世，不然應該讓他本人給你講這個故事。”施友本人或許無法理解他無意間的發現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在博物館的解說詞中，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的發現被追溯到1945年。根據一種流傳的說法，一位名叫吳良材的業餘考古學家，出差途徑琉璃河時，在這裏搜集了一包古老的陶片，把它送到了著名的考古學家蘇秉琦手中。蘇秉琦通過對這些陶片的研究，認為這是處有價值的遺址。
“這些陶片後來也沒找到。但實際上，陶片也說明不了什麽問題。”博物館的研究人員李亮解釋說，隻要是古代有人類居住生活過的地方，幾乎都會發現陶片，這在考古學上是很普遍的事情，不能從中推斷說這裏有處很重要的遺址：”這就像是你挖出個杯子，頂多隻能說這地方有人住；但如果你挖出個王冠，嗯，那這地方就很可能是個宮殿了。”
施友發現兩件青銅器就像碰巧挖出的王冠一樣，對訓練有素的考古學家來說，它是曆史這位善耍詭計的慣犯在現場遺漏的關鍵物證，每個線索都可以引起層層推斷和聯想。鼎和爵這兩件三千年前貴族專享的器物，直接可以推斷出應該有貴族在這裏生活。貴族也不可能讓自己的宅邸孤零零地聳立在四麵無人的荒原上，按照中國古代的城市規劃，貴族應該居住在城市中。那麽這裏應該有座城市。
▲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
這條邏輯線看起來順理成章，指引的線頭——那兩件珍貴的青銅器——也已經發現。但還需要一雙敏銳的眼睛把它們串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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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一點”
被遺忘、被錯過的地下都城
視線隨著汽車的顛簸變得搖搖晃晃，目光所及，是一片拆遷中的農舍，隨處可見的斷磚碎瓦點綴著生長茂盛的莊稼地和灌木叢，就像新鮮出爐的古代廢墟——根據規劃，這裏將會建成一個考古遺址公園。盡管時過境遷，但一雙訓練有素的眼睛仍能認出當年的遺跡。
“這是當年我們發掘的灰坑，就是你們平常說的垃圾堆”，趙福生指著車子前方一個十字路口說道。這位年過七旬的考古學家身材高大、精神健旺，滿頭銀發剃成短短的毛寸，記憶力和表達能力就像身手一樣敏捷，哈哈大笑時讓車座都跟著一震。剛一上車，他就把雙腿舒服地盤在車座上——這是許多考古學者職業生涯中養成的習慣，在野外工作沒有馬紮或是板凳時，盤膝坐在地上就算是休息。他煙抽得也很凶，這是田野考古工作養成的另一個習慣，渾身散發的煙味能讓肆虐的蚊蟲被熏得退避三舍。
這個灰坑，或者說是古代垃圾堆，可以說是趙福生考古生涯的開始。48年前的深秋，他和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同學們一起來到琉璃河鎮，跟隨著名考古學家鄒衡進行發掘工作。那次發掘源於鄒衡的一個推想，他推斷這裏很可能是先秦時代一個重要的諸侯國，燕國最初的都城所在。
燕國如今聲名赫赫，幾乎每個中國人都聽過荊軻刺秦王的故事，荊軻的幕後主使正是燕國的太子丹。但除此之外，人們對燕國的所知便寥寥無幾。
司馬遷在撰寫《史記·燕召公世家》時就發現，燕國史料匱乏佚散、淆亂錯訛之處頗多，而且似乎倍受前代史家輕視，春秋時代史家左丘明在《左傳》中對燕國的記述屈指可數，《國語》中竟沒有專門的《燕語》，關於燕國的內容全部附記於他國的記載之內。當司馬遷敘述燕國早期曆史時，隻能用最簡略的筆法，講述武王伐紂之後，將自己的同姓同輩召公奭封於北燕。之後，隻能用一句”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一筆帶過。占據了燕國八百年曆史的三分之一，可以說是一片空白。
曆史記載的空白處，恰恰是考古學者大顯身手的領域。自1956年起，鄒衡就開始有意識地尋找燕國最初的都城。北京的盧溝橋、廣安門和陶然亭一帶，都曾被懷疑過是燕國最初的都城所在，但經過調查，又都被一一否決，那裏隻找到一些戰國時代的陶片。線索就這樣中斷了。直到1962年，北京市文物隊（北京市文物局的前身）的考古隊員蘇天鈞告知他，在琉璃河發現了一處遺址，希望他前去調查。這一次，他和三名學生在調查性試掘的探溝中找到了大量西周時期的陶片。盡管這一發現令人振奮，但顯然仍不足以證明這裏就是西周初期燕國的都城。
1972年，這片沉寂的遺址再次變得喧嚷起來。這一次，前來發掘的人員從最初的四個，變成了四十多個。而趙福生就是其中之一。
“你聽說過工農兵大學生嗎？我那會兒就是。本來大學應該一二年級先學基礎知識，到三、四年級再去實習。但我們那會兒要求對大學進行‘上、管、改’，由我們這些工農兵學員去管理大學、改造大學，要改造原先陳舊的教學模式。所以1972年9月，我們剛剛上了兩個月課，考古知識隻學到舊石器時代，就被拉到琉璃河這個地方進行實習了”，趙福生望著車窗外一掠而過的農田，發出坦率的大笑：”我們剛開始什麽也不會，也不知道，就會挖地，鄒衡先生讓我們挖哪兒，我們就挖兒，邊挖邊學，這叫‘在實踐中學習’。”
▲趙福生在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展板上1972年考古成員合影中指點當年的自己。
趙福生和他懵懂的同學們，就這樣亦步亦趨地跟隨著這位熟練的考古學家學習如何從泥土中解讀大地的年輪，尋找曆史拋灑在土中的物證，並從中找出足以證實推想的關鍵性證物。趙福生回憶當時曾發現過一片西周時期的陶製板瓦，下麵還有一個小圓鉤：”鄒衡很高興，告訴我們這是西周時期的板瓦，下麵的小鉤是瓦釘，瓦的另一頭有個小洞，正好鉤上。這是早期瓦的一個較典型的特征。我們在筆記本上把它的樣子畫下來，但那片瓦後來不知道哪兒去了”這塊失落的瓦片當然也是一塊物證，證明人類在這裏的居住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但這仍然並不能證明土下必定藏著一座被湮沒的地下都城。
這場懵懂卻不乏熱情的發掘，證明最大的一點就是時間究竟有多麽的狡黠：它可以把兩件關鍵性的物證托付給一個對其重要性一無所知的農民，又指引他陰錯陽差地把它們送到懂行的人手中；但同樣也是它，卻給這些熱情滿滿的年輕考古人連潑冷水。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這場發掘，最恰當的就是”差一點”。趙福生他們發掘的灰坑，距離這座地下都城的核心宮殿區和祭祀區都不過數十米之遙，但探挖的鏟子卻一再失之交臂。鄒衡在發掘前，自然也聽聞了八年前農民施友從菜窖裏挖出兩件青銅器的事情。因此，他特意帶領四五名學生在菜窖附近挖了條20米×0.5米的探溝，卻一無所獲。事實上，這條探溝隻要再向南多挖幾米，就會挖到大片燕國墓地。
最初的熱情，隨著天氣的轉冷，在一片又一片大同小異的陶片中逐漸降溫，興奮變成沮喪，沮喪又成了牢騷。艱苦的發掘條件更是雪上加霜。
“我們當時就住在那兒，董家林的一個大廟裏，當時是大隊所在地”，趙福生指著遠處一個正待拆除的房子，已經完全看不出是個廟宇模樣：”挖了好幾個月，也沒有挖出來有價值的東西。那會兒學生還得上課，就先撤走了。但是鄒衡先生憑其深厚的專業知識，認為這裏就是西周燕國的始封地，一定要保護好。並把這種意見通過當時北京大學軍管會上報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並上報國務院文教組，引起了北京市的重視。剩下的是北京市文物管理處考古人員被留下，五六個擠在一個通鋪上，晚上什麽也幹不了。天寒地凍，住在廟裏也沒有暖氣，也沒有暖爐，就隻有個火盆，還得自己砍柴燒火。廟裏沒有通電，就點個破煤油燈，熏得屋頂牆壁都黑了。那些人就在那兒罵鄒衡：老家夥，把我們坑到這個鬼地方來！”
鄒衡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一些人質疑他的判斷，甚至貼出大字報指控他欺上瞞下，故意將漢代遺址說成是西周遺址。轉機終於在1973年春天發生。但轉機的發現，就像當初兩件重要線索的青銅器一樣，同屬偶然。趙福生回憶道，那是因為開春時黃土坡修路，”在鐵路隧道南部的道路右側，發現了兩座墓葬，還發現了青銅器”，由此，北京市文物隊與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合作進行了一次全麵勘察發掘，發現了成片的西周墓葬。所有的疑惑和埋怨都渙然冰釋：”大家看見挖出東西來了，就都興奮了，不罵鄒衡先生了。”
但鄒衡此時已調離了琉璃河遺址發掘現場。直到多年後他回到這裏，那時，一切都已塵埃落定。
“令克侯於匽”
由青銅器指引的燕國都城
線索已經被串聯在一起，剩下的事情就是用充足的時間逐步消化這一巨大的發現。隨著發掘的逐步深入，重要的發現接踵而至。雕琢質樸的玉器、鑲嵌螺鈿的漆器，光潔的原始青瓷，輕輕叩擊還能聽到清越的聲音。
最重要的當然是青銅器。各種器物從祭祀的禮器到車馬輔件一應俱全。在一座標記為M253號的墓葬中，發現了迄今為止北京體量最大的青銅器。這尊青銅器是一件祭祀用的鼎，根據內壁鑄造的26字銘文，它屬於一位名叫堇的貴族。這位貴族受匽侯之命，前往西周的都城宗周，向太保貢獻食物，因此獲得了太保的賞賜，鑄造了這尊鼎。銘文中出現的”匽侯”即是燕國的國君；而太保，則被認為是受封燕國的召公或他的後代。
▲出土於西周燕都遺址M253號墓的堇鼎及其銘文：”匽侯命堇飴太保於宗周。庚申，太保賞堇貝，用作太子癸寶尊鼎。仲。”這篇銘文的另一個特點是，使用了”癸”這樣的”日名”。”日名”是商人以出生日幹支作為人名的一種命名方式。周人則不采用這種命名方法。堇鼎上出現了日名這一點，證明燕國當地的商人勢力很強大，周人也受到其影響。
堇鼎的銘文佐證了《史記索隱》中的記載：召公奭雖然受封於燕，但本人沒有就封，留在都城繼續輔佐王室，隻是派遣長子前往燕國。之後，召公奭長子一係世代繼承燕國君位，而他的次子則在京城繼任召公之位。琉璃河遺址作為燕國都城的地位已經毫無疑義。
1986年10月14日，最重要的發現開始正式發掘。那是一座標記為M1193號的龐大墓葬。令考古學者們震驚的是它的規製之高。在禮製等級嚴格的周代，這意味著墓葬的主人屬於王侯一級的煊赫人物，很有可能就是燕國的國君本人。但究竟是哪位國君，端賴墓葬中是否能找到帶有銘文記載的青銅器。
然而，這座墓葬已經多次被盜，最近一次被盜，甚至在土堆中間留下了一個3米多寬的盜洞。因此，究竟還能遺留下什麽文物，沒人說得清楚。
▲M1193號大墓平麵及四條所謂”墓道”解剖麵圖，出自《北京琉璃河1193號大墓發掘簡報》（《考古》1990年第1期）。這份報告將連同墓室四角的四條穴道稱為”墓道”，認為1193號大墓是一座擁有四條”墓道”的王侯級別大墓。但趙福生指出，這四條通往墓室的孔道從寬度、深度和剖麵來看，其實並非所謂”墓道”。”墓道”，即《左傳》中提到的”隧”，根據晉代杜預解釋：”闕地通路曰隧也。天子之棺，棺重禮大，尤須謹慎，去壙遠，而闕地通路，從遠地而漸邪下之。諸侯以下棺輕禮小，臨壙上而懸下之。故隧為王之葬禮，諸侯皆懸柩而下，故不得用隧”。墓道乃是天子葬禮專用，是放入棺槨和陪葬品的通道，因此洞口必須足夠寬。諸侯隻能使用沒有墓道的豎穴墓，但有用繩索將棺柩放入墓室的繩索溝。從M1193號大墓的平麵和剖麵圖可以看出，這四條穴道掛在墓壁上方，溝下還有數厘米的溝槽，因此它們並非墓道，而是下棺槨時牽拉繩索的繩索溝。M1193號大墓並非考古簡報中所稱的”有四條墓道的大型墓葬”，而是一座豎穴土坑墓。
發掘進入11月，凜冬將至，土地一旦封凍，就隻能放棄發掘，等待來年開春化凍再繼續進行。但時間這一次終於決定對這些艱苦工作的考古學者們青眼相加。就在準備停止發掘的前一天，負責墓底清理的考古人員，意外地從泥水中發現了兩件鏽蝕嚴重的青銅器，一件是罍，一件是盉。
兩個多月後，除鏽工作完成。器物內部的銘文顯現出來，立刻成為考古和曆史學界矚目的焦點。這一罍一盉中均刻有相同的43個字，盡管字數在周代青銅器中並不算多，但記載的內容卻極為關鍵。最關鍵的是其中的五個字：
“令克侯於匽”——（周王）命令姬克到燕地為諸侯。
至此，琉璃河遺址作為西周燕國始封都城的地位最終敲定。而M1193號大墓的主人，就是就封燕國的召公長子、燕國的第一代國君姬克。
“這些都是複製品，真的應該都在首都博物館”，趙福生俯身透過玻璃，看著裏麵的克盉和克罍哈哈大笑：”這些都是我安排的。”1995年8月，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當年參與發掘遺址的趙福生，成為博物館的第一任館長。他解釋說，博物館成立時，正是文物盜掘最猖獗的時候，而博物館的保衛力量卻很薄弱：”隻有幾個雇來的村民當保安，還有我這個半大老頭子。有人也建議我把克盉、克罍還有伯矩鬲之類的真品拿過來在這裏陳列，都讓我給拒絕回去了。要萬一人家來搶，我們護不住這些文物，就是天大的罪過。所以我幹脆就都用複製品——我那時在館裏溜達的時候，還真看見有不懷好意的人盯著展櫃裏的青銅器看來看去，一看見標牌上寫著‘複製品’，就走了。”
“這裏隻有這些粗陶器和土疙瘩是真家夥，沒人想搶這些東西”，趙福生向一個展櫃走去，那是一大塊黃土疙瘩。如果把它扔在路邊，不會有人多看它一眼，而現在，它陳列在玻璃展櫃裏，沐浴在柔和的射燈下，前麵的標識牌寫著”夯土標本”：”很不起眼是不是？但三千年前這座城市，就是用它夯築起來的。”
▲陳列在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的”夯土標本”。
考古最具魅力的地方，就是能從那些最平凡的事物中，發現它們蘊含的真正價值。在我們踏足而過的土地上，發現曆史遺留的蛛絲馬跡，就像站在時間與空間的交叉點上，能同時看到跨越數千年的不同時代，疊印在同一個地方。
“你進村的那條土路，差不多就是這座城市的城中心，路兩邊那些正在拆遷的房子，就是宮殿區的位置”，趙福生指著展板上的考古測繪圖，在現代人肉眼無法看到的地下遺址的圖示上，勾勒出地上現在的模樣：”你從那條路拐彎到博物館，就相當於是出城了。博物館外牆寫著‘西周燕都博物館’照壁，下麵就是原先的東城牆。”
地下之城就這樣與地上的村鎮相處了千百年，素未謀麵也互不相知。今天村民腳下的田地，就相當於三千年前古人頭頂的天空。土層層累積，蓋住了千年前的城市，直到它被一個挖菜窖的農民驚醒。於是過去和現在發生了聯係，讓博物館的參觀者可以想象自己正走在三千年前古人的頭頂。
“你現在站在的博物館的位置，是墓地。”
“殉人”
野蠻及其邁向文明的變革陣痛
站在博物館清冷的大廳裏，凝視墓穴中這兩位年輕受害者的遺骸，想象他們生命的最後時刻，多少會讓人心生寒意。
兩個男孩或許能猜到自己即將麵臨什麽。畢竟，有太多和他們一樣的少年男女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盡管他們一個十三歲，而另一個隻有九歲，本應有著屬於這個年齡少年的健康與活力。但他們年輕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了。他們被套上有生以來最奢侈的衣服（在那個年代，這可能更多意味著有衣服可穿），脖子掛上了石頭、貝殼和骨頭做成的項鏈，腰間配上了青銅短劍，在送葬的人群中顯得分外亮麗顯眼。
哀悼亡靈的莊嚴辭藻隨著煙火直上天穹，碩大的棺槨被放進早已挖好的墓穴中，就像是嵌在地下一般。安臥在裏麵的，就是他們即將要服侍的主人。在棺槨旁邊那個長方形的土坑，就是為他們準備的歸宿。他們最後感覺到的，就是一陣訓練有素的疾風從腦後襲來，穿過毛發、皮膚和脆弱的後枕骨，神經尚未來得及把劇痛告知大腦，身體就已迸散在塵土中了。
這兩名被殉葬的男孩屬於標號M53號墓。在同屬M53號墓的隨葬車馬坑裏，還有一具16歲的男性少年，被作為馭手殉葬在車馬旁邊。旁邊陳列的M52號墓也殉葬了一名15歲左右的少年。在同屬M53號墓的隨葬車馬坑裏，還有一具16歲的男性少年，被作為禦手殉葬在車馬旁邊。旁邊陳列的M52號墓也殉葬了一名15歲左右的少年。這一被標記為墓葬二區發掘出八座帶有人殉的墓葬，一共發現了12名人殉，除了一名女性外，都是未成年的青少年。
▲M53號墓。
人殉的曆史，長期以來都被曆代史家和文人避而不談。以活人為殉葬，唯有那些殘忍暴虐的君主和不開化的蠻夷才會為之。中國古代文士喜歡將上古三代想象成禮儀道德的典範時代，聖君賢王代代相傳。隻有少數文獻提及殉人這一行為。譬如《墨子·節葬》中提到”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詩經》中的《秦風·黃鳥》被認為是秦人哀慟三位良臣為秦穆公殉葬而死。但很少有人意識到以人殉葬是一種製度，更沒有人敢想象這一殘忍的製度在由聖君成湯建立的商代達到巔峰。1934年，安陽商代殷墟遺址發掘出四座大型陵墓，考古學家們震驚地發現自己麵對的是一座四千年前的大型屠殺現場：一行行頭蓋骨、一副副整齊排列的骨架。每一具屍骸上都有暴力的痕跡。絕大多數屍首分離，其中一具令人印象深刻的屍骨則被攔腰斬斷。1935年，更大規模的一場發掘發現了10座大墓，由此發現了更多的人殉。
▲M53號墓發掘現場。
這些商代的人殉，直到今天，隨著發掘的深入還在不斷被發現。1984年，一位考古學者在發掘中偶然找到一件商代用來烹煮食物的青銅甗，他驚訝地發現裏麵居然盛放著一顆頭骨。研究者們心懷善意地認為，這不過是某顆人殉的頭顱滾落在裏麵的緣故。但1999年，第二隻盛放頭骨的青銅甗被發現。這次，殷墟考古隊隊長唐際根和他的同事們決定對裏麵的頭骨進行檢驗：骨片有因加熱造成的鈣質流失。另一個震驚之處是，這枚頭骨屬於一個年僅15歲的女孩。
殷墟博物館裏這位慘遭人殉的15歲女孩，和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裏四位男性少年人殉之間，看似距離遙遠，時間也相隔了上百年之久，但這些受害者之間卻存在著一種特殊的聯係。而兩者之間的聯結點，就是商周易代的武王革命。
公元前1046年，周人及其同盟者，在周武王姬發的率領下，攻進商朝都城朝歌，殷商末代君主紂王受辛兵敗自焚而亡。商朝覆滅，周朝建立。武王革命一向被後世史家文人認為是以仁義之師征伐不仁暴政的典範。但關於這場革命的一份文獻《逸周書·世俘解》卻記載了一場大肆屠戮戰俘的慶功典禮：
“武王乃廢於紂矢惡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孝子鼎大師。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於郊號。武王乃夾於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縣首白畤，乃以先馘入燎於周廟。”
前朝紂王的上百名臣子被斷手斷足，俘獲的軍官、四十個小氏族的首領和他們的臣子也被殺死，他們的耳朵被割下，和紂王的首級以及被其他俘虜一齊被送往周人的宗廟祭祀。如此殘忍的對待戰敗的殷商臣子和戰俘，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似乎都與周武王仁義之師的千古芳名相悖。中國古代學者對這段記載或是避而不談，或是斥為偽作。但現代學者認為，這段記載很可能描述的是當時的真實情形。而周人這樣做的目的，也並非因為他們和被滅亡的商人一樣殘忍嗜殺，而是出於公正的對等原則，對商人犯下的罪行以血還血的同態複仇。
▲盛有人頭的青銅甗，出土於河南安陽殷墟遺址，現藏殷墟博物館。根據鑒定，這件青銅甗的出土地層屬於殷墟四期，也就是商代末期。
周人的國號”周”，與甲骨文中的”用”頗為相似，這一點並非巧合。”用”在商代甲骨文中的含義絕非今日中性的”使用”，而是”殺人祭祀”。《甲骨文合集》編號454正的一片甲骨就寫道：”貞勿佳，今日用羌”——占卜的結果不好，今天就殺羌人來祭祀吧。先秦史學者胡厚宣在統計了甲骨文卜辭中的數據後發現，僅以殷王武丁時代為例，一次”用”人就高達五百名奴隸。而在當時不得不屈服於”大邑商”的”小邦周”的周人，就是被商人用作祭祀的人牲來源之一。《帝王世紀》中記載”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為紂禦，紂烹為羹”並不僅僅是因為紂王生性殘忍。而是像那個不幸被商人俘獲、燔烝祭獻的少女一樣，是商人對待異族臣服者的一貫作風。
因此，當周武王在周人的宗廟前，將那些殷商的臣子、俘虜廢其手足，割耳祭獻時，他所做的，不過是讓這些劊子手們親自感受一下那些被他們虐殺的人牲和人殉的痛苦與絕望。這是以血還血的殘忍報複，但也是公正。一如對禮樂創造者周公追慕不已的孔子的那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為殺人祭祀暴虐製度受害者的周人，立朝伊始，便徹底地廢除了人殉製度。
“區分周人與商人墓葬的兩個最大特點，一是有沒有腰坑，二是有沒有人殉”，博物館研究人員李亮解釋說：”你現在看到的這些有人殉的墓葬，全是投降周人的殷遺民的墓葬。”
殷遺民是武王革命之後，鞏固新生政權麵臨的最大難題。作為戰敗者的殷遺民雖然表現出臣服之態，但他們的數量確實太過龐大，許多貴族手中仍然握有兵權。紂王之子武庚聯合殷商遺民發起的”武庚之亂”，甚至得到武王的兩個兄弟管叔和蔡叔的支持，成為西周初期的一場巨大的統治危機。
周人深知，這樣一股實力龐大的殷遺民力量的存在，誠為腹心之患。如果強製性命令他們移風易俗，斷絕商人沿用數百年的人殉製度，很可能會引起反叛，威脅新政權的統治。因此，周人不得不采取軟硬兼施的柔性手段，一麵以武力鎮壓殷遺民的反叛，一麵將殷人分而治之，將他們劃分給不同的周人封國，與周人同居一城，便於監視管理。同時，默許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己的習俗，包括人殉。但在周人的嚴厲監視下，他們再不能像過去一樣，動輒數以百計地殺人祭祀殉葬，隻能以象征性的人殉來固守自己的殷人的身份。直到逐漸被周人強大的禮樂文明所同化。
當自稱殷人之後的孔子由衷地讚頌周公製禮作樂，怒氣衝衝地斥責”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時，他體內祖先殺牲殉人的殘暴血液，早已被周人的禮樂文明滌蕩幹淨了。
在最初的公正而血腥的報複後，周人對投降的殷遺民仁德以待，博物館裏兩座墓葬的主人就是例子。M52的墓主人”複”和M53的墓主人”攸”都曾蒙燕侯賜予貝幣，攸還被特別賜予畫衣。在他們的陪葬坑中，分別擁有六駕和四駕的馬車，讓這些篤信鬼神的殷遺民可以繼續在他們想象的亡靈世界享受車馬代步的待遇。
當然，這些周人對殷遺民的仁德恩賜中，也包括那四名不幸的人殉——前朝的野蠻暴虐的餘毒需要時間來洗滌，而洗滌的過程中又難免產生新的犧牲者，他們是野蠻邁向文明的變革中的陣痛。
在三千年後看來，對野蠻的寬容本身就是對文明的犯罪。無論這寬容的限度有多小，造成的痛苦仍會赤裸裸地從地下浮現出來，給人以思考——在這裏，有一個貌似意味深長的細節，那就是M52號墓的主人複，這位下葬時躺在重錦畫棺中的殷遺民貴族自然是想永生不朽，但墓葬打開時他的骸骨早已朽爛成泥土，反倒是那名不幸的少年殉人，因為隻用竹席包裹，所以骨骼與泥土中的礦物質進行了交換，反而保存得非常完好。
這多少給人一種曆史有意諷刺的錯覺。但就在這座墳墓的旁邊，那位陪葬了兩名殉人的殷遺民攸卻屍骨完好，用兩個黑洞洞的窟窿對視著上方投來的目光。
“目前”
尋找最早北京的故事並未結束
首都博物館展廳，柔和的燈光下，西周燕都遺址出土的文物真品吸引著一雙雙好奇的目光。它們是三千年前一個國家都城在這裏創建的明證。它們被深埋在地下，鑲嵌在曆史的年輪裏，直到被一雙訓練有素的眼睛發現、解讀，揭開一段埋藏了三千年之久的曆史。
▲西周燕都遺址發掘出的伯矩鬲，又被稱為”牛頭鬲”，現收藏於首都博物館。
但這段曆史並未講完。琉璃河地區發現的遺址雖然已經被證實是燕國始封之地的國都，但這座都城僅僅存在了僅一、二百年的時間，便遭到廢棄。廢棄的原因至今不明。這座遺址最奇怪之處，是北城牆保存完好，但南城牆卻隻有斷斷續續的幾點護坡殘垣。
“你看，這上麵隻有幾個點，南城牆就隻剩下這麽點”，李亮用手指著圖示上的幾個模糊不清的點和虛線：”所以我們現在不知道這道城牆究竟有多寬，也不清楚它的走向究竟什麽樣的。我們現在猜想，它可能是被大石河衝毀了。而這場洪水，很有可能正是導致燕人放棄這個國都的原因。”
趙福生卻根據自己考古發掘時的發現，提出了不同的見解，在宮殿區發掘時，他發現了大量建築構件都有燒焦的痕跡。這證明這座宮殿應該曾被大火焚燒過：”這裏也許發生過動亂或是戰爭，所以才會著這麽大的火。但也有可能它夠倒黴，同時遇上外敵入侵和洪水，不得不棄城逃跑。”
西周燕都的曆史倏然終結，在這座國都被廢棄後，一些平民似乎還留在這個地方，但居住的痕跡隻延續到西周末期，便消失了。時間流逝，塵土堆積，遺址消失在地下，被人遺忘。新的移民來到這裏，建造屋舍、種植莊稼，修築城牆，然後又被廢墟。周而複始。直到有一天，一位農民在挖菜窖時挖出了兩個青銅器，抱著它們放在了琉璃廠文物商店的櫃台上。
但尋找北京最早城市的故事，並沒有在這片遺址上止步。在首都博物館陳列燕都遺址出土文物的展櫃兩旁，還陳列著從北京其他地方發掘出的青銅器。1977年，平穀縣劉家河的一位農民在村東水塘邊取土時，偶然發現了一批文物，這批文物有40多件，包括鑄造精湛的方鼎、圓鼎、鬲、盉等多件禮器，甚至還有臂釧、耳環和一串綠鬆石項鏈。通過研究發現，它們屬於比西周燕都更早的商代中期。
▲商代三羊銅罍，1977年北京平穀劉家河村出土。
“從這些發現的商代文物來看，或許應該換個更嚴謹地表述方式”，首都博物館副研究員馮好微笑著說：”應該加上一個‘目前’——西周燕都遺址是目前發現的北京最早的城市。或許在我們腳下的某一個地方，還存在著一座更古老的城市，等待著某一天被發現。”
（致謝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首都博物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原副所長、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前館長趙福生，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辦公室主任陳國棟，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業務部副主任李亮，首都博物館副研究員、保管部主任、策展人馮好，首都博物館國內合作與民族考古研究部主任譚曉玲）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北京最古老秘密：你腳下的地麵 是3千年前他們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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