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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女星李香蘭百年:與張愛玲罕見合影曝光 李香蘭:再也不願當外國人 山口雪莉:取悅美國人的日本女人 加米拉:站在被壓迫者那一邊

傳奇女星李香蘭百年:與張愛玲罕見合影曝光
李香蘭:再也不願當外國人
山口雪莉:取悅美國人的日本女人
加米拉:站在被壓迫者那一邊

1939年,李香蘭在日本兵庫縣西宮市演唱歌曲。 (資料圖/圖)

2020年,恰逢傳奇女星李香蘭誕辰一百周年。2014年9月7日,李香蘭走完了她94年不平凡的人生。

李香蘭的前半生和中國緊密相連。在自傳《此生名為李香蘭》的後記裏,李香蘭有過這樣的表述:盡管我的半生被看作是動蕩不安的半生,但實際上,我隻不過是在“限定”的條件下,竭力完成了“被限定”的角色而已。

縱觀李香蘭的一生,是一長串名字的分身。可以簡單概括如下:本名山口淑子的她在東北與北平以中國人的身份長大成人。早年作為致力於在偽滿洲國電影機構“滿映”的專屬演員,拍攝了一係列推行日本殖民主義宣傳的電影。1945年日本戰敗後,以漢奸罪被審判,但因為日本人的身份被無罪釋放,遣送回國。回日本後的山口淑子繼續其演藝事業,先後赴好萊塢、香港拍攝電影。1958年,嫁給外交官大鷹弘後,冠夫姓成為大鷹淑子,並息影。之後在大富電視台做過五年電視節目主持人。1974年,應時任首相田中角榮邀請參選眾議院議員,連任18年。日後積極推動中日友好、解決慰安婦等戰時問題。

在中文媒體上,李香蘭的一生被概括為從“文化漢奸”到“親華派”,一個糾纏在中日之間的靈魂。李香蘭已經成為一個大眾神話,她的中國經曆被改編成電視劇、歌曲、音樂劇、小說,然而,在傳奇化敘述背後,李香蘭的更多麵向有待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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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香蘭:再也不願當外國人
山口雪莉:取悅美國人的日本女人
加米拉:站在被壓迫者那一邊

1940年,當時身份是“滿洲電影協會”演員的李香蘭在北京留影。 (視覺中國/圖)

 

 

李香蘭:再也不願當外國人

1946年2月29日,李香蘭登上被遣送回日本的輪船。發動機響起,她突然聽到船上的收音機正在播放她演唱的《夜來香》的旋律。李香蘭潸然淚下。

關於李香蘭的中國歲月,一個最大的謎團或許是:為什麽李香蘭一直沒有明確向外界公布自己的國籍身份。

1938年,李香蘭第一次踏上祖國日本的土地,身著旗袍的她和中國友人說著中國話,在出示護照時遭到警官的質問:“你這是什麽打扮?日本人是第一等國民,你穿著三等國民的衣服,說著中國話,你難道不感到難為情嗎?是日本帝國臣民就該使用日語”。奉行“脫亞入歐”、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取得勝利讓日本人產生了清晰的一等國民和三等國民的分野,這給了李香蘭當頭一棒。第一次日本之行,她頻頻遭遇這類被歧視的時刻。在電車裏,乘客對她上下打量,然後衝她吐了一口唾沫:“呸,中國人!”然而,在回顧這些經曆時,李香蘭並沒有解釋當時的自己為何不辯解。是無法解釋還是不能解釋?

或許,對於作為“日滿親善”代言人的李香蘭來說,跨民族、跨國籍、跨語言所賦予的模糊性本就是日本帝國刻意賦予她的明星形象,也就是說,由於政治需要,李香蘭既不能明確被定義為日本人,也不能明確被定義為“滿洲人”,一旦她的國籍身份被固定,其明星魅力也將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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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米拉:站在被壓迫者那一邊

1943年,張愛玲與李香蘭(右)在上海留影。 (視覺中國/圖)

在自傳中,她則表示:也許由於我住慣了哈爾濱或上海等國際城市,頭腦中被灌輸了世界主義的氣質和流浪漢的精神。李香蘭長得並不像傳統的日本女人,有人說她像南洋人。而且,李香蘭非凡的語言天賦也營造出了一種語言烏托邦。在當時的報章宣傳中,李香蘭被塑造成了一個遊走在日語漢語英語乃至上海話、廣東話間的形象。不過,她也坦陳:對於當時日本軍部宣揚的“五族協和”,她在一定程度上是讚同的。

關於李香蘭的自我糾結與認同,媒體最常引用的一個例子是1937年前在北京上學時,她無意中參加了一次抗日集會。她的同學都不知道她是日本人,在他們紛紛表態“假如日本軍侵入北京,諸位怎麽辦”時,李香蘭說出了那句著名的回答:我會站在北京的城牆上,雙方的子彈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個死去。我本能地想,這是我最好的出路。

以山口淑子的身份回歸日本後,李香蘭一再強調自己對於國籍問題的隱瞞,向中國人民謝罪。但正如有研究者提出的,對於戰時的李香蘭而言,國籍可能從來都不是一個絕對的問題,相反,對於被建構成所謂“大東亞共榮”代言人的她而言,國籍從來都是需要被超越的,無邊界的流動才是一種理想狀態,隻不過當時的她尚不具備足夠的智識和經驗來認清這點。當時的李香蘭對於她向往的世界主義或日本軍方宣傳的“五族協和”的理解無疑是相當天真的:我想,在廣闊的大陸上,不管中國人、朝鮮人還是俄國人,大家都是生活的夥伴。

李香蘭在自傳中透露,戰時的她其實無法分清自己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譬如,在“滿映”接受演員培訓時,中國女演員無法領會日本工作人員打招呼的方式。李香蘭寫到:“這一珍奇的問候方式,我作為一個中國人卻笑不出來。”

真正讓李香蘭確證自己作為日本人的身份,並不是日本軍國主義最氣焰囂張之時,而是日本戰敗後她以漢奸罪站上審判台的時刻。

此後的一生中,李香蘭從未對自己日本人的身份產生過懷疑。譬如,她在自傳中寫到過,與日裔美國人勇·野口結婚,向美國領事館提出結婚登記時,總領事問她是否願意效忠美國,她堅決拒絕,因為“雖然和美國人結了婚,但我並不想成為美國人。自從在中國體驗了漢奸審判以來,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作為一個日本人的自我,再也不願當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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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李香蘭(右二)乘船歸國時的留影。1945年日本戰敗,李香蘭以漢奸罪名被逮捕,後因其日本公民身份被無罪釋放。
(資料圖/圖)

 

 

 

 

山口雪莉:取悅美國人的日本女人

2008年,荷蘭作家、學者伊恩·布魯瑪根據李香蘭人生經曆寫成的長篇小說《中國情人》(The China
Lover)出版。正如標題所暗示的,中國情人固然指的是李香蘭,但也可以理解為日本,換句話說,作為日本研究專家的布魯瑪以李香蘭為隱喻,影射的是日本是從軍國主義到戰後完全以美國為尊再到成為現代民主國家的曆程。

在全方位迷戀美國的時代氛圍中,李香蘭也不例外。她對於好萊塢的渴望以及她嫁給日裔美籍雕塑家勇·野口,都可以被視為日本對於美國的迷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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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口雪莉:取悅美國人的日本女人
加米拉:站在被壓迫者那一邊

1950年代,李香蘭與卓別林(左)合影。當時卓別林授權李香蘭,將電影《城市之光》著名插曲《泰利的旋律》改編成日語版。
(資料圖/圖)

李香蘭在中國時的演藝生涯裏,最讓她不堪回首也是她最具國際知名度的電影無疑是“大陸三部曲”中的《支那之夜》(另兩部為《白蘭之歌》《熱砂的誓言》)。在《中國情人》裏,戰後每每被人要求演唱電影同名主題曲時,李香蘭都不禁掩麵哭泣。電影中,一個被反複提及的臭名昭著的場景是,李香蘭扮演的中國女孩被她的日本戀人毆打後,她沒有表現出憤怒和反抗,反而哭道:“原諒我,被你打一點都不痛。我很開心。我會變得更好的,請你不要拋棄我。原諒我,原諒我!”

在《日本電影100年》一書裏,電影史家四方田犬彥曾對李香蘭在“滿映”時拍攝的電影有過這樣的表述:侵略國一方一定是男性,被侵略國、顯示溫順一方的則是女性,這是李香蘭電影的原則。如果倒過來,故事表現中國男性和日本女性的熱戀,那麽電影恐怕在策劃階段就會遭到槍斃。而到了好萊塢後,她被分到的角色依然是被占領國的女性。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以“山口雪莉”為藝名拍攝《竹屋》的李香蘭在某中程度上幾乎複製了她拍《支那之夜》時的命運。在這部電影裏,李香蘭給美國臥底準備洗澡水和早餐、做按摩,說“我們日本女人從出生起就被教育怎麽取悅男人”。影片在日本公映時,遭到當地媒體炮轟,認為不尊重日本習俗、地理和情感,不過是奇觀展示和一廂情願的幻想,日本電影巨匠小津安二郎更稱此片為“國恥”。

《中國情人》裏,對這一段有更細致的描寫。書中,在《竹屋》發布會上,東京新聞記者質問李香蘭:你依然視自己為日本人嗎?“盡管沒人真的用那個詞,但含義相當明顯:山口淑子是一個‘賣國賊’。”

布魯瑪接受采訪時,有過這樣的說法:日本人把山口淑子視為異域風情的“東方人”,而不是日本人。美國人也這樣,但對於美國人來說,日本人就是異域風情的“東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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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口雪莉:取悅美國人的日本女人
加米拉:站在被壓迫者那一邊

1973年,李香蘭以節目主持人身份在黎巴嫩采訪日本赤軍首領重信房子(左)。 (資料圖/圖)

好萊塢時期的李香蘭顯然對占據壓倒性優勢的美國文化采取了一種不假反思的俯首帖耳的態度。在提到其他名人時,她經常問的問題是:他(她)有名嗎?李香蘭的“勢利”其實是日本人麵對美國的自卑心態的自然投射。然而,正如她出演好萊塢電影時體驗到的苦澀一樣,在感情上,她也遭遇了同樣的困境。

在小說裏,李香蘭的丈夫野口盡管日語說得磕磕絆絆,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日本傳統主義者。他被塑造成一個從紐約來的藝術家,教導日本人如何變成現代人,或重塑日本。自視迷戀並深諳日本傳統文化的他,認為日本傳統才更接近現代精神,從而對日本人盲目模仿西方的心態嗤之以鼻。也就是說,不論是日本的現代還是傳統,都需要靠一個美國人來定義來評判,而日本人隻能處於被定義被評判的位置。而這樣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在小說裏是通過李香蘭和野口間的婚姻不平等來象征的。

在小說裏,布魯瑪特別演繹了兩人的一場爭吵。一次,拍完戲回家的李香蘭穿了一雙塑料拖鞋婚姻,野口勃然大怒:你怎麽能穿這種粗俗的垃圾進房間!你有沒有品味?李香蘭拿出一雙草鞋回擊,上麵沾著她的腳磨破皮的血跡:塑料就是美國化?我穿這個來取悅你,日本傳統先生,但你看看我的腳。我不像你,我就是日本人,為什麽我要折磨自己的腳來證明?你就是一個美國人,你永遠都不會理解我們的情感。

山口淑子這一代日本人遭遇的精神苦痛,或許可以借用日本思想家竹內好在《近代的超克》裏提出的那個著名的“回心”與“轉向”的比喻來理解。在竹內好看來,麵對西方時,日本放棄抵抗,全麵擁抱西方,因而喪失了自己的主體性,是為“轉向”,而與之相區別的是,中國在一次次的革命運動中不斷抵抗,拒絕轉向,他稱之為“回心”。

在《中國情人》裏,布魯瑪借敘述者、一位美國影評人之口,反思了戰後日本人的美國情結,其實與竹內好的說法異曲同工:我們教他們在任何方麵都模仿我們,而他們心甘情願做我們的乖學生。我們向他們灌輸了我們的優越感,他們相信了我們。我們釋放了頭號戰犯岸信介,僅僅因為他反共。有人起來反抗嗎?沒有。日本人寧願遺忘過去,被富足所麻醉。

李香蘭拒絕遺忘。四方田犬彥在接受采訪時說:李香蘭從不掩藏她在中國作為宣傳機器附庸的曆史。相反,她公開談論,在日本這樣的行為是極其罕見的,日本人努力想要遺忘黑暗的過去,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日本的轉向終於迎來抵抗。1960年6月15日,十萬日本民眾走上街頭反對岸信介政府簽訂的新日美安保條約。在人群中,《中國情人》裏的敘述者看到了李香蘭。

 

 

 

 

加米拉:站在被壓迫者那一邊

1972年,貝魯特的難民營。一位老婦人抱著一個男嬰走向李香蘭,當時李香蘭的身份是富士電視台節目《三點鍾的你》主持人、前線記者。那位老婦人用阿拉伯語告訴她:“這個孩子送給你。帶到日本,讓他接受更好的教育吧。我已經不能回到巴勒斯坦了,但是盼你把他培養成岡本公三一樣的戰士,讓這孩子戰勝以色列,踏上祖國的土地……”

岡本公三是“日本赤軍”(也稱“阿拉伯赤軍”)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國內出過多本李香蘭傳記,內容大同小異,唯獨在《此生名為李香蘭》這本傳記裏,李香蘭開篇就寫到她在貝魯特的經曆。1972年5月30日,日本左翼青年組成的“阿拉伯赤軍”為抗議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暴行,血洗特拉維夫機場,在這場無差別殺人事件中,24名平民喪生,外加兩名日本赤軍成員。事發後,李香蘭來到現場采訪。第二年,她又前往貝魯特,采訪匿身當地的日本赤軍頭領重房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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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李香蘭以節目主持人身份訪問巴勒斯坦難民營時的照片。 (資料圖/圖)

日後李香蘭寫出了《誰也沒寫過的阿拉伯》一書。在西方主流媒體中,“日本赤軍”被視為恐怖分子,而在阿拉伯世界,他們則被視為英雄,其中岡本公三被稱作“阿拉伯之星”。在書中,李香蘭為巴勒斯坦人的苦難,甚至為“阿拉伯赤軍”表示同情。而作為記者的李香蘭,采訪過金日成、曼德拉、阿拉法特等第三世界領袖。

在接受采訪時,布魯瑪對李香蘭的政治立場有過這樣的表述:“她覺得在二戰中站在了錯誤的一方,因此戰後她得站在受壓迫者一邊,這也意味著她對第三世界的領導人抱有同情。”

在《敬重與惜別:致日本》一書中,張承誌感歎:誰敢相信,正是李香蘭,曾經首先推動了日本的良知,在1970年代率先把目光投向巴勒斯坦。在他看來,李香蘭以娓娓道來的女性語氣,毫不遲疑地呼應了站在被殺戮者一側、推動世界公正的觀點。

在四方田犬彥看來,李香蘭對於巴勒斯坦問題的關注,與反猶主義無關,而是因為她年輕時在滿洲親眼見到日本人如何對待滿洲人、朝鮮人和中國人,如何視他們為二等公民,以色列之旅讓她再度見證了這樣的不公,她發現以色列也有自己的二等公民,即生活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

2001年“9·11”事件後的第三天,布魯瑪與李香蘭通電話,那是他倆最後一次通話。李香蘭對他說:是的,那是一個滑稽的舊世界。作為和平主義者的李香蘭,試圖在暴力之外尋找一條道路。采訪途中,她遇到巴解組織人民陣線的發言人、詩人卡納法尼,正是他給李香蘭起了一個阿拉伯語名字:加米拉,意思是美麗。李香蘭認同卡納法尼的觀點,以此劃定底線:

我們的敵人,是猶太複國主義而不是猶太人和猶太教徒。我們解放巴勒斯坦的目的,就是為了讓阿拉伯人、猶太人、基督徒等過去曾經一直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和睦相處的人們,再次一起生活……我們要一個一個地教給孩子們,猶太人不是敵人而是鄰居。

李香蘭珍視卡納法尼賜予的名字,以此作為自傳第一章的標題,紀念不久後被暗殺的卡納法尼。在這一章的結尾,李香蘭不無傷感地寫到:山口淑子、李香蘭、潘淑華、山口雪莉、野口淑子、大鷹淑子、加米拉……對我而言,名字的屢次更改不僅反映了人生的轉變,更意味著一個無法擺脫的烙印,那就是我傾盡一生也無法戰勝的“時代”。

李香蘭沒有戰勝她的時代。對李香蘭有過研究的日本學者穀川建司在采訪她之前,一直有一個疑惑:從政界引退時,已經87歲高齡的李香蘭依然不失熱情,積極致力於解決慰安婦等問題,她的活力來自何處?穀川建司得出的結論是:正因為年輕時像一個木偶一般受日本軍國主義操縱成為政治宣傳工具,這樣的懺悔心驅使戰後的她不斷證明自己是一個擁有獨立思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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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山口淑子(李香蘭)以自民黨訪朝團成員身份訪朝時,金日成向她敬酒的場景。1974年,她被自民黨提名,當選日本參議院議員。
(資料圖/圖)

在傳記裏,李香蘭也表達過類似的說法:我最珍視的是具有獨自的信念,就是說,凡是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就決不接受。

通過布魯瑪的敘述,我們發現,那個獨立的李香蘭或許不過是一個幻象。在接受采訪談到李香蘭的政治生涯時,布魯瑪有過這樣的說法:李香蘭的政治生涯開始於1973年石油危機之後,當時阿拉伯為了懲罰第四次中東戰爭中以色列的盟友,中斷了石油供應。日本政府為了修補與阿拉伯世界以及第三世界的關係,打出了李香蘭這張最完美的名人牌。

在《中國情人》的最後一章裏,布魯瑪讓李香蘭給這一章的敘述者——參與1972年特拉維夫機場血案的“日本赤軍”幸存者(其原型就是岡本公三)寫了一封長信,裏麵“李香蘭”闡述了自己作為一名政治人物的立場:一百多年來,為了取悅西方,我們一直模仿他們那一套追逐權力的體係,現在我們必須采取更柔軟更精神性更亞洲的方式,與發展中國家朋友團結在一起。強權政治曾將我們引向災難,這樣的錯誤再也不能重演。

在信中,“李香蘭”還回憶了自己與已故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的交往,她毫不掩飾自己對卡紮菲的欣賞。在記者會上,記者問卡紮菲何時取消石油禁運,卡紮菲回答說:當以色列放棄對阿拉伯領土占領的時候。

然而,讀罷這封長信的敘述者卻苦笑不得地大呼:可憐的山口淑子!她的一生都在被那些自私自利的男人為了其罪惡目的而操弄。“田中角榮……就像他的前任們一樣,利用了山口淑子身上最特別的品質:她行善的真誠願望、她的國際主義情懷、她的純潔……為了什麽?石油。這是他唯一關心阿拉伯的理由。”由此看來,敘述者的發言與布魯瑪自己對李香蘭的理解如出一轍。換句話說,在布魯瑪看來,李香蘭擺脫了“李香蘭”這個名字,卻終其一生都沒有擺脫被操控的命運。

不知道李香蘭本人是否讀過《中國情人》,如果她讀過,會不會也像2007年看過電視劇《李香蘭》那樣,發出類似的感慨:這本該是我自己的人生故事,但我總覺得像在看別人的故事一樣。當然,上述觀點隻能代表布魯瑪自己對於李香蘭的理解。或許,對從未有過被壓迫的曆史經驗的歐洲白人男性知識分子的布魯瑪,他與他筆下的李香蘭始終是隔膜的,。

戰後的李香蘭頻頻提及“國際主義”“世界主義”等超越種族和國界的詞匯,從表麵上看似乎延續著戰時的影響,但實際上,經曆二戰的她有著更深刻更切身的理解。我們不妨揣測,在晚年的李香蘭眼中,這並不意味著擁有一張跨越種族的麵孔以及熟練操弄各國語言,而是選擇站在被壓迫者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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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香蘭:再也不願當外國人
山口雪莉:取悅美國人的日本女人
加米拉:站在被壓迫者那一邊

1992年,李香蘭重訪北京舊居。 (資料圖/圖)

或許,成為加米拉的李香蘭,才真正與李香蘭達成了和解。如果今天李香蘭依然健在,她會期待全球互助和協同抗疫,也會在看到“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這樣的美好願景時心存感念。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沈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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