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照：中國山西平遙古城的一條古老街道
山西平遙200戶居民祖屋近來被地方當局強行收歸國有事件引發輿論的持續關注。有些學者認為，這起事件彰顯了極左路線的抬頭，但是在全國刮起“共產風”的可能性不大。
祖屋事件的來龍去脈
近期，沸沸揚揚的平遙祖屋事件頗受矚目，事件源自山西省委6號文件，文件規定，太原、大同、陽泉、長治、榆次五市出租房屋一百平米以上的，城鎮房出租房屋六十平米以上的，可作為改造對象進行改造，已納入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一律屬於國家所有。
平遙縣政府頒布的“決定書”，限戶主15天內騰退房屋，逾期將強製收回房屋。於是導致近期平遙古城街頭出現的戶主被強行帶走，店鋪被查封的事件。
需要指出的是，平遙近期被強製收歸“國有”的兩百多家祖屋，1958年“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曾被政府強製“代管”，幾年前戶主剛剛出資從當局手中討回，用作營業開店的鋪麵。他們沒有想到，政府如今反悔。平遙當局則說，退還這些房屋的決定有誤，因此需要“糾錯”。
平遙位於山西晉中地區。當地居民吳冰對美國之音說，已經有人權活動團體和人士正在幫助事件受害者上訪維權。
吳冰說：“平遙有200多戶，以前都是老百姓的房子，經過他們不懈努力收回來了，政府現在又一紙發文給沒收了。當時情況特慘，因為裏麵住了些遊客嘛，東西都沒有拿，公安和城管鎖門的鎖門，還毆打80多歲的老人，而且事件還在進行。不過，我看到，有些社會的維權的朋友已經介入了。”
平遙祖屋維權案打破了縣政府所設的“零上訪、零事故、零案件”的目標。2020年平遙施政報告宣稱，要“強化尊重法治、接受監督的用權機製”，“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開展信訪問題專項治理行動”，以及“全麵推進政務公開，讓行政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截止目前，縣政府尚未就這一事件作出公開表態。
私產被占 民怨載道
平遙事件在山西並非是房屋土地類維權個案。晉中居民張順蓉對美國之音說，平遙的事不意外，地方政府除搶房，還搶地：“像我們這黃河邊上又開了一條路，我們村農民的土地，什麽手續也沒有，也沒有什麽說法，就把土地占了，很不像話。老百姓沒辦法，沒有得到你的同意就強行占。這就是製度的問題。”
她抱怨說，老百姓在這類強征強拆中往往束手無策：“中國就是這種情況，老百姓已經習慣當局這種做法，有的起來，想法子，有的就是無動於衷，搶了也就搶了；有的說簽就簽吧，而有的不願意，就不和他們當局簽合同，這就是對他們的一種反抗，沒有其他辦法。”
設在美國的“對華援助協會”說，平遙等地搶劫房產同時，該省運城發生封禁私營糧店事件，讓國營糧店獨家運作，在此過程中，給私營糧店貼封條的部門是“發展改革委員會”，而不是公檢法等所謂執法部門。“發改委”的前身是“計委”，是中國國家計劃經濟的產物。
不過，中國經營報說，運城事件並非像所傳那樣，私營糧油店被關閉是因為“房屋老舊被收回”，業主準備重新找房，繼續開糧油店。
地方財政吃緊需開源
山西平遙等地當局搶房、搶地、搶店事件的直接原因，可能同中國經濟受困進入內循環後地方財政吃緊有關。
晉中居民吳冰說：“公安的工資都降了，他們心裏一片不滿，政府對待國保也不像以前那樣，也降薪了；我們這裏的鐵路上，下一步還要降薪百分之二十。前幾個月每月已經降兩千多塊錢，公安也降了，而原來他們活得很好。現在效益不好，被卡得特別嚴，今天這個查，明天那個查，天天搞，他們有很大怨氣。”
吳冰還說，他有幾個朋友在煤礦上班，那裏上班原來不打卡，現在每天打四次卡，以前效益好的時候，根本沒有人管考勤。煤礦現在都不生產煤了，煤賣不動；房地產市場低迷，房屋價格高，沒有人買房子，爛尾樓裏空的房子太多，而老百姓沒有那個消費能力。
吳冰認為，陷入財政困境的平遙地方當局，看上了當地旅遊還是一塊肥肉：“政府發不出工資，而旅遊景點有收入，平遙是旅遊大縣，財政收入相當可以，所以他們盯上老百姓最後一塊蛋糕，把它收回來由他們當局自己來經營，最後一茬韭菜也要割光。”
平遙縣政府2020年施政報告說，該縣全年共接待遊客1765萬人次，旅遊總收入209.7億元。
對平遙事件不同解讀
山西平遙等地近期侵占私產事件引發人們的種種擔憂，中國民眾的私產是否會被以某種借口“共產”、“國有化”、“充公”，再次接受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
對華援助協會新聞稿說，平遙祖屋納入改造，變為國家所有的模式表明，中國近40年在產權與經營權上改革探索的“遺存”正在被“剿滅”，正在“複歸徹底的產權與經營權國有”的極權統治模式。
原中央黨校教授蔡霞近日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談到山西事件時說，中國經濟上獲得的一些成就，又被權力獨占，導致貪腐、強占民眾的房子、強占民眾土地、強拆房屋事件發生，最近山西幾個省市又在他們那裏把人民祖輩留的私房重新收回。
那麽，中國大規模私產收歸國有的“共產風”是否來臨？經濟學者、中國問題專家胡星鬥對美國之音說：“目前是孤立事件，也許有人，而且總有一些極左人士，想把它全麵推廣。等時機成熟了，在某些地方推行，但是，我想這種時機很難成熟。”
胡星鬥認為，經過改革40年，要想倒退到上個世紀50年代是行不通的。他說，平遙事件發生在國家5A景區，世界級曆史文化名城，那裏特殊的經濟價值在中國經濟停滯時誘惑力極大，這一點很特殊。
胡星鬥說，“以後會不會有更多這樣的事情?
在某些景區肯定會有，在某些特定地區肯定會有，但是，要在全國沒收私人財產，這是不可能的。”
他還說：“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可以說，全體人民或者絕大多數人民的頭腦是清醒的，知道要保衛私人財產以及保護私人財產的重要性。其實，作為國家領導人的頭腦也應該是清醒的，因為私有財產涉及國家治理。如果私人財產沒有保障，這個國家不可能是一個法製國家。”
旅美獨立時評人魯難看法不同，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共對社會財富有自己的政治算計和攫取的時間表。他說：“過去把一文不值的土地，全部變成了一種財富，想在房地產這一塊獲取國家巨大的收益，為此超發貨幣已達兩百萬億，而市場沒有出現通貨膨脹。究其原因，中共把老百姓手裏的錢，全部鎖定在了房地產裏，使之變成銀行的貸款。”
魯難說，如今，中共在“第一撥韭菜”收獲完以後，因當前內外形勢的急劇變化而陷入的經濟困境，有理由改變初衷。用魯難的話說，中共在準備“割第二撥韭菜”。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這一事件引發擔憂：私產收歸國有 中國要刮“共產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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