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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襲“廠妹”回國探親被裁員 她還是選擇飛回美國

在如今的年頭裏,什麽是最成功的?

  小人物逆襲是最成功的。普通人都習慣在別人相同的枯燥生活中找到讓自己前進的動力。

  住在美國新澤西的孫玲,就是這樣一位在普世概念裏算做成功的草根姑娘。

  還在穀歌上班的時候,孫玲每天搭乘20分鍾地鐵,就能從新澤西一間公寓的臥室,抵達位於紐約曼哈頓切爾西區第八大道上的穀歌辦公大樓裏上班。

  在經曆了疫情期間的輾轉之後,如今她又回到了這間讓她在紐約有了容身之地的公寓。

  逆襲“廠妹”回國探親被裁員 她還是選擇飛回美國

  從廠妹到成為年薪12萬美元的美國穀歌高級程序員,是孫玲身上最大的標簽。

  這種跨次元破壁的轉變,橫空出世便成為最佳“草根英雄”。記得去年公眾號的那些爆款文章,將這位湖南姑娘的蛻變一步步在互聯網上放大。

  《出身湖南山村,我用10年,從深圳流水線走到紐約穀歌辦公室》、《從月薪2300女工到年薪70萬穀歌程序員:人生,永遠不要給自己設限》、《一個深圳流水線女工的10年:工資翻了40倍,我還不認命!》…

  逆襲“廠妹”回國探親被裁員 她還是選擇飛回美國

  底層人物的勵誌逆襲在她身上得到了印證。

  但是命運的傾斜也從來都不是一個角度,就像孫玲說的:

  

“最近一段時間應該是我人生低穀的一個時候。”

  那是在全球疫情最嚴重的時期,她說:

  

 

 

“我父親身患肺癌,為了彌留之際見見他,我疫情下回了中國。

 

 

 

當時我請了84天的家庭病假,前雇主也告訴我,如果不能在假期結束前返美,那麽我會丟掉工作,但沒想到,由於疫情的加劇,第三國航班的斷航,我根本無法返回美國。按照章程,他們解雇了我。

 

 

而我父親,也在我回到中國後的第3天,離開了我們。”

  就這樣,孫玲因父親病逝回國,突如其來的旅行禁令讓她無法返回美國,她被解雇了,失去了工作,她的簽證寬限期隻到七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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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無可奈何的巨大落差,隻能說曆史洪流的影響真的太大了,每個人的選擇都隻能追隨著巨浪前行,在這段人生低穀時期,孫玲的日子還要照樣過。

  / 衝破困境的前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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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玲出生在湖南婁底的一個貧困家庭,在她的家鄉,男人和女人的命運似乎一早就標注好了。除了父母,她還有個哥哥,哥哥繼承了父親的沉默寡言,如今也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了。

  而孫玲更像她的母親,用她的話說,是一種農民自帶的天然的對於生活的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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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國後在酒店隔離

  孫玲的成長軌跡確實如那些爆款文章裏寫的一樣,高中畢業,兩次被迫輟學。

  第一次是小學的時候,她和哥哥同一個班級,哥哥不想讀了,家裏順便也讓她回了家,去親戚家裏學理發。

  但是在理發店裏學了兩個月,洗頭也洗不好,第一次更是把客人的頭剃壞了,孫玲跑回家央求父母讓她繼續讀書。後來她回學校繼續讀了初中,中考時考上了縣城排名第三的高中。

  但就是這樣,她也沒能順利升入高中。

  父親認為她讀完初中就可以了,讀那麽多書沒用。加上在家幫忙務農,孫玲錯過了入學日期。最後是在家中親戚的說服下,父親才同意讓孫玲繼續讀書。

  可錯過了開學,孫玲隻能進入縣城一所民辦高中,那所高中主要招收高考複讀生,應屆生幾乎無幾率考上大學。2009年高考,孫玲是應屆生中的第一名,但仍然沒有上本科線。

  孫玲就在一次次被迫停學、再一次次努力複學中艱難地求學著。

  但後來她還是在19歲的年紀走進了那個車間,在機器轟鳴的包圍下,她和表哥一起,同其他所有逃離農村的80、90農村年輕人一樣,成為流水線上的一顆螺絲釘。

  那時候,她每天的生活以及工作就是輕握兩個檢測針,對準電池兩極,儀器亮起綠燈代表正常,放到一個塑料筐裏,送往下一道工序,紅燈代表不良品,放到另一個塑料筐裏。

  這一項看著簡單又極危險的工作,檢測針與電池正負極之間偶然擦出的火花,會“呲”地一聲響起,這個小火花引起的後果可能是一台機床的微型爆炸。

  其實想想就知道工廠的生活有多枯燥,每天連續十幾個小時的工作,工作間隙裏工友們之間的交流是玩手機的沉默無聲,到了時間就吃飯、工作、睡覺,對於20歲的孫玲來說,這有點偏離她對於城市的概念。

  所以孫玲選擇了逃離,離開工廠那天,她在日記裏寫:

  

 

 

 

“這地方太狹窄了,不能夠容納我的心。”

  也許她的心早已在少女時期的一次次主動求學的過程裏,已經開始了萌芽,後來在那間工廠裏,在日複一日的勞作間隙裏,慢慢地滋長了起來。

  如今,孫玲曾經打工的這座工廠早已廢棄,應該正是這種一眼望到底的結局讓孫玲更加渴望跳出這個循環,她不想最後也被時代廢棄。

  對於80、90年代農村年輕人來說,曾經進城務工是他們的首選,不再選擇如父輩一般重複著老天給的既定候鳥生活,是這一批年輕人對於新生活的追求。他們對城市的渴望更強烈,但是當懷揣著對美好生活的希冀湧入城市之後,事實上又長期處於城市和農村生活之間的某種真空。

  這種真空地帶擠壓著這群年輕人對於未來生活的希冀,就像那座大大的車間,有整麵牆的玻璃窗,但是牆外的鳥叫、蟲鳴、車輛轟鳴與“孫玲們”無關,他們也聽不到,因為玻璃很厚很厚。

  但孫玲還是掙脫了出來,她通過某種紙質媒介看到了編程培訓班的招生廣告。

  那個時候電腦和手機廣告相對今時今日來說,著實匱乏了,報名還是在QQ上進行的,她攥了下手裏僅夠一個學期的學費,孫玲還是決定去華強北看看。

  華強北,這個傳奇之地,不知道曾經走出了多少個億萬富翁,多少現在叱吒風雲的企業都是從這裏起步,女工走出成為掌管幾千幾萬人飯碗的大企業家,窮小子轉身就是億萬富豪…這是個野蠻生長的中國電子逐鹿戰場。

  但這些和孫玲也沒有關係,她來華強北是報學習班的,但是出師不利,在那個沒有任何特殊的周日,一個陌生男人對正在等車的孫玲說:

  

 

 

 

 

“你想不想換工作?”

 

 

 

“想啊,有沒有類似文員,周末雙休的工作?”

  然後孫玲就被帶到了一個簡陋至極的辦公室裏,被忽悠著填了表格,交了2000元報名費,然後就被打發回去等消息。肯定的,最後消息沒等到,孫玲意識到自己被騙了。

  2010年5月,孫玲重新攢夠了學費,再次搭乘公交車前往福田區。這次,她順利抵達了位於華強北的那個培訓機構。付完學費後,孫玲的積蓄所剩無幾,她采取半工半讀的方式,再加上培訓機構的分期付款政策,完成了一年的編程學習。

  接著2011年下半年,孫玲通過了一家公司的麵試,正式進入IT行業。工資3000,轉正後4000,朝九晚六,有雙休。

  但是自從嚐過“學習的甜頭”,孫玲沒有停下腳步。

  2012年4月,孫玲報名了一家英語培訓機構,學費26500塊,用自己一年半的積蓄和教育分期。

  2012年底,覺得憑借高中學曆未來找工作困難的孫玲又報名了西安交通大學的遠程教育,學費10000多,同樣可以分期。

  2014年,孫玲通過了英語四級考試。

  接著她又通過網上報名報了深圳大學專升本的自考,拿到了深大的自考畢業證書和學士學位。

  2017年,孫玲申請了一所美國學校計算機科學的碩士項目,九個月學習期結束後,還有一年在美國實習的機會。

  2018年,孫玲決定留在美國找工作。經過兩個月的麵試,她被Epam Systems公司錄取,派往穀歌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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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就是這個故事的前半段,如那些“爆款”文章所說,她勵誌了,草根逆襲了。

  / 不安分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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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錦鯉”加持,所以孫玲努力的過程格外地令人感動。

  孫玲曾經的高中同桌胡鵬升說,她覺得自己很佩服孫玲的一點,是她比所有人都走了一條更人跡罕至的路。對於農村學子來說,高考、大學、工作,好像一個一個路標,指揮著所有人應該去的位置。

  胡鵬升說,像他們從農村走出來的這些男生女生,基本上走的都是找個工作攢夠錢,結婚生娃,但是孫玲是她見過的最“不安分”的人,寧願花兩萬多學英語也沒有想著如何穩定下來。

  胡鵬升覺得,孫玲對於“追求變化”好像有著天然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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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黎盧浮宮

  當年和孫玲一同進入工廠車間的姑娘們,早已回鄉結婚生子,不然就是在外務工,有一個同樣是打工的老公,她們也都過著原本的生活軌跡,說不上壞,但也沒有多好,走的是一成不變的路。

  孫玲則一直追逐著“變化”。

  當她的這些經曆成為了那些“爆款”後,互聯網上的各種聲音羨慕著孫玲,把她捧為成功學的範本,甚至認為她代表了一類人,農村女孩突出重圍的標榜。但是如我一開始所說,命運的天平無法總是保持一個傾斜度。

  當所有的熱血狂歡平息後,湖南女孩也開始了她的異國工作生活,突如其來的全球疫情掀翻了所有的預設,孫玲為了趕回家見患病的父親最後一麵,而沒能及時回到美國的公司,成了矽穀失業潮中的華人雇員。

  這時,網上的風向又變了,從之前的“女性獨立”“階層跨越”“時代變遷”這類當下最時髦的討論,變成了對孫玲的又一次刻板畫像,甚至說她是現實版“樊勝美”。

  互聯網情緒真的變臉很快,前一秒吹捧你,後一秒就踩扁你,凶狠地發泄著內心憤恨地情緒,以此來找到齷齪不堪的平衡感。

  但孫玲著實對這些也沒有太大觸動,就像我說的,她骨子裏帶著的屬於農民對於生活的天然淡漠感,沒有那麽多世事變遷的傷春悲秋之思,更多地是看清楚腳下的路。

  她覺得,對於很多像她一樣自顧自長大的農村女孩來說,那種卑微和不自信的感覺,很長一段時間會是自己的敵人。

  因為“生命這個事情,是怎麽回事,是沒有人教的”。

  甚至了解到她的經曆之後,你在她身上看不到當代人最大的自我矛盾點:擰巴。

  她說:

  

 

 

 

“不是不再自卑了,我想自卑一直會存在,這也是我的一部分,隻是我可以將自卑藏在心底深處,將自信的一麵展示出來。”

  三十年的人生經曆還是告訴了她,衝破某些天然的屏障才可以看到更多的世界,命運沒有贈予她天然的自信,最終也教會了她可以重塑自信。

  大概這和她喜歡“飛盤”這項運動也有點關係,那種竭盡全力扔出飛盤,然後努力奔向目標的衝勁,像極了她對外麵世界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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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盤比賽結束後的朋友聚餐

  孫玲不是個喜歡抱怨的人。

  當她因為疫情而失業時,有人在互聯網上問孫玲的心境,孫玲回答說,原本期待公司會幫忙,但既然沒有。她早就學會“接受不能改變的,改變可以改變的。”

  今年5月份的時候,她在網上發帖求助,希望得到一份工作的錄取證明:

  

 

 

 

 

“無論這個工作有薪水也好、沒薪水也好,實習也好,這是當時一個緊急的問題。”

  網友給了她兩份僅能用於入境的工作邀約證明,她最終順利入境。

  那時她得知可以在柬埔寨轉機,但是這份工作邀約的簽證期限隻有兩個月,那個時候她麵臨著今年第二次重要的抉擇:

  

 

 

 

 

向前是孤注一擲前往美國,8千元飛紐約,在裁員大潮中找工作、保簽證;向後是2萬元飛中國,接受一個潛在的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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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我們都知道了,一向喜歡在逆流中找到生機的孫玲,還是選擇回到自己位於新澤西的那間小公寓,每天用黑咖啡給自己“續命”,投入更多的時間去麵試,不想錯過機會,有的時候一天接到麵試電話太多,忙到也無法吃飯。

  她給自己定了期限,時間截止到8月21號,如果到那時候還沒有拿到offer,就必須要想其他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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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玲在新澤西公寓書桌上的小日曆,上麵在“21號”那裏做了標記

  在她正式30歲的前一天,8月10號拿到了兩個小offer,一個在加州,一個在喬治亞州,最終她接受了在加州的offer,因為她說“借這個機會我很想去美國西部體驗一番”。

  這真的很孫玲。

  /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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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孫玲在社交網站上發了篇《我的“30而已”下的一個STAR》,對於三十歲,她並沒有如“而已”兩個字所表達的那樣瀟灑。

  因為對於她而言,一直以來,更多的是負重前行。

  就像時間會以不同的方式行進一樣,三十年的時光在她那裏似乎是螺旋上升的,挑戰一直有,總會以不同的方式出現在某個節點,然後在這個點上不斷地旋轉上升成長,站的會越來越高,看的會越來越遠。

  但命運到底是眷顧了她,從那片大山裏走出,也沒有圍困在抬頭隻能見天的工廠牆內,撕掉了身上父輩定下的標簽,用老家親戚的話說“不讀書就改變不了命運”。

  我想如果孫玲沒有跨越層層階級,依然和工友老鄉們一樣,最終夢想是打一份穩定的工,開一個湖南婁底傳承的複印小店,存夠一筆錢,找個差不多的人結婚生子。像孫玲老家的堂嫂李文莉,她說起自己一直讀到高二,但後來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沒有再繼續讀書。

  沒人知道“各種各樣的原因”是什麽,李文莉也隻是紅著眼眶,決定保守這個決定自己一生的秘密。

  

 

 

 

 

“還是不要說了。”

  李文莉的人生仿佛孫玲的B麵,是那些站在孫玲身後的更多農村底層女性的大致生活輪廓。她們沒有足夠幸運,像孫玲一樣抽到A麵的牌。

  孫玲身上有著不夠普遍的偶然性,過程不是一帆風順,總是磕磕絆絆,看下來有一種勉強通關的感覺,但這其中夾雜的是她的韌性。

  當年孫玲在華強北的編程培訓班上課時,中途離席的情況不斷發生。

  那些中途離場的人也都是期待著改變的年輕人,很多也都是女性。有的女孩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不得不中斷學業、回家結婚,而孫玲在第一學期即將結束時,發現積蓄不夠支付下學期學費,隻能離開培訓班,重新找工作。

  到底是選擇不同,結果不同,但是很多人也沒得選擇,困住她們的原生家庭、生活艱難,讓選擇本身變得奢侈,也許走一條常規的路,她們活得更容易一點。

  其實這個世界上的“孫玲們”也不止孫玲一人,95年的河南農村姑娘魯娜,十年前中學輟學,十年後的現在,是日本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靠兼職就能月入過萬。

  逆襲“廠妹”回國探親被裁員 她還是選擇飛回美國

  魯娜也同孫玲一樣,每次都抓住“學習”的機遇,甚至在國內工作時,她趕上了新媒體風潮,從公眾號的注冊使用,到後來寫出10w+爆文隻用了3個月。工資也從最開始的2500元,很快漲到了稅後8000元。這一次,僅用了一年時間,魯娜就存夠了3萬元。

  從富士康流水線上的女工到管理層,初中學曆的王來春也用了10年,然後她用後22年成為近4000億市值立訊精密的女總裁……

  這些能夠衝破底層困境、跳出牢籠的姑娘們身上各有各的悲劇底色,除了足夠幸運,也足夠努力,更要踏對曆史的進程。

  對孫玲而言,這份在加州的工作也不會是她的終點。

  在她十幾歲逃離理發店的時,腦子裏蹦出的第一個想法就是:“不想那麽無聊”。

  在30歲的今天,她依然在想著,去美國西部生活,是不是會更有趣?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逆襲“廠妹”回國探親被裁員 她還是選擇飛回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