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看特朗普和拜登的首場辯論時，一個畫麵突然出現在我的腦海。我想象中共的政治局委員們也聚在一起看這場辯論，為了湊趣，他們決定玩個喝酒遊戲。每當唐納德·特朗普說出什麽可笑或者讓美國難堪的話，每位委員就得喝一杯威士忌。不到半小時，25名委員都爛醉如泥。
怎麽可能不是這樣呢？他們看到的是他們以前從未見過的——一個語無倫次的美國總統失控的滑稽行為，一個顯然不顧一切想要繼續留任的人，因為一旦失敗，他將麵臨起訴、羞辱和破產。
誰又能責怪中國人幸災樂禍呢？一場始於武漢、目前已在中國得到控製的大流行，卻仍在摧殘著美國的經濟和國民——盡管這一切都是我們早就能預見到的。
唉，我們並不是我們自以為的那樣。
新冠病毒曾被視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結果看上去更像是西方的滑鐵盧。這就是約翰·米克爾思韋特(John
Micklethwait)和阿德裏安·伍爾德裏奇(Adrian
Wooldridge)在他們的新書《警鍾——大流行何以暴露西方的弱點，以及如何解決》(The Wake-Up Call: Why
the Pandemic Has Exposed the Weakness of the West, and How to Fix
It)中提出的觀點。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的新冠病毒跟蹤調查，美國每10萬人中有65.74人死於新冠病毒，總人數約為21.6萬人。中國每10萬人中有0.34人死於新冠病毒，總人數約4750人。也許中國撒謊了。好吧，把它的數字乘以四——就算這樣，中國在保護其人民方麵仍然比美國要好得多。
事實上，本月初，就在特朗普的白宮成為超級傳播地點、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不敢把孩子送到學校的幾天之後，在本地傳播接近於零的中國，可以看到數以百萬計的國民湧向汽車站、火車站和機場，在國慶假日前往全國各地旅行。據彭博社(Bloomberg)10月1日報道，“人民幣在經曆了12年來最好的一個季度後，作為避開波動的避風港而備受關注。”中國9月的進出口均大幅增長。
這樣的成績曾經屬於我們！
“我們認為，至少相對而言，西方政府的鼎盛時期是1960年代，當時美國正在忙著把人送上月球，而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正死於饑餓，”彭博新聞社主編米克爾思韋特告訴我。此外，“那是最後一次，有四分之三的美國人信任他們的政府。”
但是，作為《經濟學人》(Economist)政治編輯的伍爾德裏奇還說，今天我們正走向“始於500年前的曆史大逆轉，當時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同樣遙遙領先——占世界經濟的四分之一，而且是到那時為止最成熟的政府。我們忘記了這些事情。中國卻沒有。如果亞洲能夠重獲500年前的領先地位，今年可能是關鍵的一年——除非西方國家醒過來”。
美國想要恢複過來，首先需要製定一項應對新冠病毒的國家計劃。中國就有這樣的計劃：它動用了其威權監控係統的所有工具——它們原本是為了追蹤和定位政治異見人士並控製人口的——來追蹤和定位新冠病毒感染者並控製其傳播。中國的一些麵部識別技術好到你不必摘掉口罩，隻靠眼睛和鼻子就行了。
美國不能采用這樣的戰略。我們（目前還）沒有一個威權政府，我也不希望有一個。但我們未能產生一個民主共識來進行同樣的工作。
這就是令人沮喪的地方。美國在近代史上曾與威權國家對抗——二戰期間的日本和德國，冷戰期間的朝鮮和俄羅斯。專製政權在戰爭開始時總會有一個優勢：他們可以由上至下地命令社會去做事情。但從長遠來看，美國總是獲得勝利，因為雖然我們往往對戰爭沒有準備，而且開始時非常緩慢，但我們總能在學習曲線上快速攀升，並且由下至上地團結起來，進行長期的努力。
迄今為止。這一次，我們根本沒有團結起來迎接新冠病毒的挑戰。
3月28日，特朗普宣布，“我們的國家正在與一個看不見的敵人作戰。”他發誓要召喚“美國的全部力量”來擊敗它。但這一切根本就沒有發生過。除了急救和醫務人員之外，公眾團結一致的行動和戰時的犧牲意願微乎其微，或者說是曇花一現。
為什麽？這並不是因為民主國家沒有能力在大流行期間治理國家——韓國、日本、台灣、新西蘭做得都比我們好得多。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我們獨特的個人主義文化、高度分散的地方-州-聯邦分權係統、脆弱的公共衛生係統、分裂的政治體、其商業模式一直在削弱華盛頓的共和黨、以及那麽多從放大陰謀論並破壞真相及信任的社交網絡中獲取新聞的人。
但最不一樣的是，我們現在有一位總統，他謀求連任的政治策略就是分化我們，摧毀信任——摧毀真相——並宣稱任何與他的目標敵對的新聞都是“假的”。而在疫情之中，如果沒有真相和信任，你就會迷失方向。
在1918年我們麵對的上一次大流行中，很多美國人並不介意戴口罩——看看那些照片——因為他們的領導人要求他們這樣做，並且以身作則。但這一次，總統從不將真相交給美國人，並且做出無視病毒和嘲笑戴口罩的榜樣。所以，很多美國人再也不會以信任回報他了。
這樣一來，我們可能再也無法理性地討論，像我們這樣的民主製度，在我們這樣的文化之下，需要做出什麽樣的權衡。
公共衛生專家戴維·卡茨(David
Katz)博士在一篇時報觀點文章和三月接受我的采訪時說，我們需要一個國家計劃，要在拯救盡可能多的生命和盡可能多的生計之間找到平衡。如果我們隻盯著拯救生命，就會有數百人因為失去工作、積蓄和生意而陷入絕境。如果我們隻盯著拯救就業，就會讓無數理應能活下去的同胞麵臨殘酷的死亡。
卡茨提出了一個“總體損害最小化”策略，能保護老年人和最易受影響的人群，同時讓年輕、健康的勞動力逐步回到工作崗位，這些人一旦感染病毒，有很大可能會是無症狀或輕微症狀——讓他們去保持經濟運轉，在我們等待疫苗的同時自然形成群體免疫。
不幸的是我們始終沒有進行這樣一場理智、清醒的討論，以促成這樣一種策略。卡茨說，我們的右派對哪怕最簡單的應對都心存“輕慢的鄙夷”，比如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他說左派要負責任的多，但也免不了認為，在大流行中進行任何經濟上的折中權衡都是有違道德的，“視一切允許任何程度的死亡的政策為反社會舉措”。
總而言之，我們今天患上的病，用Covid-19疫苗是治不好的。我們已經失去對彼此、對製度以及最基本的是非觀的信任——這些都是應對一場衛生危機所必須的。我們在此前的戰爭中有這些，但現在沒有。
我相信喬·拜登(Joe
Biden)之所以得到民主黨提名，並且有了很大的贏麵，是因為有足夠多的美國人直覺上明白，我們得上了分歧之症，而拜登也許能開始一個治愈的過程。拜登的勝利並不足以讓美國康複——無論是政治上還是身體上——但這是必要的一步。
與此同時，俄羅斯和中國，請先別侵略我們。我們現在跟過去不是一回事。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新冠沒有成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 卻成了美國的滑鐵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