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2020年總統大選進入最後的衝刺階段，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在中國問題上不斷遭受其競爭對手特朗普總統的攻擊，“對華軟弱”一直是拜登力圖擺脫的標簽。那麽拜登如若當選，是否真的會對中國“軟弱”？拜登政府究竟會采取怎樣的對華政策？除了拜登本人的表述外，我們或許還可以從他身後的“中國問題智囊團”上管窺一斑。
根據目前已知的信息，拜登的“中國問題智囊團”主要包括以下成員：
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布林肯與拜登的淵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近20年前兩人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共事時期。自那時起，布林肯就一直是拜登在外交事務上的臂膀。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布林肯先後擔任了副總統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和總統奧巴馬的副國安顧問，並在2015至2017年間擔任國務院副國務卿。布林肯還是一家為企業提供地緣政治和政策谘詢的公司——WestExec
Advisors的創始人之一。這家公司的業務包括“在戰略競爭時代管理和中國相關的風險”，為美國企業在中國市場的經營活動提供策略建議。目前，布林肯已從這家公司暫時離職，進入拜登2020競選團隊，任高級外交政策顧問。
傑克•沙利文 (Jake
Sullivan)。沙利文也是拜登2020競選團隊的高級政策顧問。在奧巴馬政府時期，他接替布林肯擔任了副總統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在此之前，他是國務院政策計劃部主任，也是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的副幕僚長。在2016年的大選中，他是希拉裏競選團隊的高級政策顧問，曾被視作希拉裏如若當選後的國家安全顧問人選。
蘇珊·賴斯（Susan
Rice)。賴斯是拜登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的關鍵同僚。她在2009年被奧巴馬任命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並於2013年成為奧巴馬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在2020年總統大選中，賴斯多次就外交議題炮轟特朗普總統、聲援拜登，也曾一度是拜登所考慮的競選搭檔人選。
薩曼莎·鮑威爾（Samantha
Power)。鮑威爾曾是奧巴馬的親密幕僚，從奧巴馬擔任參議員時期便是他的外交政策助手，並在奧巴馬2008年競選總統時擔任他的高級外交政策顧問，後因在采訪中稱希拉裏是“怪物”而在批評聲中辭職。2013年，奧巴馬任命鮑威爾接替蘇珊·賴斯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庫爾特·坎貝爾 (Kurt
Campbell)。坎貝爾在2009至2013年間擔任國務院主管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是奧巴馬政府負責中國事務的核心成員之一。在離開國務院之後，坎貝爾成立了一家名為The
Asia Group的谘詢公司，為有意進入和開拓亞洲市場的企業提供戰略和商業建議。
伊利•拉特納 (Ely
Ratner)。拉特納目前是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的執行副總裁和研究主任。他於2015年至2017年擔任副總統拜登的副國家安全顧問，並於2011年至2012年在國務院中國-蒙古事務辦公室任職。他也曾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與拜登共事。在2020年的總統大選中，拉特納為拜登的競選提供“非正式的外部建議”。
托馬斯•多尼倫(Thomas
Donilon)。多尼倫曾在2010至2013年間擔任奧巴馬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他和他的兄弟麥克•多尼倫（Mike
Donilon）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輔佐拜登。麥克•多尼倫目前是拜登2020競選團隊的首席策略師。
從履曆來看，拜登的中國問題顧問幾乎全部來自奧巴馬政府。
喬治·布什美中關係基金會總裁方大為（David
Firestein）對美國之音說：“拜登團隊裏的人很多都是原來奧巴馬團隊裏的，他們對中國的根本看法和特朗普政府是相當不一樣的，所以我相信他們的對華政策會有所變化。”
*反思“對華接觸政策”*
來自奧巴馬團隊的這些拜登中國問題顧問也幾乎都是奧巴馬時期“對華接觸政策”的製定者和執行者。
自尼克鬆時期以來，民主、共和兩黨共同踐行的“對華接觸政策”是基於一項基本假設：如果美國加深和中國的商業、外交及文化往來，並努力將中國納入國際體係，中國就會朝著美國所希望的方向改變，比如政治自由化，經濟市場化，更遵守國際規則，參與公平競爭和國際合作，等等。
雖然拜登的中國問題顧問們也曾在這套假設之上運作對華事務，但近年來，中國在國內外的行為驚醒了這些外交政策屆資深人士，他們開始更多地意識到中國正與他們的設想背道而馳。再加上美國政治環境的變化，他們對於這些基本假設和在此基礎上的“對華接觸政策”提出了反思。
庫爾特·坎貝爾和伊利•拉特納2018年在《外交事務》發表文章稱，美國的外交政策屆多年來一直高估了美國改變中國的能力，既往的對華政策是基於對中國的錯誤期待，並沒能促使中國做出美國所希望的改變。他們呼籲“摒棄過去那種一廂情願的想法”。
傑克·沙利文和庫爾特·坎貝爾2019年在《外交事務》上談論如何與中國既競爭又共存時寫道：“與中國接觸的時代已經不辭而別地結束了。”他們呼籲放棄過去對中國的“浪漫想法”，以更冷靜的頭腦，在一係列的問題上使用更強硬的手段。
安東尼•布林肯2020年7月在哈德遜研究所的討論會上承認：“越來越多的跨黨派共識認為，中國帶來了一係列新的挑戰，現狀是不可持續的。”
*不冷戰、不脫鉤*
雖然對“接觸政策”有所反思，但拜登的中國問題顧問們普遍不讚同所謂“新冷戰”和與中國“脫鉤”的說法。
伊利•拉特納今年8月在保爾森研究所的訪談中表示，美中兩國不會走向冷戰。他認為，與冷戰時期不同的是，中國和美國現在有更密切的經濟交流，中國也已經融入國際體係，其他國家並不願意在兩個集團之間選邊站。他提出，應該一個議題一個議題地與中國競爭，而不是重演冷戰式的全麵對抗。
安東尼•布林肯九月在美國商會的一場活動上說：“我認為，像一些人提出的那樣，試圖完全與中國脫鉤，這是不現實的，而且最終會適得其反。”
沙利文和坎貝爾則認為，美中之間並不存在任何一方完全勝利或徹底失敗的最終狀態，而是應該尋求一個兩國共存的穩定狀態。他們強調，“冷戰思維”會讓美國失去長遠的競爭力,單純強調“遏製中國”是行不通的。雖然美國曾希望通過接觸來根本改變中國的想法已被證明是錯誤的，但是，如果以為轉向競爭就能達到接觸政策所沒有完成的目標，甚至迫使中國投降或是崩潰，也會有類似的風險。
*從“改變中國”到“提升自身競爭力”*
在不走向冷戰，不完全脫鉤，但又要對既往的“對華接觸政策”作出修正的思路之下，拜登的智囊團所提出的應對中國之策呈現出一些共通性。
首先，他們普遍認為，美國應將戰略關注點從“改變中國”轉移到“提升自身競爭力”上。
伊利•拉特納2018年在《外交事務》上寫道：“美國亞洲戰略的指導方針，應該是既不尋求孤立和削弱中國，也不試圖使中國變得更好。華盛頓應該更多地關注自己和盟友的力量與行為。”
托馬斯•多尼倫2019年6月在《外交事務》上撰文，批評特朗普的貿易戰是與中國競爭的錯誤手段。他寫道：“防禦性保護主義應對不了中國的挑戰，隻有國內複蘇才能做到這一點。”他表示，美國需要的戰略不是僅僅依靠改變中國的行為，而是讓美國做好競爭的準備。比如
，他認為應對中國科技挑戰的最好方式是加大對美國技術發展的投資，接受更多有才華的移民，而不是提高對中國的關稅。
傑克·沙利文今年6月在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講話時表示，美國“應少關注怎麽讓中國減速，多關注怎麽讓自己跑得更快”。
*恢複盟友關係與國際領導力，主導國際規則的建立*
其次，拜登的中國問題顧問們還有一個共識，就是美國應該拋棄特朗普時期的“美國優先”原則，修複與盟友的關係，恢複在國際組織中的領導力，這不僅關係到美國自身競爭力的提升，也是應對中國的關鍵。
布林肯在哈德遜研究所的講話中提到，中國一直以來將美國所擁有的聯盟視為美國的核心力量來源，而這“正是中國不曾享有的”。他批評特朗普的政策削弱了美國的聯盟，尤其是在亞洲，正中中國下懷。此外，他還指出，中國一直試圖在國際組織中提升自己的領導力以搶占美國的利益，而美國自行放棄領導地位，為中國提供了可乘之機。
曾擔任過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蘇珊·賴斯也多次撰文表達了相同的觀點。
這些外交政策專家認為，雖然包括世衛組織在內的國際組織具有缺陷，亟需改革，但美國要做的不是退出，而是繼續加強在這些組織中的領導地位，從而主導改革，確保改革方向符合美國利益。美國還需要借助這些國際組織主導國際規則的製定。
傑克·沙利文和庫爾特·坎貝爾曾表示，美國需要和盟友與夥伴一起製定科技、貿易和知識產權規則與標準，從而留給中國一個選擇——要麽達到我們的水平，要麽就得在國際體係中接受一個比現在低的地位。
拉特納則建議在5G等高科技領域加強與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和韓國等盟友的協調合作，確保安全可靠的供應鏈，並製定技術規則，來鞏固抵抗北京的籌碼。
*將價值觀作為外交政策的核心*
美中競爭也涉及到兩種價值觀之爭，拜登的智囊們認為，贏得價值觀之爭為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爭取更廣泛的支持，抵抗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治理模式輸出至關重要。多位拜登的中國問題智囊表示，拜登政府會將人權問題擺在對華政策的關鍵位置上。
布林肯曾表示，全世界目前正出現“民主的衰退”，而中國正試圖利用這一點，“為我們自己的麻煩火上澆油”，因此，美國在這個時候更需要擔當自由世界的領導角色。他說：“如果我們在國內複興我們的民主，在世界範圍內首先重振我們與民主國家聯盟，這將為我們的行動奠定基礎。”
坎貝爾2019年10月在CBS的一個訪談上表示，美中之間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上的競爭“並不一定是傳統冷戰式的、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競爭”。他說：“如果我們走遍世界，到處反華，我們將會一無所獲。我們需要做的是，支持良好的治理，支持民主製度，支持比中國所提供的更適合我們的經濟和政治模式的替代發展方案。”
*站在強勢地位與中國合作*
拜登的中國問題顧問們在著力於美中競爭的同時，也都表達了美中在氣候變化、應對疫情、防止核擴散等全球議題上合作的必要性。
今年4月，100多名前官員和學者發表聲明，認為中國應對新冠疫情負責，但同時呼籲美國在抗擊疫情上與中國合作。這封公開聲明的簽署者當中就包括賴斯、布林肯和沙利文。
布林肯在談及與中國的合作時，強調美國應該站在“強勢的地位”上與中國展開合作，這需要美國首先提升自身的競爭優勢。
沙利文和坎貝爾在《外交事務》上發表的文章指出，美國不應該與中國先合作再競爭，應該避免讓合作變成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而是必須準備好“全程競爭”，隻在“我們真正有效地設定了競爭條件後才合作”。同時，美國要改變“與中國合作是中國在幫我們的忙”的想法，而是要讓中國看到這符合中國的利益，也是中國應該盡到的大國責任。
*南中國海、台灣與印太軍事*
拜登的中國問題顧問對南中國海的關注主要集中在航行自由的問題上。
布林肯2020年5月在CBS的一個訪談上表示，拜登政府多多少少會比特朗普政府更積極地參與南中國海的領土爭端。但他強調，美國在南中國海的政策的基礎是確保自由航行，其參與會是從堅持國際法，以外交手段解決領土爭端的角度出發。
坎貝爾認為，美國需要讓北京認識到對航行自由的威脅可能對中國經濟產生破壞性後果。
在台灣問題上，坎貝爾曾表示，不單方麵改變現狀可能是最好的戰略。
布林肯在CBS的訪談上表示，美中關係多年來的一個成功之處，就在於“我們如何應對中國和台灣關係所帶來的挑戰”。他認為，在特朗普政府近來在台灣問題上采取某些行動之前，美國對台灣問題的應對是“穩定的來源”。他表示，未來應該“恢複這種平衡”。當主持人追問他，如果拜登當選是否會和台灣總統通話。布林肯以“我們看看1月份會發生什麽”回避了這個問題。
多位拜登的中國問題顧問都曾表達繼續“重返亞太”戰略的意願。奧巴馬時期製定的“重返亞太”戰略曾承諾將60%的美國海軍軍力部署在亞太地區。
布林肯稱奧巴馬時期的“重返亞太”戰略是一項行之有效的工具。
坎貝爾今年4月在《大西洋月刊》上發文稱，美國需要建立一個聯盟，將必要的軍事能力轉移到太平洋地區，並將長期專注於中東地區的國家能力轉移到亞洲。他說：“美國起步較晚，在實現以亞洲為中心的戰略的道路上走了幾次彎路，但現在報複性地開始了。”
在《外交事務》的文章中，坎貝爾和沙利文表示，鑒於中國武器的可及範圍，美國必須接受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主導地位難以恢複的現實，並將精力集中於阻止中國幹涉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行動自由以及實際脅迫美國盟國和夥伴的問題上。他們認為，這並不需要美國在印太地區擁有軍事主導地位，而隻需要美軍確保在印太地區的“威懾能力”。這可以通過發展“不對稱的製衡能力”，以遠程無人艦載戰鬥機、無人水下航行器、導彈潛艇和高速打擊武器等實現。他們還強調，美中需要建立危機管理機製，減少誤判風險。
在一些具體的對華政策上，拜登的中國智囊團目前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比如是否會取消特朗普時期加征的對華關稅，是否會堅持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是否會取消對某些中國科技公司的禁令，是否會重返TPP，等等。布林肯在談及美中貿易時，隻強調了拜登政府未來會比特朗普政府更重視補貼和網絡商業間諜的問題，力圖解決與中國經貿關係中的“係統性問題”。
喬治·布什美中關係基金會總裁方大為對美國之音表示，拜登如若當選，他的政府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恢複奧巴馬的對華政策，“但是現在美國對中國事務的氣氛和大環境已經變了很多”，所以很難說拜登的政策具體會是什麽。他同時表示，雖然拜登在關稅和交往方式等問題上會與特朗普有所不同，但其對華政策和特朗普時期相比會有一定的延續性。他對美國之音說：“因為美國國會在這三年半中通過很多關於中國的法律，這些是法律，而不是一下就可以改的政策。”
批評人士則指出，拜登的團隊雖然現在在對華措辭上更趨強硬，但終究無法擺脫“舊有的思維”。
美國時政評論人士章家敦認為，從曆史來看，任何一個剛當選的美國總統都會在第一年裏試圖跟中國發展合作關係，即使是特朗普總統在剛當選的頭一年，也試圖與中國合作，直到習近平未給予對等回應，特朗普才轉而采取了更強硬的手段。
他對美國之音說：“因此，如果拜登勝選，我們也會見到一段冷靜時期，當北京和白宮都在試圖找到前進的方法。但我認為，最終中國會把拜登逼得太過，所以一年左右之後，我們又會回到現在的狀態。”
章家敦強調，中國對美國咄咄逼人的姿態是美中關係惡化的驅動因，而特朗普和拜登對此的應對最終幾乎會是一樣的。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拜登的中國政策智囊團班底裏，都有哪些高人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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