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說一說如何製造“強秦”。
有統計稱：
“從公元前356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國在96場有大國卷入的戰爭中發動了52場戰爭（占54%），並取得了其中的48場勝利（占92%）。”（許田波：《戰爭與國家形成：春秋戰國與近代早期歐洲之比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頁）
這種變態的戰爭勝率，即是“強秦”。
公元前356年，是商鞅變法的年份；公元前221年，是秦國滅亡齊國的年份。也就是說，秦國對東方六國，維持了一種約百餘年的攻擊態勢。自然，這也意味著秦國擁有東方六國望塵莫及的資源汲取能力。它可以汲取到更多的人力、更多的物力，來支撐這些頻繁的戰爭並取得勝利。資源汲取能力越強，對外交權術與軍事奇跡的依賴就越低，戰事勝率也就越高，越穩定。
如何保證這種強大的汲取能力，《商君書》裏已有相當充分的技術總結，其基本理念是八個字：“製天下者，先製其民”。具體的“製民”手段，則可分為兩個層麵。
第一個層麵是讓民眾喪失反抗能力。主要手段包括：
（1）打擊貴族，以吏治國。即所謂的“欲使天下之人盡為君主之奴，必先使天下之人互不為主奴”。簡單說來就是向貴族汲取資源的難度，明顯大過向底層民眾汲取資源的難度。故消滅貴族有助於大大提升朝廷的汲取能力。貴族被打倒之後的結果，便是《漢書.食貨誌》裏說的“（秦）收泰半之賦”，“泰半”即三分之二。
反觀公元5-13世紀的許多歐洲國王，隻能在王室領地內直接行使權力，不能染指貴族封地。宮廷與政府開銷須仰賴王室自己的收入，包括領地收入、司法收入、貴族繳納的“封建協助金”等，若王室收入不足用需另行征稅，則須得到類似“貴族大會議”之類代議機構的授權。“無代表權不納稅”等近代理念，即由此類製衡中產生。（施誠：《論中古英國“國王靠自己過活”的原則》，《世界曆史》2003年第1期）
（2）強製解散大家族。即所謂的“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不允許民眾聚族而居，家中有兩個男丁而不分家者，田賦加倍征收；“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為禁”，禁止父子兄弟同住在一個屋簷下。目的當然也是為了讓國家機器可以盡可能地麵對底層小民，而非家族共同體。
（3）強製推行告密治國。商鞅之法規定：編民五家為伍，十家為什，一個編製裏的百姓，若有人犯法，其他人不向政府告密，會被株連腰斬，告密者則可得到重賞。由此，秦國變成一個遍地告密者的“特務國家”。而且，不獨鄰裏之間，同床共枕的夫妻也負有告密義務。據睡虎地出土秦簡，秦律規定：丈夫行盜，妻、子知情，並共享所盜之物，妻、子與丈夫以同罪論處。凡盜竊及其他犯罪，同戶之親屬都須連坐。反之，如丈夫犯罪，妻子在案發前主動告密，則妻子的嫁妝可以不被沒收。（《睡虎地秦墓竹簡》，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1978年版，第97-98頁。）
（4）以嚴刑峻法恐嚇民眾。即所謂的輕罪從重、疑罪從有。《商君書》裏說，用死刑來懲罰輕罪之人，用酷刑來處死大罪之人。犯輕罪而處死，就不會有人敢犯重罪（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以至矣）。《商君書》裏還說，犯罪發生之後再來懲罰就已經晚了；政府必須趕在民眾實施犯罪之前懲罰他們（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
第二個層麵是驅使民眾不斷生產人力與物力資源。主要手段包括：
（5）全方位愚民。商鞅為秦國製定了以農戰為核心的國策，活在秦國，民眾隻有兩種選擇，要麽農耕，要麽征戰。其他行業如商賈、隱士、學者、遊士、手藝人，這五類人被認為對國家有害。原因是這些職業的存在，會交流思想、溝通信息，讓民眾見到更廣闊的人生可能性，不利於讓民眾保持愚昧。《商君書》裏說得明白。“民愚則易治也”
——民眾愚昧就易於治理；“民樸則弱，淫則強；弱則軌，淫則越誌；弱則有用，越誌則強”——民眾沒有知識就弱，有知識就強；民眾弱就安分守己，民眾強就會逾越本分反抗政府。
如何讓民眾保持愚昧？商鞅提供了三種辦法：一是要驅逐知識分子，燒毀詩書；二是政府不要因戰功、農耕以外的任何理由獎賞百姓，如此“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家不殆”——民眾鄙視學問，就會變愚昧，就不會有多餘的外部交往，就會安心耕種，國家就不會衰弱。三是大臣與士大夫，不許向民眾展示博學多聞、能言善辯，以免成為百姓的榜樣。
這種愚民政策走到極端，便是朝廷不需要民眾有任何的自主想法，連給朝廷唱讚歌也不行。《史記·商君列傳》裏說，“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早先，有秦民反對變法，被商鞅抓了起來殺頭；如今有秦民跑出來稱讚變法，也被商鞅抓起來流放。在商鞅們眼裏，民眾沒有反對的權利，也沒有稱頌的資格。他要的是一種最極致的愚民：被統治者不應該思考國家政策的好壞，更不應該擁有思考國家政策好壞的能力，甚至不應該產生思考國家政策好壞的念頭，他們唯一要做的，便是無條件服從法令。
（6）全方位弱民。即《商君書》裏所謂的“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鞅如此解釋這種理念的內在邏輯：“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則有虱。……故國富而貧治，重強。”——民眾貧窮，就會有求富的上進心；富有之後，就會“淫”，有多餘的想法（如求學、經商）；民眾從自己的角度有了多餘的想法，對國家不是好事，是害國的“虱子”。惟有讓國家富有、讓民眾貧窮，才可以使國家強大。
如何讓民眾保持貧窮？商鞅提供了兩種辦法：一是持續剝削，不斷發動大規模戰爭。《商君書》裏說，“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有六虱，必弱”，財富積累夠了就必須去打仗，否則民眾會放鬆，會去追求耕、戰之外的東西，國家就會變弱。另一種辦法是國家控製包括土地、山林、鹽鐵在內幾乎所有核心經濟資源，如實行嚴格的“國家授地製”，確保“利出一孔”的國家壟斷，消滅民間競爭。
（7）消滅“人貉”等對國家無用之人。這是一項人類曆史上極為罕見的殘暴政策，它的實質是在為《商君書》中的“弱民”政策打補丁。眾所周知，如果政府一味追求無節製的汲取，肆意剝奪民眾財富，結果很可能導致民眾采取“消極抵抗”的辦法來應對。比如漢武帝時代將海魚全部劃歸國有，結果便是漁民消極怠工，再也捕不到海魚，直到漢武帝死後解除海魚國有政策，漁民們才再次撈出魚來。再如北宋初年對兩浙、福建、荊湖、廣南等州收取極為沉重的人頭稅，其結果便是這些地方的百姓“有子者或棄不養，或賣為童仆，或度為釋老”，再不肯生育撫養後代；直到宋真宗時代減輕了人頭稅負擔，這些地方的生育率才有所上升。
秦國實施的一係列貧民、弱民、愚民政策，自然也會引致相似的“消極抵抗”。為消滅這種“消極抵抗”，秦律中有許多意味深長的殘暴規定。比如：
1、有爵位者和普通士伍，犯了同樣的罪，受到的懲罰卻是不同的。前者不但受刑更輕，而且還可以享有贖刑的特權（宗室貴族無須爵位仍可享受特權，大夫以上爵位者也不必受連坐製度的約束）。秦國的爵位隻能通過耕、戰兩個途徑獲得，秦法又“密若凝脂，繁於秋荼”，民眾很可能動輒陷入法網。百姓兩害相權取其輕，為了給自己的人生加一道保險，除了拚死拚活去給朝廷種地，去給朝廷打仗，顯然沒有其他出路。
2、在正常環境下，一種行業受到的剝削汲取太重，民眾就會離開這個行業去幹別的。秦國以耕戰立國，瘋狂從農民身上汲取人力（兵役與勞役）和物力（糧草），自然也會導致許多民眾轉向商業、手工業領域謀求生計。所以，秦律中有種種規定，務求讓從商者和手工業者在秦國生活不下去，比如不給他們立戶籍，也不給他們分配田產和房屋。簡而言之就是斷了民眾別的出路，隻允許他們按朝廷欽定的模式走完人生。
3、用政策消滅一切拖國家後腿的人。這些人包括士伍、商賈、作務、贅婿、後父、人貉、隸臣妾等等。
士伍耕戰不合格，達不到朝廷製定的標準，沒能完成朝廷的定量貢獻，會被降為奴隸；商賈與手工業者（作務）的情況，前麵已提過了，他們在嚴苛的秦律裏寸步難行，除了回歸耕戰不可能有別的出路；贅婿指的是因家庭貧困無法立戶而不得不賣給別人為婿者；後父指的是有兒子的寡婦招的贅夫。這兩類人都屬於百姓中的窮困者。在秦國眼中，這些人隻有一種價值，那就是在戰事需要時拉出去做炮灰，秦始皇進軍大西南的瘴癘之地，強製優先征發的對象，就是“嚐逋亡人、贅婿、賈人”，先拿曾逃避徭役的犯人、贅婿和商人去做炮灰。非但如此，秦律還規定，贅婿和後父不可以立戶，不會分給田宅，不可以做官，哪怕他們三代之後的後代做了官，也要在其戶籍檔案裏登記寫明此人是某某贅婿或某某後父的後代。
“人貉”則是秦律對“無爵貧民”的一種侮辱性稱呼。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裏記載：“可(何)謂人貉？謂人貉者，其子入養主之謂也。不入養主，當收；雖不養主而入量(糧)者，不收，畀其主。”大意是：作為“人貉”，他的兒子沒有資格繼續做自由民，必須去給人做奴隸奉養主人，否則會被沒為官奴隸；不去奉養主人而能給國家納糧，可以不沒為官奴隸，隻將其交給主人。（於振波：《簡牘與秦漢社會》，湖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0頁。）
以上種種，究其理念來源，全部可以追溯到《商君書》中的“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秦製追求最大限度的汲取以造就強秦；這瘋狂的汲取必然造就秦民的貧窮；而貧窮在秦律裏又成了秦民的罪過。這一“製度循環”帶來的直接結果，便是秦民沒有別的出路，隻能“兩害相權取其輕”，老老實實做強秦耕戰馬車上的肉醬血泥。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史料搬運工：秦國的強盛與「人貉」的血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