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林徽因（右二） 與清華營建係教師在清華園工字廳。
1953：“太太的客廳”的最後時光
本刊記者/鮑安琪
“談笑有鴻儒，隻我一個白丁在旁畫圖。”
那是在清華大學勝因院12號，林徽因的最後一個家。後來成為建築學家、工程院院士的關肇鄴那時23歲，剛從清華大學營建係畢業留校，那段時間每天來這裏，幫老師林徽因畫圖。
老朋友金嶽霖、張奚若、周培源等時來造訪。這樣的下午茶時光，關肇鄴能依稀感覺到30年代那個著名的北總布胡同3號“太太的客廳”的氛圍。但無論是年華的逝去、人事的凋零，還是大環境的改變、健康的惡化，都早已今非昔比。眼前這個常年綿纏於病榻的林徽因，隻能用“瘦骨嶙峋”來形容。
林徽因床頭放著一張她20年代風華絕世的照片。她指著說：“看啊，這就是當年的林徽因。”接著是一聲輕輕的歎息。
時間已走到1953年，林徽因不滿51歲生命的最後時光。
“建築意”
關肇鄴的父親是清末最後一屆進士，他家曾住在故宮東華門旁的一個四合院，算是書香門第，自小受到傳統文化的耳濡目染。他覺得，也許是這些原因，梁思成先生會找他去幫助工作。
1952年5月，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正式成立，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擔任主任，清華大學營建係主任梁思成擔任副主任，林徽因擔任委員。梁思成當時社會職務很多，每天都要進城去，設計紀念碑的工作主要是林徽因在做。但她生病臥床，梁思成就調剛畢業的關肇鄴去幫忙。
關肇鄴還未畢業時，就曾跟著梁思成畫圖。1950年任弼時去世，梁思成接到設計墓碑的任務，由於時間緊張，便讓關肇鄴也畫了兩個備選方案。最後任弼時夫人陳琮英選中了梁思成設計的一個方案，不過關肇鄴還是獲益良多。
林徽因也在係裏擔任教授，不過讀了四年，關肇鄴幾乎沒有見過她幾次。營建係前兩班學生，也就是46級和47級生跟她接觸較多，有的還聽過她的床邊講座，48級的關肇鄴就無此機會了。
1953年2月，關肇鄴奉命來到清華大學勝因院。
勝因院是抗戰勝利清華複員後興建的教授住宅區，由林徽因本人參與設計，有兩層磚混小樓，也有平房，皆為獨棟，梁家所住的12號樓為平房。
關肇鄴在梁家客廳用板子支起一張簡易的繪圖桌。隔壁就是林徽因的臥室，他畫好隨時拿進去讓她審閱修改。
有時梁思成也在家。關肇鄴發現，這對夫婦的生活方式非常學術，對話常帶典故。兩人時不時會爭論起來，還相互打賭，然後讓關肇鄴去圖書館借書，看誰贏了。林徽因還會糾正梁思成的英文發音，當著關肇鄴的麵也不避諱，非常直率。
營建係的人都知道，作為國徽主要設計者的林徽因曾說過一句經典的話：國徽可不是商標，不能太五顏六色。1953年前後，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編輯出版了《中國建築彩畫圖案》，請林徽因審稿並做序。她對其中太和殿所用彩圖的效果很不滿意，寫信提出了不客氣的批評：“從花紋的比例上看，原來的紋樣細密如錦，給人的感覺非常安靜，不像這次所印的那樣渾圓粗大……與太和門中梁上同一格式的彩畫相比，變得五彩繽紛，賓主不分，八仙過海，各顯其能；聒噪喧嘩，一片熱鬧而不知所雲。從藝術效果上說，確是個失敗的例子。”
“她的腦子和嘴都非常厲害。所謂‘太太的客廳’，其實也是因為很多人都想來跟她聊一聊，因為她說話又有內容又有水平，而且又很尖銳。她要是批判一個什麽東西，她可以用尖銳而幽默的話，說得你沒法反駁。”關肇鄴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1953年3月初，梁思成隨中國科學家代表團去蘇聯訪問。原定時間為一個月，沒想到斯大林突然去世，代表團中斷日程參加了整個悼念活動，一待就是兩個多月。
林徽因常給梁思成寫信，告知紀念碑設計的新進展。當時他們最擔心的是，天安門前建築群的和諧會被從蘇聯老大哥那裏抄來的青銅騎士之類的雕像破壞。一天她寫道，他們當天的工作是給將給鄭振鐸主任和北京市委秘書長薛子正的信修正後大家簽名發出，“減掉複雜性質的陳列室和廁所設備等，使碑的思想性明確單純許多”。
除了參與組織工作，林徽因的主要任務還包括為碑座和碑身設計全套紋飾。她時常是一陣長時間痛苦的咳嗽，喘成一團，稍稍緩和一些，就接著指導關肇鄴的工作。
關肇鄴說，紀念碑碑身並不是垂直的，而是略微有一點弧線，使得碑體美觀，不笨重，又能增強穩定性。梁林二人告訴關肇鄴，要注意這些細節問題，有機會到十三陵的話，要去摸一摸它的碑，體會它豐滿、穩定的感覺。
林徽因靠記憶列出一個書目，讓關肇鄴去清華大學圖書館借來。書上有一些古碑拓片，林徽因從中選出不同時代的一些碑邊圖案，給他講解分析其風格特征，讓他按照紀念碑兩層須彌座各個部位的形狀尺寸，分別用兩三種風格繪圖來加以比較。
林徽因傾向於最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唐代風格，讓關肇鄴多看看唐朝的圖案。她說，南北朝時期的雕刻圖案線條都是硬邦邦的，類似歐洲中世紀刻板的風格，而到唐朝時，圖案就有欣欣向榮的生活氣息了，葉子和花瓣都很豐滿、優美，類似歐洲文藝複興以後的風格，圖案反映著人文主義情懷。
關肇鄴有一次把浮雕的線條畫得太柔弱了，林徽因看了說，這是乾隆taste，怎能表現我們的英雄？關肇鄴也用玩笑的口吻說，如果讓我自己來畫，我隻能畫光緒taste了（意即更“俗氣”一點）。
吳良鏞曾回憶，林徽因有次拿著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花紋設計和一些中國古代圖樣對他講，怎樣就是豐滿、有深度的，怎樣就是單薄、貧乏的。“她把植物花紋、圖案忍冬藤之類當做有生命的東西，眼中看到它的天地。”不過吳良鏞也聽說，當時一些參與設計人民英雄紀念碑的人並不欣賞林徽因的一些圖樣，嫌其太舊等等。
林徽因規定，在幫她工作期間，中午必須在她家用餐。她自己食量極小，葷素不同的四樣菜，盛在很小的碟子裏，送到床上去吃。給關肇鄴的是同樣的幾樣菜，盛在大盤子裏，端到客廳去吃。中午吃完飯，她會午休一下，關肇鄴接著畫圖，她醒後就叫他一聲，說進來吧。有一次，關肇鄴不小心路過她門口，瞥到她骨瘦如柴的身體，以後就非常注意回避。
林徽因的母親也跟他們同住，林徽因讓關肇鄴稱“老太太”。老太太整個上午總在衛生間裏窸窸窣窣做她的事，林徽因隔著門對關肇鄴喊：“不要客氣啊，有需要就請她出來，否則她總是占據那‘戰略要地’的。”
當時關肇鄴剛留校任教，沒什麽課，幾乎每天都去梁家，一去就是一整天。林徽因對工作安排得很寬鬆，倒是舍得花時間來喝茶談話。關肇鄴基本上隻是上午畫圖，40％的時間是在陪她聊天。有時候她忽然拿出幾張鈔票，讓他去買點兒點心或者花生米，說咱們聊一聊。但關肇鄴買回來以後，她又吃不了。
那時候林徽因的女兒梁再冰已工作，住單位宿舍；兒子梁從誡在讀北大，平時住校。以前兒女繞膝，高朋滿座，現在身邊沒有人了，關肇鄴覺得她很寂寞。
常來的隻有金嶽霖。梁家當年住北京東城北總布胡同的一個四合院，金嶽霖就住她家後院；搬到新林院8號後，金嶽霖又住對門的新林院9號；搬到勝因院後，依然比鄰而居。他來時無需通報，自己到沙發上坐下，搖頭晃腦地看遠方，擺弄太陽鏡，喝茶翻書，林徽因也不一定出來相見。有時出來，他就手持一本洋書，為她誦讀。
林徽因精神好時，總是滔滔不絕地在談話，大部分是回憶往事。她的談話極富感染力。關肇鄴記得，她有次講起自己婚後與梁思成去歐洲旅行，到西班牙格蘭納達的阿爾汗伯拉宮，一睹著名的“獅子院”。當時天色已晚，暮色蒼茫中，二人雇了馬車穿行在樹林裏，四下空無一人，隻有蹄聲得得。到離宮時，天已全黑，守門人放他們進去。他們在寂靜無人的宮中，穿過幾重庭院，最終進入四周環廊的庭院，突然看到月光下，一群獅子從噴泉下奔出。林徽因說，兩人當時就覺得，那份神秘、浪漫，那種異域風格的建築之美，不正是對他們所談的“建築意”的最好詮釋嗎？
“垂簾聽政”
那一年，關肇鄴前腳離開，樓慶西後腳也來到梁家。
樓慶西比關肇鄴低一級，1953年3月提前畢業，留在建築係做助教，被分配在建築曆史組。
樓慶西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建築曆史組教師陣容很強，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在這個組，還有劉致平、趙振之和莫宗江，這三人都是中國營造學社的老人，也是古建界第一代學人。
梁思成和林徽因40年代在四川李莊完成了一部《中國古代建築發展史》，新中國成立以後，這本書成為高等學校建築係的通用教材。但梁林並不滿意，決定組織建築曆史組重新寫一部《中國建築發展史》作為教材。
編寫組由梁思成親任組長，每個老師分時代編寫，趙振之寫元代的，莫宗江寫遼代的，劉致平寫更早期的。林徽因不是編寫組成員，但一直參加編寫組的活動。1953年五六月間，樓慶西也參加了這項工作。
編寫組每周在梁家客廳開一次匯報會。開會時，林徽因就在隔壁臥室的床上“垂簾聽政”。她說話聲音不太大，有時候聽不太清楚，梁思成就跑進去問，再出來轉達她的意見。
營建係第一班學生朱自煊曾回憶，最初係務會在梁家開，林徽因總是隔著過道喊“思成”，梁思成馬上趕過去。時間一長，難免產生了一些問題。大家決定日後係務會改在係裏開，並派朱自煊去跟林徽因談。林徽因十分委屈，朱自煊反複強調這一切都是為了她的身體健康，但也很難撫慰她的不平，最後隻好到對麵把金嶽霖搬來解圍。
除了在組裏當“小秘書”、做一些事務性工作，樓慶西還領到了兩個任務：一是繪製建築史裏所有的插圖，二是拍攝古建築照片。這對他這個剛畢業的助教來說，是不輕的負擔。
秦漢兩代的宮殿建築群早已蕩然無存，如何表現建築紋飾是一個難題。樓慶西回憶，當時梁、林指導說，建築也可以被視為一個具有實用價值的大型工藝品，因此可參考玉器、銅器等器物上的花紋來表現建築紋飾。
每隔一陣，樓慶西就要去梁家請梁思成批改審核所繪建築。事實上在家的隻有林徽因，因而她漸漸成了審查圖紙的唯一老師。
每次去時，林徽因坐在床上，後麵墊一個枕頭和被褥，手裏拿著一塊小木板，邊看圖邊給他改。
有一陣樓慶西在臨摹銅器上的饕餮紋和漆器上的雲紋，林徽因看了以後說，你畫這些圖紋，一定要知道它的來曆。比如青銅器是灌注出來的，所以上麵的花束是有棱有角的，是硬線條的；而漆器是用毛筆畫出來的，線條就比較柔軟飄逸。
當時林徽因正帶著工藝美術組的常沙娜、錢美華、孫君蓮研究敦煌壁畫圖案，她以敦煌圖案為例告訴樓慶西，忍冬卷草紋原是古希臘羅馬藝術的主要特征之一，經西域傳入中國後卻發生了很大變化。這是因為，敦煌石窟是沙石質，不能在其上雕刻線條，隻能手繪，而且繪製這些卷草紋的中國工匠對羅馬卷草不熟悉，熟悉的是中國藝術裏的龍紋、雲紋，這樣就在唐朝逐漸融合成了標誌性的“唐草”。
2014年3月，樓慶西偶然在一堆老圖紙中發現了一篇名為《敦煌邊飾初步研究稿》的手稿，稿子沒有署名。樓慶西發現，其中一些內容，六十多年前林徽因就曾和他談過。他從內容和字跡兩方麵考證出，這篇小題目大視野的論文，作者正是林徽因。
把敦煌元素應用到景泰藍上
1953年時，常沙娜出入梁家已快兩年了。
對於第一次見到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情形，她至今記憶猶新。
那是1951年4月，她因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剛從美國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美術學院中斷學業回國不久，在幫著父親常書鴻籌備在北京舉辦的敦煌文物展覽。這是為配合抗美援朝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而舉辦的，展出了父親領導的敦煌研究所臨摹的所有壁畫摹本、六朝寫經、唐代絹畫等。
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也來看展覽。梁思成個子不高，遠沒有常沙娜想象的那麽魁梧，給她的印象是和藹可親的“小老頭兒”。林徽因氣質高雅，但已經病得非常瘦弱，平時幾乎不能出家門，卻執意要來看展。展覽是在故宮午門城樓上舉辦的。午門城樓很高，無論誰來看展覽都得沿著高台階一步一步走上去，林徽因走兩步就得歇一歇。
梁思成和林徽因一進展廳就呆住了，梁思成的嘴唇微微顫抖，林徽因清秀蒼白的臉上泛起了紅暈。研究所的臨摹品都是原大的，敦煌石窟各個朝代的壁畫畫幅本來就很大，那麽多摹本集中展示，令人震撼的敦煌藝術氣息撲麵而來。
兩人不是走馬看花，而是如饑似渴地逐一觀看，在壁畫摹本前停留最久。後來兩人分開各自看，中途梁思成幾次走過來提醒林徽因：“徽因，你休息一會兒。”
梁思成問常沙娜：“你小時候也在那裏臨摹壁畫？”常沙娜說是的。林徽因問她，現在有工作了嗎，常沙娜說自己隻學了兩年就回國了，也沒有文憑。
當天，梁思成告訴常書鴻，希望常沙娜能去林徽因身邊，在敦煌圖案方麵配合她做些工作。常書鴻本來的想法是送女兒到中央美術學院繼續學繪畫，但常沙娜自己不假思索地表示同意。
1951年下半年，常沙娜正式受聘於清華大學營建係，成為工藝美術組的一名助教。林徽因與住對麵的一位教授相商，騰出一個小房間給常沙娜住。
新中國成立後，作為國家出口換匯重要來源的工藝美術品行業商品滯銷，困難重重。清華營建係接受了北京特種工藝（當時對工藝美術的稱呼）公司的委托，在林徽因的指導下，對傳統工藝品進行新圖樣設計和圖案改良。
後來，剛從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現中國美術學院）染織專業畢業的孫君蓮和錢美華也來到工藝美術組。
那兩年，每天或隔一天，上午十點多鍾，林徽因精神比較好的時候，常沙娜、錢美華、孫君蓮就到她的床邊，聽她講課和布置工作。林徽因會具體告訴她們，這段時間應該做什麽，怎麽做。每次講課後，還會列出參考書目，建議她們晚自習到圖書館閱讀。
常沙娜回憶，林徽因的思維極其活躍，想法如湧泉不斷，隻是身體太差了，想到了卻沒有力氣動手做，的確非常需要人手協助。她總是倚著一個大枕頭躺著，說話一激動臉上就泛起紅暈，明顯很吃力。梁思成太了解她了，過一會兒就走過來看看，關切地說：“你又激動了，休息休息。”林徽因也隻好無奈地靠在大枕頭上休息一會兒。
梁家的家庭生活是英國式的。朋友們有時來喝下午茶，他們談國家建設，談抗美援朝，談教學，也談哲學、文學、藝術，其中北京的城市規劃是談得最多的話題。往往一說到要拆城牆，梁思成就激動起來，有時候林徽因也插進去發議論。他們非常擔心中國的傳統建築會隨著大規模的建設而覆沒，擔心北京會失去原有的古城麵貌。
林徽因還幾次抱病親自帶著三個組員到瀕臨停產的景泰藍、燒瓷工廠實地調研，看老師傅們掐絲、點藍、打磨、施釉、燒製。
最初，他們對景泰藍的認識是“莊重端麗”，於是主要借鑒風格相近的古代銅器花紋，經過多次試驗，他們發現景泰藍的表現能力很強，還能表現出古玉的溫潤、宋瓷的活潑、錦緞的富麗等。尤其是敦煌文物展覽，給了林徽因很大的啟示。在她的指導下，常沙娜設計出了很多有敦煌元素的美麗的景泰藍作品。
林徽因認為，新圖樣設計並不是單純設計花紋，形體是第一位的，其次是顏色，再次才是花紋。過去大家一向推崇的乾隆時期的景泰藍雖然絲工極其精細，但絕大多數配色並不調和，因而隻宜近看。而好的設計必須也宜於遠看，遠遠擺在桌上就有整體感，令人賞心悅目。
但這種設計理念並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在很多人的觀念裏，中國花紋就是龍和鳳，有領導幹部在參觀北京特種工藝公司時批評新圖樣的景泰藍不是中國花紋。梁從誡在回憶文章中也談到，林徽因的試驗在當時的景泰藍等行業中未能推開，設計被采納的不多，市麵上的景泰藍仍以傳統圖案為主。
而且，這個試驗很快就要走到盡頭了。
各奔東西
1952年全國院係調整時，北京大學建築係並入清華大學營建係，改名為建築係，梁思成任係主任，吳良鏞任副係主任。
營建學係取《詩經》“經之營之”意。梁思成認為建築工程係名稱太窄，希望將之辦成一個融建築、城市規劃、園林景觀、工藝美術和工業設計為一體的綜合環境設計係，賦予建築學以廣義的內涵和任務，這是一次大膽的探索。而院係調整後的新體係和過去完全不同，以學蘇為綱。吳良鏞回憶，林徽因哭了。
1953年下學期，營建係裏凡不是搞建築的人員都離開清華，各奔東西了。
畫油畫的李宗津到了北京電影學院，研究美術史的著名學者王遜到了中央美術學院史論係，擅長陶瓷、模型等工藝的高莊與常沙娜一道被分配到了中央美院實用美術係，孫君蓮被調到中國貿促會，錢美華回到北京特種工藝公司。
對林徽因來說，無可奈何花落去的，不隻是她和梁思成一手籌辦起來的清華營建係，還有她視如生命的古建築。
1953年8月20日，由北京市政府出麵，召開了一個“關於首都文物建築保護問題座談會”，主持人是副市長吳晗，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參加了這次會議並發言。林徽因抱病做了長篇發言。中途她疲憊異常，以至吳晗請她喝口水、先歇一會兒再說。
最終，這一派的意見沒能得到采納。1954年後，北京的文物古建築保護形勢逆轉，城牆被拆除，牌樓被拆遷。對梁思成“複古主義”和“大屋頂”的批判，風雨欲來。
這年冬，梁思成和林徽因雙雙病倒了。為了便於他們養病，北京市委秘書長薛子正專門為他們在城內修整了一個大四合院，並安裝了暖氣。
吳良鏞去看林徽因。當時梁思成已住進同仁醫院，隻有林徽因躺在一間大屋內。偌大一個四合院裏，空蕩蕩的。她並不談自己的病，而是與吳良鏞談了關於建築思想和理論的許多問題。吳良鏞感到，她明顯地在困惑與彷徨，似乎已疲憊不堪，“失去原來的銳氣了”。
不久，林徽因也住進了同仁醫院，病房就在梁思成的隔壁。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她拒絕再吃藥。1955年4月1日，她安靜離世。
常沙娜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感到特別自責的是，1953年她離開清華園以後，沒有再去看望過兩位先生，特別是在林徽因病重時也沒有機會去醫院探望，再次見麵時，已經是在她的追悼會上。
後來每次去八寶山公墓，她都要在林徽因墓前默默站一會兒。墓是梁思成親手設計的，上麵那塊漢白玉花環，來自林徽因設計的天安門紀念碑圖案。碑上用營建社特有的字體刻寫的“建築師林徽因墓”幾個字在“文革”中被紅衛兵砸毀，成了一座“無字碑”。
現在，墓已修複。隻是那塊有些殘破了的漢白玉花環，是當年從人民英雄紀念碑工地取回的試刻紋樣原件，卻無法修補，也無可替代了。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1952前後的林徽因：“太太的客廳”最後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