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絡圍觀和輿論狂歡的雙重變奏下，某位清華學姐從“受害者”到“加害者”的身份轉變，隻用了一個晚上。
隨著事件發酵，這屆年輕網友早已熟稔於心的“社會性死亡”也迅速衝上熱搜。
清華學姐將涉事學弟部分身份信息發布於社交平台。圖源：每日經濟新聞
一
“小東西我確實不能暴打你一頓，但我先讓你在朋友圈‘社死’吧。”
如此豪言，出自清華美院一女生的朋友圈。幾天前，她稱自己在學校食堂遭學弟騷擾，盡管學弟極力否認並表示可調出監控自證清白，該女生仍在未經查證的情況下，將學弟的部分身份信息公開至朋友圈。
學姐口中的“社死”，是“社會性死亡”的簡稱，意指“某人在公眾麵前出醜，尷尬丟臉到生不如死，恨不得馬上找條地縫鑽進去”，與另一個網絡用語“公開處刑”含義相近。
很少有人知道那位涉事學弟怎樣熬過了事發當晚，但毫無疑問，被公開處以“社死”極刑的那晚，所有的謾罵如潮水般湧向了他。
不過，事件很快反轉。
經查詢監控，該學姐確認所謂“騷擾”隻是一場誤會。隨後，學姐表達了歉意，學弟也願意達成和解。誰知這時，網友們卻擺出一副不依不饒的態度，又一股腦兒地跑去痛罵學姐。
分秒之間，網友們扒出了學姐的身份信息，甚至中、高考成績，原本威脅要讓學弟“社死”的學姐，自己反而“社死”了。
清華學姐稱：“我們相互道歉即可，此事了結。”圖源：網絡
二
清華學姐引爆的流量狂歡，是一場不折不扣的營銷狂歡。
就在大家都沒搞清事件原委的時候，網上先是冒出一篇“學弟自述”，說自己“對著手機哭，咬著手背哭，甚至想一死以證清白”。
事件反轉後，各種怒罵、神懟的文章更是層出不窮：有以清華學姐來論人性之惡的，有拿名校聲譽來質問校方的，有從高考分數高低來判斷人格高低的，有討論“幫助女性群體提升思維的係統性和理性”的……當然，還有模仿馬保國口吻寫出的《道歉信》，希望“年輕人要講武德，耗子尾汁，耗耗飯絲”。
一時間，“清華學姐”被炒上熱搜，其身份信息被轉發數萬次，遭到各種言語羞辱；此外，還有人不斷借學弟之名，在社交網站上惡意發布帶有煽動性的帖子，為學姐的“社死”撒下最後一把土。
疑似“網絡輔導員”“清華學生”在清華樹洞（清華校內BBS）發帖表示，涉事雙方本想盡快翻篇，但在輿論傳播過程中，有好事者借匿名之便，在樹洞、知乎、微博再三擴大事件影響。
要知道，嚴肅的事件探討與“獵奇式”營銷，這二者有著本質區別。蹭熱點、追求從“社死”悲劇中獲得流量快感，既無助於對事件的正確解讀、對公民信息的合法保護，也會加重公眾的焦慮情緒、拉大社會的信任半徑。
正如一位網友點評：學弟如果選擇諒解，那就OK；如果不願諒解，可以提起侵害名譽權等民事訴訟。旁人有什麽資格起哄架秧子？
疑似“清華學生”發帖解釋事件傳播全過程。圖源：網絡
三
無疑，網絡暴力是剖析本次事件的關鍵詞。
作為一種危害嚴重、影響惡劣的暴力形式，網絡暴力不僅會對當事人名譽、權益、精神造成損害，也會打破道德底線、伴隨其他侵權行為及違法犯罪行為。
電影《狩獵》中，在托兒所工作的盧卡斯受到小女孩卡拉的性侵指控，從此遭到全鎮居民的排擠和欺負，“伸張正義”的人們唾棄他，打罵他，甚至對他舉起獵槍；2018年，在四川德陽，因不堪忍受網絡暴力，一名女醫生服藥自殺，將其送上網暴風口的當事人家屬則一臉無辜地說道：“自己也不願看到這樣的後果。”
極端輿論猶如一把鈍刀子，既傷人於無形，又難以找出可供定罪的禍首。一位關注清華學姐事件的網友稱，如果涉事雙方想起訴網暴者，可以通過分析數據，找出關鍵傳播者和輿論的主要引爆節點。
這是一條可以嚐試的路徑。
在此前的江歌案中，網民譚某在微博上發布惡帖，在江歌遺照旁添加惡言惡語，並以“可憐人有可恨處”等言論對江母進行攻擊。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有關判決認為，譚某在得知江歌遇害後，非但不表示同情，還從2018年起通過網絡對素不相識的江歌、江母進行侮辱、誹謗，公然貶低、損害他人人格，破壞他人名譽，其行為已構成侮辱罪、誹謗罪，依法應予數罪並罰——以侮辱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以誹謗罪判處有期徒刑9個月，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年6個月。
談到網絡暴力，江母說：“這是在傷口上撒鹽。”
江歌母親對譚某提起刑事訴訟。圖源：澎湃新聞
四
言論自由是有邊界的。
上海二中院在審理譚某案時指出，隨著自媒體的普及，每個人都有發聲渠道，信息發布的門檻大大降低。但網絡不是法外之地，每位網民應當尊重權利應有的法律界限，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權益。
回到事件起點，網絡傳播的便利性，降低了清華學姐的“維權”成本，使她自信滿滿地“讓他社死”。
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規定的“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侮辱、誹謗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譽權”、“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需要獲取他人個人信息的，應當依法取得並確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傳輸他人個人信息”，這位學姐絲毫沒有在意。
然而，人肉搜索的橫行，又讓學姐成了網絡暴力口誅筆伐的對象。學姐確實錯了，給大一學弟造成了名譽損失和精神壓力，可她的個人信息和名譽權也有法律保護的界限，無論出於怎樣的目的，無論對象是誰，無論為了誰，網絡暴力都是不正當的行為。
那些在茶餘飯後縱橫在鍵盤上的營銷者和討伐者，盡管身影模糊，卻動輒以暴力形式宣泄所謂“正義”。這樣的情形，恰如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的台詞：“你們可以隨便給別人貼標簽，你們有沒有想過，自己在無形之中也殺了人？”
清華學姐事件猶如一麵輿論生態的照妖鏡，照出輿論場的各種亂象，也映射出網絡暴力的多重危害性。
2019年12月，國家網信辦發布《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根據規定，網絡信息內容服務使用者和生產者、平台不得開展網絡暴力、人肉搜索、深度偽造、流量造假、操縱賬號等違法活動。
製度要有效果，關鍵在落實。
文/巴山夜雨
編輯/點蒼居士
延伸閱讀
誤指學弟性騷擾 是什麽讓清華學姐”我是女性我有理”?
最近，清華美院某女生指認被一名學弟性騷擾，她將該名蔡姓男生的信息掛在朋友圈和其他校內外社交媒體上，引發第一輪針對男生的網絡譴責。事情發生後的次日即11月18日，通過查看校保衛處監控視頻，該女生所指的性騷擾並不存在，她通過輔導員遞話給該男生，“相互道歉即可”，還警告他“以後注意這些可能冒犯人的地方”。
隨著更多事實披露，加之該女生失態卻堅持傲慢與偏見的立場，出現了第二波網絡譴責。但這一次的網絡暴力針對的不是男生，而是討伐錯誤指控學弟性騷擾並且發誓要讓他“社會性死亡”的清華學姐。
讓蔡同學“社會性死亡”
要求“紙麵道歉”
該怎麽看待這次沸騰的網絡事件，一時爭執不下。究竟是學姐不知禮節，做人出了問題？還是說在女權的激進思維下，導致她采取了盲目的維權舉動，進而誣陷了好人？爭論在每個層麵展開，並且相互交織。
這裏有必要理一下時間線——
11月17日清華大學2020級某蔡姓學弟在食堂用書包蹭到2019級的學姐，隨即被她認定用手猥褻其臀部。在被學姐要求交出學生卡後，蔡同學照做，其姓名年級等信息被學姐記下，在朋友圈等平台誣陷其性騷擾，這個消息大肆傳播。
該女生在傳播朋友圈時，其中有句：“小東西我確實不能暴打你一頓，但我先讓你在我朋友圈社死吧”。
11月18日，學校保衛處介入後，通過調閱監控，確認蔡同學無辜。女生得知後，稱“此事了結”，試圖以雲淡風輕的姿態結束由她一手製造的風波。
但樹欲靜而風不止。該女生自己引戰的後果，就是將戰火蔓延到她自己身上。目前，幾乎所有的網絡觀點都在針對該女生，她的許多個人信息被翻出來盤點。網絡暴力正在以“教她如何做人”的方式痛批這個女生。
在這件事情中，有三個事實節點：一是蔡同學與該女生在食堂的“觸碰”，二是監控視頻澄清蔡同學沒有性騷擾，三是該女生在事實確認後的道歉問題。
一名女生在公共場所自認為被性騷擾，高聲喊出來，並動員周圍人來支持揭發“鹹豬手”，這個大致是沒有問題的。相反，忍氣吞聲的女生隻會讓性騷擾慣犯更加囂張。所以，這位清華學姐在感覺被性騷擾後，攔住蔡同學並確認個人信息，這一步不能說不當。
但該女生犯下的第一個錯誤是，蔡同學如此配合她查證，也當場否定了，這時候就該對事實本身存疑，謹慎行事才對。
從該女生發朋友圈使用的語調看，很不嚴肅，不知進退，這是她讓自己陷入麻煩的第一步行錯踏錯。在保衛部察看視頻之前，該女生不該將此事公開，她急不可耐地越過事實真相，草率地定性定論，將蔡同學推入了不義之地。
現在看來，支撐清華學姐如此冒失行事的，應該就是在積極響應的女生那裏，養成了一種越過事實、推進女權主張的思維定勢。不是說女權意識不好，而是說包括女權在內的任何運動式思維，都該立足紮實的事實本身。這位清華學姐之所以在事實不清前高喊“社會性死亡”，就是中了這種不查證事實的毛病。
清華學姐最為人詬病的是第二個錯誤。在事實已經被保衛部確認，她本人也承認的情況下，最該做的是向蔡同學真誠地道歉，並且采取一切措施來挽回她一手製造的惡劣影響。這是她做人的基本操守，不是什麽過分的要求。
清華學姐的道歉
然而事實上，該女生的道歉缺乏誠意，不是當麵道歉，而是通過輔導員遞話；而且道歉的內容心不甘情不願，甚至有繼續混淆視聽的嫌疑，並且還是擺出師姐的姿態，一副“我是女性我怎麽都有理”的架勢，這讓她的說辭徒有道歉之名，而無道歉之實。
很多人看不下去了，加入到譴責傲慢的清華學姐的行列，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為這份虛與委蛇、高高在上的“道歉”。事發當初，清華學姐希望用社死來懲罰蔡同學，現如今陷入社死狀態的反倒是她，這是她萬萬想不到的。
輿論認為以清華學姐的所作所為，對她展開網絡攻擊合情合理，是要教她如何做一個正常的人。但這種網絡攻擊也有走偏的趨向，扒人隱私，網暴女生，並且還存在人身攻擊的行為。這絕不是一種教人做事的正確方式，相反是用不正確的方式去做一件自認為正確的事，最終絕不可能獲得正確的結果。
任何對於事實的評判都需要集中於事實本身，隻是，如果不去觸及她魯莽行事背後的邏輯思維，不敢麵對高校女權訴求劍走偏鋒的因果關係，隻怕譴責也停留在淺表。
女性遭受性騷擾，礙於權力關係的實際，很少有敢站出來揭露的。所以，社會對控訴性騷擾的女生給予支持，抱以信任，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凡事有個度，在進程上也有必要詳加考證，有多少事實說多少話，這種尺度不僅社會大眾要有把握，投身女權運動或同情、實踐“米兔”主張的女權分子也當堅持。
要看到的輿論的微妙變化，是對譴責性騷擾的主張不再像從前那樣快速支持，而是越來越有所遲疑。造成大眾遲疑的，不隻是某些性騷擾指控缺乏事實基礎，也包括像清華學姐這樣的案例，主張建立在完全錯誤的基礎上，導致“狼來了”，不僅不信，還很反感女權訴求。
清華學姐就是很好的例子，道歉不誠懇的下場就是不如不道歉，而且導致了壞的影響，讓人們反感女權人士的“雙標”，進一步惡化女性在爭取權益時的輿論支持。清華學姐逞口舌之快，她也許沒意識到（或意識到卻怯懦地不敢承認），她將會給此後的其他女性製造麻煩，等到她們主張什麽時，沒人相信了，變相地成為其他女性維權的障礙。
人們當然可以隻在做人的層麵去理解清華學姐一而再的過錯，那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以及被事實打臉仍堅持無禮表達的做法。
但更進一步的考慮，還應該樹立這麽一個覺悟：堅持女權立場與做一個正常人並不衝突，並無矛盾，相反，假如清華學姐一開始就能好好做一個人，有利於觀念意識在實際場景中的推廣，吸引更多可以理性思考、理智行事的支持者。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隻用一晚 威脅學弟“社死”的清華學姐 自己卻“社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