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魯哈爾：大企業曾經是支持特朗普的，現在卻希望他痛快交權。如果企業把它們的影響力用對地方，就不必擔心會有下一個特朗普了。
前幾天，美國前100大企業中的30位首席執行官匆匆召開了一場線上早會，討論了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空口無憑的說法：有人從他手中“竊取了”美國大選的勝利果實。
這些高管試圖找出一個辦法：如何最好地利用他們個人與組織的影響力，以確保權力的和平過渡——和平交接是美國政治體製的一個標誌。一些與會者認為，擔憂可能發生一場政變的看法是過慮了。其他人認為並非如此。大多數人隻希望結束選舉的混亂。沒幾天，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等其他一些組織就呼籲特朗普別再拖延過渡流程了。商界一如既往地厭惡不確定性。
看了新聞，我感覺很矛盾。一方麵，我很高興，因為商界領袖們在思考自由民主在美國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捍衛它。但我也不禁感到，企業界的一些擔憂未免“太微不足道、且為時過晚”。當特朗普政府準備通過小布什(George
W Bush)時代以來規模最大的企業減稅法案時，大型商貿集團多數是支持這屆政府的。
我還擔心，即使許多人像我一樣，為商界精英們終於認真對待選舉進程受到的幹擾並在考慮如何確保政權平穩過渡而感到高興，但還是有7200多萬人投票給特朗普，其中一些人可能不像我們這麽想。
我懷疑，當這些人得知一群跨國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碰頭討論如何發揮他們的政治影響力時，他們中的很一大部分人可能會這樣想：“千真萬確！一個由有錢有勢的人組成的陰謀集團在掌管著這個國家，他們有著我沒有的影響力。就是這些人阻礙著民主。”
不幸的是，他們這麽想並不算妄想。任何活著的人都知道，在當今美國，體製被操縱著，有權有勢的人從中獲益。新經濟思維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本月發表的一篇特別有啟發性的論文對這個問題進行了量化研究。對2014年一份有說服力的數據集進行分析發現，當美國最富有的10%人口轉變意見時，政策變動就更有可能發生。
利用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新經濟思維研究所的學者肖恩•麥圭爾(Shawn McGuire)和查爾斯•德拉亨特(Charles
Delahunt)深入研究了這些數據。他們發現，以“前10%”人口以外的任何人的意見來考量，要預測政府政策的變動就沒那麽準確了。這些數據表明：“普通公民不僅對政策決策沒有特別顯著的權力；他們對政策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任何獨立的影響力”。
當然，這也是我們終結特朗普總統生涯的方式。鍾擺已經過度地擺向企業集中和政商腐敗那一邊，他不是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而是它的表現。從稅收政策到公司治理再到會計準則，我們幾十年來對方方麵麵的立法調整都更有利於資方而非勞工。最高法院對“聯合公民”(Citizens
United)等案做出的判決也導致更大量的資金被投入政治活動。這使美國的政治性經濟(political
economy)的性質危險地接近一種壟斷。
隻要看看優步(Uber)、Instacart、Lyft等數字集團在本月是如何應對加利福尼亞州勞動法的。它們共耗資2億美元推動“22號提案”(Proposition
22)獲得通過，這項公民表決提案免去了許多零工勞動者的福利。這些公司現在很可能會在其他州繼續這項努力。
正如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所言，隻有麵對來自民眾的威脅時，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才會認識到他們的共同利益。美國企業從特朗普身上得到了他們想要的，即減稅和放鬆管製。美國大企業現在知道他再也帶不來任何好處。所以它們迫切希望他走人，同時帶走那些不時將它們作為攻擊目標的破壞性推文。
它們還迫切希望當選總統喬•拜登(Joe
Biden)上台，推動貿易和外交事務正常化，同時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危機。特朗普應對疫情不力（如今疫情再次肆虐美國），對經濟和商業造成了極大傷害。首席執行官們迫切希望拜登能控製住疫情，即使他取消對他們的減稅政策。
我相信特朗普終將走人。但許多支持他的“被遺忘的選民”仍將抱著懷疑和憤怒的情緒。商界領袖呼籲這位總統尊重選舉結果是正確的。但企業的行動主義(activism)不應止步於此，而應以此為起點。
我很樂意看到商界與拜登政府合作，建立一個完善的全國醫療服務體係，大多數歐洲國家都有這樣的醫療服務體係。這將惠及包括零工工作者在內的個人，以及那些不得不承擔醫療成本負擔的企業。或者，為美國的1.6萬億美元學生債務危機設計一個公私合作的解決方案如何？
如果企業以這些方式使用自己的力量，它們或許就不必再那麽擔憂下一個特朗普出現了。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曾支持特朗普現隻盼他交權，美企“與魔鬼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