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恐怖的大抓捕
2020年11月11日，保定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公號通報了一則警情：河北大午農牧集團有限公司孫大午等人涉嫌尋釁滋事、破壞生產經營等違法犯罪，被公安機關依法采取刑事強製措施。
據南方周末記者的報道，一名大午集團匿名人士是該事件的親曆者，對於這次突如其來的大規模抓捕，他形容為真的特別恐怖，集團高層幾乎全部被捕，相當於連鍋端了。抓捕明顯是經過周密的計劃，11月11日淩晨1點左右，6輛大巴車載著特警，帶著衝鋒槍、警犬和梯子，闖進了大午新民居。大午新民居是大午集團自建小區，裏麵住著許多集團員工。據其了解，淩晨抓捕發生時，附近通訊信號都被屏蔽，警方將人帶走以後才恢複。
被帶走的集團高官大多是在家中被破門而入，包括孫大午和其妻子、兒子以及多位親屬。第二批被帶走的是子公司的領導人，他們被以開會名義召集，然後被帶走。遠在海南的大午集團總經理劉平，也在同一時間被警察帶走，劉平掌握著大午集團的理事會，她是孫大午妻子的侄女。
在這同時，大午集團對公賬戶被凍結，集團與各個子公司的人力資源、財務處，都已被警方控製。11月11日下午，第二批被帶走的領導人中有部分回到了集團。等待他們的是一群在案件偵辦期間前來接管集團的工作組人員。在中國新聞周刊的報道中提到，當地政府已成立工作組進駐公司，大午醫院和大午中學已被接管。
南方周末采訪的匿名人士稱，警方通報中的破壞生產經營，源自於孫大午所在的郎五莊村與徐水國營農場的土地糾紛。1963年，郎五莊村曾將740畝土地交由徐水國營農場耕種。實際上，後者占用的土地超過2000畝。為了土地確權，雙方數年爭執不下。後來，郎五莊村把土地租給了大午種植業公司。今年6月21日和8月4日，大午集團人員與徐水國營農場人員先後發生了兩次衝突。第二次衝突中，徐水區公安介入，並與大午集團員工發生肢體衝突，大午集團
20多名員工因此受傷，39名員工被抓。
據美國之音的報道，孫大午在後來接受采訪說，公安明顯偏袒徐水國營農場，認定他們是國家的，其實他們是以國家名義謀個人私利的團夥。
這並不是孫大午第一次被捕。2003年他曾因涉嫌非法集資被當地公安部門拘捕，後被當時的徐水縣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處罰金10萬元。大午集團也被判處罰金30萬元，這給孫大午和大午集團都帶來一次重創。
幾年後孫大午在他的自述《麵對恐怖你能怎樣》裏回憶起當時被捕的情景，竟然與2020年底這次抓捕的恐怖程度如出一轍：
2003年5月27日，我接到徐水縣一個政協副主席的電話說，新來的縣委書記請我去鴻雁大酒店吃午飯，到了酒店後我就被便衣警察抓起來了，也許這算不上恐怖；當公司把這個信息報告給在400公裏以外的邯鄲考察的我弟弟二午和副總劉平，當他們終止考察趕快回來的時候，在高速路口被抓捕，這也不算恐怖；當我的三弟孫誌華知道兩個哥哥都被抓起來，去公安局打聽情況的時候，也被抓起來了，這還不算恐怖；那麽接下來幾十輛警車（包括政府部門辦公車），上百名警察、政府人員封鎖了大午集團，抓了企業二十幾個人，拉走了微機，撬開了保險櫃，這算不算恐怖？還有比這更恐怖的是，我的妻子被追捕，為了逃生，被朋友裝到汽車的後備箱裏；當警察要帶走我長子孫萌的時候，我八十多的老母親站在警車前說：我的三個兒子都抓被起來了，孫子得給我留下一個吧？要不你們就從我身上壓過去。我就想，孫大午一個人犯罪，為什麽要抓這麽多人？為什麽要把這個氣氛渲染得如此恐怖？他們要達到什麽效果？是想要摧毀人的意誌嗎？由此我聯想到滿清入關、日本鬼子入侵中國，在軍隊投降城池被攻下的情況下，為什麽還要屠殺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他們要摧毀的是人的反抗意誌，讓人們恐怖而畏縮，像螻蟻一樣屈辱地活著。
2.與當地官僚體製死磕
1954年出生的孫大午是河北省徐水縣高林村鎮郎五莊村人，他初中畢業後曾經參軍，曾待過山西臨汾二十八軍八十二師，從部隊退役後去了徐水縣農行，後來與妻子承包了一塊荒地養雞養豬，並辭職走上了創業之路。孫大午從1985年白手起家創立大午集團，逐漸發展壯大為員工9000多人，固定資產20億元的五百大民營企業之一，涉及教育、食品、農業、旅遊多個領域，在當地頗有影響，被譽為保定的名片。但與此同時，有著強烈個人英雄主義和道德感、為人剛正不阿的孫大午由於不服當地官僚體製的潛規則，堅持不送禮、不行賄、不給回扣，並拒絕與當地當權者的利益勾結，得罪了不少人，也招來許多報複。這讓農民出身的他深深體會到了在權力的壓榨下，底層百姓和鄉鎮企業生存和發展的艱難。
農民窮是因為農民有飯吃沒有錢花，沒有錢花是因為沒事幹，沒事幹是因為農村有事沒人幹，農村有事沒人幹是因為不能幹不敢幹。有幾個敢幹能幹的人，下場都很慘，比如鄉鎮企業的帶頭人。官僚體製傷了農村的元氣。孫大午在一次演講中這樣評價他和大午集團所處的生存環境。
十幾年來，大午集團的官司幾乎就沒有斷過，而且很多都是與地方政府的職能部門之間發生的摩擦，因為孫大午據不屈服，發展到對簿公堂。這些接二連三的行政訴訟官司不僅傷了大午集團與這些管理部門之間的關係，而且也使孫大午身心疲憊、傷痕累累。
據南方周末2003年的報道，孫大午先是得罪了當地的土地管理部門。大午集團發展起來後，當地的鎮土地所便說大午違法占地，要罰款1萬元，孫大午沒給。後來縣裏出麵，說要罰5萬元。最後市土地局把罰款追加到10萬。孫大午還是不服：《土地法》1987年生效，我是1985年占地，怎麽會是非法占地？對方來個幾十輛車，要把大午集團推平，孫大午就把當地土地部門告上法庭。
孫大午接著得罪了當地工商部門。大午集團曾生產按摩器在石家莊上市，卻突然接到工商處罰通知：大午集團假冒大午商標非法銷售大午產品。孫大午納悶了：大午是我的名字，大午集團是我注冊的，怎麽會大午集團假冒大午商標非法銷售大午產品？但對方說大午的商標沒有發公告，所以罰款5萬元。實際上，大午集團的商標申請已經曆時18個月了，按規定最多15個月就可以辦完全部手續，而公告也隻需9個月就能發出來，但卻一直未見工商管理部門的公告，孫大午覺得這不是自己的責任。官司怎麽都打不贏，拖了一年，最後孫大午認罰了5萬。
孫大午與當地的稅務部門也曾在法庭上理論過五年。原因是稅務部門通知大午集團欠稅138萬，並限期三天內繳訖，否則就查封集團的財務帳號。起訴後，對方說經過核實隻需交16萬，再加上20萬的滯納金就可以了，但孫大午還是不服，認為自己一直是守法經營。最後，官司升級到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事情越鬧越大，有關部門不得不出麵調解。雖經官司很快撤訴，但大午集團卻此損失了一百多萬。
為此，熟悉孫大午的人，都擔心孫大午在這樣的環境裏難以走下去。他的一位朋友說：大午，你跟別人都不一樣，你跟現實社會不兼容的。這種不兼容或許是導致大午集團在資金問題上受挫的重要因素。
孫大午並不是沒有走過銀行貸款的正規門路。據南方周末的報道，這些年來，孫大午年年申請貸款，年年落空。1993年，大午集團還是一家小型飼料廠，想投資100多萬元購買一套現代化的生產設備，求助銀行，被拒。1995年，孫大午申請50萬元貸款辦農民技校，還是貸不到。2000年，他想籌建一個1000畝的葡萄園，需貸款600萬元。在連續貸款未果的情況下，孫大午被逼無奈，終於送了1萬元給某銀行行長。可是錢收了貸款卻沒下來。孫大午氣得非要把錢要回來，最後索回了6000多元。
從此，大午集團與當地銀行完全斷絕了關係。孫大午無奈之下開始向公司職工和周圍農戶借款，並發展出成熟的民間借貸體係，在滿足企業資金需求的同時，也大大方便了當地的農民，我要到農業銀行存錢的話，要騎摩托車跑十幾裏地。一位當地村民說，而大午集團當初在村裏就設有代辦點，存錢、取錢都很方便，而且24小時服務，有急用農民可以馬上拿到錢。而當地人對孫大午的信任也是大午集團能吸收到大量存款的重要因素，這無疑擠壓到了當地銀行和信用社的利益。
著名的《炎黃春秋》雜誌刊文再說孫大午案，其中提到，中國人民銀行徐水縣支行提請徐水縣公安局立案偵查大午集團，罪名是我支行初步認定該公司涉嫌變相吸收公眾存款。
3.因言獲罪？
2003年孫大午被捕的事件引發了巨大的輿論關注。據美國之音的文章複盤，當時，包括中國官方的新華社、人民日報等，以及美國華盛頓郵報、悉尼先驅導報、法國解放報等國內、國際數十家著名新聞機構，先後擁進大午集團采訪。媒體和公眾幾乎一邊倒地站在孫大午一邊。知名律師許誌永、張星水和朱久虎為孫大午作無罪辯護。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鬥就在其個人網站上發表了《拯救中國最優秀民營企業家孫大午的呼籲書》，經濟學家茅於軾公開挺孫，稱孫大午錯就錯在幹了一件違法的好事，而過去製定的一些與市場經濟原則不相適應的法律法規急待修正或廢止。在孫大午案件宣判的第二天，聯想掌舵人柳傳誌發給孫大午的兒子孫萌一份親筆簽名的傳真，對孫大午境遇表示同情和支持。
而在當時，民間便已經傳言孫大午被捕並非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因言獲罪。在環球企業家2012年對孫大午的專訪裏寫道，孫大午一向愛好讀書、勤於思考，又在部隊得到過曆練、開闊過眼界，做了企業後，他因為離北京近，常有機會進京參與各種討論，並結交了秦暉、秋風、於建嶸等知識分子，深受法製人權、憲政民主等思想的熏陶，孫大午逐漸以關注三農問題的農民企業家形象，活躍在京城企業和知識圈中。
2003年3月13日，他應邀在北大講壇做了《十八年感受三農來自底層的聲音》的演講，在演講中剖析中國社會弊病，直言中國農村問題的實質是權力和資本對農民勞動權利的限製和剝奪。這些演講文章又流傳到了網上，在學術界造成不小影響。
2003年4月，大午集團公司因在其網站上發表了《小康社會的建設及難點》、《悼念李慎之》、《兩位民間商人關於中國的時局及曆史的對話》三篇文章而受到警方的警告。警方稱這些文章嚴重損害了國家機關的形象，並下令整頓網站，停業6個月，罰款15000元。
弟弟孫二午回憶說，那個時候的孫大午，熱衷於這些公共話題，甚至連企業經營都常常耽擱。
4.孫大午的政治夢想與獨立王國
這場演講的另一句被人記住的話是：我想建一個大午城，一座世外桃源，安得淳風化淋雨，遍沐人間共和年。這是孫大午的終極人生追求，也可以說，他想要將自己幾十年來打磨出來的政治理念、社會理想融入到了對大午集團的社區建設中去，幻想打造出一個人人自食其力，家家豐衣足食，沒有貧窮富貴，高低貴賤的桃花源。
傳統的儒家思想、當代的法治思想和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共同構成了孫大午的精神動力，大午城正在成為一個烏托邦式的全能社區，孫大午的企業賺取的大量資金沒有投入在擴大生產中，卻投入在給當地建立各種公共設施。為了讓鄉親們能順利致富，他開辦了免費的農民技校，專門為鄉親們做技術培訓；為了讓鄉親過上體麵的生活，大午集團自己給員工建小區、建市場、公園和度假村；為了讓鄉親們能看得起病吃得起藥，他還建了大午醫院，每月隻用1元，職工和村民們就能享受合作醫療。他重視教育，為農民的下一代建了不賺錢的大午中學。他還投資160萬元修了一條長達10公裏的公路，直通107國道，造福了一方民眾。相比之下，孫大午自己作為一個億萬富翁，卻依然過著農民般的樸素生活，他沒有別墅，沒有專車，住在集體宿舍裏。生活極其簡單，愛吃玉米餅子、大蔥蘸醬，在外辦事往往在路邊小攤填飽肚子了事。不趕名牌也不上娛樂場所。一個月隻拿2000元的工資。出差去寧夏，他坐硬座。
大午集團的最終目的，是要變成一個社會，人們在這裏互為成長、互為消費，大午集團每年死掉幾個工廠、再新建幾個工廠都很正常，但社區的模式要永遠存在。孫大午堅稱，大午城的社區模式與之前國有企業的企業辦社會不是一個概念，大午城完全是一個自主的、野生的民營社區。
2003年的非法集資風波給孫大午和大午集團都帶來沉重打擊，大午集團當年賬麵虧損580萬，總體經濟損失近2000萬，企業一時陷入半停滯狀態，大量員工及客戶資源流失。而曆經磨難的孫大午也深感屈辱和缺乏安全感，他交出了執掌大午集團的大權，設計出私企立憲製度，大午集團設立董事會、理事會、監事會，三會並立並行、相互製約，董事會成員由職工民主選舉產生，董事長、總經理由董事會民主選舉產生，儼然是他夢想中憲政民主的縮影。
退出管理一線的孫大午，有了大把的時間，開始積極地學習英語、發展自己的文化研究愛好。但可惜的是，像堡壘一般對抗著這個汙濁社會的大午城最終也無法庇護孫大午，反而成為了對體製的最有力威脅，為他招來無妄之災。
在2003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便曾為孫大午案撰文，稱：當局一旦發現孫大午這樣的農民企業家的不斷壯大，特別是孫大午的企業家良知，既鄙視權錢交易，又有敢於直言的勇氣，既有經濟資源和組織能力，又從爭取農民權利角度提出擺脫貧困的思路，從憲政民主的角度呼籲政治改革，將在政治上對現行體製構成巨大挑戰，很可能成為新型的農民領袖，所以當局必然要利用模糊的法律進行整治，於是，孫大午及其大午集團就成為惡法治國的受害者。
網絡上，署名老侯的作者寫了一篇文章感歎做黨的孩子，是大午集團的唯一出路，也是所有民企的唯一出路。
不出所料，對大午集團的處置是從接管醫院和學校開始。這個處置法，充分說明，在當地政府看來，大午集團的問題不是刑事問題，也不是經濟問題，是政治問題。大午集團標榜不行賄，就意味著從不與政府私下交集，沒有勾兌。而其對社會服務功能的染指，觸及政府深層管轄範圍。特別是教育、醫療和養老，三駕馬車支柱產業，被他辦成福利事業，不僅破壞產業政策和產業環境，也有架空基層政府的嫌疑。
為那次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判決，孫大午曾表示自己多年來都無法釋懷：你想做個幹淨的人，你就做不成。你想做個好人，你就做不成。你非得把自己染黑，再把自己漂白;或者人家不把你弄髒，你自己得弄髒自己，這樣你才能混下去。這是我感到非常悲哀、悲憤的地方。
孫大午的悲劇並未結束，但時隔17年，社交媒體上那些為他抱不平的文章都轉瞬即逝，輿論被逮捕事件激起了些許水花後，再無波瀾。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孫大午：“你想做個幹淨的人，你就做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