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小平第一次南巡。
有人說，1984年是中國企業家元年。柳傳誌、王石、張瑞敏、劉永好、南存輝、李東升、曹德旺等人在前後幾年投身市場，重新點燃了中國企業家之火。
1992年，小平第二次南巡。
潘石屹、陳東升、郭廣昌、馮侖、田源、郭凡生、王功權、易小迪、朱新禮、董明珠、王健林等泛“92派”紛紛下海，中國企業家迎來第二波高潮。
2000年，互聯網大潮興起。
張朝陽、丁磊、馬雲、馬化騰、李彥宏、陳天橋等人在前後幾年加入互聯網創業大軍。
從1984到2000年，三代企業家中流擊水、各顯神通，蔚為大觀。
有人說，中國改革開放，市場經濟能夠興起，是因為中國的企業家之火沒有完全熄滅，我們還有榮毅仁、褚時健、任正非、張瑞敏、郭廣昌、馬雲、馬化騰一眾企業家。俄羅斯卻沒有這麽幸運，企業家、企業家之火、市場之光在過去70多年被徹底熄滅。
2019年，是中國企業家特殊之年。
繼“別讓李嘉誠跑了”之後，馬雲退休了；未到中秋，已有10個首富倒下了，有些已深陷囹圄。
他們分別是：山西首富李兆會、河北首富楊卓舒、陝西首富姚俊良、重慶首富尹明善、寧波首富熊續強、園林首富何巧女、河南首富朱臣文、雲南首富趙興龍、青海首富肖永明、浙江女首富周曉光。
今年，劉強東在人生得意須盡歡之時，遭遇“明尼蘇達事件”；李彥宏則被當眾淋了一瓶水，百度深陷商業倫理泥潭；俞敏洪激情演講後到全國婦聯公開道歉；古稀柳傳誌再出山，試圖拯救聯想於“愛國困局”；早已兩鬢斑白的朱新禮將虧損的匯源“賤賣”；李嘉誠玩起了段子，寫下“黃台之瓜”……
另，王石已經放下，潘石屹告別地產，王健林斷臂求生，馬化騰壓力大增，董明珠賭興正盛，曹德旺赴美圖強。
2020年，退而不休的馬雲，在最關鍵時刻栽了跟頭。螞蟻上市被叫停，馬雲跌落神壇，互聯網領域畫風突變，那些熟悉的聲音漸行漸近。
有人批判中國企業家隻顧賺錢沒有企業家精神；
有人批判中國企業家靠官商勾結發財為富不仁；
有人批判中國企業家缺乏獨立人格、依附生存。
在王、賢、仙、文、士、農、工、商中，沒有比企業家更具有爭議的角色。
這群最有闖勁的人，像陳江河、駱玉珠（《雞毛飛上天》）一樣走南闖北，吃盡世間千苦，嚐盡人間百味。
麵對千夫所指，被罵成“臭老九”（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知識分子），這群最為敏感的人，往往保持沉默，不敢有半句怨言與反抗。
顯然，這是一群最富爭議的人。
1984年，年廣久的傻子瓜子雇傭人數已達140人。有人批判年廣久是“資本家複辟”，違反了國家關於私營企業雇工人數不超過7人的規定。
馬克思《資本論》中說：“雇工7個人以下，賺了錢用於自己消費的，算個體戶；雇工8個人以上，就產生了剩餘價值，就算剝削，就是資本家。”
這年10月的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小平對於年廣久的問題這麽說：
“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決了一個‘傻子瓜子’，會牽動人心不安，沒有益處。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麽？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這一次，小平保了年廣久，也保了企業家的火種。這就是凡人小平的務實、自信與格局。
本文邏輯：
一、最有闖勁的一群人
二、最為敏感的一群人
三、最富爭議的一群人
1 最有闖勁的一群人
在中國，言企業家必稱熊彼特，言創新必稱熊彼特。
熊先生，隻用了奧地利學派三成功力，就將企業家演繹的如此傳神。熊彼特認為，驅動企業家的不僅僅有利潤，更重要的是企業家精神。
他認為，企業家經常“存在有一種夢想和意誌，要去找到一個私人王國，常常也是一個王朝。”
熊彼特來到管理界、企業界布道，構成了跨界降維打擊。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企業家和學術界對熊式思想推崇備至，形成一股熊彼特研究潮流。六七十年代，信息技術革命興起，熊式旋風風靡全球。
在眾多信眾中，“現代企業管理學之父”彼得·德魯克是熊式創新理論及企業家精神的首席布道者。
1950年1月，德魯克與父親一起去看望彌留之際的熊彼特。德魯克的父親向熊彼特問道：“你現在還跟人提起你將來想被後人記得什麽嗎?”
德魯克父親其實是熊彼特在維也納就讀大學時的老師。大學期間，熊彼特年輕帥氣，人們曾問過熊彼特，你將來想被後人記得什麽?他答道：我要成為偉大的經濟學家和歐洲美女的情聖！
如今，30多年過後，師生重逢時，熊彼特已臥床不起，老師還不忘調侃他一把。熊彼特答道：
“是的。這個問題今天對我來說仍然很重要。但如今人們是否記得我寫的書和理論已不再重要。一個人如果不能使別人的生活有所不同，那麽他的一生也隻能算是表現平平而已。”
8天之後，熊彼特駕鶴仙遊。
德魯克坦言，熊式最後這一席話激勵了他。日後，德式“管理的實踐”，確實改變了企業界與他人的生活。
1990年之後，熊彼特在中國聲譽日隆。德魯克將熊式思想及企業家精神帶入中國。
在《創新和企業家精神》一書中，德魯克告訴中國企業家，創新不僅限於高科技企業，麥當勞、沃爾瑪等傳統公司也有傑出的創新。德魯克說：“創新不需要偉大，需要簡單、小規模、專注和專業化。”
不過，熊式簡版之企業家精神、德式實用版之企業家創新以及中式道德化曲解，企業家之內涵在中國變得頗為複雜。
當年，熊彼特為了避免意識形態之爭議，刻意將企業家與資本家加以區分。在中國，過去把企業家、商人、富人統統列為“牛鬼蛇神”；改革開放後，得把這事圓回來。這時學熊彼特，將企業家與商人、資本家區分開來。
中國在企業家身上加上道德的光環——善與仁，以示其與唯利是圖、吃人不吐骨頭的商人、資本家不為同路人。
如此，中國的企業家頭上便多了一雙道德的眼睛。同時，對商人依然保持著鄙夷的眼神。
李嘉誠倒好，常以“商人”自居，將為股東服務掛在嘴邊，放棄企業家之道德重冠。那些標榜中國“首善”、“裸捐”的企業家們，早已銷聲匿跡。
因此，對企業家需去標簽化。
在熊彼特心中，商人受利潤驅動，企業家不僅受利潤驅動，更受企業家精神驅動。熊彼特將企業家精神概括為“建立私人王國”、對勝利的熱情、創造喜悅和堅強的意誌。
熊式對企業家精神之解釋，隻能算是淺嚐輒止，但效果非凡。若將以上四大企業家精神，套到劉邦、曹操、袁世凱身上去似乎也是成立的。
因此，對企業家精神需去概念化。
企業家精神，本意為企業家才能，而非“精神層麵”。企業家才能並非標簽化的“慈善”與“創新”，而是一項跨期調節的經營能力。
從經濟學的角度，企業家與商人沒有本質區別。企業家與商人之眼光遠與近、逐利之後與先、格局之大與小、創新之強與弱，完全取決於跨期調節之競爭環境——跨期周期、競爭烈度、製度環境。
在上海“雙馬尬聊”大會上，中馬與美馬為何聊不到一塊兒去？固然二馬有東西方文化、文理學科背景之差異，但關鍵還是二者所麵對的競爭環境決定了彼此認知及選擇之差異。
在投資Space
X和特斯拉之前，馬斯克與一小眾投資家創辦了一個組織，旨在投資未來科技。他們嘲笑矽穀的投行們缺乏遠見，將錢投入到140個字符的推特上。
馬斯克後來幹得都是上天遁地、改天換日的大事業，是企業家之典範。馬斯克嘲笑的則是那些隻顧“地球”利益的商人。
但是，馬斯克是怎麽起家的呢？
馬斯克在斯坦福攻讀物理學博士的第二天就開始創業——創辦了一家為新聞機構開發在線內容出版軟件的公司Zip2。1999年，馬斯克將Zip2出售給康柏，從中賺取了人生第一桶金2200萬美元。
同年3月，馬斯克投資1000萬美元，與合夥人創辦了一家在線金融服務和電子郵件支付業務公司X.com。
2000年，馬斯克將X.com與Confinity公司合並，並於次年更名為PayPal——專注於開發移動支付係統。
2002年，馬斯克將PayPal出售給eBay，獲得了1.65億美元。
馬雲如今最核心的資產支付寶，是馬斯克17年前“玩剩”的。在“雙馬尬聊”會上，馬斯克之所以能夠暢談火星、宇宙及生命，是因為其早已脫離了地球。而馬雲隻能在地球裏不安穩地打轉。
早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經濟學及物理學時，馬斯克就開始深入關注互聯網、清潔能源、太空這三大影響人類未來發展的領域。
不過，馬斯克也不是天生的“鋼鐵俠”。2000年前後，投資郵箱、門戶、支付係統都是投資未來。但出售PayPal之後，馬斯克將標準拔高到太空與未來。
從地球到太空，從互聯網到火箭，並不是商人與企業家之間的差別，隻是競爭烈度發生了變化。
事實上，PayPal出售後，馬斯克依然是大股東，但後來在公司內鬥中落敗被逐出公司。
之後，馬斯克才開始啟動其火星殖民、探索太空的Space
X。不可否認，馬斯克是偉大的。因為他真正詮釋了企業家的核心才能——跨期經營。
經濟係統的本質，是基於勞動分工與協作的跨期迂回生產及分配。分工越精細，協作越緊密，迂回生產越高效，經濟福利越高。但是，跨期迂回的周期越長，意味著風險越大，不確定性越高。
而企業家，承擔了跨期迂回的所有風險。
企業家，那些通過企業的方式組織人、財、物投入生產，具有跨期調節能力的經營者。與勞動者最大的不同是，企業家支付工資給勞動者，支付租金給業主，買下了未來預期收益的全部所有權，也承擔了所有的風險。
在《創新和企業家精神》中，德魯克引用了法國經濟學家薩伊的定義來解釋企業家——“企業家是敢於承擔風險和責任，開創並領導了一項事業的人”。
事實上，承擔風險不是企業家的核心才能，更不是企業家的利潤所在。風險，不是收益；風險，隻是成本的一部分。奧地利學派認為，企業家之所以獲得利潤或麵臨虧損，是因其買下了未來預期收益的全部所有權。
未來有多久，考驗著企業家的眼光、預期、資金實力以及投資戰略。馬斯克早期的跨期周期在兩三年、在互聯網、在地球；投資Space
X之後，馬斯克的跨期周期在十年二十年、在太空、在未來。
本質上，這是由美國市場的競爭烈度決定的。
王石去美國讀書時，有人問他，經營一家龍頭企業，在美國是不敢想象的，哪有空去讀書。王石的解釋是，中國的競爭沒有美國那麽激烈，萬科稍微做好一些即可領先。
事實上，萬科是最具危機意識的房地產巨頭。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萬科率先降價去庫存。如今，萬科高喊“活下去”。跑在最前麵的萬科感覺前路茫茫，沒有了標杆，失去了方向。
王石曾經領導萬科多次戰略轉型，但未能成功。究其原因，還是地產領域競爭沒有那麽“激烈”。喊著“活下去”的同時，萬科依然年入六千億，毅然決然地跳入舊改市場。在“野蠻人”來敲門時，王石可以說：“萬科不歡迎民營企業當大股東”。
亞馬遜是一家電子商務公司，同時也是一家高科技企業。但是，同為電子商務公司，為何阿裏與京東不被認為是高科技企業。
美國的競爭烈度，逼迫企業家走得更遠，跨期調節更長。亞馬遜很早便投資大數據及雲計算服務，在雲計算領域已獨占鼇頭。
過去四十年，從中國互聯網到製造業，都遇到了人口紅利、技術外溢紅利時代。賺眼前的錢而不是未來，做短期調節而不是長期，是絕大多數中國企業家的選擇。
企業家與商人，沒有本質區別，隻有跨期調節之長短有別，與道德無關。
在中國，我將中國企業家/商人這一特質界定為“最有闖勁的一群人”。
敢闖敢幹，意味著敢投入、敢跨期、敢承擔風險。這一度是中國經濟發展最為核心的動力。
若“最有闖勁的一群人”不敢闖，不願闖，不去闖，那才是最大的麻煩。
2 最為敏感的一群人
奧地利學派米塞斯、哈耶克諸君之所以對熊彼特充滿鄙夷之意，主要原因是熊彼特背棄了奧派抽象演繹之方法論；同時，熊彼特對奧派思想的演繹過於表麵化、簡單化。
在米塞斯、哈耶克看來，跨期調節才是企業家才能的核心，且更具有本質意義。但熊式之演繹，更讓企業家、管理學家及大眾更加易懂。
奧派從企業家誕生之根源、作用的角度解釋企業家之價值，而熊彼特則從企業家“與眾不同”之特質的角度演繹企業家之才能。
從跨期調節的角度，我們仿佛潛到水裏，透視到企業家根本上的與眾不同的之處。若從熊式之“私人王國”、創新的角度，總給人的感覺是在為企業家唱讚歌，為資本家辯護。
企業家的與眾不同則是從事跨期經營、迂回生產，而雇員為了規避風險選擇固定收益。
早在亞當·斯密之前，愛爾蘭經濟學家、金融家查理德·坎蒂隆在其《商業性質概論》一書中，首次發現了企業家的重要性。
這本書被認為是最早的現代經濟學著作。有些經濟學家，將坎蒂隆推舉為“現代經濟學之父”，而非斯密。
坎蒂隆分析了在經濟循環中企業家的經濟作用。
他認為，相對於一般按時領取工資的人而言，企業家應是冒險者。因為未來具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所有的經濟活動在本質上都是有風險的。盡管如此，還是要有一些人需要冒險以期望將來獲得利潤。冒險的企業家對於循環的生產過程的良好運作和經濟的繁榮是必不可少的。
企業家如何應對跨期調節帶來的風險？
後來，亞當·斯密並未對此加以探索。相反，斯密走了一條相反的道路，關注市場的效率而非企業家、技術及創新的價值。除了薩伊存有智慧之光外，古典主義集大成者忽略了企業家。
到了新古典主義時代，經濟學家推崇市場均衡及完全競爭，企業家淪為了原子式的主體。
所幸的是，門格爾開創的奧地利學派，跳出了實證主義及市場崇拜，發現了企業家的價值。奧派將經濟增長、技術創新、經濟利潤的動力歸功於為企業家。企業家頂著風險和壓力，開拓創新才有利潤和增長。
最為生動的解釋版本來自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熊彼特說，企業家的本質就是創新——簡單明了。
熊彼特習得奧派的非均衡及米塞斯“人的行為”思想。
他說，當經濟繁榮時，高利潤吸引大量資本進入，然後收益率下降，經濟衰退，預示著危機的到來；但經濟危機時，大量資本流出，企業家被迫創新技術，創造新產品，開拓新市場與新需求，吸引更多人購買，經濟逐漸複蘇，預示著經濟繁榮的到來。
這就是熊彼特商業周期。在這個非均衡周期中，企業家從事的“創造性毀滅”的工作，推動經濟波浪式向前。
熊彼特認為，技術是一個經濟概念，即將技術引入經濟係統中形成新的經濟能力。他還提出，創新就是采用新產品，采用新生產方法，開拓新市場，獲取新材料，建設新組織。
熊彼特對企業家之創新的精準解讀無疑是實用而令人振奮的。奧派將企業家之創新歸為實踐知識的掌握及應用。
門格爾繼承了法國經濟學家杜爾閣的知識分散的主張。早在1751年，杜爾閣就強調：“交易依賴於大量不受人控製的、不斷變化的情境，因此也不可能為人所控製，更不用說能被人預測了。”
在迂回生產、跨期調節的經濟循環中，信息、知識被分散在每個人腦中。企業家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捕捉信息，然後創造產品彌補信息不對稱的“缺陷”，從而最大限度地獲利，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
1916年，芝加哥學派創始人富蘭克·奈特在康奈爾大學的博士論文《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中，指出完全競爭市場不會有利潤也不會有虧損，利潤的真正來源是不確定性。
奈特打破了新古典主義的均衡範式，提出“捕捉不確定性獲利”的主張，從而解釋了利潤與企業的存在。
哈耶克將信息分為分散知識和集中知識，奧克肖特分為實踐知識和科學知識，波蘭尼分為隱含知識和明晰知識，米塞斯分為關於唯一事件的知識和關於類現象的知識。
在奧地利學派看來，市場信息是大量分散知識、實踐知識、隱含知識、“關於唯一事件的知識”。
這些信息被分散在每一個人的大腦中，企業家需要不斷地捕捉信息、創造信息，發現“錯誤”然後組織生產、跨期協調以獲取利潤。
所以，哈耶克說，企業家不是學者，不需要深入的知識，但必須掌握大量實踐知識。
索羅斯的經典名言則比奧派、奈特的表述得更加詳細、貼切和生動：
“世界經濟史是一部基於假象和謊言的連續劇。要獲得財富，做法就是認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後在假象被公眾認識之前退出遊戲。”
但是，正如索羅斯所言，“找到市場的缺陷是需要代價的”。有些人能吃千萬種苦，但不能吃讀書的苦。有些人能吃讀書的苦，但吃不了擔驚受怕、朝不保夕的苦。後者，便是企業家所吃的不確定性的苦。
企業家從不確定性中生存，對風險的敏感是企業家的本能反應。
企業家依靠創新對抗風險，對創新的追求是企業家的生存本能。
企業家是金絲雀，企業家信心指數是經濟的溫度計。聞風而逃，是企業家的市場直覺。真正要擔心的是，企業家聞風而逃，卻沒有“創造性毀滅”。如此，經濟會持續在熊彼特周期底部徘徊。
這說明企業家環境出了問題，而不是企業家出了問題，導致市場機製失靈。
3 最富爭議的一群人
哈耶克曾經提出疑問：為什麽計劃主義對廣大群體有如此強烈的吸引力？
哈耶克的解釋是，一個高收入者、積極上進者，定然反對平均主義、計劃主義，渴望競爭，渴望努力提高收入；一個低收入者、好吃懶做者，定然支持平均主義、計劃主義，如此可搭便車、占他人便宜。
這說明了計劃主義、平均主義為什麽失敗——價值導向；也說明了企業家定然備受爭議與攻擊。企業家屬於少數的高收入者、積極上進者，被多數人反對，被多數人平均，在曆史上無數次上演。
企業家與資本家一道陷入爭議，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需要負有一定的責任。
李嘉圖甚於斯密之處是，他善於觀察社會問題，重點解決斯密忽略的分配問題。李嘉圖認為，地主、資本家、工人的收入對應的是地租、利息與工資，地租、利息與工資構成了社會分配。
由於古典主義堅持勞動價值論，李嘉圖的分配理論與勞動價值論相結合，最終導向了剝削理論。剝削理論認為，所有的收入都是勞動創造的，資本家和地主是剝削階級。
在古典主義者中，隻有薩伊實現了突破。薩伊的分配理論框架與李嘉圖一樣，但是薩伊學說基於效用價值論。薩伊認為，收入分配取決於有市場效用，沒有市場效用的產品再多勞動也一文不值。
但是，薩伊的洞見，直到1870年代的邊際主義才廣為流傳。邊際主義用效用價值論否定了剝削理論，但也沒肯定企業家的作用。
後來，奧派的第二代傳人、熊彼特的老師龐巴維克在著名的《資本與利息》中，使用時間價值，解釋了利息、地租和利潤的合理性，肯定了企業家承擔。這就是時差利息論。
為什麽會產生時間價值呢？
龐巴維克認為，由於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多數人都渴望把握當下而不是未來。所以，在迂回生產中，企業家必須戰勝多數人無法克服的“意誌上的缺陷”，將收益交給未來。
米塞斯、哈耶克在龐巴維克的時間序列的基礎上，加入知識分散理論，構建了相對完整的企業家理論——企業家在迂回生產、跨期調節中，最大限度地掌握分散的實踐知識，用創新應對不確定性風險。
龐巴維克、米塞斯與哈耶克被認為是為資本家辯護。熊彼特則將企業家從資本家中區分出來，跳出剝削理論的爭議，為企業家找到了“創造性毀滅”的角色定位——深入人心。
企業家給工人支付工資，買斷了未來的收益權，承擔了跨期的風險。冷暖隻有企業家自己知道，盈虧隻能交給市場概率。企業家能做的不是賭，而是相信概率，增加贏的概率。
如此，企業家的爭議則大大減少。
不過，英國經濟學家斯拉法在《用商品生產商品》中依然發生了問題。在斯拉法看來，勞動者靠工資生存，資本家“用商品生產商品”；資本、商品是自由流通市場，可以高效配置，而勞動者天然不是生產要素，無法自由流通。
因此，經濟正在往不利於勞動者與工資的方向發展。
斯拉法的洞見令人驚歎。事實上，最近四十年，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華爾街的紙醉金迷與美國鐵鏽地帶的芳草萋萋、新興國家的血汗工廠，形成鮮明對比。
歐美企業家在全球迂回生產，將工廠搬遷到工資低廉的新興國家，將公司注冊在免稅區，將資本管理及技術研發留在美國。憑借資本與商品的國際自由流通，跨國企業家及投資者可在全球化時代實現利潤最大化。
反觀勞動者，受製於國籍及跨國雇工，多數隻能停留在本土就業。五大湖區的一些產業整體遷移到海外，這些工人無法到海外就業，全體都麵臨失業。新興國家的工人又無法到歐美國家，隻能在本土拿低薪。
跨國企業家兩頭通吃，勞動者隻能在本地吃土。企業家，在今天全球化時代有更多選擇，也有更多爭議。
有人大喊“別讓李嘉圖跑了”，背後深層次的矛盾便是斯拉法的洞見。李嘉圖可從中國跑到英國，可以在全球規避風險，但是普通勞動者無法做到。
這就是資本有的選、勞動沒的選的矛盾。
如今，中國經濟換檔降速，人民幣貶值壓力增大，一些企業家試圖效仿李嘉誠在全球配置資產以規避風險。這種做法是否屬於企業家的自由？若是，勞動者的自由流通又如何保障？若不是，資本自由流通亦大勢所趨、難以阻擋。
本質上，這是一個市場公平問題。
有人認為，若是關起門來賺得錢，定然是關起門來花，而無法轉移出去；若是開放市場下賺得錢，定然可以轉移走。
市場競爭越不公，人們對企業家的爭議越大。現實中，一些企業家沒有承擔應有的跨期風險、沒有技術創新，卻獲取壟斷暴利。
美聯儲承擔“最後貸款人”的角色，在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時，出手救助了美國國際集團、花旗銀行等華爾街銀行家。這些危機的始作俑者沒有得到市場應有的懲罰，美聯儲還拿納稅人的錢去救助他們。危機時，他們“大而不能倒”；繁榮時，他們賺取的暴利也沒有分給納稅人。
不過，這是市場製度的問題，而不是企業家的問題。
經濟學家認為，企業家是經濟增長的“國王”，企業家精神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源泉。其實，企業家隻是最有闖勁的一群人，他們敢闖敢幹，敢於從事跨期調節、迂回生產工作。
讓最有闖勁的這群人，保持對利潤的饑渴以及對風險的敏感，經濟才有足夠的動力。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闖勁盡失、神壇跌落、聞風而逃，中國企業家群體怎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