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是1月12日夜裏下達的。幾天前，環繞北京的河北省暴發了新的新冠病毒疫情。中國政府的應對方案既大膽又直截了當：必須建設一個預製房的完整小鎮把人隔離起來，項目於次日一大早開工。
部分工作落在了建築公司老板韋燁的身上，他將在征用來的農田上搭建安裝1300個預製房。
韋燁說，合同、圖紙、材料訂單——所有事情“經過幾個小時都給落實了”。他還說，他和手下為了趕工拚死拚活地工作。
“這個壓力肯定是會有，”他說，但他也為能盡自己的一份力量感到“特別光榮”。
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的這一年裏，中國已經做了許多其他國家不願或不能做的事情。使用同等程度的強迫與勸說，中國調動起龐大的共產黨機構，滲入到私營部門和廣大人口之中，對大流行病展開了一場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所說的“人民戰爭”，並取得了勝利。
中國現在正在從中收獲長期的好處。當新冠病毒最早在中國中部城市武漢出現、中國領導層似乎處於1989年“六四”事件以來最緊張時刻的時候，這個結局幾乎沒人預見到。
這一成功已讓中國在經濟和外交上處於有利地位，反擊美國和其他擔憂其不可阻擋的崛起的國家。這一成功也讓習近平更有信心，他將中國經驗作為榜樣提供給他國。
雖然當初武漢的官員們曾因擔心政治後果而猶豫不決、行動遲緩，但現在隻要有新感染的跡象出現，當局就會立即采取有時甚至是過頭的行動。今年1月，河北當局馬上動用了中國早已練就的策略，對數百萬人進行病毒檢測，將整個社區隔離起來——所有這些做法的目的，是讓官方通報的感染病例——14億人口中每天僅幾十例——歸零。
中國政府采用了多年來的慣用做法，在基礎設施項目上投入大量資金，同時為支持企業發放貸款並減稅，以避免出現與大流行病有關的裁員。盡管去年年初曾出現萎縮，但中國目前是恢複了穩定增長的唯一主要經濟體。
在疫苗研發方麵，政府為疫苗生產商建新廠提供土地、貸款和補貼，還提供了快速審批渠道。兩種中國疫苗正在大規模生產中；更多的疫苗即將到來。盡管中國疫苗表現的效力低於西方競爭對手的疫苗，但已有24個國家簽約購買，因為在政府的敦促下，中國公司承諾更快地供貨。
新西蘭和韓國等其他國家沒有采取嚴厲措施，也已很好地遏製了病毒，在民主製度下，中國式的嚴厲措施政治上不可接受。但在中國領導人眼裏，這些國家沒有可比性。
北京在遏製大流行病的各個方麵，包括醫療、外交和經濟方麵取得的成功，讓其更加堅信其迅速調動人員和資源的威權主義能力，認為這讓它具有美國等其他大國沒有的決定性優勢。這是一個強調不惜一切追求結果，並且需要公眾默然接受的模式。
按照這種觀點，中共不僅必須控製政府和國有企業，還必須控製私營企業和個人生活，將集體的好處置於個人利益之上。
“他們能夠將這個一黨專政國家的所有資源調動起來，”紐約福特漢姆大學(Fordham
University)中國法律與政治學教授明克勝(Carl
Minzner)說。“這當然既包括強製性工具——對上百萬人的流動實行嚴格的強製性限製，也包括可能是中國獨有的高效率官僚工具。”
通過這樣做，中國共產黨當局壓製了言論、管束並清洗了異見觀點，並且扼殺了任何個人自由或流動的概念——這種做法在任何民主社會都是不得人心且不能為人所接受的。
在中共領導層中，一種被證明是正確的感覺顯而易見。在2020年的最後幾天，中國的最高政治機構——由七名成員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在北京召開了一個相當於年度政績評估的會議，理論上，常委們能在會上對自己和同事進行批評。
他們非但未對任何不足之處有任何暗示——例如，中國在全球麵臨著日益增長的不信任，反而高度讚揚了中共的領導力。
“當今世界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時與勢在我們一邊，”習近平在1月的另一個會議上對官員說。
全黨動員起來
最近幾周，隨著新感染病例不斷出現，國務院發布了覆蓋麵很廣的新通知。“反彈風險絲毫不能忽視，”通知說。
這些規定反映了中國政治體製的微觀管理本質，在這個體製中，最高領導人擁有從中央政治決策機構操縱每條街道，甚至每座公寓樓的控製杆。
國務院要求各省市設立24小時指揮中心，主管人員將就本地的表現問責。國務院的通知要求，設立足夠多的集中隔離點，不僅要在陽性病毒檢測結果出來後的12小時內將人隔離起來，還要對與病毒檢測呈陽性者有過密切接觸過的數百人進行嚴格隔離。
人口在500萬以下的城市，必須具備在兩天內完成全員檢測的能力。人口超過500萬的城市，需要具備在三到五天內完成全員檢測的能力。
這種動員的關鍵在於中共調動其龐大官員網絡的能力，每個地區的每個部門和機構裏都有中共官員。
政府可以很容易地將“誌願者”部署到新的熱點地區，包括在今年1月的新疫情暴發後將4000多名醫務人員派往河北。“身為共產黨員，走在人民最前麵，”以入黨為夙願的20歲大學生白岩說。
有1100萬人口的石家莊是被封城的城市之一。石家莊郊外一個村子裏的共產黨員周小森說，派來的人能幫助管理違規者，也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如果出去買點藥和菜，我們代理，”他說。
政府既用實際利益，也用愛國主義、責任感和自我犧牲精神來號召人民。
幫助建造石家莊附近集中隔離點的國有承包商中鐵十四局集團公開發出請戰書，讓員工宣誓為抗疫不遺餘力。請戰書上寫道，“不計報酬，不講條件，不打折扣，無論生死”，還有員工的簽名和按的紅色指印。
官員網絡的運作部分也有賴於恐懼。由於新冠疫情管控不力，去年已有5000多名地方黨政官員被免職。這個體製基本上不鼓勵官員采取節製做法。
中國東北城市通化的居民最近抱怨，政府官員在沒有為食品供應和其他需求做好充分準備的情況下突然封城。石家莊附近的一名村民試圖偷偷跑出隔離點去買包香煙後，過激的村支書下令將他綁在樹上。
“很多措施看起來是過頭了，但是這些過頭的措施對他們來說是必要的，”一家中國報紙的前編輯、作家陳敏說。武漢封城期間，他一直在武漢。“不過頭就沒有效果。”
對政府在危機早期的不作為和掩蓋做法的憤怒已經消退，這是這個製度壓製壞消息和批評的後果。中國的成功已在很大程度上將那些可能對中共從中央控製一切提出異議的聲音淹沒了。通過警告，甚至監禁那些挑戰其勝利故事版本的活動人士，當局也重塑了公共敘事。
剛開始的時候，新冠病毒大流行似乎暴露了“習近平式治理的根本性病態”，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研究員裘德·布蘭切特(Jude
Blanchette)說。
“事實上，在經過一段時間後回過頭來看，我們看到這個係統在很大程度上以習近平所希望的方式發揮了作用，”他補充說。
河北實施的這些措施迅速見效。2月初，該省記錄了一個月以來首次沒有出現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一天。
經濟複蘇
在許多國家，關於如何在保護公眾健康和保持經濟運行之間取得平衡存在著激烈爭論。在中國幾乎沒有。兩件事它都做到了。
即使是去年的武漢，在76天裏，當局幾乎將所有地方都封閉了，但他們允許主要工業繼續運營，包括鋼鐵廠和半導體工廠。他們在小規模疫情發生時也采用了這一策略，以大大小小的方式，不遺餘力地幫助企業。
中國的經驗強調了許多專家提出過、但很少有國家遵循的建議：疫情越快得到控製，經濟就能越快複蘇。
雖然危機初期的經濟陣痛很嚴重，但大多數企業就算關閉也隻關閉了幾周。幾乎沒有合同被取消。幾乎沒有工人被解雇，部分原因是政府極力阻止企業這樣做，並通過貸款和減稅提供幫助。
“我們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抓緊恢複生產生活秩序，”習近平在去年說。
浙江華遠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僅僅停產了17天。在地方當局幫助下，該公司租用大巴車把春節期間分散在各地的工人接了回來——由於中國大部分地區一開始都處於封鎖狀態，返工不太容易。政府的通行證讓他們的大巴車可以通過限製通行的檢查站。
工人們隻能在工廠和宿舍之間走動，經常接受體溫檢測。公司的大客戶比亞迪開始生產口罩，並將貨物運到華遠。
很快，公司接到的訂單就超過了它的處理能力。
安徽省的一家救護車製造商迅速增加了生產，購買了華遠生產的螺絲、螺栓和其他緊固件。後來，隨著病毒的傳播和海外供應商的停產，中國汽車製造商也開始需要這些產品。
“我們對客戶進行了篩選優化。附加值不是特別高的業務，我就不要了，”該公司副總經理陳錫穎說。“一些回款也好，業務發展前景不是特別好的客戶，我們就把它剔除了。”
和中國一樣，華遠迅速反彈。到4月，該公司已訂購了近1000萬美元的新設備，以啟動第二條高度自動化的生產線。該公司計劃在現有340名員工的基礎上再增加47名技術人員。
疫情暴發前，跨國公司開始在中國之外尋找業務，一定程度上是受到特朗普政府與北京貿易戰的刺激。病毒本身也加劇了人們對依賴中國供應鏈的擔憂。
然而，在世界其他地區努力保持商業開放之際，疫情卻加強了中國的主導地位。
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的數據顯示，去年，中國出人意料地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外國直接投資的目的地。在全球範圍內，投資暴跌42%，而中國的投資增長了4%。
“盡管疫情造成了人員傷亡和破壞，但從經濟角度看，這對中國來說是因禍得福，”上海高等金融學院副院長朱寧表示。
外交工具
去年2月，當新冠病毒肆虐武漢時，中國最大的疫苗生產企業之一科興生物技術公司沒有能力開發一種能夠阻止它的新疫苗。
公司缺乏一個高度安全的實驗室來進行所需的高風險研究。它沒有能夠生產注射劑的工廠，也沒有建廠的資金。
因此，該公司首席執行官尹衛東向政府尋求幫助。2月27日，他會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蔡奇和北京市市長、環境科學家陳吉寧。
在那之後，科興擁有了它所需要的一切。
官員允許其研究人員進入全國最安全的實驗室之一。他們提供了78萬美元，並指派政府科學家協助。
他們還為北京一個地區的新工廠建設鋪平了道路。市政府捐贈了這塊土地。以北京市為主要股東的北京銀行提供了一筆920萬美元的低息貸款。
當科興需要一種通常要18個月才能從國外進口的發酵罐時，政府命令另一家製造商全天24小時不停工作，把它們生產出來。
這是習近平在武漢封城兩天後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所概述的那種政府全麵動員的做法。他敦促中國“加快治療藥品和疫苗研發”，北京也投入了大量資源。
私營公司康希諾生物與中國人民解放軍合作，不眠不休地工作，在3月前生產出第一批試驗藥劑。國有製藥公司國藥集團在三天半的時間裏獲得了建廠所需的政府資助。
科興的尹衛東將該項目稱為“克冠行動”，以配合國家抗擊疫情的戰時用語。“也就是隻有在這樣的綜合條件保障下才能使一個車間投入運行，”他對官方報紙《新京報》表示。
在尹衛東2月27日的會議結束後不到三個月，科興就研製出了一種可進行人體試驗的疫苗，並建立了一家大型工廠。該公司每天生產40萬支疫苗，希望今年能生產10億支。
為本國製造疫苗的快速過程最終打開了另一種機遇。
隨著新冠病毒在國內基本被撲滅，中國可以向海外銷售更多的疫苗。這些疫苗“將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習近平去年5月在世界衛生大會上承諾。
盡管官員們對這種說法感到憤怒，但“疫苗外交”已成為一種工具，用來平息部分對中國失誤的憤怒，在中國受到來自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壓力之際，幫助支撐其全球地位。
“這就是中國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看上去像一個真正的救世主，像一個患難時期的朋友，”前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中國負責人葉雷(Ray Yip)說。
中國國內的效率並沒有輕鬆轉化為在國外的勝利。中國疫苗的有效性較低。巴西和土耳其的官員已經抱怨過延誤。盡管如此，許多迄今已同中國簽約的國家承認，他們無法為美國人或歐洲人製造的疫苗等待數月。
1月16日，塞爾維亞成為第一個接受中國疫苗的歐洲國家——大約100萬劑，疫苗來自國藥控股。該國總統亞曆山大·武契奇(Aleksandr
Vučić)在寒風中與中國大使站在一起，歡迎第一批飛機運送的物資。
他告訴記者，他“不怕炫耀”與中國的關係。
“我對此感到自豪，並將投入越來越多的時間和努力，來創造甚至改善我們與中國領導人和中國人民的良好關係。”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威權、愛國主義和14億人：中國對新冠的一場“人民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