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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捐精的男人、他的幾百個孩子和一個問題

2015年，荷蘭木匠凡妮莎·範埃韋克(Vanessa van
Ewijk)決定要個孩子。她當時34歲，而且是單身，所以，像許多女性一樣，她挑選了一名捐精者。

她考慮過通過生育診所懷孕，但診所的費用對她來說太高了。取而代之，她在一個名為“想要個孩子(Desire for a
Child)”的網站找到了理想的候選人。該網站是數量越來越多的線上精子市場之一，它們讓候選捐精者與潛在受精者直接進行匹配。範·埃韋克尤其被30多歲的荷蘭音樂家喬納森·雅各布·邁伊(Jonathan
Jacob Meijer)的簡介所吸引。

邁伊頗為英俊，有一對藍色的眼睛和一頭濃密的金色卷發。範埃韋克喜歡他看起來真誠的樣子。“我和他通了電話，他給人的感覺很溫柔、善良，也很有禮貌，”範埃韋克說。“他喜歡音樂，還談到了他對人生的看法。他沒有任何露骨的調情。他看上去就像是鄰家的男孩。”

在進行了幾次線上往來的大約一個月後，她與邁伊安排了見麵，地點在海牙繁忙的鐵路樞紐中央火車站。他向她提供了精子，她付給他165歐元（約200美元），並支付了他的旅行費用。幾個月後，她生下一個女兒，這是她的第一個孩子。邁伊告訴她，這是他的第八個孩子。（邁伊拒絕為本文接受采訪，但通過電子郵件回答了一些問題，並說他不給予報紙公布他名字的授權。）

2017年，當她決定要再次懷孕時，她又與邁伊取得了聯係。他再次與她見麵，並以同樣適中的費用提供了一個裝有他精液的容器；她再次懷了孕，生下一個男孩。

然而，就在那之前，範埃韋克聽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她在Facebook上與另一名也使用了邁伊捐的精子的單身母親建立了聯係，對方告訴她，據荷蘭衛生、福利和體育部2017年的一項調查，邁伊通過數不清的生育診所在荷蘭至少生出102個孩子，這個數字不包括他通過網站的私下捐精所生。

範埃韋克希望她的孩子同父同母，所以她仍想讓邁伊做捐精者。盡管如此，她仍很擔心。荷蘭是一個小國，隻有1700萬人口；人群中互不相知的同父異母兄弟姐妹越多，他們中的兩人無意相遇並生下孩子的可能性就越大，這種孩子有更高的遺傳缺陷風險。

範埃韋克很憤怒，質問邁伊。他承認自己繁育了至少175個孩子，並承認可能還有更多的。

“他說，‘我隻是在幫助女性實現她們最大的願望，’”範埃韋克回憶道。“我說：‘你已經不是在幫助人！我怎麽告訴我的孩子，他們可能有300個兄弟姐妹呀？’”

她可能隻知道問題的一半。

第一個以體外受精方式出生的孩子生於1978年，在那之後的幾十年中，隨著生育診所、精子庫和私人捐助者設法滿足渴望懷孕的父母的需求，精子捐贈已成為一個蓬勃發展的全球性業務。

 

凡妮莎·範埃韋克和她的兩個孩子在荷蘭的裏瑟布魯克。她說：“我如何跟我的孩子們說他們可能有300個兄弟姐妹？” ILVY
NJIOKIKTJI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是，該行業監管不力。一係列法律表麵上看來針對誰以什麽樣的頻率在何地捐贈的問題做出了規定，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避免在人群中引入或擴大遺傳殘疾。在德國，一名診所捐贈者的孩子不能超過15個。在英國則是最多10個家庭，孩子數量不限。在荷蘭，法律禁止匿名捐贈，不具約束力的指導方針將診所捐贈者限製為25名兒童，並且隻能在該國一家診所捐贈。在美國，沒有法律限製，隻有美國生殖醫學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的指導方針：在80萬人口中，每個捐贈者可以有25個孩子。

國際上的監管更加稀缺。沒有什麽能阻止捐精者在本國以外的診所或在位於丹麥的全球最大的精子診所Cryos
International這樣的全球機構進行捐贈，該診所向100多個國家運送精液。

“在美國或任何地方，沒有什麽可以阻止捐精者在一個以上的精子庫捐助，”美國支持受捐出生者家庭的組織“受捐出生者手足登記中心(Donor
Sibling Registry)”的聯合創始人兼執行董事溫迪·克雷默(Wendy
Kramer)說。“精子庫說，他們會詢問捐精者是否在其他地方有過捐精，但這是沒有辦法核實的事情。”

幾乎沒有法律管束範埃韋克和邁伊通過互聯網安排的私人捐贈。由於這些漏洞，已經出現了捐精者生育數十個或更多孩子的例子，以及有的孩子長大後發現——通常是通過社交媒體——他們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不隻是幾個，而是有數十個。

在2019年，荷蘭受捐出生兒童基金會(Dutch Donor Child
Foundation)通過DNA測試確定，於2017年去世的生育專家揚·卡爾巴特(Jan
Karbaat)博士秘密生育了至少68個孩子，這些孩子的母親都去過他在鹿特丹附近的診所。荷蘭受捐出生兒童基金會是一個倡導組織，為受捐出生者及其家人提供法律和情感支持，並幫助尋找血緣親屬。

在荷蘭，至少有一個被稱為路易(Louis)的捐精者，其後代有200多個，其中許多人彼此都不知道。現年36歲的荷蘭信息技術顧問伊沃·範海倫(Ivo
van Halen)六年前得知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從那時起，他設法與他的42個同父異母手足直接取得聯係。

“學習如何將42個兄弟姐妹融入你的生活是令人震驚的，”範海倫在接受采訪時說。“沒有這樣的教科書。我們組已經找到了70個人，並且每個月都會有新的發現。”

他的一些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在約會應用Tinder上偶遇了許多次。居住在海牙的同父異母兄弟喬迪·威利肯斯(Jordy
Willekens)與四名同父異母的姐妹在網上配上對。威利肯斯說：“有一次，我向右劃了她的照片，她同時也向右劃了我的照片。”

該小組在約會之前會保留一份潛在兄弟姐妹列表。現在處於戀愛關係中的威利肯斯說，他之前在約會時非常小心：“我現在的眼力已經訓練有素。”

一些捐精者，例如卡爾巴特，是秘密和非法捐精的，他們的身份和捐精規模在很多年後才被他們的後代發現，通常是令人震驚的消息。

其他捐精者則公開地大肆捐贈。紐約的數學教授阿裏·納吉爾(Ari
Nagel)僅在網上與受捐者直接聯係；他被稱為“塔吉特(Target)捐精者”，因為有時他會在例如塔吉特商店這樣的公共場所與女性見麵，交出他的精子。他告訴《紐約時報》，他有76個親生孩子。英國的捐助者西蒙·沃森(Simon
Watson)定期在Facebook頁麵上發布其後代的照片，他在2016年告訴英國廣播公司(BBC)，他在世界各地至少有800個孩子。

 

在丹麥的一家Cryos精子銀行，顯微鏡下的精子庫樣本。 THOMAS FREDBERG/SCIENCE SOURCE

邁伊似乎采用了這兩種方法，即在超出建議數量的診所注冊，同時還進行私人捐精。

2017年，在與邁伊麵質後，範埃韋克通知荷蘭受捐出生兒童基金會，他的孩子比他最初透露的要多得多，而且他一直在幾家診所捐獻精子。這個組織已經從其他母親那裏知道了他，她們也有同樣的抗議。

該基金會很快確定，除衛生、福利和體育部確定的102名通過該國的11家診所出生的孩子外，邁伊在荷蘭至少私下出生了80名孩子。政府命令所有荷蘭精子診所停止使用邁伊的精液。

其他國家也認識到連續捐精的問題。柏林律師克裏斯蒂娜·莫特伊(Christina Motejl)是歐洲捐精者後代(Donor
Offspring
Europe)的成員，該組織是歐洲受捐出生的成年人組織的關係網。她說，該組織對在歐洲旅行的捐精者試圖生出盡可能多的孩子感到擔憂。

“這種自戀的方式令人惡心，”她說。“任何理智的人都不會想要100個或更多的孩子。最大的問題是為什麽？這些人希望確認自己是個偉大的人，每個人都想要他們。”

澳大利亞的一位母親通過Cryos購買了邁伊的精子，並育有一個孩子，她說她為他有那麽多孩子感到不安。（出於隱私原因，她要求不要使用她的名字。）她和其他50多個使用其精子的母親組成了一個小組，“肩負使命的媽媽”(Moms
on a Mission)，試圖讓他停止捐獻。

他們的目標是與盡可能多的其他父母建立聯係，找出他後代的真實數目，以便他們的孩子隨著年齡的增長可以彼此接觸。許多母親不知道，如果孩子的親生父親還有很多其他孩子，她們的孩子將如何與親生父親建立關係。該小組還倡導建立國際精子捐獻者數據庫。

“這樣一來，這些人就不能隨便捐精，並在母親們甚至不知情的情況下在全世界生育所有這些孩子，”這位澳大利亞母親說。“我無法想象我們的兒子發現後會怎麽想。”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一個捐精的男人、他的幾百個孩子和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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