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時代結束了，拜登的時代開始了。想重新領導世界、遏製中國權力野心的美國少不了歐洲這個盟友的幫忙。可是歐洲為什麽會顯得三心二意？原因要在中國身上尋找。
《每日鏡報》發表題為“美國的挫敗感”（Amerikas
Frust）的文章分析，拜登想同歐洲夥伴一起打造一個應對中國的商貿聯盟，可歐洲為什麽在這個建議麵前踟躕不前？
特朗普的時代是一個破壞國際秩序、單打獨鬥、大搞單邊主義的時代。但是拜登則全然不同，他對歐洲寄予了厚望。他承諾要 “重振
“美國的聯盟，並計劃建立一個
“民主國家聯盟”，以對抗專製政權，尤其是中國日益增長的力量。歐盟對美國這位新總統也同樣抱有巨大的期望。他們甚至想象著建立一個
“新的跨大西洋公約”。然而，在華盛頓卻有越來越多的人不禁會問，歐洲是否準備好與拜登領導的美國團結一心。
文章寫道：“隨著越來越多的冷靜思考，美國新政府意識到，對於尋求建立更多跨大西洋合作歐洲已經成為了累贅夥伴。
歐美之間存在許多眾所周知的摩擦點，例如天然氣北溪2號管線的鋪設，歐盟對美國科技公司進攻性的監管以及北約同盟中不平等的費用負擔。但是，最重要的跨大西洋衝突卻是圍繞著本世紀的大議題：西方應如何應對中國帶來的挑戰。”
“即使是在拜登的領導下美國人也希望對北京采取強硬態度。
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許多歐洲人並不將中國視為民主世界的主要威脅，也不希望被卷入超級大國之間新的經濟冷戰”。
文章指出，“對美國來說中國是最重要的地緣政治挑戰。拜登將中國稱作是美國‘最強硬的競爭對手’，並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在爭奪世界經濟主導權的問題上進行‘極端競爭’。這也包括在那些被華盛頓定義為‘國家安全利益’的技術和經濟領域與中國脫鉤。美國谘詢公司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總裁布雷默(Ian Bremmer)說：‘歐洲人的優先事項和世界觀與美國人不同。’ ”
“布雷默說，特別是去年12月底主要是在德國的倡議下達成的中歐投資協議令當時的候任拜登政府感到失望。他說，美國將德國視為‘美國對俄羅斯和中國政策的關鍵夥伴’。”
“然而有一些人對於德國特別是在聯邦議院大選之年是否能符合這一要求表達了疑慮。特別是聯邦政府對自民黨質詢的回答更加重了美國人的疑慮。德國聯邦政府在回答自民黨的時候寫道：‘德國政府繼續看到歐洲與中國之間存在進一步發展合作的巨大潛力，且承認中國經濟已經崛起成為全球經濟的核心參與者。’”
德國《世界報》也就同樣的話題以“拜登的新世界秩序”（Joe Bidens neue
Weltordnung）進行分析探討。文章指出，在拜登的領導之下，美國要重新領導世界，遏製中國的權力野心，讓埃爾多安和普京這樣的獨裁者就範。為此美國需要它的盟友。但給華盛頓拆台的卻偏偏是德國。
文章寫道：“拜登在上任之後與習近平進行的第一通電話通話中展開了全方位的進攻。他批評‘北京采取脅迫性且不公正的經濟行為，批評北京對香港和新疆人權的打壓以及在該地區包括對台灣在內的越來越具有挑戰性的行動’。華盛頓要傳遞的信息是：美國不會在同中國之間進行的地緣政治的競賽中把戰場拱手相讓。”
“西方擔心中國正在輸出其非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同時，拜登決心在應對氣候保護等全球性議題時與北京方麵合作。他尤其想對作戰概念、科技和部隊水平進行測試，以得出應對中國的建議。”
文章寫道：“美國的對華政策重新定義了跨大西洋關係。歐洲和北約應該成為抵消中國在大西洋這一側影響的平衡力。但對於歐洲人而言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他們想成為美國政治的工具還是想成為一個積極的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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