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3月12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1.9萬億美元的新冠紓困救助法案——“美國救助計劃”（American Rescue
Plan），標誌著該法案正式生效。該法案是拜登政府任內的首個重大立法項目，同時也標誌著拜登完成了此前對選民的承諾——上任100天內為符合條件的美國人直接發放1400美元支票，此外還包含延長失業保險、向州和地方政府撥款、提高疫苗接種和檢測能力等多個方麵。
一輪又一輪的財政救助支出，已使美國政府債務出現爆炸式增長。美國聯邦財政赤字從2016年的5850億美元連年攀升至2019年的9840億美元，而2020年隨著動輒數億美元的財政救助支出，美國聯邦債務創下曆史新高。美國財政部數據顯示，2020財政年度聯邦政府支出增加47.3％，至6.55萬億美元，財政赤字激增逾兩倍，總額超過3.1萬億美元，赤字占GDP之比躍升至15.2％，已是連續第五年增加，為194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至2020年11月末，美國聯邦債務總額已高達27.4萬億美元，占GDP比重達到134%。
而眼下美國聯邦債務的攀升還遠遠沒有盡頭。
疫情肆虐之下，數以千萬計的美國人麵臨食物危機和無法支付房租而無家可歸。2020年6月以來，約800萬美國人跌入貧困線以下，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美國失業人口仍超過1000萬。
1.9萬億美元，過分了嗎？
前美國財政部長薩默斯於今年2月5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了《拜登的刺激方案勇氣可嘉，但也風險巨大》一文，引發很多民主黨內部的爭議。薩默斯曾擔任比爾·克林頓政府的財政部長和奧巴馬的高級經濟顧問。
薩默斯表示：“我也同意，就財政刺激而言，做得太少比做得太多的風險更高。”同時，他也直指1.9萬億刺激計劃可能導致的嚴重問題：首先，是通脹問題。雖然存在大量不確定性，但規模如此巨大，接近二戰時期體量的刺激方案很可能會引發這一代從未見過的通脹壓力，對美元價值和金融穩定造成一定的後果。其次，是如何確保刺激政策不會在未來擠壓關鍵性的公共投資空間。早在疫情之前，美國經濟就麵臨著許多根本性問題，包括經濟不平等、增長緩慢，以及基建、學前教育和新能源等所有公共領域的投資不足。
簡言之，薩默斯強調了“做更多”事情的潛在成本：經濟上，存在通脹大幅加快和股市泡沫的風險；政治上，這可能會降低國會對未來采取財政行動以應對諸如基礎設施支出和氣候變化等長期優先事項的興趣。
對此，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接受CNN的“State of the
Union”電視節目采訪時承認，過快的通貨膨脹是需要考慮的風險。但是決策者應擁有應對這種危險的工具。
“作為財政部長，我必須擔心經濟麵臨的所有風險，”耶倫說，“最重要的風險在於，我們讓工人和社區因大流行和由此造成的經濟損失而感到恐懼，我們沒有采取足夠的措施解決大流行和公共衛生問題，我們沒有讓我們的孩子回到學校。”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接受澎湃新聞電話專訪時表示，盡管官方沒有予以承認，當我們發現政府沒有赤字的上限時，當前在事實上已經處於現代貨幣理論（MMT）的世界。而我們很難確切地事先確認這一點，因為人們的行為是可以改變的。但至少在當前央行們還沒有承認。
多位全球財經界專家向澎湃新聞肯定了無上限赤字會造成的通脹風險。沃爾夫還尤其指出由此也會將置包括美元在內的西方貨幣的可靠性於危險的境地。
在沃爾夫眼中，現代貨幣理論（MMT）是凱恩斯主義一個相對極端的版本——藥方就是繼續擴大財政赤字，將利率保持在較低水平，並且通過發行盡可能多的貨幣來將債務貨幣化，以確保政府獲得融資。在疫情造成的經濟困局以前，MMT長期處於宏觀經濟學的邊緣。
現任美國財長耶倫是凱恩斯主義的“傳人”。耶倫的博士論文導師詹姆斯·托賓是凱恩斯學派的領軍人物，她本人的學術研究也明顯偏向凱恩斯學派，側重於失業和薪資問題。
加州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經濟學教授巴裏·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是國際金融貨幣體係和金融危機理論最富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在接受澎湃新聞書麵專訪時表示，耶倫的學養中無疑流淌著凱恩斯主義的“血液”。但他否認了現代貨幣理論（MMT）已在發達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的說法。他認為更準確地說法應該是，許多成熟市場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救濟和刺激措施以應對新冠疫情。而他們同樣也意識到這些措施存在著極限，不可能這樣永久地持續下去。而關於這個界限在哪裏，以及這些措施應當持續多少時間的討論，是很有價值的。
埃森格林進一步強調稱，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已達到極限——不僅利率接近甚至低於零，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規模也持續增長——這些都意味著當前的產能過剩和失業問題必須通過財政政策來解決。但是，這隻是眼前的狀況，並不代表未來也會如此。
在未來的某個時候，預算赤字必須重新縮小，貨幣政策也將重新發揮作用。
“拜登經濟學”會帶來增長嗎？
拜登還未就任總統，就提出除總額1.9萬億美元的刺激計劃外，後續還將推出3萬多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可見，美國政府的巨額赤字和債務高漲仍在路上。
在3月一場有關基礎設施投資問題的會議上，拜登還試圖用中國在基建領域的巨大成就，強調美國推進一攬子基建投資計劃的緊迫性。
據《華爾街日報》3月11日報道，拜登當天與美國副總統哈裏斯一同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會見了4名參議員（兩黨），向他們積極“推銷”關於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計劃。拜登表示，過去兩黨並未就基建問題進行足夠的溝通，他希望現在就此與國會達成“某種共識”。拜登特別提到中國，以此證明美國加強基建的緊迫性。拜登表示，中國在鐵路和電動車技術等方麵進步迅速。
在拜登與副總統哈裏斯的政綱中明確提出，需要投資在現代化的、可持續的基礎設施和可持續的增長引擎上，包括道路橋梁建設，建設能源網和學校、通用寬帶等等。拜登還計劃直麵氣候危機，建立清潔能源經濟。
由於麵臨的相似的困境與政治野心，有評論將“拜登經濟學”與“羅斯福新政”作比。而二者的不同之處在於，羅斯福時期的赤字規模與如今不可同日而語。
在埃森格林看來，二者的可比之處在於都有誌於將支出用於一些革新性的項目。如在拜登政府的方案中提出，為兒童提供助學津貼以及為工人提供職業培訓等。
沃爾夫也認可稱，羅斯福仍然試圖保持財政平衡。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同樣巨大的危機前，拜登政府希望成為像羅斯福一樣激進（偏左），且能為美國帶來變革。
“對拜登和他團隊的人來說，羅斯福是他們的英雄。拜登顯然將羅斯福視為榜樣。”沃爾夫稱。
疫情之下，新經濟也獲得了長足發展。
香港大學馮氏基金講席教授與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原耶魯大學金融學終身教授陳誌武接受澎湃新聞視頻專訪時則表示，因為新冠疫情所有人都不得不關在了家裏，這樣一來讓很多本來根本不願意去嚐試新技術的人沒有辦法，不得不硬著頭皮去學習、了解和適應這些新技術。從這個意義上，特別是對美國社會，確確實實讓全社會對於新技術和大數據等技術的采用和接受程度得到了意外的提升，從而為很多的高科技行業和企業提供了更大的發展動力。基於這一群眾基礎推動進一步的升華創新，如此種種，都會對未來10年的生產率提升起到推動作用。
債務膨脹的“拜登經濟學”可持續嗎？
背負巨額債務的美國能否承受“拜登經濟學”的財政負擔？
耶倫強調，“處於曆史性的低利率環境，美國的財政餘力仍存”。
2020年美國國債的利息支付負擔為3380億美元，但長期利率一度降至0.5％。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估算認為，2021至2025年的政府利息支出將控製在每年2700億至2900億美元。
美債作為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匯儲備和金融機構的安全資產有著長期且穩定的需求，造成長期利率處於較低水平。而據國際評級機構穆迪預測，受“拜登經濟學”推動，長期利率到2022年將升至2.1％，2025年升至4.1％。而新冠疫情危機和“拜登經濟學”將打破這種微妙的市場平衡，或有可能顛覆巨額債務得以持續的低利率環境。陳誌武從美國的整個權力運作模式，意識形態以及現有的世界貨幣體係著眼，他認為美國的高債務高赤字仍然是可持續的。
陳誌武指出，從曆史上看，美國政府財政盈餘僅是個例，財政赤字才是常態。而且從根本上，美國政府有一些財政赤字和債務是健康的狀態，要改變美國靠赤字和國債來發展的模式很難。沒有負債和財政赤字的國家，其政府往往容易出現權力失控。對於美國這樣的社會，有財政赤字、國債，在正常的情況下就可以反過來對政府權力的不斷擴張產生一些製約。美國政府每年都有財政赤字，總統就做不到用政府的錢去收買和討好支持者。預計未來4年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和積極財政政策或許都不會出現實質性的收斂。
但他也從而推斷，這在未來或許會製造一個局麵——幾年以後美國社會的思潮又會反過來——當拜登政府把美國的財政赤字和國債推到一個新高，或將反而為美國社會幾年以後出現反國債、反赤字的思潮創造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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