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婦女節這天，35歲的北京單身女白領陳芒在某孕育APP上下單了個孕前檢查的套餐。戀愛才談了一個月，但陳芒卻覺得“這件事不能再拖了，可以說我是為了生孩子才談的戀愛。”
按照醫學說法，35歲以上初產產婦為高齡產婦。而選擇成為高齡產婦，意味著女性不僅要承擔更大的身體風險，甚至還需要麵臨始終無法生育的境況。
“家族裏兩個大齡生娃的親戚都不太順利，一個孩子自閉症，一個做的試管。”為了避免無法預料的“悲劇”，搶在35歲這年生孩子，成為陳芒的年度目標。
在做了充足的功課之後，陳芒發現，在生育這件事上，年齡是一個問題，但若是病理性原因，無論是否步入大齡，都會麵臨生不出來的情況。
讓她的不安感驟升的是一個更為宏觀的數字。在晚婚晚育、環境質量惡化、生育觀念更迭等因素的影響下，我國育齡夫婦的不孕不育率正在顯著提升。
據中國人口協會、衛健委數據統計，20年前，我國育齡夫婦的不孕不育率僅有2.5-3%，近年來，這一數值已經攀升至約12-15%。目前，中國不孕不育者約有5000萬人，也就意味著孕齡夫婦中每6對就有1對正在被不孕不育的陰霾所籠罩。
互聯網上不少女性將“不婚不育保平安”的流行語奉為圭臬，現實語境中，生育焦慮卻在真切地困擾著另一批人。不孕不育高發的另一麵是近乎本能的生育熱忱，巨大的矛盾下，輔助生殖產業就此催熱。
東興證券的一份研報顯示，中國輔助生殖潛在市場空間達3211億美元。在這條輔助生殖的產業鏈上，上遊醫療器械、檢驗試劑、生物醫藥，中遊輔助生殖服務，下遊輔助生殖中心與醫院構成了一個完整閉環。
在二級市場，市場情緒也為這個龐大的藍海市場作出注腳。截至發稿，作為輔助生殖的龍頭企業，錦欣生殖的股價自2019年6月上市以來，已從8.74港元漲至15.42港元，市值已達386億港元。
脫去統計學大數據的外衣，12%-15%不再是冰冷的數字，浮現的是一個個具象化的個體和沉甸甸的家庭。投資者追捧輔助生殖概念股的歡呼，對於踏上漫漫求子路上的人群來說很難稱得上悅耳。
不孕不育，一個難以啟齒的話題造就了千億美元的市場，然而簡單的買賣關係並不能解釋一切，關於愛、責任、犧牲、傳統、壓抑……在這裏，你幾乎可以找到所有關於中國式家庭的隱喻。
打破舊觀念
隨著工作、生活等壓力的侵襲，這股生育焦慮籠罩的年齡範圍以35歲為中點正在向上、向下無限拓寬。陳芒觀察，當一個家庭遇上生育不順利，率先遭受質疑甚至被推入醫院檢查的絕大部分是女性。
在河北地級市某事業單位工作，35歲才結婚的李麗是當地妥妥的晚婚一族。結婚兩年還沒有孩子，她有些苦惱，
“家裏氣氛一直不好，無論是我父母還是他父母，都覺得是我生不出來。”
備孕期間，李麗是全身心付出的那個，她小心記錄排卵期、喝了幾個療程中藥，直到夫妻兩人下定決心檢查，才發現原來是男方精子活力差，從而導致自然受孕率低。這讓她鬆了一口氣，“終於不能怪我了。”
可李麗的輕鬆並未持續太久，檢查隻是開啟不孕不育治療的第一步，接下來等待她的很可能是一條漫長的，自己不能缺席的“治療”道路。
同樣是麵臨男方弱精問題，來自杭州的劉佳和丈夫則做出了不同的選擇。29歲時和相戀五年的男友結婚，備孕一年無果後，劉佳才發現自己遇上了這樣一個“棘手”的難題。反複確認自然受孕幾率極低後，劉佳和丈夫決定放棄中藥調理，直接選擇試管嬰兒。
事實上，隨著生育觀念的轉化，這種“自己不好生就考慮試管”的選擇開始蔓延到了未婚女性群體中。
在說服剛交往一個月的男友結婚生子的同時，陳芒還為自己額外準備一筆20萬的生育資金。她下定決心，“不管是促卵針還是試管，我都準備好了。”
做出同樣選擇的還有在北京一家上市公司工作的盧鳴。28歲剛結婚時，她曾懷孕過一次，但由於工作太累導致胚胎發育異常，連帶身體也出現了問題。考慮到已經34歲的自己受孕幾率較低，盧鳴正打算接受試管嬰兒的治療。
盧鳴告訴36氪，在他們夫妻和雙方父母、甚至周圍的同事看來，試管嬰兒是很正常的選擇。“就像掛號看病一樣，沒有任何特別之處。”
作為一個創業公司的老板，33歲的周然選擇試管嬰兒的理由則更為簡單。“一方麵是我年齡大了，另一方麵是我老公想要一對雙胞胎，但是我隻想生一次，人工放兩個胚胎，如果成功的話，我們都能圓夢。”
複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生殖中心創始人董曦告訴36氪，“30年前，我剛入行時，成功試管生育的平均年齡大概在28歲到29歲，現在我們院絕大部分做試管的人年齡超過了30歲，35歲的成功率也能達到百分之三、四十。”
深耕輔助生殖領域多年，董曦發現，這個轉變發生在最近十年，隨著試管嬰兒技術的成熟、價格的降低，消費者端的接受程度也在大大提高。如今，圍繞不孕不育，各種醫療服務開始湧現，包括藥物治療、手術和輔助生殖服務。
推動輔助生殖行業繼續往前走的，還在於背後的市場潛力。
據沙利文數據，2018 年，中國約有 4780 萬對不育夫婦，當中僅有約 56.8 萬對接受輔助生殖服務，滲透率為
7%。隨著二孩政策，經濟能力提升，以及對輔助生殖認知加強，輔助生殖滲透率將逐漸升高，預計到2023 年中國約有
5030 萬對不孕不育夫婦，當中有約 85.5 萬對接受輔助生殖服務。
這種來自需求端的渴望，也在讓過去有些“神秘”的不孕不育醫院從幕後走向台前，它們正在為“難生”、“何時生”、“怎麽生”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產業鏈被催熟
在這樣的背景下，更多的人走進了生殖中心，一個是醫院，又不屬於醫院的地方。這裏聚集的是正常的“病人”，在這個不會危及生命的病症麵前，他們的目的趨向一致——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孩子。
早在1988年，國內首例試管嬰兒便在北京大學第三醫院誕生，當時還是醫學院學生的董曦回憶，“由於信息閉塞與傳統思想禁錮，國內能夠接受的人非常少。”
羞於向外人談及、醫療事故相對少發、行業剛剛興起……不孕不育領域具備太多適合民營醫院介入的特點。很長一段時間裏，電視、廣播、公交車上，來自莆田係醫院“治不孕不育，就到xx醫院”的廣告輪番轟炸大眾。
側麵來看，民營醫院高企的營收也證明了其對不孕不育人群存在巨大的吸引力。根據每日經濟報道調查發現，在2010年前後，莆田係一個專科醫院每天在搜索引擎的廣告投放約為兩萬元，而它帶來的月收入卻在500萬元左右，回報率達到了八、九倍。
盡管廣告吹得天花亂墜，但對於不孕不育的家庭，成功率才是他們關注的重點，這也使得妊娠成功率最高的試管嬰兒技術成為了輔助生殖行業中最重要的環節。
董曦向36氪介紹，目前，IVF（試管嬰兒技術）已經發展了三代，相對以往的技術，三代技術的優勢更加明顯。
“第一代技術是卵子和精子在體外自由戀愛，第二代技術則是人為幹預卵子和精子的結合，更像一場包辦婚姻。”
她進一步解釋，“在第三代試管技術中，則進一步引入了遺傳學診斷技術，能促進優生優育的實現。”
因此，對於老家在農村的劉佳來說，技術的保障是試管嬰兒的關鍵，瞄準一個合適的醫院對她來說至關重要。
“我們聽說有些人做了很多次也沒有成功，這種情況下，花費無上限，精力也跟不上。”想到這筆可能存在的大額開支，劉佳當時仍有些忐忑。
在試管嬰兒的流程中，女性要經曆促排卵、檢測卵泡和性激素水平、取卵、胚胎移植、移植後處理等環節，由於年齡、身體狀況的不同，個體成功率會有所區別。
董曦提示，試管嬰兒也存在風險，“從放胚胎這個環節來看，並不會對女性造成傷害，但是促排卵環節，如果過度促排卵、取卵，則會給身體帶來不可逆的損傷。”
仔細了解試管嬰兒這件事後，劉佳覺得名氣大的還是公立醫院，“做過的案例多，技術水平可能也相對較高。”
從大數據來看，劉佳的直覺是準確的。如果對於不孕不育的治療僅僅停留在B超、支原體、衣原體、輸卵管等檢查，這些還在大部分民營醫院的可控範疇內，但進入試管嬰兒步驟後，由於資質和品牌等多方麵原因，公立醫院的重要性開始凸顯。
截止至2019年底，我國經批準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醫療機構共517家，經批準設置人類精子庫的醫療機構共27家，其中獲試管嬰兒牌照的醫院僅有396家，23.40%的生殖中心達不到試管嬰兒技術要求。
由於一次試管就成功，劉佳花費了不到4萬元，據她了解，私立醫院這個價格很可能會翻倍。事實的確如此，根據小紅書用戶阿七的分享，她使用的是第二代技術，在成都某私立醫院做下來的價格超過了6萬元。
動輒幾萬元的客單價，同時又在醫保範圍之外，IVF技術給予了市場極大的想象空間。東興證券的研報數據顯示，輔助生殖產業中，2018年IVF市場規模占比達95%，市場空間可達約
3050億美元。
根據公開資料顯示，2000年起，受益於技術漸趨成熟，利潤率超過口腔醫院、整形外科醫院的輔助生殖行業開始吸引多方勢力入局。這其中，行業佼佼者錦欣生殖更是完成了從民營醫療機構到港交所上市的華麗轉身。
據錦欣生殖財報顯示，2019年，錦欣生殖實現整體銷售收入約16.5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78.8%；毛利潤約為8.2億元，同比增長97.7%。
而輔助生殖業務也成為了錦欣生殖的財富密碼。以錦欣生殖旗下子公司成都西囡醫院為例，2017年，該院輔助生殖服務收益為3.22億元。平均每名IVF患者為該院帶來約5.3萬元收益。
有了這個高門檻和高壁壘的生意，2016年、2017年、2018年前9個月三個報告期內，輔助生殖服務帶來的收益占比分別是93.1%、79.7%、86.3%。
隱秘的角落
輔助生殖在中國市場的故事還在繼續，無論是政策麵、需求方還是商業化，輔助生殖依舊處於一個未飽和的市場環境下。
除了需求端滲透率較低以外，從供給端看，擁有1.3
億人口的日本，輔助生殖機構已達562家。按單位人口擁有量計算，中日兩國的輔助生殖機構在數量上相差近10倍。
麵對這樣一個供需不平衡的市場，輔助生殖產業鏈上遊的輔生藥物、器械，到中遊的服務商、還是到下遊的輔生醫療服務機構均對這塊“大蛋糕”虎視眈眈。
與此同時，這條千億產業鏈中，在法律與倫理邊緣，輔助生殖背後的另外一條灰色產業鏈也在隨之成長、壯大。
來自潮汕地區、已經有三個女兒的媽媽揚爾燕在知乎上分享了自己求男胎的心路曆程。
出於無兒子老無所依、婆婆要求、親戚歧視等壓力的影響，38歲的揚爾燕選擇到泰國做試管嬰兒。在幾個問答中她提到：“國內因為政策限製，無法滿足其生兒子的願望，隻能到泰國圓夢。”
非法選擇性別以外，輔助生殖更為黑暗的一麵也在逐步暴露。今年年初，鄭爽代孕事件掀起社會討論熱潮，代孕背後，道德、倫理和法律等諸多問題相互交纏。
盡管國內明令禁止代孕，但是不能否認的是地下代孕產業在隱秘角落裏生根發芽，漸漸發展成了一門規模龐大的生意。
在河北老家的電線杆、公共衛生間，甚至於大學、中學操場的欄杆上，李麗都曾看到過招募賣卵、代孕廣告的出現。“很多都是以兼職、高薪為誘惑，誘導女生非法賣卵，這真的是很惡劣的行為。”
而在互聯網世界，這種非法現象則被包裝的更為隱匿。
周然在小紅書有兩萬左右的粉絲，在分享自己試管嬰兒的經曆後，她收到了不少中介求廣告的私信。“讓我推薦給粉絲，給我提成，但是很難判斷這些中介背後是否有一個供卵、供精子，甚至代孕這樣一個灰色鏈條的存在。”
一位微博用戶分享了自己在國內某私立醫院做試管嬰兒的經曆，取了28個卵，結果當天便接到醫院的電話：“醫院說卵子質量好，問我捐不捐卵。”
聚焦到生殖中心來看，盡管國內政策趨嚴，但是不少民營機構也不想放棄代孕這塊細分市場。
目前錦欣生殖旗下三家公司正在運營，分別是成都西囡醫院、深圳中山醫院、美國加州的HRC
Fertility，2020年，其又收購了老撾一家醫院和武漢一家民營醫院。
財報數據顯示，2019年，錦欣位於美國加利福利亞的生殖中心產生收入5.8億人民幣，占整體收入比例為35.2%，其中70%以上是來自中國的患者。
僅從數據來看，很難精準判斷中國患者遠赴加州治療的目的。但是，不能否認的是“加州代孕合法政策”的確能為民營醫院和特殊生育人群提供一些政策以外的“便利”。
作為醫生的董曦告訴36氪，“在科學上現在有在進行第四代試管嬰兒的研究，主要是針對大齡孕婦，比如卵子能量不夠、染色體有問題，可能采取胞漿置換這種手段。”不過，她也強調，由於第四代涉及到了倫理、法律問題，很難說是否會切實應用到臨床層麵。
盡管輔助生殖產業的部分觸角仍有待規範， 但誰都無法否認，輔助生殖技術確實給了許多家庭解決了那個盤踞心頭的難題。
李麗順利懷上了雙胞胎，快臨盆的那幾天，她習慣性地打開試管交流的微信群裏，幾百條未讀信息裏，一張照片抓住了她的眼球。
一位成功誕下孩子的寶媽在群裏高興地和大家分享，“前段時間我帶兒子去看她了，給她高興壞了。”
這個“她”就是李麗的主治醫師，照片裏的她抱著一個一歲的寶寶，他們的額頭碰在了一起，兩個人都在笑著。
那一刻，李麗覺得如果不是那身醫生服，不是醫生服背後的輔助生殖技術，她永遠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樣美好的瞬間。
（應受訪人要求，除董曦外，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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