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3月15日刊於紐約客，題為The Rise of Made-in-China
Diplomacy，中文版由微信公眾號之往（theroadless）翻譯，中譯本有部分刪節。在這篇文章當中，何偉談到了疫情、中美電商、貿易摩擦，對中國商人以及美國消費者帶來的影響。
如果在亞馬遜上搜索跑鞋，把價格區間降到30美元左右，再往搜索結果的後麵幾頁翻，你會看到一些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品牌。有些似乎遵循某個字母主題——Zocavia、Zocania、Zonkim；而另一些則是純粹的詞源之謎：Biacolum,
Qansi, NYZNIA. 如果你研究產品圖片，會發現，
「Qansi男士運動鞋網麵超輕量透氣運動跑步步行健身鞋」與「Biacolum男士跑鞋防滑健身網球鞋防滑空氣針織運動鞋步行健身運動鞋」看起來一模一樣，而「Biacolum男士跑鞋防滑健身網球鞋」又與「Zocavia男士跑鞋超輕量網球健身鞋防滑網麵健身防滑步行健身鞋」看起來一模一樣。這些產品名稱可以用「亞馬遜英語」Amazonglish來形容：尷尬但基本可以理解，冗餘而搜索性強。通常情況下，亞馬遜上產品描述的語言準確性正正好可以通過電腦的語法檢查。Zocavia：「超輕的材料讓你的腳幾乎感覺不到重量」；Zocania：「你的腳可以在最新一代的織物鞋麵中輕鬆呼吸」。
有一個詞幾乎從未出現在Amazonglish中，那就是「中國」。電子商務分析機構Marketplace
Pulse曾表示，亞馬遜最暢銷的商品——在美國年銷售額超過100萬美元的商品——有近一半來自中國賣家。亞馬遜發言人最近表示，這種說法並不準確，不過他拒絕透露中國賣家的數量，隻是說美國網站上的第三方賣家大部分都在美國。在產品頁麵上，中國賣家很少宣傳自己的所在地：Zocavias和Zocanias也沒有提到它們的生產地。要想了解更多信息，可以去美國專利和商標局的網站，那裏的注冊信息提供了很有幫助的細節。(Biacolum這個詞任何意義)在商標網站上，Zocavia和Zocania，聽起來有點像一對來自塞爾維亞的雙胞胎網球選手，實際上注冊在四川省丹棱縣官亭村的同一個人名下。這兩個品牌，以及Zonkim,
Biacolum,
NYZNIA等其他幾十個品牌，都隸屬於一家名為Kimzon的網絡科技的公司。Kimzon總部在成都市區一棟寫字樓的十六層，在2020年的春天，老板告訴我，他正在重新考慮進軍美國市場的策略。
那是4月26日，李先生和我見麵的時候戴著一副黑色藍牙耳機，穿著一件黑色長袖T恤，一條黑褲子，蹬著一雙黑色的運動鞋——這些都不是他的工廠的產品。李先生和一個合夥人一起開了這家公司。他隻有三十多歲，但他的神態卻嚴肅得像個年長的男人。成都和所有的中國城市一樣，已經把疫情控製住了，李先生告訴我。一周前，他已經不再要求工人們在工作場所戴口罩。他現在還處在應對疫情的影響的第一步：一個月前，李先生裁掉了50名工人——占公司在成都的員工總數的三分之一。
李先生說，如果沒有特朗普的經濟刺激計劃，情況會更糟糕。他是亞馬遜客戶的直銷商，可以密切跟蹤銷售情況。「我們每天都會查看統計數據。美國政府開始發錢後，第二天我們就看到了銷售額的增長。」在我訪問時，也就是經濟刺激計劃實施兩周後，Kimson的美國銷售額幾乎翻了一番，盡管這個數字仍比往年這個時候的略低。「我們不知道，目前在美國政府援助下的消費是否隻是短期的趨勢」，李先生說。
不久前，李先生曾與他的合作夥伴，以及其他一些出口企業家進行了一係列討論。他們認定，2020年6月將是一個關鍵的月份。「如果到6月份，美國和歐盟的疫情完全得到控製，那麽我們就可以回升到正常水平。」李先生告訴我。但他和他的企業家們都認為，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不太可能很好地處理這場疫情。此外，李先生還對中美關係表示了擔憂。
一般來說，Kimzon的銷售額有百分之七十來自美國訂單，另外百分之二十來自歐洲，百分之十來自日本。Kimzon在中國市場上並沒有動作。對於李先生和他的合作夥伴來說，解決方案似乎很明顯：通過向中國消費者銷售公司旗下的Zocavia、Zocania和其他品牌，來彌補美國市場的情況。「在中國，很多事情並沒有受到疫情的嚴重影響，比如物流」，李先生解釋道。他的員工已經重新設計了一些鞋子，並準備在國內開展營銷活動。他的目標是在一年內將中國的業務量做到總量的三分之一。李先生預計，三個月後他就會知道這個計劃是否可能成功。
2019年8月，我已經和家人搬到了成都，在四川大學教授新聞和英語。這是我第二次來到四川，當時正值中美關係動蕩時期。1995年，（刪減），中美關係由此進入緊張階段，（刪減）。那年夏天，我作為和平隊誌願者來到成都。我和另一位年輕的美國人亞當-梅爾一起，被分配到四川偏遠地區的一所大學任教。當時比爾-克林頓正在競選連任，他經常受到來自中國的媒體的攻擊。多年後，我收到當時一個學生寫給我的一封信，她在信中描述了自己當時的感受：「在你成為我的老師後不久，我讀到一篇新聞評論，說如果克林頓先生擔任總統，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將對中國采取更強有力的措施。那時候，我很討厭看到你和梅爾先生。」
但是，在當時，沒有人公開表達任何類似這樣的意見。在四川，人們普遍采取務實的政治態度，學院接受美國教師的風險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一部分。大多數學生來自貧窮的農村家庭，但他們的考試成績很好，有能力學習英語專業。除了英語，他們還上了政治必修課，內容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等理論回顧。然而，哪怕是在教室外看一眼，也能看出中國社會主義（刪減）的速度有多快。在我的第二年，政府停止為畢業生提供保障性工作，地方住房市場也被私有化，類似事件正在全國範圍內發生。我的一些最有抱負的學生離開了四川，去了廣東和浙江等省份，那裏的出口經濟開始蓬勃發展。
克林頓政府對中國的態度比任何人想象的都好。在他的第二個任期內，美國給予中國永久的貿易特權。2001年，克林頓開始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進程。在曆屆政府中，美國大多采取與中國接觸的策略。即使是奧巴馬總統的，旨在對抗中國在亞洲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的「轉向亞洲」Pivot
to Asia 政策，似乎也沒有什麽實際效果。
當我回到成都時，改革時代的物質性利益隨處可見：四通八達的地鐵係統，嶄新的四川大學校園，Kimson等企業所在的高樓商圈。在我的課堂上，我最直觀地感受到了這種變化。當我給學生們看1996年的班級照片時，學生們都笑了——身高一米七五的我看上去遠遠比學生們高。現在，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似乎比我教過的大多數男學生都要矮。去年，《柳葉刀》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自1985年以來，在兩百個國家中，中國的男孩身高增幅最大，中國女孩身高增幅第三。現在，中國19歲的男性平均身高增加了八厘米以上。
我的學生幾乎都來自城市中產階級家庭。大多數人都參加了四川大學和匹茲堡大學的2+2項目，加入了每年在美國留學的近四十萬中國人的行列。但是，在四川大學，即使是前往美國的學生，也還是要選修一些名字很拗口的政治課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毛澤東思想概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我任教的教學樓旁邊，有一棟剛剛落成的建築，它有一個閃閃發光的四層玻璃外牆，一排巨大的金色字符寫著「馬克思主義學院」。這座建築讓我想起了我的學生：更高、更強、穿得更好。馬克思主義學院建了一個巨大的地下停車場，因為現在很多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都買了車。
（刪減）。在特朗普上任之前，華盛頓已經形成共識，認為中國人從中美雙邊關係中獲益太多。特朗普政府官員經常主張「脫鉤」——在經濟和技術領域與中國分離。2018年春天，特朗普開始對中國產品征收高額關稅，中國也用自己的措施進行反擊。學習交流項目也受到了壓力，部分原因是（刪減）問題。我在四川大學的第一年，特朗普突然終止了中國和平隊項目，以及所有與中國和香港的富布萊特Fulbright交流項目。
在成都，大多數人似乎一如既往地做出了回應。李先生告訴我，他對美國的政治沒有什麽強烈的意見，在他的鞋子被征收關稅後，他隻是將他的亞馬遜價格提高了15%.
他說，關稅是由顧客支付的。
在我所在的係裏，所有的老師都在寫作中心幫忙，學生可以預約輔導課程。在我來之前，曾計劃向一家美國公司購買排課軟件。但交易失敗了，一位管理員在開會時告訴我們，他認為原因是貿易戰的餘波。於是，寫作中心部門找到了一家英國公司Fresha，該公司為美容院、SPA和按摩院提供軟件。在它們的教程通知裏，學生被稱作「客戶」，此外，我還收到促銷郵件，向我推銷軟件的附加服務，比如「Mani-Pedi」或情侶按摩。4月，按摩項目促銷郵件突然多了很多——在疫情的影響下，美發沙龍和水療公司們紛紛從原本昂貴的商務軟件合作對象轉為Fresha.
5月14日，我和李先生相約吃飯。他告訴我，他正在為Kimson轉向國內市場而苦惱——銷量不是很好。他認為款式可能是個問題，所以Kimzon正在生產白底而非黑底的鞋子。他相信這些會吸引中國消費者。
3月，當疫情剛開始在美國產生影響時，Kimson已將產量減少到每天五百雙。現在已經提高到了每天兩千雙，接近正常水平。雖然李先生曾裁減過設計和營銷方麵的人員，但他從未裁過流水線工人。他告訴我，當務之急是保護供應鏈。
盡管李國慶在亞馬遜上做了這麽多生意，但他從未去過美國。他的背景也並非富貴之家：李先生的父母從小在農村長大，教育程度隻有小學。他們都在一家毛毯廠找到了流水線工作，最終自己開了小毛毯作坊。他們把大部分可支配的收入都用在了教育李先生和他的兩個兄弟姐妹上。李先生高中時成績優異，考上了四川大學。畢業後，他到福建一個開鞋廠的親友處工作，李先生在那裏入了行。
我和李先生總是用普通話交流，但他的英語閱讀能力其實很高。他翻牆訪問Google
Trends等網站，以研究美國市場。「去美國對了解市場會有幫助，但從網上我們也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他說。「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地方——很多信息都是開放的。這一點與中國不同。」
對於美國的特點，李先生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把它們用外交辭令般的姿態表達了出來：「當然，你對美國有更多的經驗。我的觀察是，美國人不怎麽存錢。」他告訴我，公司產品銷售量因美國政府經濟刺激計劃而增加，並評價說，「隻要美國人有錢，他們就會把錢花掉。」
（刪減）。在2020年的第一個財政季度，中國經濟萎縮了近7%.
盡管如此，中國政府並沒有發放一刀切的經濟刺激撥款。「如果這麽做，人們就會把這筆錢存起來。」李先生說。
事實上，許多美國人也曾這樣做。西北大學經濟學家斯科特-R-貝克(Scott R.
Baker)最近告訴我，刺激計劃下的支出模式與2001年和2008年刺激計劃的結果不同，最大的區別是耐用消費品的支出減少了——人們沒有購買新車和冰箱。似乎大部分錢都被保存了下來。
貝克曾與其他四位經濟學家一起，分析了三萬多名消費者的銀行交易數據。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美國2020年的刺激計劃不如以前的計劃有效，部分原因是由於疫情的特殊性，導致消費者對去4S店或購買送貨上門的家具持謹慎態度。如果你能發一千美元，並促使人們去買汽車，那就會產生很大的效果。如果人們隻是從海外買三十美元一雙的鞋子，對經濟的作用不大。
我向貝克轉述了李先生的公司在美國刺激政策後的銷售情況。「我對他們銷售額的激增並不感到驚訝——大部分人在收到刺激計劃的支票的一周內就消費出去了。」貝克指出，雖然大多數美國人似乎都存了他們的刺激計劃支票，但銀行賬戶裏錢少的人反而更有可能消費。這些消費者傾向於購買食品、非耐用消費品和其他廉價商品——通常是像李先生這樣的中國企業家製造的產品。
在成都，李先生和他的員工每天都會整理他們在亞馬遜上收到的評論。他把這些評論當成一種交流（jiaoliu）。在疫情初期，許多美國消費者抱怨發貨延遲。5月6日，一位買家給李先生的一款產品打了一星的評價：「發貨晚了，包裹被偷走了，我希望立即退款。」李先生最終和一個更貴的運輸服務簽訂了合同，他還做了其他調整。當一些顧客抱怨Zocania球鞋的鞋頭很窄時，李先生在設計上進行了修改。
李先生和他亞馬遜用戶交流的一部分展現了美國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評論中很少提到運動或體育活動。他們買鞋子似乎是因為他們的工作需要長時間站著。5月16日，一位顧客給了一星，理由是防滑問題：「我是Dennys的廚師，我差點在廚房地板上滑到，超級嚇人!」
。還有人提到了不再開放的工作：6月14日，五星評價：「我是為了工作才買的鞋，但剛收到通知說停工了，不過我還是很喜歡這雙鞋。」
隨著夏天的到來，其他方麵的評價也出現了：7月13日，五星，「鞋底很容易磨損。我穿這雙鞋的時候隻被警察追過兩次，鞋底就被磨得光溜溜的了！」
8月1日，一星：「買了兩雙，沒有退貨。因為疫情的原因沒有退貨（說實話，我很害怕收到包裹（此處有緊張的笑聲）。」
李先生和他的工作人員定期對產品照片或亞馬遜英文描述進行更新：柔軟的鞋墊貼合性很好，保護你的腳踝、腳尖和腳部不受傷害。李先生密切關注美國新聞，對美國目前的新冠確診人數了如指掌。7月2日，我向李先生問起情況時，他告訴我：「二百六十五萬。每天都會增加三到四萬人，不容樂觀。」但是，即使在美國疫情惡化的情況下，李先生還是留意到了其他的機會。6月，李先生對Google
Trends的研究讓他有了新的想法，他聘請美國律師向美國專利和商標局注冊一個新品牌。和旗下其他品牌一樣，起名字是個難題。最終，新品牌的名字定為Pemily12.
衛生產品
去年1月下旬，美國駐華使館和包括成都在內的5個領事館決定撤離非必要的美國工作人員和他們的配偶和子女。中國各地的許多其他大使館和外國公司也做出了類似的決定。我的妻子萊斯利和我選擇留下來。我們的雙胞胎女兒在成都一所公立學校上學，我們的決定與估計哪個國家有可能更好地處理疫情無關。我們不確定疫情的嚴重性，而成都持續了一個半月的封鎖，甚至讓我們覺得有些矯枉過正。成都有一千六百多萬的人口，到二月底的時候，隻有一百四十三例確診報告。在春季剩下的時間裏，沒有任何社區傳播的記錄。這預示了極低的感染風險，所以我們相信，沒有理由離開。
3月底，中國政府禁止幾乎所有持有外國護照的人入境，即使他們持有有效的工作簽證。他們認為，如果相對較少的中國公民回國並接受隔離，同時在全國範圍內保持檢測和接觸追蹤，人們的日常生活就可以在沒有什麽限製的情況下進行。到了五月初，我們女兒所在的三年級有五十四個孩子返校，過了幾個星期，他們就不需要再戴口罩了。那個月，當我自封鎖以來第一次乘坐國內航班，飛機上沒有一個空座位。
起初，我以為在中國，我們會先經曆疫情，然後世界其他地方也會經曆爆發、封鎖、恢複。但現在我清楚地看到，我們的經曆有多大的差異：成都一個半月的封鎖期在我的記憶中開始顯得越來越短。理發店開放，我們最喜歡的餐館也都完全重新開業了。我們使用視頻會議的唯一原因是為了和美國的親朋好友聯係。5月初，幾個大學老同學安排了一次Zoom會議，聊了聊他們在美國的封鎖經曆。之後，我關上電腦，騎車穿過城市，到一家club做報道。club裏人滿為患，舞池裏幾十個人中，隻有一個女人戴著口罩。
到了第二財政季度，中國經濟又開始增長。7月，出口比上年同期增長7.2%.我長途跋涉穿越浙江省，那裏是外貿中心之一。我在那裏遇到的大多數企業家都說了同樣的話：他們對銷售反彈的速度感到驚訝。他們還表示，他們從未受到美國貿易戰的影響。有幾家小規模的出口商告訴我，他們為了避免關稅，少報了貨物的價值，但其他人則表示，這種做法對大企業來說風險太大。一般來說，他們至少將部分成本轉嫁給了美國客戶，而且中國政府對出口商有長期的退稅政策。
企業家們提到了避免負麵關注的其他方法。在臨近沿海的玉環市，我遇到了一位為一家生產汽車精密零部件的公司管理外貿的女士，她說，美國客戶要她簽合同，不讓她公開合作關係。這位女士不再出國參加展銷會，但缺少和市場的直接聯係並不是什麽問題。
即使是在義烏這個中國最大的批發市場所在地，人們也很快適應了。通常，這座城市有大約一萬名外國人，還有很多做短期采購，或者是旅遊的人。
義烏的各個街區滿足了不同民族和地區的人的需求，但現在這些地方感覺就像是被遺棄了一樣。我走過一條街，街上的十家印度餐館都關門了。
在一條專門從事俄羅斯和中亞貿易的船務代理街區，隻有一家正在營業中的店鋪。老板毛先生告訴我，疫情使大家的工作時間發生了變化：「他們早上關門了，因為俄羅斯的時間太早了。我們現在大部分時間都在打電話和微信上。客戶都不來店裏了。」
毛先生貨物運往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和俄羅斯。往年，他依靠航運來處理緊急訂單，但現在，航班被削減了。在疫情發生的前幾年，一帶一路下，中國修建了世界上最長的貨運鐵路，從義烏到馬德裏，途經中亞，全長八千多英裏。毛先生說，現在他改用火車運貨了。在新冠期間，運費上漲，物流不平衡：每三個海運集裝箱離開中國，隻有一個回來，因為其他國家的出口部門停運了。即使在新冠之前，中國生產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六的集裝箱，而現在這個行業也處於超負荷運轉狀態。毛先生讓我深夜再來，看看這一帶的情況。我回來的時候，貨棧裏燈火通明。裏麵的代理商都在忙著打電話和回消息——他們都在用中亞時間工作。
兒童玩具已經占據了義烏批發市場的走道。這座龐大的建築的麵積幾乎是五角大樓的十倍，約有十萬商戶在此經營。往年我去的時候，市場裏的外國商販都很忙，現在卻空空蕩蕩，很多中國賣家都帶著孩子來過暑假。一群孩子騎著自行車和滑板車在空蕩蕩的走廊上走來走去，他們還搭起了羽毛球網和籃球架。
那裏的商家大多專賣單一產品，從事大宗貿易。最讓人感到傷感的莫過於專門賣行李箱的走廊——一排排麵色灰暗的人坐在沒有滾動的滾輪包旁邊；賣旅遊紀念品的生意也不好。不過，
LED燈的經銷商卻生意興隆。隨著上門美甲生意的火爆，洗手液瓶的塑料泵頭也賣得很好。自行車經銷商無法保持產品的庫存；一個買拳擊袋的女人告訴我，她的銷售額翻了一番。一家叫Henry
Sport的店專門賣瑜伽墊，一直到9月份都有訂單積壓。在二樓，賣家用充氣遊泳池的商家生意也很好。
義烏市場的小眾產品如此特殊，疫情的影響又如此不尋常，即使是表麵上有邏輯聯係的產品也有不同的前景。在家用充氣遊泳池經銷商附近攤位的泳帽、泳鏡等產品，銷量卻直線下降。一位經銷商解釋說，其實泳鏡與家用充氣遊泳池幾乎沒有關係。「那是人們在家裏做的事情，」她指著遊泳池說，然後又指了指自己的產品，「他們出門遊泳的時候才會用泳鏡，而現在人們都不出門了。”
二樓有一大塊地方是新近專門為衛生產品經銷商準備的。他們中的許多人在疫情發生前一直在生產玩具或首飾，對於而這樣的小產品工廠來說，重新調整流水線和重新培訓工人相對容易。史女士有一家工廠一直生產手鐲，
2月份，她突然改變了產品線；現在她每個月出口200萬到300萬個外科用口罩。和市場上大多數人一樣，史女士沒有戴口罩。她並不擔心衛生產品隻是一個短期的生意。「最起碼，全世界都要花兩年時間來慢慢恢複，我總能製造一些別的什麽東西。」
在同一層樓，商家們正在為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做準備。棒球帽攤位上有印著MAGA字樣的棒球帽的存貨，旗幟製造商正在接受特朗普旗幟和拜登旗幟的訂單。我和一位李姓中年經銷商聊了起來。他在1995年第一次做生意，生產少先隊佩戴的紅領巾。1997年，香港回歸，愛國主義浪潮使人們對國旗有了新的需求，於是李先生擴大了流水線。911事件發生之後，李開始生產星條旗，那是他進入國際市場的第一步。從那以後，他的生意主要是由國外的情況決定的。在我拜訪的那天，他剛剛賣出了幾千麵特朗普旗。「隻要有需求，我們就製造」，李先生說。在他的辦公桌上，一麵彩虹旗的小旗子和一麵印有巴基斯坦的國父穆罕默德-阿裏-真納的旗子放在一起。
離開義烏後，我在紹興市一家名為Johnin的大型旗幟廠稍作停留。一個姓金的年輕經理帶我參觀了工廠。在流水線上，幾十名婦女坐在縫紉機前，縫製著寫著「北達科他州支持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特朗普2020
」和 「特朗普2024
」的旗幟。自新冠開始以來，一切似乎都是先在中國發生。我想知道，Johnin是否知道一些我並不知道的事情。
當我問起「特朗普2024」的標語時，金先生告訴我，「那是客戶要求的。我猜他們有這樣的想法，覺得特朗普會再次成為總統。」金先生沒有直接透露他客戶的身份。
不過，他說這些訂單並不是直接來自特朗普或共和黨。2016年競選期間，Johnin賣出了200萬至300萬麵特朗普旗幟，每麵旗幟的價格大概是1美元。
現在，距離大選還有不到四個月的時間，特朗普產品占Johnin業務量的七成左右。拜登旗幟的訂單有一些，但不多。
總的來說，疫情對Johnin的影響是負麵的，因為歐洲的很多足球比賽都被取消了。不過，Johnin也有一些零星的高需求時刻。6月，在喬治-弗洛伊德離世後，Johnin收到的藍線警旗（Blue
Line
Flag）訂單量激增。此後不久，人們似乎突然對密西西比州的州旗產生了興趣。「許多客戶告訴我們，他們需要密西西比州的旗幟，很急。我們馬上做了四萬麵。我想買這些旗的人都是黑人。」金先生說。
金先生曾讀到，密西西比州有許多黑人居民。公司長期為外國選舉、體育比賽和其他活動各方製造旗幟，所以這似乎是合乎邏輯的：警察支持者有他們的藍線旗幟，而黑人有密西西比州的旗幟。我花了點時間用普通話和他解釋了一個關於民主的反直覺事實：黑人居民比例最高的州也可能是最後一個擺脫聯邦標誌的州。
金先生不喜歡特朗普，但他並不擔心11月的結果可能給生意帶來的影響。「大選結束後，我們肯定會為某方製作旗幟。美國人很喜歡買旗。」他向我展示了工廠的雙縫縫合技術：「很多其他公司都不這樣做」，他說。各個環節的製造商都試圖節省特朗普旗幟的布料，這些旗幟的標準尺寸是150厘米長，90厘米寬。金先生說，如果你測量一些廉價的旗幟，你會發現它們的大小都被削掉了百分之二左右：146厘米長，88厘米寬，以在特朗普旗幟上多賺點利潤。
7月初，李先生告訴我，他和他的合夥人已經放棄了在中國市場銷售的計劃，因為「投資太高了，而且國內競爭太激烈了」。他還曾得出結論，中美緊張關係不太可能對Kimson的業務產生任何影響。（刪減）在三個月的時間裏，李先生對風險的想法完全轉變了：現在的他認為，美國對疫情的處理不力很可能有利於他的銷售：很多企業都關門了，人們害怕去商店，所以選擇網上購物。就連亞馬遜上關於他賣的鞋子的評價也在告訴他，情況怎麽樣了。5月14日，五星評價：「我買這雙鞋是為了白天上班時穿的。我為一家大的網上訂單公司送包裹，那家公司的名字和am-a-John押韻（指亞馬遜）。到目前為止，我的10小時的輪班還不錯。」
據亞馬遜發言人介紹，自疫情開始以來，該公司已在全球範圍內雇傭了四十多萬名一線員工。在上海，我遇到了一位年輕的中國女性，她在亞馬遜中國從事廣告工作，她所在的部門在過去一年裏將員工人數增加了一倍。她讓我不要用她的名字，因為亞馬遜有規定。她在國外生活了幾年之後回到中國，經常需要向在西雅圖的亞馬遜同事解釋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她說，美國企業家往往對品牌很執著：「美國人總想著用一個了不起的品牌故事來說服客戶。在中國，情況恰恰相反——商家先賣東西，然後才會考慮品牌的事情。」
衛生產品大廠辦公室一角
曾在深圳與亞馬遜賣家合作多年的美國顧問紮克-富蘭克林(Zack
Franklin)告訴我，中國的網購創業者已經想出了一種不同的方式來擴大業務規模。除了擴大產品線或開拓新市場外，他們還用不同的名字在同一個地方賣同樣的東西。「你得盡可能多地占據貨架，最快的辦法就是換個標簽——通過這種『選擇的假象』賺錢。」他還解釋說，要想進入品牌區，就必須申請商標，因此，中國申請人紛紛湧向美國專利和商標局。
李先生已經注冊了大約七十個品牌，他的一些申請由達拉斯一家名為Ni, Wang &
Massand的律師事務所負責。該事務所的創始人之一倪先生告訴我，該事務所每月代理有八十到一百件來自中國客戶的品牌申請。他還表示，中國人傾向於選擇奇特的品牌名稱，因為這些申請往往會更快地被商標局批準——商標局可能會拒絕一個與成熟品牌過於接近的名稱。「到目前為止，我們從未與任何品牌發生過衝突。」
倪先生最近處理了李先生的品牌Pemily12的申請。7月2日，李先生向我展示了他正在給新品牌做的新網站。這一次，他希望繞過亞馬遜，直接向消費者銷售。但產品名稱和描述仍然使用「亞馬遜英文」。產品是「寵物狗玩具狗漏食玩具球」，還附上了品牌介紹：
為什麽是Pemily？
這是一個寵物產品（pet family）大家族
為什麽是12？
12=12個月=1年=永遠
為什麽是Pemily12？
Pemily12意味著我們將永遠是一個大家庭
早在疫情發生之前，李先生就在Google
Trends上注意到，很多美國人都在搜索與寵物一詞有關的產品。「寵物衣服，寵物玩具，寵物健康……我的深圳的一個朋友生產寵物配件，他正在擴大產品線，我們就合作了。」李先生介紹。他們認為，寵物的衣服特別有前途。我問李先生，最近幾個月要做這麽多重大決定，是否有壓力？李先生說，他隻是順應形勢：「市場為我們決定，這不是我們決定的。」來自美國的鞋子訂單還在增加，現在Kimson每天都要出貨三千雙。「美國政府最近發的錢比較多。」李先生說。
我告訴李先生，他弄錯了——當時還沒有開始第二個經濟刺激計劃。但他信誓旦旦地說，政府的錢已經到了消費者手中：他可以從銷售中看到，其他中國企業家也提到了同樣的事情。第二天，我收到了住在我們家位於科羅拉多州農村的房子裏的年輕女人發來的電子郵件。她給我發來了一份我們的信箱裏的東西的清單，其中包括一張標有「經濟影響」的關懷法案借記卡。這張卡的金額是三千四百美元。
我了解到，在過去的幾周裏，美國政府一直在給四月份沒收到卡的人寄借記卡，這往往是因為他們的銀行信息沒有存檔。我曾想知道為什麽我們沒有收到刺激經濟的支票，但當時我正被在中國的生活所困擾，就沒有去深究。現在我意識到，Zocavia和Zocania可以讓我了解美國政府的最新付款時間表。
快7月底的時候，我女兒唯一還在成都的美國朋友離開了。其他大多數美國人在1月或2月就被疏散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於少數留下來的家庭來說，孤立無援的日子越來越難熬。在以往的夏天，我們會去科羅拉多州，但現在，如果我們離開中國，我們就不能再回來了。
作為和平隊的誌願者，我已經有兩年沒有回美國了，現在看來，接下來兩年能不能回去還很難說。但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四川似乎是個很偏遠的地方，連美國的品牌都抵達不了——那兩年，我在四川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家麥當勞。到2020年，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公司有七萬多家。同時，中國人生產了許多衛生產品，以及許多其他商品賣給美國。幾乎在美國發生的任何事件——抗議、封鎖、刺激計劃——都會立即在中國的某個地方產生經濟連鎖反應。脫鉤計劃曾被設想為是一個經濟過程，但中美市場之間的聯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在2020年，美中貿易增長了近9%。所謂的脫鉤，則幾乎全部發生在人的層麵上。
7月24日，中國政府宣布關閉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並驅逐所有剩餘的美國工作人員。此舉是對特朗普政府以間諜活動為由關閉中國駐休斯敦領事館的回應。一位國務院官員告訴我，雖然中國人在休斯敦從事間諜活動是（刪減）的，但美國的反應可以不那麽自取其辱。「我們有處理這個東西的方法，是要傳遞信息，但又不那麽絕對。」他認為，在正常情況下，美國人會驅逐一些個別中國外交官，而不是關閉整個領事館。
這位國務院官員還告訴我，在今年早些時候，白宮官員曾提出過更激進的舉措。「特朗普政府中有人建議關閉我們在中國的所有領事館。他們的想法是，這將使我們可以自由地將中國人踢出領事館。」類似的策略也曾應用於新聞界。3月，特朗普政府大幅限製了允許在美國為國營新聞機構工作的中國人數量。中國外交部反擊，驅逐了幾乎所有為《時代周刊》、《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工作的美國人。到年底，中國隻剩下大約30名美國記者。
在成都，領事館的公告發布後，我每天都會騎車過去幾次。這一帶的警戒很嚴，但到了第二天，大量人群聚集，在館前自拍。我無意中聽到一位女士告訴她的同伴，讓他們趕緊拍照，拍好了就去城外都江堰景點去。他們告訴我，她們是從溫州來度假的，她們把領事館遊加到了今天的行程中。
在大院內，美國人正在執行所謂的「破壞計劃」。除了一些匆忙的打包，他們還在銷毀文件，處理電腦和通信設備。他們被給了七十二個小時的時間，與美國人在休斯頓給中國領事館的時間相同。這次交流具有體育賽事的儀式化氣息：雙方各有一場主場和一場客場比賽，每個人都收集了他能做宣傳的任何東西。在休斯敦，美國安全人員跟蹤中國領事人員，跟著他們買燒文件的木桶。美國電視新聞刊登了領事館院子裏冒出煙的畫麵。
在成都，領事館的最高建築是六層樓。1994年開館時，它是附近最高的建築，領事館的牆邊是稻田。1996年我第一次來的時候，大院周圍已經開始了發展。二十年後，領事館的三麵聳立起二十多層的樓房。這是我多年前在中國大學的課堂經驗的建築版：相對而言，美國建築越來越矮。
高樓大廈一直存在安全隱患，大樓高層安裝了攝像頭，以便記錄領事館院內的任何活動。「他們顯然是為了拍到我們焚燒文件的鏡頭，他們想要那張照片。」國務院官員告訴我。
領事館裏有人出了個主意，委托當地一家印刷廠製作了幾條橫幅，其中一條寫著Ganxie
Chengdu——謝謝你，成都。他們認為這樣可以向人們傳遞更體麵的信息，但他們知道，任何工作人員都會被跟蹤。製作橫幅的是一個民間人士，但是，在橫幅準備好後不久，十幾名安保人員就把她抓了起來。當她在經過7個小時和大量的審訊後終於被釋放時，橫幅已經不知所蹤。
美國使館人員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了銷毀工作。第三天一早，美國領事館的最後一批外交官打開前門，轉身從後門，開著沒有標識的車輛離開。人們似乎錯過了那個鏡頭，國內媒體沒有報道，也沒有人知道那條橫幅去了哪裏。
9月25日，李先生告訴我，銷售依然強勁。對中國的許多企業來說都是如此：第三財政季度，中國經濟增長了近5%。最近幾個月，李先生雇傭了一些新員工，但他並不打算恢複到新冠前的數量。在他看來，這是一個提高效率的好機會。三十四歲的李先生是他辦公室裏年齡最大的人。
每天，Pemily12網站都有四百個獨立的訪問者，每天的銷售額達數千美元。李先生認為，考慮到美國有那麽多各種各樣的寵物，這項業務的發展潛力非常好。和往常一樣，他表現得很「外交」，但他告訴我，他對美國應對新冠的方式感到失望，他把美國與印度進行了比較，印度的數據也很糟糕。「印度是沒有能力處理這個問題，但美國有能力。美國本來不至於這樣。」他說。
他相信特朗普會贏得大選，這是我認識的大多數中國人的看法。11月初，紹興的製旗人金鋼告訴我，最近特朗普命令的泛濫讓他相信共和黨會勝利。在四川大學，我對學生進行了調查，百分之五十四的學生認為特朗普會贏。
我的不少學生關注福克斯新聞的選舉報道。一個不可能出現在福克斯任何宣傳材料中的細節是，它們與CNN、《時代周刊》和其他美國網站不同：在中國可以正常訪問福克斯新聞。在課堂上，我和學生們討論了他們在福克斯新聞上看到的東西，我向他們介紹了勞倫-波伯特，她正在科羅拉多州競選，代表我和我的家人參加國會。整個11月，我的新聞課前排的一個學生都戴著一頂「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棒球帽。他稱特朗普總統為「川建國」，這是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中文綽號，（刪減）——特朗普實際上是要「讓中國再次偉大」。
大多數學生表示，他們對選舉結果很感興趣。「因為這關係到中國和我未來的生活，去美國留學的前景。還有，現在的美國政客也不像以前那麽和和氣氣了。我想看看失敗的候選人所在的黨派會有多瘋狂。」一個學生在作業中寫道。
有些學生已經放棄了海外留學的計劃。他們的父母出於對外交緊張局勢、疫情以及中國媒體經常渲染為暴力的「黑人命也是命」抗議活動的擔憂，做出了這個決定。即使拜登獲勝，中美關係似乎也不太可能迅速改變。與我交談過的國務院人士希望至少可以重新建立一些學術和文化交流，但也需要時間。
同時，信息的不平等對任何在中國呆過的人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所有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都至少學過一些英語，他們可以通過好萊塢的電影、電視節目和其他渠道了解美國文化。許多出口企業家，比如使用VPN的李先生——中國政府故意允許在防火牆上出現這樣的漏洞，部分原因是它們對商業很重要。當我訪問義烏時，我的整個酒店都通過VPN布線，這樣買家就可以訪問穀歌、Facebook和其他網站。但是，對於美國人來說，中國基本上是封閉的。一旦美國開始失去駐紮在中國的一小批核心外交官、記者和商人，他們對中國本來就有限的了解必然會減少。
從中國政府的角度來看，似乎沒有什麽動力重新開放。中國是2020年唯一增長的主要經濟體，隨著這一年的過去，國內對疫情政策的支持力度也越來越大，沒有什麽壓力。秋天，（刪減）。政府已經批準緊急使用四種由中國公司研發的疫苗，但還沒有推動大規模的疫苗接種——也許，他們在等待觀察海外局勢的發展。現在時間充裕，因為中國的新冠病例已經非常之少。當我與美國的朋友和家人交談時，**人們總是提到疫苗，但在中國的談話中卻很少提到這個話題。**
我越來越覺得，我們的2020年就像一個現實。這一年，我教學、旅行，麵訪，從來沒有一刻考慮過感染病毒的可能性。8月，在武漢工作了一個半星期後，我已經飛到了杭州，第二天，我在杭州的一個禮堂裏參加了一場講座，禮堂裏擠滿了沒有戴口罩人。之後，我是二十多個與馬雲握手的人之一——那種老式的握手方式，即在握手後拍拍臉。人們的交往方式幾乎沒有什麽變化，我從來沒有聽到一個中國人提到過
「全球大流行病下的疲勞」pandemic fatigue. 在開學後，進校上課的三千萬大學生中，我隻找到兩例感染報告。
在很多方麵，中國的製度和社會在應對疫情方麵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而美國則恰恰相反，對於不少中國人來說，這種反差似乎反映了世界秩序的永久性變化，但更多有思想的人則擔心過於自信。「疫情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情況，你不能根據特殊情況做出長期結論。」上海一家私人智庫——國事金融評論研究所的創始人劉家輝說。他擔心，疫情會給某些專製結構「平反」。
我在這個學期教的最後一節新聞課是在新年前夕。在課上，我問了學生一個問題：對你來說，2020年是一個好年，還是一個壞年？
12月早些時候，學校限製所有學生進入校園，因為成都經曆了2月以來的第一次爆發。隨著天氣越來越冷，全國各地出現了零星的感染病例。在大多數情況下，傳播是從國外回來後隔離的中國公民開始的。成都的疫情據信是在一位老人處理了檢疫設施附近被汙染的垃圾後開始的。12月7日，成都報告了第一例病例，在隨後的5天內，全市共檢測了200多萬居民。盡管截至當時隻有一百四十三例非輸入性症狀病例，但成都卻有一百四十一個檢測點——幾乎每一個症狀感染者就有一個檢測機構。12月，新報告了十三例社區傳播的症狀病例，並有針對性地進行了封鎖，但成都大部分地區仍未受到影響。疫情爆發期間，我市新開通了5條地鐵線路。
我的學生中有近七成的人說，這一年過得很好。其他許多人也是如此。李先生告訴我，Zocavia,
Zocania和其他鞋類品牌創造了假期銷售記錄，今年的總收入比2019年增長了約15%。而對於新品牌Pemily12，李先生認為，未來可能會做寵物美容產品，「就像人用的美容產品一樣」。當我們在2021年初見麵時。他給我看了一張狗用假睫毛的網絡圖片。「我們還沒有開始做這個，但其他人正在製作這種產品。也許兩三年後，這將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國會山被攻破後，1月6日，紹興的金金先生告訴我，特朗普旗幟的訂單量激增。他在微信上給我發來約翰寧流水線生產的新設計的圖片。「特朗普2024:複仇之旅」，「特朗普2024:
奪回美國！」和 「特朗普2024: 再次拯救美國！」
每周一，我的女兒們都戴著少先隊紅領巾上學，這是所有學生的要求。有時她們會抱怨不能去科羅拉多州，她們很想念我們的貓，那隻貓被我們的房客照顧著。我們越來越覺得，那種生活很遙遠。一天下午，女兒們在河岸邊發現了一隻被遺棄的小貓。她們收留了它，並給它取名尤利西斯。這就是最好的應對方式——同時存在在這個和那個現實裏。我們兩個家裏都掛著庭照片，在中國的家裏添置了一些美國家裏的宜家家具。在科羅拉多州，我們的黑色本田CR-V停在穀倉裏，現在，在成都，我們又買了一輛黑色本田CR-V.這輛車是在武漢生產的。即使在武漢，也是裝配線的好年頭：本田報告說，2020年，本田在中國的汽車銷量比前一年增長了5%.我們把這輛車稱它為我們的「新冠車」。在學校，我把車停在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地下車庫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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