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二戰時德國納粹的罪行，不少人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奧斯維辛集中營。
那是個猶太人有進無出的人間煉獄。侮辱，奴役，屠殺，隨處可見。在那裏，人不再為人，囚犯變牲口，而看守們則變成了野獸。
但臭名昭著的奧斯維辛集中營並不是納粹建立的第一個集中營。88年前的今天，達豪集中營建成了。它是納粹統治時期最早建立的一個集中營，功用與二戰時期的滅絕營並不相同。被關進達豪集中營的第一批囚犯大部分是納粹的政敵，他們被視為對國家安全的威脅，而猶太人尚且還不是。
達豪集中營
當時的德國民眾大多支持建立集中營，他們將集中營視為一種防衛性的、正當的例外措施。英國曆史學家、同時是紀錄片《奧斯維辛：納粹與“最終解決”》的導演勞倫斯·裏斯指出，“在所有接受我們拍攝的德國人當中，沒有一個（包括當年狂熱的納粹分子）公開表示他們對滅絕營的存在‘滿懷熱情’，但很多人在20世紀30年代對集中營的存在感到相當滿意”。
但德國民眾並不清楚集中營是如何運作與管理的，更不知道這樣的集中營可能引發多少的暴力和罪惡。事實上，“達豪集中營的管理製度不僅殘酷無情，更能摧毀囚犯的意誌”。盡管肉體虐待已經十分恐怖，但更可怕的是精神折磨，納粹分子用盡手段以徹底摧毀營內反納粹人士的抵抗意誌。
解放後的達豪集中營，眾人在挖坑埋屍。
民眾對達豪集中營的認可與支持，讓德國納粹有了不斷增設集中營的理由，而人性中的惡也在這樣一個極端環境中不斷滋生。
當猶太人被關入集中營的時候，納粹也是以他們威脅德國國家安全為借口的，例外狀態最終成為了納粹殘害猶太人的常態。
造成這樣的種族大屠殺，隻是因為希特勒和少數納粹領導人失了智、發了瘋嗎？並不僅是如此的。如果沒有下層納粹分子的“盡心盡力”、推波助瀾，滅絕是不會朝著越來越激進的方向發展的。
在特定環境下，社會中普通“好人”的人性比我們想象得還要脆弱。
《穿著條紋睡衣的男孩》劇照
我們與惡的距離
相信很多人都看過一部二戰電影——《辛德勒的名單》。
一個好色又貪財、處事圓滑的納粹黨、投機商，一個散盡錢財、冒著生命危險庇佑猶太人的德國人，兩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身份統一在主角辛德勒身上。
辛德勒本是地方上有名的納粹中堅分子，利用與納粹官員的關係攫取利益。波蘭被占領後，猶太人成為最便宜的勞工，因此辛德勒的工廠隻用猶太人。工人們因為這份工作而得以暫時脫困、免受屠殺，辛德勒的工廠無意間成了猶太人的避難所。
《辛德勒的名單》劇照，中間為辛德勒。
但在目睹了納粹分子對猶太人的殘酷屠殺與迫害後，辛德勒人性中的善覺醒了。他清楚納粹對猶太人的暴行和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可怖，為了盡可能多的保護猶太人，他擬了一份聲稱是工廠正常運轉所“必須”的工人名單，通過賄賂納粹官員，使他們得以幸存下來。當運輸女工的一列火車錯開到奧斯維辛時，辛德勒還花費了一大筆錢財把這些女工又追了回來。
當蘇聯紅軍解放了這座城市後，有猶太人敲下了自己的金牙，打製了一枚戒指贈送給辛德勒，戒指上刻著一句猶太人的名言：救人一命就等於救全人類。
《辛德勒的名單》劇照
可惜，辛德勒隻有一個。
在這場種族大屠殺中，多的是變成“惡魔”的普通人。奧斯維辛集中營裏執行殺戮任務的看守們，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是一個體貼的丈夫、一個慈愛的父親，一個社會中普通的“好人”；提出用毒氣進行工業化大規模屠殺的納粹分子們，不少是受過良好教育、擁有博士學位的知識分子、社會精英……
影片《穿著條紋睡衣的男孩》中，身為納粹高官的父親仿佛是個人格分裂患者。一方麵他是個深愛妻子和孩子的好男人，一方麵他也是個認為猶太人“不算人”的納粹軍官，在集中營裏隨意輕賤、奴役、屠殺猶太人，如魔鬼般殘酷。
《穿條紋睡衣的男孩》劇照
如果不曾處在納粹的極權統治下，如果從未接觸過集中營，這些野獸般沒人性的家夥，或許一輩子都是個遵紀守法的好公民，保有著關懷、慈悲與愛過完一生。
但是人性總是難以經受住考驗，環境對個人行為的影響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集中營正是這樣一個可以令人產生難以置信的變化的非人化境地。
毫無人性的種族大屠殺不隻是少數虐待狂和瘋子的事，更與眾多以各種方式參與其中的普通人有關。
我們與惡的距離或許並不遙遠。
《穿條紋睡衣的男孩》劇照
集中營：一個“例外的空間”
什麽是集中營？
我們熟悉的描述是，一個關押著共產黨人、蘇聯戰俘和大批猶太平民的地方，一個隨意奴役、槍殺、毒殺囚人的地方，一個由暴力、血腥和恐懼組成的人間煉獄。營裏豎著的煙囪，整天冒著烏黑的煙，那是又一批囚人死在了毒氣室。
而集中營在本質上是個什麽樣的存在呢？
意大利政治哲學家阿甘本在《無目的的手段：政治學筆記》一書裏對集中營（他稱之為“收容所”）的存在做了本質的分析。
他指出，收容所中所發生的事件超出了關於犯罪的司法概念，收容所是一個例外的空間。它被置於監獄法以及刑法的權限範圍之外，是正常法律秩序之外的一片領地。
奧斯維辛集中營
在這樣的地方，合法的居民“已經被剝奪了所有政治身份，並被完全還原為赤裸生命”，他們也因此成為“牲人”，“人類被完全剝奪他們的權利和特征，以至於達到對他們做任何行為都不算是犯罪的程度”。
簡言之，集中營既非誕生於普通法律，也不是監獄法的某種改造和發展產物。它們誕生於例外狀態和軍事管製。
在集中營這個特殊的非人境地裏，囚犯變成了阿甘本所說的“牲人”，而看守則變成了“獸人”。極權統治把人要麽變成牲口，要麽變成野獸，或者既是牲口又是野獸。這就是製度性的去人性，它逼著人變成動物，而集中營更是一個濃縮的牲人和獸人世界。
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看守與死去的女性
這個地方濃縮了《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的作者阿倫特所說的“惡”——那種人不再是人，人不被當人的“惡”。她曾經指出，收容所暴露出來的是支撐著極權主義統治，而常識又頑固地拒絕承認的一條原則，也就是說，是那條使一切都成可能的原則，……僅此一條原因，就使得在收容所裏一切都能真的成為可能。如果不理解收容所（的本質），……那麽收容所中發生的那些難以置信的事情就永遠是難以理解的了。
上個世紀60年代之後的許多社會心理學研究，如斯坦利·米爾格倫的“對權威的服從”實驗和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監獄”實驗揭示的正是“好人”如何能在特定的環境下變成惡魔。
津巴多稱之為人性中的“惡”，他對此寫道：“我們曾目睹透露人性殘酷麵的各色症狀，驚訝於善人如何輕易被環境改變，成為十分殘酷的人，而且改變程度可以多麽劇烈。”
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看守與囚徒的屍體
“累積式激進”的極權之惡
其實，集中營一開始並非是死亡營和滅絕營。
在成立之初的5年裏，達豪集中營更像是一間苛刻的傳統勞改營，囚徒們在這裏被迫從事高強度的勞動。雖然因為過勞導致營內的死亡率偏高，但遠非今天人們印象中的地獄景象。集中營紀念館收藏的一份圖表顯示，從1933年到1937年，達豪集中營分別有22人、33人、12人、11人和41人死亡。
但自1940年起的6年時間內，達豪集中營的總死亡人數是31393人。一個看押囚犯的地方變成了殺戮和活人實驗的基地。
集中營紀念館的雕塑
規模龐大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從1940年開始正式運作，1945年被蘇聯紅軍解放。期間被殺害的遇難者達100萬以上，百分之九十是猶太人。然而，建立這個集中營的最初目的卻並不是要在那裏屠殺猶太人。
關押進奧斯維辛的第一批囚犯並非猶太人，而是德國人。準確地說，是30名從薩克森豪森集中營轉來的刑事犯。按照最初的設想，奧斯維辛隻是在犯人被送往帝國其他集中營之前暫時關押他們的場所，用納粹的術語來說，一座“隔離”營。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奧斯維辛的功能明顯發生了變化，這裏成為了有進無出的人間煉獄。
奧斯維辛集中營
裏斯撰寫《奧斯維辛》一書，還原出關於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真相。通過揭示奧斯維辛的演變過程，裏斯要告訴讀者的是，納粹並不是從一開始就精心設計，並按部就班地要把奧茲維辛建成一個殺人魔窟的。它的演變是納粹極權統治“累積式激進”的一個縮影。
所謂“累積式激進”，是指滅絕屠殺猶太人並不是希特勒一個人下達的命令，而是“許多納粹分子都為此盡心盡力”。下層的主動性和推波助瀾，是滅絕朝著越來越激進的方向發展的重要原因。戰爭結束之後，那些以各種方式參與滅猶的納粹“試圖讓這個世界相信做出決定的隻有一個人，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但事實並非如此。
裏斯指出，即使是納粹的首腦人物，如黨衛隊首領希姆萊和重要成員海德裏希，一開始也沒有大屠殺的計劃。他們甚至不同意“從肉體上消滅整個民族的做法——因為那從根本上很不德國，也不可能實現”。
納粹軍官行“納粹禮”。
但是，納粹麵臨的許多具體問題，包括住房短缺、戰時糧食短缺等，都使得他們在製定應對政策時越來越極端，越來越殘酷，也越來越邪惡。
累積激進的大屠殺從開始有章程、有命令，發展到後來沒章程、沒命令，但卻照樣能自我激化和自我發明。由於處死成年猶太男子，納粹碰到了一個新問題，殺了一家生活的來源，那女人和孩子怎麽辦？1941年夏，他們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改變決定：把女人和兒童也都殺掉。罪惡不斷積累到史無前例的程度。
在納粹國家裏，首領的命令都是最低限度必須執行的任務。下層納粹分子便隨心地理解成“不管看到什麽猶太人，全都殺掉，這樣就不必操心他是不是共產黨了”。
納粹屠殺現場。
這種“累積式激進”是納粹極權製度的暴力統治邏輯所無法避免的，也隻有在這個製度中才會如此迅速地加劇和惡化，奧斯維辛集中營隻是納粹製度的一個產物。
“服從命令”便能法不責眾嗎？
裏斯所撰的《奧斯維辛》一書之所以能在一眾大屠殺研究中脫穎而出，最重要的特點便是它收集了相當數量的第一手加害者的證詞。獲取這類證詞很難，除了研究者需要付出極大努力去說服他們之外，裏斯還談到一個讓加害者們願意說出一切的“可怕”原因：
這些加害者“希望人們了解他們當初為何做這樣（殘害別人）的事情，他們並不是瘋子。他們當中有的要別人知道，他們並不一定認為自己所做的是壞事”。
裏斯在采訪時，一位加害者承認自己槍決過猶太人，而且表示並不為此感到後悔。追問他為什麽不後悔，他說：“因為我確實憎恨猶太人。”
納粹集中營裏開心大笑的看守們
如果說，屠殺的決定是由極少數人——希特勒和他的核心人物——所做出，而大多數人隻不過是“執行命令”的話，那麽，我們可以把這些極少數人視為“沒有人性”的惡魔和虐待狂。
但是，如果殺人是許許多多普通人自己所決定的行為（雖然是因為處於某種極端情景之中），而且事後並不後悔，那麽，我們便不能輕易將這些數量眾多的人們全都排除在人類群體之外，他們的問題便不是“非人性”的，而正是“人性”的了。
參與作惡的普通人，對他們的道德審視需要我們超越對人性惡或人性善的簡單認知，需要我們思考人性中那些普遍的局限和陰暗麵。
極權製度把人放置在要麽害人、要麽被人害的兩難選擇中，不管有沒有內疚，幾乎沒有人會選擇讓自己被放在受害人的位置上的。尤其是在物質匱乏的情況下，同情、憐憫和惻隱之心都是奢侈而多餘的，人性問題成為非常現實的生存可能和需要問題。
《美麗人生》劇照
1939年12月，17歲的德意誌女孩伊爾瑪·艾吉與她的家人一起被安置到波茲南的臨時住所。聖誕節前夕，一位負責住房的納粹官員給了她父親幾把公寓鑰匙，“這套公寓在幾小時前還屬於一個波蘭家庭”。艾吉一家意識到自己強占了別人的房子：“在那之前，我們完全沒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你沒法帶著這種負罪感過日子。但另一方麵，每個人都有自我保護的本能。我們還能做什麽呢？我們能去哪裏呢？”
極權統治誘發、利用和加強人性中的陰暗和殘酷，而人性中的陰暗和殘酷又在這樣一種統治秩序中極度放大了極權的製度之惡。
《美麗人生》劇照
但是，人在特定環境下的心理異化，也可以被作惡者用於對自己主觀意願的推諉和脫罪之詞。
很多納粹分子在戰爭結束後，仍不會發自內心地認為他所做的一切從根本上是錯誤的。也許他現在認為滅絕猶太人是一個錯誤，但這隻是一個策略上的失誤，因為此舉讓德國成為全世界仇視的對象。
“服從命令”讓許多對自己罪行沒有悔意的納粹不僅逃脫了1945年的“紐倫堡審判”，而且也逃脫了1947年和1963年第一和第二次“奧斯維辛審判”的法律追究。
“奧斯維辛審判”的總檢察官弗裏茲·鮑爾雖然接受審判的結果，但多次對審判原則提出批評。他堅持要求揭露參與龐大的奧斯維辛係統的所有納粹，包括直接屠殺的和為之提供各種輔助和支持的納粹。他說：“參與的人有幾十萬，……他們執行最終解決計劃，不僅僅是因為有人命令他們這麽做，而且是出於他們自覺自願接受的世界觀”。
紐倫堡審判現場
可惜紐倫堡審判和奧茲維辛審判錯過了人類曆史上這樣一個重要的機會。這也正是為什麽裏斯說，“人類從內心深處需要這個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無辜的人最終得到補償，有罪的人最終受到懲罰。但奧斯維辛的曆史沒有給我們這樣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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