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節課35元、年終獎8元…大學教師自嘲”青椒”

博士畢業難、“青椒”晉升難,科研任務大,求職市場不待見,相當一部分“青椒”陷入了“去亦難,留亦難”的兩難境地之中。一些年輕教師更表示,學校新的績效製度“重行政輕科研”“考試時間與考研時間重疊”等弊端,導致老師薪酬比行政崗位員工低許多。

中國政法大學的青年講師李承搭出租車回學校,司機見他模樣年輕,便隨口問他是學生還是老師。李承隻得坦言,自己是老師,司機一聽激動了:“大學老師,很能賺錢吧?”

李承苦笑:“賺得不多,一個月不到一萬。”

司機不信,“我一個司機,難道比你這大學教授還賺得多兩三倍?”

李承哭笑不得,最後主動給對方看自己的工資記錄,上麵顯示稅後7000多元的月工資。

李承目前是學校裏的“師資博士後”,也可理解為講師,講師共分為十級,6級以上就可升為副教授,李承“入行”一年半,目前處在第9級。

在多數人看到的表象與想象裏,大學老師無疑是頂著光環的職業,身處“象牙塔”的社會精英,擁有自由靈活的時間,追求崇高的學術理想,被“德高望重”“精英階層”“名利雙收”等美譽環繞。

但初入校門的青年教師群體或是當中異數。

自1999年起,我國高校開始了持續7年的大擴招,教師隊伍規模也迅速膨脹。據教育部數據,從1998年到2003年,全國普通高校專任教師由40.7萬人增加到72.5萬人。

2019年我國普通高等學校教職工情況(數據來源:中國政府網)

近年來,隨著大學教師聘期製逐漸代替終身製等製度改革,一所學校的科研指標、課題任務,更多落在了青年教師身上,加劇了這一群體的生存壓力。

目前,據教育部公開數據,我國985高校共有39所,211高校115所,高校教師數量則達到了100萬以上,其中40歲以下的青年教師占據主體。

處於教學科研開拓階段的教師群體自嘲為“青椒”,似兼有一股苦澀與青澀之意。2019年,《國家治理》周刊對高校青年教師群體做了一份調查,在3000餘受訪者中,超半數(57.16%)青年教師認為自己工作狀態基本達到“996”,12.22%的人表示工作狀態已不止“996”。

傳統模式裏一路讀博、獲得教職、職稱逐步上升這條路,似乎不一定再能順暢走到頭。

1月22日,河海大學研究生院發布公告稱,學校專題會議研究決定對125名博士研究生予以退學處理,但因這125名學生難於聯係,退學決定書無法直接送達,隻能予以公告送達。

1月22日,河海大學研究生院發布公告稱,根據《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河海大學研究生學籍管理辦法》等規定,1月14日,經學校專題會議研究決定,對125名博士研究生予以退學處理。

博士畢業難、“青椒”晉升難,科研任務大,求職市場不待見,相當一部分“青椒”陷入了“去亦難,留亦難”的兩難境地之中。

南風窗采訪的幾位“青椒”幾乎都在一個感受上達成了某種共識:哪怕拿到了大學教職,或成為象征教職通行證的“師資博士後”,與其說意味著所謂“上岸”,毋寧說是剛剛摸到岸邊,在幾近耗盡氣數的掙紮中一點點往上爬,稍不留神就可能落下水,大多數人還不會遊泳。

“聽大學老師講課,45分鍾5毛錢”

2020年8月,中國科研界出現了一個史上聞所未聞的場麵: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90名科研人員集體辭職。紛紜的爭論、抗議中,對待遇、薪酬的不滿占據主導。

曆史不斷重演。2021年年初,數十位西南民族大學老師在校門口集體抗議年終獎過低、績效不公,一位教授表示,自己最後到手的年終獎僅8元。

一些年輕教師更表示,學校新的績效製度“重行政輕科研”“考試時間與考研時間重疊”等弊端,導致老師薪酬比行政崗位員工低許多。

2016年,麥可思研究曾對大學教師的薪酬進行調查,大學教師平均月工資為5478元,年薪不足7萬。而2018年的又一項調查顯示,超三成教師三年0加薪,八成以上教師對月收入不滿意。

在不少人的想象中,大學老師的課時收入不菲,但實際上,在大部分學校裏,青年教師上課都沒有單獨的課時費,且由於年紀輕、資曆淺,他們在整個學術領域地位不會太高,除了授課工資外並無太多交流訪談、舉辦學術論壇等活動的機會,隻能老老實實拿微薄的課時工資。

(圖源:人民視覺)

除了學習和備課,青年教授的重要工作還包括各類學校瑣事,比如管理係裏所有研究生、擔任學術導師,參加學校會議、本科生的課程活動、行政任務,擠占了學術所用時間。“但作為一個青年教師,你必須得參加。”西安某985高校信息管理係30歲的青年教師大鵬這麽說。

大鵬的日常工資主要由崗位底薪、津貼與績效獎勵三大部分構成,課時費算在“績效獎勵”當中。他換算了一下,一節45分鍾的課,他可以拿到35塊錢,一個班平均60~70人,相當於每個人隻需要5毛錢,就可以聽45分鍾課。

“平時在街頭看人賣藝可能都會掏5塊錢,聽(我這麽)一個博士後在課上講45分鍾,才5毛錢。”大鵬苦笑。

浙江某二本專業高校教師穆傑的月收入在9000元左右,6年前,他在本市買了房,月供4000元。近年來還結婚生了孩子,育兒物品、早教班與一家人生活費加在一起,每個月“稍不注意就入不敷出”。

從1991年開始上學,一路走到博士後,算下來,穆傑32年人生裏共讀了18年書。“人生有幾個18年?相對於其他工作,這裏麵有多少的時間成本?如果我大學畢業就去賺錢,這裏麵又有多少機會成本?”

他糾結過,迷茫過,但最後發現“很多時候,不能算得太清楚”。讀書、教書、工作等選項,本來就不能直接拿來比較,當讀書變成唯一的路,求知是否僅僅意味著求知?哪怕拿到了光鮮亮麗的大學教職,未來又意味著什麽?

非升即走,走投無路?

2003年,北京大學進行教師職務聘任和晉升製度改革,正式引進源自美國高校的教員分級淘汰機製,即今天普遍流傳在“青椒”群體間的“非升即走”製度:新入職的教師不再擁有編製,而是與校方簽訂3或6年的預聘合同,到期時由校學術委員會投票定去留,留下的晉升副教授,淘汰掉的則隻能離開。

截至目前,全國39所985高校中,至少已有34所施行了“非升即走”製度。事實上,這項製度誕生與發展的背景,是我國博士生過剩的基本情況,其目的是優中選優,拔高學校的辦學指標。

嚴苛的聘用製度背後,湧動著極少數人能忍受的壓力與競爭。

當編製不再能為大學教師提供體麵的絕對保障,考核期至,勝則勝矣,如被淘汰,麵臨的則是年齡、收入等多個方麵的損失。

起初,新製度在各個高校的具體實踐其實略有不同。比如中科大的“3+3+3+3”製度:博士後三年、特任副研究員三年,再到特任研究員“3+3”。但即便如此,最後在這條路上留下來的青年學者依然少之又少。

“非升即走”製度帶來的另一個嚴重後果,是教研兩難、進退失距。

在製度形成的競崗氛圍下,“青椒”能否晉升職稱、通過考核,最終留校的關鍵,不再是授課能力,而是科研成果與論文發表數量。

縱便是有著真實為治學、教授為理想藍圖的一流青年教師,也可能麵臨著九流待遇,這又進一步加劇了青年教師的生存困境。

為了生存下來,也為了留住及篩選人才,不少高校老師選擇兼職,且學校明麵容許甚至鼓勵兼職。

相比起理科,文科博士的就業選擇麵會更窄,領域渠道更加單一。在這方麵,李承自認為較為幸運,他的專業與市場兼容性高,與法律相關的兼職並不難找,副業好賺。

但其他專業如政治經濟學、曆史學等領域的博士同輩,就沒那麽多選擇了。要麽讀,要麽硬著頭皮讀,直到上岸為止。比如李承的同儕沈凡。

沈凡的專業是政治經濟學,在就業市場裏的兼容度不高,除了學術道路,幾乎沒有直接對口的兼職、副業機會。

二十多年寒窗苦讀,拿著博士及以上的學曆找工作,大多數情況下,在市場上隻是減分項而非加分項,企業方嫌棄博士生年齡大、薪資期待高等等,都是繞不開的問題。

在整個社會在所謂“35歲職業門檻”的烘托變得無比焦慮時,年齡的隱形壓力不僅出現在職場。“象牙塔”內,不少針對“青年教師”的學術課題項目甚至直接規定了年齡,比如男38歲、女40歲。

然而,無論是科研還是教學,要想出彩及上一階台階,很多時候都需要時間沉澱,需要深度、廣度甚至是要等待某種機遇的到來。

“鯉魚跳龍門,跳了還是門”

博士畢業後,沈凡進入一所北方大學擔任講師,在這之前,學校還未曾設立政治經濟專業的老師,因此,學校希望沈凡能將這一缺失的領域“補起來”。

於是,沈凡每天都要看大量原版論文資料,包括英文、日文,每天十幾個小時泡在書裏是常態。“也不全是為自己而學,更多時候,學校需要我們去做什麽,我們就做什麽。”

在沈凡看來,“青椒”也是工人,工程是學術,工程是學校,“內卷”的本質,是工廠與工廠之間的競爭,是整個學術教育市場的惡性競爭。

(圖源:人民日報)

他把從博士後到“青椒”的過程比喻為“鯉魚跳龍門”,在躍過龍門之前,博士生就是在洪流中掙紮的魚,對未來的迷茫,來自同輩的壓力,學術求索路上不斷遭遇的自我懷疑、否定⋯⋯

然而,即便突破層層重圍跳過“龍門”,“青年教師也是教師隊伍裏最弱的群體”。

沈凡慨歎,“‘科研’兩個字就像懸在頭上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讓人絲毫不得喘息。”課題、經費加在一起,合力成為三座壓在“青椒”們頭上的大山。

有的課題甚至在接受申報時直接注明了可申請教師的職稱級別,將年輕的教師拒之門外。這又進一步造成了學術圈的“馬太效應”:職稱高的老師可以很容易申請到優質課題,而最需要高質量課題的青年教師卻很難獲取高質量課題的機會。

最近,日本留學的大君準備向國內高校申請教職,但在他投出去的簡曆裏,幾乎隻有C刊發表質及量可以作為校方評估的參考,其他方麵的學術成果、授課經驗,統統被抹去。“因為授課能力很難直截了當評估,尤其是文科專業,所謂科研能力大多隻能根據論文來判斷。”

本科在師範學校就讀的大君從大一開始就常做家教、在培訓機構兼職,在這些過程中,他逐漸發現自己十分享受授課的過程。但如今,一隻腳還沒邁進龍門,就幾乎要倒在與論文死磕的路上。

大君在本科時寫論文“挺快的”,但讀到博士,他常常一整天也憋不出幾個字,心中有了越來越複雜的標準,顧慮越來越多,踟躕越來越多,壓力無形中也成倍增加。

單純的學術理想,是否能賦予自己在高校獨立生存下來的能力?縱便成功謀得一份國內高校教職,自己是否又能適應一係列逆淘汰規則,享受做教師的純粹快樂?

被遺忘的角落

加拿大學者比爾·雷丁斯在1996年出版的《廢墟中的大學》一書中尖銳指出:當所有大學都將“一流”定為自己的目標時,就意味著“沒有目標”,因為所謂的“一流”,本身缺乏明晰的價值取向,而隻是“給一個完全封閉的係統中各種成分相對定位的一種方法”。

當大學教育被置於一套空洞無物的量化指標中,從教育人員到學生,都容易迷失自己的位置,大學教育對於整個國家、社會乃至人類的價值繼而被弱化。

今天,放眼我國整個教育生態領域,“競爭”二字都正經曆不同程度的畸變,從中小學“雞娃”,到大學教職的艱難求生,一種掠奪性的現象正蠶食教育界,對大學教職的妖魔化、選擇性偏見,更導致其積重難返。

觀念上,國人當下對“大學教授”頭銜的偏見性推崇,也導致了學術人才過分密集地擁去大學教師群體。這導致流向中小學等基礎教育的師資人才緊俏,高校人才不僅供大於求,且極易出現研教不匹配等問題。

但實際上,不少工業企業對研究型人才的需求,也隻會隨著經濟科技發展有增無減。

高校人事製度變革的初衷,是實現教師聘任的“可進可退”,從西方借鑒而來的“非升即走”,也是希望通過引入競爭機製力求優化教職團隊質量。然而,經過國內多年改革,逐漸形成了性質相反的路徑:不同於西方的終身教職製,而是先考,再淘汰。青年教師群體懸在邊緣,為了不出局而疲於奔命,良性競爭與合理期待都被壓平了。

中科院研究員、劍橋大學博士後研究員譚易,據其在兩國高校各自兩年的體驗和觀察提出,競爭的本質並非壞事,但“前提是要保證合理的評估體係,配套的輔助措施”。一個關鍵是讓教師們研究與教學環境盡可能地純淨、專一。“各種大大小小的行政工作分散了學者的精力,哪怕想好好做研究、寫論文都有心無力。”

譚教授強調,實際上,許多歐美高校目前的製度也並非一勞永逸的終身教職,而是同樣存在淘汰、去留製度。但學校對教師的考核評判體係卻要完善很多。打個比方,譚教授所在的劍橋大學,同樣會對教師進行嚴格的考核,但考核標準絕不僅僅是科研論文,而是包括了授課經驗、學生評價等維度。“換言之,就算一個青年教師發布了很多科研論文,也未必能留下來。”

中國的體係剛開始,政策與製度都還在摸索階段,與其一味抨擊考核淘汰製,更應該關注與致力的,是綜合評測維度的不斷完善。

1月27日,教育部等六部門《關於加強新時代高校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指導意見》對外公布,意見強調,不將論文數、專利數、項目數、課題經費等科研量化指標與教師績效工資分配、獎勵直接掛鉤。

教育部詳細給出了八條指導意見,其中還強調:“全力支持青年教師成長,培育高等教育事業生力軍”

教書育人既是一門需要時間沉澱、認可的老“手藝”,也是一份需要整個社會合力支持、給予信任的單純行業,要回歸教授為本、學術自由的高校氛圍,人事製度的調整方麵,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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