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亞特蘭大亞裔的槍擊案爆發後，美國一些城市組織了反對排外情緒和亞裔仇視的遊行，呼籲人們正視亞裔的訴求、傾聽亞裔的聲音。然而，自從二戰以來，亞裔女性一直被西方侵略者視作發泄衝動的出口，包括性衝動、種族主義衝動以及破壞衝動。在美國軍隊看來，被奴役亞裔女性是“被動的和自願的”，但亞裔女性自己往往是被騙或被強迫成為慰安婦，而美軍的口述曆史則掩蓋了她們所受到的非人對待。這些女性的身體不再屬於自己，而是政府和美國軍方的。對於本次事件的槍手以及仇視亞裔和亞裔女性的人們而言，他們的所作所為並非是在度過“糟糕的一天”後做出的極端反應，反而恰恰反映了他們長期以來對亞裔女性的錯誤印象。本文作者傑西·金丁（Jessie
Kindig）正在寫一本關於朝鮮戰爭的書，目前是韓國Fulbright研究員。她是Verso
Books的編輯，Lux雜誌的特約編輯，擁有華盛頓大學的曆史學博士學位。她是《Verso女權主義叢書》的編輯。本文原載於《波士頓書評》。
2021年3月16日，在亞特蘭大郊區殺害了8人後，行凶者告訴警方，他“想要消除”他瞄準的按摩院和水療中心內的“誘惑”。雖然尚不清楚他是否真的說過要“殺死所有的亞洲人”（韓國《朝鮮日報》在頭版報道了這一消息），但他的行為已經說明了一切：在他殺死的8人中，有6名是亞裔女性，其中4名是韓國人。
哈佛大學教授J·馬克·拉姆塞耶（J.Mark
Ramseyer）基於不存在的資料來源聲稱：1932年至1945年間，朝鮮婦女被征召加入日本帝國主義的“慰安婦”是完全自願的，而國際社會對此表示強烈抗議。這個問題仍然需要“被爭論”，實在令人震驚。盡管幸存者的證詞和十多年來的學術研究仔細記錄了日本殖民地的婦女遭到性奴役的製度，但拉姆塞耶仍然做出了這樣的聲明。拉姆塞耶的說法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回應，日本政府一直試圖淡化這個問題。活動人士、女權主義者和曆史學家一次又一次地解釋“亞洲女性的故事和生活至關重要”這一基本概念，他們已因此而感到筋疲力盡。
2021年4月4日，美國紐約市舉行大規模反歧視亞裔抗議活動，現場約上萬人參加。此次活動主題為“停止仇恨犯罪、反對種族歧視、捍衛亞裔權益”，示威者手持“停止仇恨”“團結就是力量”等標題，對近期紐約市及全美愈加頻繁的針對亞裔暴力事件進行抗議。
現在，我從美國讀到的評論中也看到了這種疲憊，在亞特蘭大謀殺案和全國性的反亞裔暴力浪潮之後，美國亞裔婦女帶著伴隨一生的冰冷和故意的憤怒，講述著自己的故事。
全國亞太裔美國婦女論壇執行董事宋妍·蔡莫洛（Sung Yeon
Choimorrow）向《紐約時報》講述了2000年她到達美國上大學時男人對她說的話：
“是用怪異的口音說‘我好饑渴，我愛你很久了’，還有‘哦，你是韓國人嗎？我愛韓國。’”她說，她開始時會懷疑美國男人是不是瘋了。他們會講述自己是如何在韓國服兵役的，以及他們是如何擁有一個和我一樣的、很棒的韓國女友的。那麽我會成為他們的女朋友嗎？”
亞特蘭大的槍手來自於美帝幾十年來在亞洲建立的文化塑造。美國男人在他們的幻想中，將亞洲女性與性永久地聯係在一起，將亞洲女性理解成被美國伴侶支配的“臣服者”，將性的陰影轉化為暴力，其根源首先來源於美國在亞洲地區的戰爭、占領和持續的軍事駐紮。這些問題在東亞地區尤為嚴重。在那裏，亞洲婦女的聲音一直被忽視，而關於她們的故事卻被放大，造成了致命的後果。
長期以來，美國人一直依靠“性的隱喻”來描述美國與東亞的關係，這種措辭上的轉變或許能讓演說者感到興奮，但也將帝國在亞洲的存在描繪成仁慈、令人愉悅和自然的形象。例如，1868年，美國海軍準將羅伯特·W·舒費爾特（Robert
W. Shufeldt）將太平洋描述為 “美國的海洋新娘”，將帝國主義描述為性的圓滿：
作為美國人，我們要確保“新郎來了”……正是在這片海洋上，東方和西方走到了一起，我們不再尋找帝國，人類的力量達到了頂峰。
1882年，舒菲爾德將成為向美國和西方國家“開放”朝鮮貿易條約的總設計師，他將這種關係描述為“友好交往”。
二戰中日本帝國的失敗，使美國得以在整個東亞地區建立廣泛的軍事儲備，直到今天，美國仍然在那裏紮根。二戰結束時，美軍占領了日本（1945-52年）和朝鮮半島南部（1945-48年）。美國領導了朝鮮戰爭的一方（1950-53年），並在日本、衝繩島以及韓國保持了大量的軍事駐紮，成千上萬的美國士兵時刻準備著與朝鮮“今晚開戰”。
二戰後，美國有機會在亞洲遏製共產主義，並確保盟國政府的穩定（無論它們多麽不民主），這決定了1945年後美國在亞洲的利益基調。這是相當基本的現實政治，但至少在文化上，它是以親密、性或家庭的方式被想象出來的。正如曆史學家澀澤直子（Naoko
Shibusawa）所指出的那樣，日本被理解為一個“藝妓盟友”，是被動的、戰敗的、自願的。在韓國，美軍的韓國軍事顧問團（Korean
Military Advisory
Group）的任務是訓練韓國新軍，他們把自己的工作描述成培養一種“哥哥和弟弟的關係”。在這兩種情況下，都需要美國建立更強大的男性夥伴關係。
美國士兵已經浸淫在一種東方主義的幻想中，其中充斥著性順從的“藝妓”、誘惑而危險的“龍女”和端莊的“蓮花”，他們穿過被美國占領的日本，來到被占領、之後爆發戰爭的朝鮮半島，他們熱衷於日本的藝妓館和在韓國的軍營中蓬勃發展的性工作。在日本和韓國的服役期間，士兵們學會了期待亞洲女性的“性擁抱”，這成為了他們部署的一部分。畢竟，這就是他們被告知的“休息與放鬆”的意義所在。在日本和韓國服役的男性中，最受歡迎的漫畫之一是海軍軍官比爾·休謨（Bill
Hume）的《臨時保姆（babyan）》，其中有一係列的芝士蛋糕女郎，詳細描述了“臨時保姆”的魅力，指導士兵們“如何在占領時（享受）被‘占領’”。據估計，美國軍隊在被占領的日本花費了1.85億美元，其中一半用於亞洲女性的“性采購”。
二戰期間和戰後的美軍文化鼓勵“健康”地表達異性戀男性的性欲望，而針對這種欲望的供給一直是令指揮官們頭疼的問題。然而，士兵們需要性，這是毋庸置疑的。或者正如美國駐日準將布萊恩·米爾本，在1950年的一封關於控製街頭賣淫的信中所說的那樣，由於士兵的年齡較小，“他們的性覺醒比較新、比較強烈，而且有大量的具有吸引力的、順從的女孩給了他們機會，士兵們確實很難應付這種情況。”換句話說，需要管製的是婦女，因為性隻是士兵的工作罷了。
事實上，要讓士兵們對東亞的性幻想成為現實，需要大量的計劃、機構協作、行政工作、戰時經濟剝奪、性病檢查、國家監督、城市區域規劃，以及現在被稱為性交易的東西。這不僅是美國軍方的項目，也是日本和韓國政府的項目，它們願意利用女性的身體來鞏固政治聯盟，重建飽受戰爭摧殘的經濟。
在日本，美國軍政府禁止日本平民和美國士兵之間的“親昵行為”，在廁所、火車和飲水器等地方實行隔離製度，這讓人想起美國南部的種族隔離（Jim
Crow）製度。然而，一種被允許的親昵行為是異性間的性行為。由於擔心盟軍士兵的強奸過於泛濫，日本內務省借鑒管理日本帝國“慰安婦”製度的經驗，在日本戰敗後的日子裏，於全國各地建立了“慰安婦”係統。這些被稱為休閑和娛樂協會（RAA）的妓院很快得到了美國占領政府和日本警察的認可。日本政府試圖通過呼籲日本婦女的愛國主義來招募她們：政府說，美國人需要“歡迎”。
但對大多數婦女來說，這項工作與愛國主義無關，而是在絕望的經濟環境中的一份工作。正如大木（Otoki），一個來自東京有樂町（Yūrakucho）的性工作者領袖，在1947年的一次廣播中所解釋的那樣：
做妓女當然不好。但是由於戰亂，沒有了親人和工作，我們該怎麽生活呢？我們中沒有多少人是因為喜歡才做這個的。
RAA雇用了大約70000名婦女，其中許多人以前從未做過性工作者。與之前的 “慰安婦
“一樣，她們每天要為15至60名男子服務。對於一些RAA的員工來說，她們的任務似乎比政府所承諾的更加艱巨、勞累、充滿剝削：一名19歲的前打字員在開始工作後不久就自殺了。日本的一位警察局長似乎也沒有意識到他在教唆什麽；據說，當他看到這些婦女在開業當天受到的待遇時，他流下了眼淚。
盡管該係統在美國軍人中非常受歡迎，並擴展到東京以外的20個城市，但它在一年後就被美國軍事當局關閉。官方給出的理由是這侵犯了婦女的人權——但事實上，檔案顯示，這是因為擔心軍人的性傳播感染率不斷攀升。因此，在私人經營的妓院、酒吧和夜總會工作的女性受到了美國軍隊和日本警察部隊更嚴格的監管，被強製進行了盆腔和疾病檢查。
在朝鮮戰爭時期，朝鮮婦女被稱為
“駝鹿”，這成為了美國大兵的俚語，是日本委婉語musume（娘，即未婚女孩）的衍生詞。同樣，對韓國婦女的想象和性管製的方式，也是從日本帝國主義製度以及美國在日本的占領經驗中借鑒而來的。
在韓國，日本的“慰安婦”製度被重新配置，以適應新的占領國——美國。正如鄭熙·薩拉·索恩（Chunghee Sarah
Soh）和李娜英（Na Young
Lee）的研究所發現的那樣，曾為日本帝國采購慰安婦的韓國妓院老板、警察和下級官員們，現在在為美國大兵尋找慰安婦。
1945年，在美國占領軍抵達後幾個月，第一個韓國營區（在美韓軍事設施外搭建的、無處不在的棚戶區內，為士兵提供廉價飲料、女人和西方商品）就出現在富平。它在戰爭期間擴大了規模，容納了2000名女工。和被占領的日本一樣，駐韓美軍的主要問題是有多少部隊感染了性病；到1948年，近20%的駐韓美軍因此住院，據報道，這一比例是遠東司令部中最高的。
1959年，橫須賀，背景中是美國大兵和俱樂部。攝影 東鬆照明
為了給軍人提供“健康的娛樂機會”，美軍於1947年在美國產品的購物中心旁建立了“休閑娛樂”設施，將營區（gijichon）列為美國在韓國的軍事演習場所。由於戰爭給韓國人造成了廣泛的混亂和貧困，這些軍事設施提供了諸如男仆、看門人、管家、廚師、秘書、同居女友、性工作者和黑市商人等穩定的工作機會，並提供了如牙膏、香煙和酒等“奢侈品”。
對很多韓國女性來說，在酒吧和女招待俱樂部工作，或者找個美國男朋友是支撐家庭和社區的一種方式，盡管她們經常被視為“西方公主”或“西方妓女”。不過，對少數人來說，尤其是在1950-1953年的戰爭期間，這不是一個選擇的問題。第一批營區婦女中的一些人，被家人綁架或賣去成為妓女。一位英國戰地記者、華威大學（Warwick
College）的講師寫道，“為了滿足美軍的需要，販賣女孩的交易十分繁榮”，韓國警察則“提供了難民女孩”。
這種不平等的性景觀，與戰爭的暴力和強加的占領義務疊加在一起，造成了強奸的流行。這一情況不僅發生在賣淫區和營區，而且還蔓延到更遠的地方。當然，並非所有的士兵都是強奸犯。但在這樣的背景下（將士兵的健康、需求和欲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對當地婦女的需求不管不顧），一些士兵將“政治和性方麵的主導”這一結合推向暴力的極端也就不足為奇了。
隨著對日本占領的繼續和1950年朝鮮戰爭的開始，日本被大兵們視為一個色情的遊樂場，在那裏，性和約會很容易轉變為性暴力，“休整假期（R&R）”成為美軍快樂詞典中的一部分。休整假期（R&R）在朝鮮戰爭時期的大兵俚語中，也可能意味著
“強奸與恢複”或“強奸與毀滅”。據報道，日本婦女曾在晚上回家的路上、在空蕩蕩的公共汽車上，或在家裏被軍人綁架和強奸。在日本和韓國，輪奸成為了軍人的常見做法。例如，在橫濱，一名11歲的日本男孩目睹了5名美國大兵強奸了一名26歲的婦女，然後拍下了她的陰道照片。
1950年10月，美國駐日軍政府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證明日本人和美國人之間存在著
“完全的同誌友誼”——而隻有那些認為“休息與放鬆”與“強奸與賠償”是一回事的人才會相信這是真的。然而，日本的女性和男性卻對占領有不同的看法，他們抱怨、抗議，並建立組織反對自己受到的待遇：美軍檔案中滿是他們要求賠償的信件和請願書。但在這種環境下，舉報強奸可能會導致進一步的汙名化：至少有一個舉報強奸的日本女性被當成了妓女對待，並被關進了戒備森嚴的性病醫院。
在這種氛圍下，朝鮮戰爭爆發了，美國及其盟國韓國和聯合國部隊強奸朝鮮婦女的行為泛濫成災。這有時被用作戰爭武器使用：在戰爭期間，右翼青年團體、與美國結盟的韓國軍隊和警察經常對涉嫌共產主義的女性進行“性懲罰”。一名目擊者描述了在1950年奪回漢城後，300名有政治嫌疑的朝鮮婦女被美國士兵關押在一個倉庫裏，隨意使用。
這也成為了戰時常見的做法，因為在混亂的第一年裏，年輕的、基本沒有受過訓練的大兵打起了遊擊戰，所有朝鮮平民都是“嫌疑人”，士兵們在朝鮮半島內上下移動。據稱，美軍引誘年輕的朝鮮難民女孩越過洛東河強奸她們。回憶錄、口述曆史和記者的報道都描述了一些家庭要麽把女兒藏起來，要麽用和女兒“共度時間”來與士兵交換香煙或口香糖。查爾斯·布西中校記得，他曾無意間聽到他的部隊在討論如何最好地“強奸一個女人”。一位美軍牧師向馬修·裏奇威將軍報告了一起7名美軍士兵在平壤強奸朝鮮婦女後被抓的案件，並抱怨說這些士兵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就得到了釋放。在戰地記者的記述中，有很多關於戰線後“強奸不斷”的典故；在美軍的內部檔案中，不斷有指揮官下令停止強奸。
由於亞裔女性的聲音和生活常被忽視，通過美軍文件核算全部的強奸和性侵情況幾乎是不可能的。在韓國，軍隊將舉報強奸案的部分表格作為一般調查的一部分，以確定刑事調查人員的工作量。隻有韓國婦女或其家人提出的正式投訴，才可以被載入軍事檔案，在激烈的戰爭期間，存在語言障礙和相互不信任的情況下，這是一項充滿挑戰的任務。但美國的沉默，與朝鮮男女的記憶不符，對他們來說，強奸或對強奸的恐懼是戰爭中最持久的記憶之一。
1951年5月，聯合國承認的反法西斯婦女組織“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Women’s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Federation）的國際事實調查委員會訪問了朝鮮半島，並仔細記錄了美國、聯合國和韓國軍隊對朝鮮婦女有計劃地實施性酷刑的證據和證詞，其中包括了割乳（這對於二戰太平洋戰場的各方都很常見）、綁架和強迫賣淫、強奸以及極其殘忍的強奸後謀殺。曆史學家蘇西·金（Suzy
Kim）的研究表明，該委員會的報告是由獨立於朝鮮或共產黨部隊的、長期致力於和平活動的人士所編寫的，其調查結果與我們從檔案中收集到的資料完全一致。
許多美軍指揮官不斷譴責美軍士兵對朝鮮平民犯下的罪行，其中包括了強奸，但（至少在他們的公開聲明中）將這些罪行理解為本應友好的關係的一個例外。1951年3月，陸軍將軍馬修·裏奇韋給所有下屬司令部發了一封信，認為“少數成員存在嚴重的不當行為”，其中包括了“猥褻”，“為邪惡的宣傳工廠提供了磨料，以貶低我們在朝鮮的任務”。即使裏奇韋真正關心的是婦女，而不是軍隊的形象，但很明顯，在一個不平等的、性別化的、軍事化的環境中，暴力是無法控製的。
戰後，美國軍隊留在了韓國，受到了韓國總統李承晚的歡迎。李承晚一心一意地維持美國的軍事駐紮，以防範來自朝鮮的威脅。如果對美軍指揮官來說，營區是不可避免的罪惡，那麽對李承晚來說，營區事關國家安全問題，是維護美韓友好關係和促進國民經濟的必要因素。他的政府在戰爭結束時，正式將營區組織為休整假期（R&R）係統。隨著美國人選擇留守，營區迎來了蓬勃發展，尤其是在韓國連續的軍事獨裁統治下。正如政治學家凱瑟琳·文（Katharine
Moon）發現的那樣：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軍事駐紮占了韓國經濟的25%，而韓國政府很樂意為一些美國公民提供廉價的性服務，以便在經濟上支持韓國。
然而，韓國政府對營區婦女勞動的依賴，並不意味著在營區工作的女性，在回到韓國社會後會受到歡迎，也不意味著她們能獲得高薪，或者可以免受勒索和暴力。20世紀70年代，美韓聯合開展了一項“清理”營區的工作，重點治理性傳播疾病。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對在其中工作的女性的定罪。除其他侮辱行為外，性工作者被要求佩戴一個大標簽，上麵列有她們的疾病狀況、最近的醫療檢查和最後一次月經周期，方便顧客在購買性服務之前谘詢。
像之前一樣，並不是所有的婦女都是自願在營區工作。正如樸英子回憶起上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營區工作的情景：
他們說我們是自己走進義濟村的，但我們被職業介紹所騙了，還欠了皮條客的債。我那時還隻是個十幾歲的孩子，每天都得接待至少五名美國大兵，一天也不能休息。當我逃跑時，他們抓住了我，打了我，讓我欠下更多的債。
即使是那些沒有像樸英子這樣被欠債的人，也要不斷地進行談判，因為他們就好像生活在兩個國家裏，而這兩個國家卻把他們的身體作為政治抵押品。1956年，Jeon在非軍事區附近的東渡川的營區找到了工作，並一直待到了60年代：
我對自己的生活思考得越多，就越覺得像我這樣的女人是我們國家與美國結盟的最大犧牲品。回想起來，我覺得我的身體不是我的，而是政府和美國軍方的。
這些婦女有的嫁給了美國士兵，以戰地新娘的身份來到美國，1950年至1989年期間，移民人數達到了近10萬。在3月16日襲擊事件中遇難的女性之一Yong
Ae Yue，在1979年與一名美國士兵結婚後，就以這種方式從韓國來到美國。
曆史學家Ji-Yeon
Yuh基於口述曆史，對韓國軍中新娘進行了研究：雖然其中一些是愛情的結合，但另一些則明顯地是在不平等權力下形成的產物。家庭暴力、虐待形式的控製和遺棄很常見，這些女性很少能說流利的英語、沒有駕照，也享受不到經濟獨立所帶來的流動性。上世紀70年代中期，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研究生金實東（Sil Dong Kim）在劉易斯堡（Ft.
Lewis）附近的城鎮采訪了一些韓國軍人新娘，發現這樣的故事並不罕見：
即使他幾乎每隔一天就打我一次，我也不能離開他。他為家庭帶來了金錢。沒有他，我想我無法生存。如果我腦子好，英語好，我就不會受這種折磨了。我沒有受過任何教育。我不會說英語、我不會開車、我有兩個孩子，我有什麽辦法？我甚至不能再回到街上去。我隻能忍受著這一切，直到我學會一些英語，直到孩子們長大前，我隻能呆在這個狗娘養的身邊。
當然，婦女們製定了生存策略和支持網絡，並且建立了組織來保護自己和彼此。例如，1972年在劉易斯堡附近，成立了韓國婦女協會（Korean
Women’s Association）來提供英語課程和社會服務。該組織至今仍在活躍。
在韓國，Durebang（又名我姐姐的家）於1986年由婦女活動家在惠宗布建立。它為希望脫離俱樂部工作的營區婦女提供社區支持、住所、服務和在該組織的麵包店工作的機會；現在，韓國其他地方也有其他由婦女經營的中心。1992年10月，一名美國軍人對尹琴一（Yun
Geum-i）實施了可怕的謀殺和性虐待，這促使當地社區著手解決營區生活的不平等問題。自2014年以來，韓國的前性工作者——包括樸英嘉（Park
young-ja）——成功地對韓國政府提起訴訟，指控其教唆性地推行“營區”製度，強迫女性接受強製性的盆腔檢查和疾病檢查。更重要的是，在2004年嚴厲的反賣淫法出台後，如今韓國性工作者的運動開始蓬勃發展，主張合法化、爭取權利和認可，以及更好的工作條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Hanteo全國工會（Hanteo
National Union），它代表了大約1.5萬名不同性別的性工作者。
1971年，伊夫林·吉村（Evelyn
Yoshimura）在《根》（Roots）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尖銳的論戰文章，名為《美國大兵與亞洲女性》（GIs and Asian
Women）。《根》是一本經過編輯的文集，在20世紀60年代的解放運動和美國越戰的推動下，成為了新亞裔美國人運動（new Asian
American movement）的奠基文本。吉村寫道：
隻要美國軍隊還在亞洲，隻要美國政府和軍方對亞裔發動侵略戰爭，對亞裔的種族主義就會符合美國的利益……作為亞裔美國人，我們不能脫離這個現實，作為亞裔美國婦女，我們也不能脫離我們的亞裔同行。那種讓蘇絲黃、蝴蝶夫人得以留存的心態；那種把人類變成種族主義者、殺害士兵的心態，讓亞裔美國人無法像人類一樣去生活和感受。
在過去的20年裏，美國軍方已經將其資源用於進一步加強對士兵的管理之上，並形成了一種文化，不鼓勵曾經為在東亞服役的大兵所提供的那種“福利”。如今，“妓院”已成為所有美軍人員的禁區，但它仍然存在於美軍基地的大門外，如今在韓國，這些妓院的工作人員是菲律賓和俄羅斯的移民婦女。
盡管發生了這些變化，但幾十年來的性化戰爭和占領的遺留問題不可能完全被置於“禁區”之內。這在美國創造了一種環境，在這種環境中，像亞特蘭大槍手這樣的男性可以將亞裔美國女性視為他們任何衝動（性的、種族主義的或破壞性的）的出口。
我們知道這一點，是因為幾十年來，亞裔和亞裔美國女性一直在說它、寫它、喊它、組織起來反對它，盡管如此，我們還是生活在其中；我們知道這一點，是因為許多國家的曆史學家和學者都詳細記錄了它；我們知道這一點，是因為它是在我們的眼皮底下，用我們的稅款建造起來的。我們在這裏缺乏的不是信息或經驗證據。我們缺少的是對亞裔和亞裔美國女性故事的關注。這一切並不像切羅基縣警長最初提出的那樣，僅僅是一個男人在度過“非常糟糕的一天”後所做的事情。相反，這恰恰是男人被教導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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