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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在美國南加州的一個小城讀書。因為就讀的專業沒什麽中國人，又和那些讀商科的有錢同胞沒有共同語言，所以難免會有些孤獨。
小城沒有唐人街，中餐廳也不多，我常去的Panda
Express是做“美式中餐”的。每天，大廚會將提前炒好的8樣菜擺在玻璃櫥窗後邊的方形大鐵盤裏，菜品無一例外都迎合美國人的口味：蜂蜜雞、酸甜雞、宮保雞丁、左宗棠雞、椰子蝦……主食隻有3樣：白米飯、炒米、炒麵；湯也是我在國內沒有喝過的：egg
drop soup（加了黃色色素和澱粉的蛋花湯）、hot and sour
soup（類似國內的胡辣湯）。
雖然吃不慣這裏的“中餐”，但我仍喜歡在周末的下午去Panda
Express——在這裏，老板夫婦和員工的中國話讓我感到分外親切，就連時間都好像變得悠長而安穩。
光顧的次數多了，我知道這家餐廳總共隻有6個人——老板負責切菜，廚師炒菜做飯，老板娘負責收銀、盛飯。送外賣的叫小毅，打雜的叫磊哥，接聽外賣電話的姑娘是個留學生，她叫餘子詩，在這兒做兼職。
每天下午2點以後，餐廳裏的人清閑下來，老板和廚師在廚房裏低頭切卷心菜和洋蔥，老板娘、磊哥、小毅就頭挨著頭，玩一款叫“鋼琴大師”的手遊。他們時不時發出浮誇而沮喪的尖叫，打破了餐廳裏的寧靜。
很快就到了春節，一天下課後，我照例去Panda
Express吃飯，老板娘熱情地招呼我，叫我幹脆別吃飯了，晚上跟他們一起燒烤，“大家一起過年”。待客人散盡，餐廳大門上掛出了“closed”的牌子，老板娘派磊哥和小毅去亞洲超市買食材，老板和廚師在後院支燒烤架，我就和老板娘、餘子詩一起清洗竹簽。
不一會兒，磊哥和小毅回來了，他們打開後車廂，搬出了一袋袋食材。前麵幾袋都是玉米、蘑菇、茄子等素菜，廚師好像早就料到了，他打開後廚冰箱，傲慢且不屑地把自己準備好的一包秋刀魚“啪”的一聲甩在磊哥麵前。磊哥和小毅對視了一下，又拿出了雞翅、雞腿、香腸等葷菜。小毅挑釁似的，也把這幾樣東西重重地扔在了廚師麵前。
我感到氣氛有些許微妙，就拉著磊哥和我一起幹活，廚師悶聲準備孜然粉和辣椒麵，小毅在離他不遠處“指點江山”，說著“不加蜂蜜怎麽行”之類的話。廚師板著臉，裝作聽不到，小毅則一擰身，拿出提前買好的蜂蜜，臉上泛起了勝利而輕蔑的微笑。
我第一次發現，這家小餐廳裏的人際關係並不是我往常見到的那麽一團和氣。到了晚上，大家圍著燒烤架聊天，我又知道了更多的事。
老板娘是移民二代，在美國出生，自然是美國公民。老板是從福建來的，當年他一踏上這片土地，就“黑”（簽證過期後非法居留）在老板娘父母開的餐廳裏做大廚，直到把老板娘追到手，結婚生子，通過了美國公民考試，才順利地拿到了“藍護照”，並接管了這家餐廳。
小毅來自東北，是家中獨子，初中畢業後就到廣東做了“廠弟”。那幾年裏，他結交了各種人，不知受了誰的“指點”，他請了律師，謊稱自己是某宗教人士，慘遭政府迫害，申請到了美國的政治庇護，順利拿到了綠卡。說起這段往事，小毅的表情很得意，說自己是這個餐廳裏第一個“靠自己努力拿到綠卡的人”。我瞄了老板一眼，他正抱著胳膊，麵無表情地盯著燒烤架上的秋刀魚。
聽著小毅的經曆，餘子詩和磊哥羨慕極了。老板娘打趣說，餘子詩可以花點錢和小毅假結婚，等拿到綠卡再離婚也不遲。餘子詩是個高挑漂亮的姑娘，她性格爽朗，英語也好，經常拿餐廳的老顧客們開玩笑。那些白人大叔也很喜歡她，每次來吃飯都“honey”、“sweetie”地叫。可小毅卻把頭一甩，說自己不缺那點錢，沒必要把自己搞成二婚。
“可是，你之前說你根本不是信徒，這不是撒謊嗎？”我低聲問小毅。
大家一起向我投來了鄙夷而驚訝的目光。老板娘說，好多人都是這樣拿到綠卡的，沒有高學曆沒法拿工作簽證，又沒有足夠的錢進行投資移民，就隻有兩條出路:
結婚移民或者政治庇護。
移民成功的小毅在專為難民設置的社區學校讀書，課餘時間來中餐館打工，每月可以賺4000美金左右的送餐費和小費。他用自己的積蓄買了一輛豐田車，又用父母給的錢買了卡地亞的手鐲。他說，即便是送餐，他也要做個體麵的送餐員，那些點外賣的美國佬不見得買得起他手上的鐲子。下一步，小毅打算把豐田換成寶馬，“開著寶馬去送餐，看誰還敢因為我英語差而小瞧我”。
他得意洋洋，說家鄉的同齡人老羨慕自己了，不僅在美國免費讀大學，還可以合法地掙“綠票子”，而那些讀了大學的人，日子也不見得比他好過。
2
一天，我又去吃“中餐”，發現餘子詩不在，而其他人都背後議論她。
磊哥說，餘子詩又“釣”到了一個美國佬，不知這個美國佬會不會像之前那些人一樣，花著她的錢跟她同居，過一陣子就分手。
當老板娘得知這個美國人已經年近半百，就說餘子詩終於開了竅：“她之前找同齡的，人家哪能為了錢跟你假結婚？想要愛情與綠卡兼得，不容易。”
小毅則滿臉鄙夷，說餘子詩之前腦子發昏找了個“老墨”（墨西哥人），想著拉丁美洲移民通常比較窮，會為了錢和她假結婚。但沒想到卻被這個“老墨”給騙了，對方的美國護照是在黑市上買的，“專門騙餘子詩這樣的女孩子”。
餘子詩是這家餐廳裏唯一的年輕女孩，我倆有不少共同語言，之前她得知我用的都是平價護膚品，還硬塞給我幾瓶貴婦護膚霜：“都是別人送的，我也沒花錢的，你別推辭了，不要白不要。”熟悉之後，我加了餘子詩的Facebook，翻開相冊，竟看到了好多衣著暴露的照片——她趴在酒店的大床上，穿著露背的緊身裙，朝著鏡頭回眸一笑。此外，還有好多她挽著不同膚色的大叔在酒店拍的照片。
看著她的笑臉，我心裏不是滋味，再見餘子詩，她又要送我東西，我說什麽也不要，還讓她把這些東西掛在微信上賣掉換錢。餘子詩急得要跟我翻臉，說富二代留學生的圈子她混不進去，跟餐廳裏的人也聊不來，就隻有我這一個朋友。
“但是，你還是沒有讓我知道你費盡心機拿綠卡的事啊！”我說，“你那麽年輕，就算沒辦法在美國找工作拿工簽，也沒必要這樣折騰自己吧。那些人，有哪個是真心對你好的？綠卡就那麽重要嗎？”
餘子詩這才吐口，說自己的學生簽證早已過期了，她本該趁著I-20（是美國學校發給外國學生用來申請簽證好進入美國的通行證）過期之前就續辦的，但那時她正在拉斯維加斯旅遊，忘了這回事，等想起來時，I-20已經過期一個月了。
按照規定，簽證過期，餘子詩必須出境重新申請。可一旦出了美國，移民局一定會看到她曾在美國逾期居留了一個月，可能會認為她有移民傾向，從而拒簽。於是，餘子詩隻能“黑”下來，而且要盡快解決身份問題。
想留在美國，不是沒有捷徑可走。年輕貌美的餘子詩想找一個美國公民，付給對方一筆錢辦理假結婚，拿綠卡後再離。但是，這條路並不好走：首先，她找的美國公民，必須是收入穩定且依法納稅的人，因為政府需要看納稅單；其次，就算對方答應假結婚，她申請綠卡的時候必須要證明他們早就認識並相愛，而且共同居住過，為此，她要提供雙方共同的住址，雙方的燃氣業務以及寬帶業務等證明，否則，移民局的人會識別出假結婚，那她可能會因為“欺騙美國”而被送上法庭。
這樣一來，餘子詩就隻能“全麵撒網，重點培養”了。
她暗自觀察那些異性顧客們，先從穿著和給的小費數額判斷他們的收入狀況，再憑著聊天技巧篩選出可以“釣”的對象，爭取發展為戀人。那些白人看到漂亮的亞洲姑娘主動搭訕，自然來者不拒，但是真正相處起來談何容易，很多人都是圖一時新鮮罷了。更有甚者，早早看穿了餘子詩對綠卡的渴望，先答應一起居住，讓她承擔大部分花銷，等她要求結婚時，要麽表示自己壓根沒有結婚的意思，要麽就是窮鬼一個，拿不出稅單。
“你當時說小毅不誠實的時候是那麽義正辭嚴，我怎麽敢讓你知道我想假結婚拿綠卡？”餘子詩說，“雖然你從沒說過小毅什麽，但我知道你是看不起他的，我怕你像鄙視小毅那樣鄙視我。”
餘子詩出生在潮汕地區，她父母接連生了5個女兒後，終於如願以償生了個兒子。她在家排行老大，從小就被灌輸“長姐如母”的觀念，她很早就知道父母將來一定會逼迫自己供小弟讀書，給小弟買房。餘子詩高中畢業後，父母就要她去工廠當“廠妹”，以後再嫁個本地人，好拿彩禮給弟弟買房結婚。看不到未來的餘子詩決心離開家鄉，跟老鄉一起以勞務輸出的身份去了泰國，到了泰國後，她又攢錢申請了美國南加州的一所語言學校。
當時，美國移民局對語言學校的國際學生出勤率的要求還不像現在這麽嚴苛，餘子詩就趁著課餘時間到處找工作——學生簽證持有者是不能合法工作的，一旦被移民局發現，雇主會麵臨很大的麻煩，學生也可能被遣返。但無依無靠的餘子詩為了活下去，隻能鋌而走險。聽說華人餐廳有“黑工”可以打，她就打印了厚厚的一遝簡曆去碰運氣，可這個小城市總共就隻有幾家華人餐廳，而且相隔很遠，她每次出門前都得提前研究好線路——小城的公交係統很落後，如果錯過一趟車，就隻能在路邊再等半個鍾頭。
為了顯得和其他找工作的人不一樣，餘子詩還煞有介事地在簡曆裏寫自己曾在泰國擺過地攤，編造了在泰國餐廳打工的經曆。然而，華人餐廳的老板通常都很冷淡，簡曆都不願意翻，也絲毫不會因為“同胞”的身份而多看她一眼。
幾經碰壁後，餘子詩的一個越南同學伸出了援手，說他打工的那家華人餐廳要招服務員，自己可以帶她去試試。
那家餐廳位於本城最大的亞洲超市旁邊，主打菜是台灣鹵肉飯和單人小火鍋，生意火爆。那天下午6點，餘子詩帶著簡曆過去，晚間用餐小高峰剛剛開始。餐廳老板娘是個台灣女人，年近50歲，看上去很有氣質，她沒有看餘子詩的簡曆，也沒有問工作經曆，而是直接拉她進入自己的休息室，說可以把這個工作機會給她：“不過需要免費試用7天，如果通過了考察，就可以在這裏工作了。”
餘子詩心裏一熱，眼淚差點流出來，都沒有問時薪和工作時長，擼起袖子就往大堂走去。餐廳一共有8張桌子，服務員都是亞洲人，2個韓國男生、1個泰國女孩還有那個越南同學。餘子詩學著他們的樣子服務客人，時不時問正在就餐的客人需不需要在火鍋裏加湯，需不需要續杯飲料。廚房鈴聲一響，她就一路小跑，用托盤端起“咕嘟咕嘟”的火鍋，笑著朝顧客走去。
直到深夜12點，店裏的工作才結束。公交車已停運，餘子詩不敢跟老板娘說自己沒有車，怕她覺得自己以後容易遲到。好在老板娘看出了餘子詩的為難，便開車送她回家，還說以後每天晚上都送她回去。餘子詩覺得自己遇到好人了，感激不已，滿心歡喜。
此後，餘子詩每天下午4點放學後就去餐廳打工，忙到深夜12點多是常態。在她試工的最後一天，老板娘召集服務員們開會，表揚了餘子詩的努力，又從包裏拿出50美金獎勵她。在眾人的掌聲中，老板娘突然臉色一變，說餐廳生意越來越難做了，經過慎重考慮，她決定暫時不招新員工，但還是感謝餘子詩的辛苦努力：“以後我會幫你留意附近餐廳的工作機會。”
餘子詩這才明白，自己被這個“和善”的同胞耍了。後來，越南同學告訴餘子詩，說在她之後，老板娘又陸續找來幾個日本留學生“試工”，也是一樣的套路，就是吃準了打黑工的留學生不敢找她的麻煩。
有時候，餘子詩會忍不住細想，那個越南同學是否早就知道了真相，但為了從中獲取“介紹費”，跟老板娘合夥騙了她？但她也懶得深究了，萬一戳穿，怕自己心裏更不好受。
從此，餘子詩對餐飲這行死了心，轉頭去泰國人開的按摩店和越南人開的美甲店碰運氣。她在一家按摩店做前台的時候，偶然認識了磊哥，之後又在磊哥的介紹下，找到了現在Panda
Express接聽訂餐電話的兼職工作。
餘子詩的父親對大女兒在美國的艱難求生一無所知，隻從老鄉那裏聽說餘子詩“心很野，是做大事的人”，就以為她在美國發了財，時不時問她要錢。餘子詩告訴我，她已經鐵了心，“哪怕‘黑’在美國，也絕不會回家”。
知道她這麽多故事，我一時語塞，有些同情她，又不想讓她察覺。我問她，為什麽不找一個正經男朋友結婚？她沒有回答，反而催我快點結婚、申請綠卡——那時候，我的男朋友是美國公民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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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庫克來中國留學，我們在大學裏相識相戀。
夏天的一個傍晚，我和庫克經過大學城的一座天橋時，看到好多人圍在一起，於是也過去湊熱鬧。隻見人群裏，一個挺胸疊肚的中年醉漢正揪著一個女人的頭發，把她往天橋護欄上撞，那女人動彈不得，發出淒厲的叫聲。
圍觀的人看出他們是夫妻倆，不敢上去阻攔，有人拍照，有人指指點點，有人在報警。庫克一個箭步衝上前，扣住了男人的手腕，大吼道：“你居然在街上打女人，你不知道男人不能打女人嗎？有什麽事不能好好說？你打女人算什麽？”
男人定睛一看，有個白人敢拿英語吼他，雖然聽不懂，但還是和庫克扭打了起來。女人被放開了，看到自己老公被打，也開始掐庫克，三人頓時扭打成一團。這時，旁邊看熱鬧的人就更多了。
等到了派出所，警察先表揚了庫克的正義感，接著就問他，明明可以報警，為什麽要選擇當街打人？庫克一聽就憤怒了，問道：“如果警察不能及時趕到，女人被扔下天橋怎麽辦？”
警察無言以對，隻好說這是人家夫妻倆的家事：“你看你本來好心幫忙，結果卻被‘男女混合雙打’，多不好。”
庫克更氣了，認為警察在為家暴男說話，於是他們爆發了激烈的爭吵，糾纏了半天。
那時，中國正在打擊“三非”外國人（非法入境，非法就業，非法居留），庫克因“尋釁滋事”被拘留了3天，學生簽證也被吊銷了，因此隻能返回美國。我之前就有去美國讀研究生的計劃，所以庫克回國後，我也很快來到了南加州的這座小城。
到了美國之後，我才發現庫克吸食大麻。這讓我感到十分痛苦，那時的我還沒有足夠的智慧，總覺得自己為了他從太平洋的另一端飛過來，他就應該聽我的話，戒掉大麻。但庫克不肯，我們幾乎每天都在電話裏吵架。庫克向我求婚，我還是以“戒掉大麻”作為前提條件，結果，我們又開始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拉鋸戰。
餘子詩得知此事，罵我“死腦筋”，說完全可以先把綠卡拿到手，後邊不開心還可以離婚，“我還巴不得有美國公民向我求婚呢！”
我有精神潔癖，覺得為了一張綠卡就把自己搭進一個有問題的婚姻是愚蠢的。可餘子詩說，小毅和磊哥也覺得我很傻，小毅說我是“讀死書讀成了個蠢包，放在眼前的綠卡都不知道伸手拿”。大廚聽了這話，開玩笑說他可以給庫克一筆錢，以同性戀的名義結婚，這樣他就不用因為沒有身份在這家餐館拿著比法定最低工資還要低的薪水了。
當年，大廚來美國辦的是旅遊簽證，他赴美之前就聯係上了一個老鄉——餐廳的老板，敲定了工作。過了海關後，他立刻撕毀了自己的中國護照，徹底“黑”在了美國。可是，美國於他，並不是想象中的那般美好——每月，他隻能休息一天，每天要從早8點忙到晚上11點以後，沒有客人點餐的時候，還得負責洗菜、切菜。因為沒有“身份”，他也不可能有銀行卡，老板每月隻給他發3500美金現金，他再托人通過“西聯”給國內的妻兒匯3000美金。
後來，我再去Panda
Express吃飯，磊哥也加入了“遊說陣營”。他說他相信我有“美國夢”，“在美國不用吸霧霾，不用拚盡全力做房奴，更不用嘔心瀝血為孩子爭一個相對不錯的學區。而且美國除了醫療消費以外，其他的消費都很劃算……”得知我和庫克關係緊張後，他也勸我不妨先答應結婚，等永久綠卡到手之後再離，然後再找他這樣需要綠卡的人結婚，“一次收他個10萬刀，比在國內老老實實工作劃算多了”。
我說婚姻是神聖的，我隻和合適的人結婚，並希望這段婚姻能永遠走下去。磊哥見我不開竅，又湊到我耳邊，壓低聲音說，小毅正在和一個越南女孩“談戀愛”，餘子詩得知此事後，忿忿不平，覺得小毅這是“便宜了外人也不便宜自己的同胞”。
其實，小毅這麽做也有自己的盤算，他覺得跟自己“結婚”的越南姑娘低眉順眼的，不像餘子詩性格那麽“虎”。再說，餘子詩是同胞，讓她承擔兩個人的生活費，他有點不好下手。
我仍說，我知道美國有美國的好，可還是不想為了一張綠卡和有問題的人結婚又離婚：“我寧願找一個能和我白頭偕老的人，一起在中國吸霧霾。”
磊哥愣了一下，搖搖頭，歎了口氣。
據磊哥講，Panda
Express餐廳裏是有一條“鄙視鏈”的：老板靠老板娘獲得了身份，因此老板娘處處壓著老板一頭；老板看不起通過歪門邪道獲得綠卡的小毅；小毅看不起衣著寒酸的大廚；大廚有技術傍身，看不起做雜活的磊哥和“釣魚”的餘子詩；餘子詩和磊哥又看不起傲慢的小毅和英文單詞都不會說的大廚。
而他們，集體鄙視我的幼稚和清高。
磊哥是東北人，也是小毅的發小。他聽說小毅在美國混得風生水起，非常羨慕，大學畢業後就申請了美國的一所“野雞大學”，通過學生簽證來到了大洋彼岸。
從“野雞大學”畢業後，磊哥發現自己根本沒有能力找到一份像樣的工作，更沒辦法拿到工作簽證。在小毅的介紹下，隻有學生簽證的他才有機會來Panda
Express打黑工——在美國，亞洲人開的餐廳基本都有學生和“黑”在美國的人非法就業，華人老板膽大，他們開的餐廳更是打黑工的重災區，但並不是什麽人都可以去。
送餐員磊哥和小毅是沒有底薪的，全靠小費過活。好在餐廳不遠處的海軍基地住著很多大兵，他們酷愛中餐，小費也給得闊綽。
每天一大早，磊哥就來到店裏，先把可樂機加滿冰，再和大廚一起把圓白菜切成細絲。午間用餐高峰期，老板娘負責收銀，磊哥就和老板一起給客人盛飯盛菜。忙完已是下午3點，磊哥就從沒有賣完的食物裏隨便盛一碗吃——左宗棠雞、egg
drop
soup可以隨便吃，但價貴的大蔥炒羊肉和椰子蝦是萬萬碰不得的。一次，磊哥實在饞不過，夾了兩隻椰子蝦，轉頭就看到老板娘正板著臉盯著他。吃完午飯，終於可以短暫地休息了，可老板娘總是把一大袋子土豆放在磊哥麵前——不消說，磊哥很多次的lunch
break就在削土豆中度過了。
平時，老板娘對誰都一臉笑，看上去是個開朗的人，實際上很會算計。美國勞動法規定，員工如果單日工作量超過12小時，超過的時間應該付雙倍工資，而且員工有權拒絕工作時長超過8小時。但老板娘對此嗤之以鼻，經常麵帶微笑地叫大家加班、幫忙打烊，卻絲毫不提加班費的事。她總拿賣剩下的菜打發人，還要把椰子蝦提前挑出來留給老板。
到了聖誕節前後，南加州的天氣不再溫和，磊哥不習慣喝冰水，就從大廚那裏學到一招，接杯冰水放進微波爐裏轉幾圈再喝。一天，他接了杯冰水，發現微波爐的電源不知何時被拔掉了……而這樣的小事，舉不勝舉。
磊哥說，他時常會體會到寄人籬下的感覺，覺得自己就像舊社會的長工。他怕自己一輩子藏身於一個小餐廳內受人剝削，自己好歹是個學IT的大學生，卻被目不識丁的廚子鄙視，但一想到自己在老家是被父母誇耀的對象，就又咬咬牙，挺過一天天艱難的日子。
4
2014年，我與庫克已經分手。研究生畢業後，我讓國內的老朋友給我推薦了一份工作，一切安排妥當後，我去Panda
Express吃了最後一頓“中餐”，順帶跟老朋友們告別。
當時，小毅已經在聯係朋友做“見證人”，準備和越南姑娘申請結婚。餘子詩不在，聽說她又陪一個白人大叔旅遊去了。我跟老板夫婦和大廚客套了幾句就準備離開，可磊哥堅持要我去隔壁的Coffee
Beans跟他再坐一會兒。
一坐下，磊哥就說，他羨慕我的灑脫和真實，“可惜我自從踏上了這片土地，灑脫和真實就已經不屬於我了”。他說他實在受夠了在Panda
Express的打黑工的生活，“起得比雞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豬還差”，還要忍受老板娘“比鬼還難看的臉色”。有時候，他也想幹脆回國算了，好歹還有穩定的生活，但這個想法往往還沒有成形，對未來的恐懼就後來者居上了。
一想到回國就要麵對父母的失望、周遭人的恥笑，以及高房價，磊哥就又覺得還是美國好，畢竟中年人不買房也不影響子女入學，相比起收入，物價也低。他一直在偷偷觀察大廚炒菜，發現美式中餐簡單得不能再簡單：葷菜無外乎加酸甜醬和番茄醬，炒麵炒飯就是往裏下入玉米粒罐頭和豌豆罐頭以及紅蘿卜丁——或許再咬咬牙、堅持住，自己有朝一日也可以開一家餐廳。
離別時，我擁抱了磊哥，對他說：“你也有選擇真實灑脫的自由，你還有機會。”
磊哥沒說話，把我抱得更緊了些：“我一定會離開這個地方，開自己的餐廳。”
回國後，我在廣州一家培訓機構的國際部任職，每日的勞碌以及和學生的鬥智鬥勇都讓我感覺踏實，美國的一切似乎都與我漸行漸遠。
我時常翻看磊哥和餘子詩的朋友圈，有時打開對話框，卻又不知該說些什麽。通過朋友圈，我知道磊哥依然在那家“野雞學校”掛著留學生的身份，還在給Panda
Express打雜送餐。餘子詩的朋友圈跟她的Facebook主頁截然不同，她規規矩矩地做代購，每日更新奢侈品打折的信息。
我工作剛滿一年的時候，磊哥忽然發來微信問我借錢，我問他要多少，他說有多少要多少。我心裏一驚，打語音電話跟他聊。磊哥說，自己被騙婚了。
那年過年，磊哥請了幾天假，買了機票去紐約玩。在洛杉磯飛往紐約的飛機上，他認識了坐他旁邊的中國姑娘。姑娘跟他一樣，也是國內本科畢業就來到美國，幾經輾轉，在紐約開了一家小小的美甲店。
磊哥眼前一亮，覺得找到了知己，一路聊起剛來美國時的艱辛，以及在華人餐廳吃過的暗虧。兩人越聊越投機，一下飛機，就互加微信。磊哥忽然覺得紐約的冬天不冷了，用他的話說，“第一次覺得就算在異國他鄉，心裏也老樂了”。
接下來的一年，磊哥除了送外賣時不能看手機，其他時間要麽在和這個姑娘聊天，要麽就飛往紐約去看她。戀情穩定後，姑娘告訴磊哥，她和一個白人女同性戀在拉斯維加斯領了結婚證，拿到了綠卡，她們約定過段時間辦離婚。姑娘還暗示磊哥，說她的綠卡可是花大價錢買來的，磊哥當即表示，以後結婚了，他也會像熱戀期那樣寵愛老婆。聽多了肉麻話的老板娘打趣說，磊哥這次怕是要“躺著就把綠卡拿了”。
我問磊哥，借錢是不是要給那姑娘、好跟她結婚？結果磊哥沉默半晌，說：“滾犢子吧，那女的就是個騙子，她騙了我12萬美金。”
具體的細節磊哥不肯說，隻說自己不敢報警，怕警察追究起來發現他在Panda
Express打黑工。他怕自己被遣返，更怕給老板夫婦帶來麻煩，“老板夫婦也是花了老多心血在這家餐廳上了”。
然而，老板夫婦並沒有考慮這麽多，他們從小毅那裏聽說磊哥被騙，私下一合計，怕磊哥報警會給自己帶來麻煩，就趕緊把他給解雇了。於是，幾乎身無分文、居無定所的磊哥隻能在中國朋友那裏輪流居住。
恰在這時，磊哥的父親突發腦中風，想讓兒子回國一趟，話裏話外還催著他結婚。磊哥怕回了國就再也不能去美國，也怕父母得知他的窘境，就謊稱自己找到了大學助教的職位走不開。之後，他到處借錢打給父母，想讓他們覺得自己在美國掙了不少“綠票子”。
那時候，我手頭也不寬裕，但還是把為數不多的積蓄打了過去，隻給自己留了2000元。在以後的日子裏，磊哥很少發朋友圈了，我幾次發信息給他，也不見回複，我甚至以為他想不開，尋短見了。
到了2016年的聖誕節，磊哥突然打語音電話跟我聊天，說自己已經畢業了，申請到了OPT。（OPT是F1簽證持有者在畢業以後申請的專業實習期，為期1年，申請到OPT後，可以尋找所學專業相關領域的單位實習，拿到移民局發放的工作授權證書後，才可以全職上班。）
那時，他已經離開了南加州的那座小城，他通過2個月的培訓學習和3門考試，在洛杉磯的一家賭場裏做起了發牌官。他原以為發牌官福利高、小費多，還不用出力幹活，沒想到並非如此。
他工作的那家賭場裏亞洲人最多。韓國人跟“老墨”一樣，是出了名的吝嗇，經常為一點點小費跟他糾纏；日本人倒是禮貌溫和且安靜，每句話都帶“please”，但給的小費卻不多。近些年，來賭場的中國老年團增多，他們看到發牌官裏居然有中國人，就有點“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思，總是到磊哥那一桌玩，還把為數不多的小費塞到他手裏。
在賭場工作，免不了上“大夜班”（淩晨2點到早上10點），磊哥發現自己下班以後總是難以入眠。長期上夜班就很難有正常的社交，可是，除了發牌和送餐外，磊哥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些什麽，因此十分迷茫。
磊哥說，他時常覺得難受，洛杉磯那麽大，卻沒有知心好友；朋友那麽多，卻沒有時間跟他們喝酒擼串。自己明明有女朋友，卻總覺得她“遠在天邊”——那時，磊哥又和一個華僑女孩談起了戀愛，女孩在旅遊公司工作，經常帶國內的團遊遍整個加州。兩個人的工作性質決定了相處時間極為有限，磊哥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和女友結婚。他是家中獨子，父母早些年還不怎麽過問他的婚事，現在已經“明晃晃地催婚了”。這都使他覺得更加孤獨——再看看小毅，人家早就和越南女孩結了婚，還發展出了愛情，連孩子都生了，那個孩子生下來就可以拿“綠本本”（美國護照），磊哥愈發覺得自己就要“完犢子”了。
我問磊哥，當初怎麽沒有聽小毅的建議謊稱自己受到迫害申請政治庇護？磊哥歎了口氣：“那時候還是too young too
simple，覺得不能因為一張綠卡就出賣自己的國家。我後來不是沒有後悔過，覺得原則和信義不值錢，反而是鑽空子的人最吃得開。”不過，他又話鋒一轉，說自己已經想通了，那些靠撒謊獲利的人，其實也是吃虧的，因為他們讓別人知道自己不可信，等於是失去了別人的尊重。“當然了，在他們看來，什麽尊重不尊重的，哪有綠卡那麽實在。”
見磊哥沒有掛電話的意思，我就沒話找話問起了餘子詩的近況，磊哥說餘子詩已經順利“染綠”（拿到綠卡的戲稱），各種緣由不用說，我也該懂。磊哥問我過得好不好，我說自己已經開始相親了，工作也做得不錯，還得了國際部的“傑出貢獻獎”。
聊完這些，我忽然陷入了一種尷尬的沉默，不知接下來該問些什麽。經過工作的“洗禮”，我明白每個人都是在按自己覺得對的方式生活著，我早已沒有了當初麵對餘子詩時的道德優越感，開始為餘子詩“染綠”而高興，心裏卻有些失落。
磊哥說，他在美國已經蹉跎了5年，IT專業出身的他，早已沒有了歸途。而我再也無法像當年一樣抱住他，跟他說“你還有機會選擇真實和瀟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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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美國爆發新冠疫情，磊哥跟我說，他飛累了，想回家了。我問他怎麽忽然就想回來了，他說他父親年前再一次腦中風，他母親每天在家和醫院兩頭跑，很受罪。跟病床前的母親視頻時，磊哥忽然發現，自己在外漂泊多年，父母從沒有跟他索取過什麽，自己這麽些年都是為了一個虛無縹緲的夢活著，現在夢已經實現，卻發現自己始終是個異鄉人。
我問“夢已經實現”是什麽意思，磊哥笑我明知故問。我索性打破砂鍋問到底，問他怎麽拿到的綠卡。磊哥不置可否，“就那樣拿到的唄”。我看他不想說，也不好意思再問“就那樣”到底是“哪樣”。
我好奇地問磊哥，他到時候是自己回來還是一家人回來，他說他還是一個人，要我不要笑話他這麽多年後依然兩手空空。磊哥說，餘子詩結婚後就和他斷了聯係，他偶爾和小毅一家視頻聊天，聽小毅說，Panda
Express的大廚都回國好幾年了。
關於回國後的打算，磊哥說，自己已經不可能進入IT行業了，國內生意也不好做，他準備先做個滴滴司機，穩定下來，“以後的事以後再說”。
我問磊哥，在美國漂泊這些年，最後還是選擇回來，會不會舍不得千辛萬苦拿到手的綠卡。磊哥沉吟半晌，笑著說：“想明白了，我現在瀟灑不起來，但是我可以選擇真實。”
作者 嵐鬆 一個熱愛文字的英語老師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旅美華人自述：為了一張綠卡，我們選擇了不同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