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查冊成為被告的《鏗鏘集》編導蔡玉玲。攝：陳焯煇/端傳媒
香港電台《鏗鏘集》編導蔡玉玲今天再一次走上被告席。4月22日下午，香港法院裁定她兩項虛假陳述罪名成立，指出蔡玉玲申請車輛資料用作采訪及報道，並非與“其他交通及運輸事宜”有關的用途，屬虛假陳述。
主任裁判官指出，“被告人是否本著良好的動機索取資料並非重要……即使運輸署提供的三個選項均不適用，申請人也不能夠作出虛假陳述。”裁判官指出，被告查資料是為了采訪報導公眾關注之事，同時沒有證據顯示車主受到實際影響，但強調此後被告應該“以正確方式獲取資料”，最終處以罰款6000港元。
在香港，查冊是記者和不同專業人士常使用的、查閱公開資料的方式。至今，蔡玉玲是第一名因查車牌資料而被政府控告並罪成的記者。今日裁決一出，社會一片嘩然，
蔡玉玲罪成，這意味著香港記者此後查冊很大可能違法，調查報導難以進行，傳媒的調查權和公眾知情權將受到傷害。
判決一出，蔡玉玲以紙巾拭淚，公眾席上的退休新聞工作者和市民不斷傳出“嚇？”的詫異聲音。庭審完結之際，蔡玉玲與律師團隊擁抱後步出法庭，眾記者及旁聽人士在庭外拍手向她致意，人們高喊“采訪無罪”、“查冊無罪”，她沿路淚流不止。
庭後，蔡玉玲對記者說：“今天法院可以判決我刑責，但我不認為自己有罪，我亦覺得做調查新聞無罪、查冊無罪、捍衛新聞自由無罪。我認為我繼續做新聞，會是我對今次判決最好的答案。”她補充：“這兩年，我能夠用鏗鏘集編導身分做7.21兩個報導，是我的驕傲，我引以為傲。”
37歲的蔡玉玲是香港資深記者、編導。她自2007年加入香港電台（港台），製作視頻報導為主，曾製作《香港故事》、《窮富翁大作戰》等特寫節目，2012年起擔任《鏗鏘集》編導，也曾任港台工會主席。2012至2013年間，港台恢複招聘公務員時，蔡玉玲成功考上，後來轉職至主力調查報導的新聞通訊社“傳真社”。被捕時，蔡玉玲是自由身記者，也是港台的合約記者，以外判形式，為港台《鏗鏘集》製作報導。
入行14年後，記者從時局漩渦的旁觀者，成為湍急水流中的主角。去年11月3日，她因製作《鏗鏘集：7.21誰主真相》專題，使用查冊方式調查車牌車主，警方指她涉違《道路及交通條例》將其拘捕。她被控以兩項虛假陳述罪，最高可處罰款5000港元和監禁6個月。3月24日，她就兩項控罪，在庭上表示“不認罪”。
被捕後，蔡玉玲的港台職務被暫停，香港紛亂加劇，她所供職10年以上的港台，近來也迎來極大震蕩。過去5個月，端傳媒持續跟訪，紀錄一名記者被告後的經曆和思考。
這半年間，別人都說蔡玉玲瘦下來了。她早睡早起，勤做運動，健康飲食。她在家中電腦前埋首調查線索，餐桌上放著一本漢娜．鄂蘭旁聽納粹戰犯審判後、寫下的《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目前身邊再沒有拍攝夥伴，她一個人去跑法庭新聞。“如常生活，”被控告後，她總是對自己說。
“我隻是想做新聞，想做到最好”
蔡玉玲臉書上的背景圖，是美國新聞博物館的石碑相片，石碑上刻道：THE FREE PRESS IS A CORNERSTONE
OF DEMOCRACY（新聞自由是民主的基石）。
在好友眼中，她包包臉，親和力十足，被暱稱為“阿包”。做起新聞，她非常執著，在行家眼中是充滿“記者魂”的人物。
等待自己案件開庭的數月中，蔡玉玲常常身穿黑色簡便衫褲、一雙白波鞋，背上印有Hongkonger的湖水綠背囊，旁聽反修例運動的庭審。在庭外，每當有所動靜，她便趨前探頭，亮出手機拍攝。在庭內，47人案中的黃碧雲獲高等法院批準保釋，她馬上在Facebook發布即時消息。此後，她又轉戰旁聽721元朗白衣人襲擊事件的庭審。
她自小在元朗生活長大，當證人提到元朗的橫街窄巷，她腦海馬上就能浮現具體位置。出身基層家庭，父親是建築業三行工人、母親是全職主婦。小時候，母親會煮好大盤蜜瓜西米露入碗、待涼，蔡玉玲跟兄弟姊妹就要幫忙到超級市場買冰塊倒進碗裏，推車到粉嶺地盤賣，8至10港元一碗，“很多地盤工人會糖水加蛋，可能很餓吧。”
蔡玉玲說，小時候對社會認識不多，也說不清自己為何想做記者。家裏清貧，零用不多，她常到圖書館看武俠小說、推理小說。年紀稍長，便追看無線電視的新聞節目和港台的《鏗鏘集》。《鏗鏘集》是港台老牌的新聞紀錄片電視節目，它啟播於1978年，每星期以約30分鍾，報導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福利、中國人權等各類重要議題，多年來獲獎無數。
有一次看非牟利組織融樂會創辦人王惠芬幫助少數族裔的故事，她在家中邊看影片邊哭。
“你會知道有群人在社會上是有需要的人，或是沒有特權的人。做記者好像可以幫到他們，不知道為何有這樣的感覺。”她說，約中五開始，自己萌生做記者的念頭。後來她入讀新聞係。
2005年，剛大學畢業的蔡玉玲入職無線電視做節目助理，做綜藝節目，薪金很低，僅有7500港元。兩年後，她加入港台，做特寫節目為主，2012年左右開始做《鏗鏘集》。《鏗鏘集》不算主力做調查報導，蔡玉玲試過參與一兩次調查，開始對調查新聞產生興趣。
2016年，香港的調查性新聞通訊社“傳真社”開始運作。當時的蔡玉玲正身兼工會事務，對香港新聞前景走下坡有很深感受，她一直在想，未來要走怎樣的職業方向。“30多歲，難道我要繼續做十幾年公務員？我覺得還有很多事情未識，不如跳出舒適圈學習吧。”那年，她辭別港台公務員的鐵飯碗，跳入傳真社學習做調查報導。
至今，蔡玉玲製作的專題涵蓋不同題材，包括政治選舉、社會運動及六四周年，也有越南難民等故事。她曆年獲獎無數，獎項堆在家中高處。
坐在家中，蔡玉玲向記者回想自己被捕當天，“4、5個警察就站在你們坐的位置附近。”11月3日，她被捕後獨自在監獄內的女倉等候時，觀察著羈押倉的細節：隔壁倉的男人因何事被捕、誰人是非法入境者、毛毯是怎麽樣的。
“以前我做新聞工作隻是聆聽受訪者說被捕經曆，但始終不會說得很仔細，也不是自己親身經曆的事，”她說，“那一次，我突然變成親曆其境的人。”
獲釋後，蔡玉玲馬上想著要怎樣對外向媒體、向公眾交代情況。她不希望外界覺得被捕的記者表現虛怯。朋友愛叫她作“理性包”、“邏輯包”，她形容自己被捕當下是“出奇地冷靜”。
事發後一星期，她的母親幾乎每晚都打給她。媽媽是泰籍人，早些日子，曾提及不如這件事完了，搬到泰國居住。“媽媽的關心不易察覺（subtle），不懂得說很動人的話，”蔡玉玲說，“如果整件事中我對一個人有虧欠，那一定是她。”至於目前在安老院居住的爸爸，她不時帶大蕉和砂糖桔去探望，但從沒告訴他自己被捕的事情，“他不知道是一種幸福。”
獲釋當晚，許多非值班的記者特意去等蔡玉玲。有些人不顧鏡頭與她擁抱，有人沒有上前，隻是靜靜站一旁。蔡玉玲想，“身處其中的人不一定是最痛苦，反而在旁邊愛莫能助的人，他們反而有些情緒是無處釋放的。”
“
我想他們也愧疚。對他們來說，是大家一起做的報導，但有事時為何由我一人承擔？”在這動輒得咎的高壓時勢，她說，“與我前行不是想像中容易，不如其他人所想般廉價。”
那晚，認識多年的港台前署理副廣播處長陳敏娟上前拍了拍她的肩膀，說道：“你是優秀的記者。”蔡玉玲的淚水當場炸開，“用優秀形容我是過譽的；我也有不優秀的時候。或許她的話是一種認同及肯定，令你知道這件事上我隻是想做新聞，想做到最好，我是沒有錯的。”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犯人欄裏的記者蔡玉玲：每個人都可能被推上這個位置